书院的精神命脉何以传承？

作者：邓洪波

来源：节选自《传承书院的精神命脉——访岳麓书院邓洪波教授》，李勇刚著

时间：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六月廿七日壬申

            耶稣2018年8月8日

放眼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书院，今日仍然能够在高等教育中发挥作用者已不多见，而岳麓则是其中翘楚。从“岳麓书院修复办公室”，到“岳麓书院研究室”，到“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最后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一步一步地，湖湘人以特有的实干精神，把“岳麓书院”四个字后面的尾巴去掉，让“千年学府”得以“弦歌不绝”。今天，作为湖南大学下属的办学机构，岳麓书院面向全球招生，还成立了带有“国”字头的中国书院博物馆、中国书院研究中心。

身在岳麓研究岳麓，邓洪波教授无疑是幸福的。数十年的岁月里，在岳麓书院红墙青瓦的胜利斋之中，他以岳麓书院本身为研究对象，进而对历史上中国与东亚的书院历史展开全面研究，撰写出一部部皇皇巨著，饮誉学界。“邓书院”的名声，实非虚传。

作为学者，邓教授没有想象中的严肃与拘谨，随和的笑容如和煦的春日；作为研究书院的学者，邓教授对书院传承的儒家义理有着深深的服膺，认为儒家伦常含有合理的人性。多年前，邓教授的父亲不幸患上间歇性的癫狂症与抑郁症，作为那一代人中少见的独生子，多年来他一直尽心尽力地伺侯生病的父亲。

岳麓书院的学规，第一条是“时常省问父母”。岳麓这位邓教授，做得到位。

邓洪波教授

精研书院数十载

《学习博览》：邓教授，你在岳麓书院工作多年，最初怎样与岳麓结缘的呢？

邓洪波：1983年，岳麓书院修复，征集相关资料，涉及到宋代。我当时在湘潭大学读大三，正好对宋史很感兴趣，写了一篇关于宋代书院的文章。指导老师是国立湖南大学毕业的，觉得文章还不错，就让我再写一篇关于宋代岳麓书院的论文。论文解决了以前争执不休的几个问题，拿去参加全国性的首次书院研讨会——我作为唯一的在校本科生参会。1984年大学毕业，我就到湖南大学工作。

《学习博览》：潜心研究书院史三十余年，你对书院的历史有怎样的总体认知？

邓洪波：书院在源头上可以分为官、民两条线：官方的源头是整理典籍的文化机构，最初是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民间的源头则是私人治学的书斋，人们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聚集在一起。书院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与激荡，而技术背景则是印刷技术的出现。围绕着书，书院开展了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从唐代到清代，绵延1200多年，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区，数量在7500所以上。书院培植了学风士气、民俗风情，也为养成国民的思维习惯和伦常观念做出重要贡献。从明代开始，书院传到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欧美地区。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书院还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遗憾的是，1901年光绪皇帝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不过，书院仍然贯通在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之中。

“学达性天”是清康熙皇帝为表彰书院对传承理学，培养人才的贡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御赐给岳麓书院等处的匾额。

“谁谓潇湘？兹为洙泗”

《学习博览》：众多书院之中，岳麓书院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遥想千年之前，它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呢？

邓洪波：岳麓书院在潭州（今长沙市）岳麓山抱黄洞下。唐末五代的时候，湖南被视为贬谪之地，文教十分落后，习俗暴躁凶狠。有个叫智璇的僧人，希望用儒家之道改变这一状况，就给士人提供场所和经籍，逐渐形成略具规模的教育场所。

976年，潭州知州朱洞和通判孙逢吉接管智璇设立的办学设施，扩充规模，增置图书，正式创建岳麓书院。五六年之间，教化初见成效。1001年，时任潭州知州李允则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典籍，奠定岳麓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部分构成的基本规制，于是“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心”。当时诗人王禹偁赞叹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曾经落后的荆蛮之地，有了欲与孔孟之乡的洙泗、邹鲁试比高的自信心。潭州从此有了“潇湘洙泗”的美名。

