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成人的通释和新解

作者：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初三日丁丑

          耶稣2018年8月13日

第一届世界哲学大会1900年在巴黎召开，引领当时思潮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曾担任国际联盟设在巴黎的“国际知识文化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席。将近120年来，世界哲学大会努力实现人类心灵共同体的理想性，见证了从世界大战到经济全球化、从西方哲学单极化到世界各国哲学多元化的巨大变化。就其目标和性质而言，把世界哲学大会称为思想界的奥林匹克赛会，或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奥林匹克比赛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各国运动员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争当世界冠军，而世界哲学大会的精神不是竞争，没有“世界冠军”。如果现在世界哲学大会也需要一个口号，我想应是“更多样，更和睦，更美好”。上一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希腊举行，本届转移到中国。哲学界有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认为人类文明的突破发生在“轴心时代”，中国地处东边，希腊处于西端，按照这个说法，不妨把世界哲学大会想象为横亘在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一座桥梁。本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词“学以成人”是一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话题，早在“轴心时代”，孔子和苏格拉底就全面而深入地讨论了这个话题。

一

《论语》中的“学”有多层含义，从哲学的观点看，孔子论学可被分析为循序渐进五个阶段。先是初学阶段，《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的“学”“习”指经常温习夫子的教诲，在熟记消化前人知识的基础上“举一反三”“温故知新”。第二阶段的“学”，指不但对外物“多识”而能“一以贯之”，更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孔子对同时代沽名钓誉的学风感到失望，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解释说，“为己之学”是“君子之学”，“美其身”“一可以为法则”，而“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为满足他人胃口甘当“禽犊”。用现在话来说，“君子之学”升华自身，以自律为普遍的行动准则；而“小人之学”媚俗取宠，骗取名利。这些思想堪与康德的道德哲学相媲美，而孔子进一步提出更高要求。孔子有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向他人学什么呢？孔子接着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第三阶段的“从善之学”是向他人学习，他人的好处要效仿，他人的不好之处要引以为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学”的第四阶段是“成人”之学。孔子列举的“成人”品格包括“知”“不欲”“勇”“艺”和“文”，“成人”的行动准则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皇侃注曰：“久要，旧约也。平生者，少年时也。”），恪守年少时的志向和承诺，终生不渝，“亦可以为成人矣”。就是说，“成人”不等于“成年人”，而是成熟的、完全的人格。“学”的最高阶段是“修己安人”，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连尧舜也不能做到，但仁人志士不妨而且应该把“内圣外王”作为理想来追求。

在“学”和“人格”等话题上，苏格拉底和孔子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在不同层次上谈论爱智慧。一是，自然城邦护卫者的学习好比猎犬的训练，“爱学习和爱智慧是一回事”，这相当于孔子所说“不亦说乎”的初学。二是，在灵魂中，爱智慧是理性控制欲望和激情的节制，以及指导灵魂各部分和谐状态的正义，这相当于“为己之学”。三是，在正义城邦中，爱智慧是立法者、辅助者和生产者各司其职，或用中国经典的话来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各司其职而竞相为善的正义，相当于“从善之学”。四是，哲学家爱智慧是爱真理，爱美本身，爱善本身，本性爱智慧的人成为哲学家，经历了艰难曲折、上下求索的学习过程，最后实现了少时天赋，成为“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的完人，这相当于“成人之学”。五是，苏格拉底问道：“难道不是只能把国家托付给这样的人吗？”由此得出“哲学家王”的结论。苏格拉底知道，他的结论只是一个理想，“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有关系，反正他只有在这种城邦里才能参与政治”。不能不看到这个理想与“内圣外王”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处。

孔子和苏格拉底当然有很多差异，我们之所以强调他们的对应和趋同之处，是为了以两人为例说明，无论孔子格言式的教诲还是苏格拉底戏剧式的对话，都属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世界哲学的原初形态，他们的智慧是人类思想的宝贵资源。诚如黑格尔所说：“每个人都是他的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在“轴心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君子”或“爱智者”只是少数精英或绅士，但古今中外哲学家们提倡精深学问，致力于塑造人格尊严的认识和实践，在历史长河中如同涓涓清流，不绝如缕，当人类社会发展到生产发达、科学昌明、人心思变的时代，便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17-18世纪，孔子的“成人之学”传播到西方，“孔夫子学”成为中国思想的标记，在西方风靡一时，为方兴未艾的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根源。西方的“中国之友”借助中国古代人文道德批判压抑人性的神权统治，用变易通达的历史观取代神学命定论。西方人本主义的启蒙哲学原本得益于中国传统思想，然而，它不久就遗忘了中西会通的源头活水，走向“欧洲中心论”。

二

马克思首先突破了西方的狭隘境域，不但预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方向，而且展示世界哲学的前景。马克思在1842年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马克思所说的“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指哲学史上一个个独立的体系，哲学体系无谓的相互攻击陷入哲学危机，“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把哲学史研究转型为引领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先进文化的“活的灵魂”，为哲学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虽然马克思实现了西方哲学史的根本变革，但西方哲学与东方各国哲学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发展，却是一个难题。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为解决这个难题做出示范性的努力。胡