《学习博览》：此时的岳麓书院，只是初步奠定了基础，离“天下书院之首”，还有很远的距离吧。

邓洪波：真正使岳麓书院享誉天下的，是它已知的首任山长周式。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学问和品行都很好。在他之前，学生只有60多人。但他一主持，众望所归，一下子来了几百学生。周式请示潭州知州刘师道再度扩建书院。当时，赵宋王朝立国已经五十年，但对各地割据政权连年用兵，北方有强辽压境，统治者无心也无力于文教。宋初八十余年间，官学只勉强维持国子监与太学，地方学校系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这极不适应海内承平、文风日起的社会形势。因此，政府不得不仰仗日渐兴起的民间办学力量。周式数年之间在岳麓书院聚集起数百名学生，正好可以树立为榜样。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见周式，拜其为国子监主簿，给了这个普通的书院山长以极高的礼遇。但周式心系岳麓，执意回去教学。宋真宗没有办法，就赐给他对衣鞍马、内府秘籍及御书“岳麓书院”匾额，还有当时的“高新科技产品”——雕版印刷九经。岳麓书院一下子天下闻名，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完全确立起来。周式治理下的岳麓书院，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当时的欧洲，还在黑暗的中世纪中摸索，类似的学校模式三四百年以后才在欧洲出现。

王震书“潇湘洙泗”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

“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

《学习博览》：在岳麓书院的历史上，“朱张会讲”可谓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可以与朱陆的鹅湖之会相媲美。你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邓洪波：张栻是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的得意门生，是胡宏之后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岳麓书院毁于战火。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岳麓书院，即聘请张栻主讲其间。张栻发扬胡宏之学，反对仅为科举利禄、仅习言语文辞之工的学习风气，提倡经世致用。一时间，“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岳麓书院逐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

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的好朋友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骑着马来到岳麓书院，“朱张会讲”由此开始。会讲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并往来于善化（今长沙）城南、衡山南轩二书院，以“中和”为主题，涉及到太极、乾坤、心性等理学问题，持续两月有余。讨论非常热烈，仅论中庸之义就“三日夜而不能合”。

全国最有名的两位学者会聚岳麓，就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这是难得的盛事，慕名云集的生徒超过千人，以致时谚说：“道林（寺）三百众，（岳麓）书院一千徒”——道林寺是位于岳麓山东麓的寺庙，僧人非常多。会讲之时，“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好多人骑着马、带着书童来听课，马把门前两口池塘的水一下子就喝干了，造成宋朝当年的“大油荒”。

岳麓书院朱张会讲首开书院会讲、自由讲学之风，比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还早了八年。二十八年之后的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以湖南安抚使身份再到岳麓讲学，可惜此时张栻已经去世，朱熹就将张栻的文集整理并刊行。朱张之学同出北宋的二程，加上讲学活动，朱张之学就成为岳麓书院的学统。这个学统既是地方性的，也随着程朱理学被尊为官学而上升到国家层面。元代理学家吴澄说：“自此以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朱张之后，岳麓书院变成湖湘学人的精神象征。就像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天安门从此就变成一个象征。

公元1167年，岳麓书院山长张栻邀请南方理学大家朱熹来到岳麓书院讲学。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出发到湖南长沙与张栻一起讨论理学，史称“朱张会讲”。

《学习博览》：岳麓书院对于湖湘的士风影响颇深，可否举个具体例子谈谈？

邓洪波：宋末，蒙元军队围攻潭州城。围城之前，岳麓书院山长尹谷率领书院学生撤退到城内州学，坚持读书，不废学业。激战之时，师生们毅然放下书本，拿起武器，与军民一起登城共守。城破，岳麓诸生数百人，绝大部分舍生取义。尹谷举家自焚，以身殉国。岳麓书院在这场战争中化为废墟，过了十年才恢复。可见，书院所倡导的理学的普遍原则，已经达到改变民风士气的深度。

在历史上，由于战争的破坏，岳麓书院曾经数度兴废，其间间隔甚至长达六十多年。然而，形式上可能断几十年，精神命脉却不会断绝。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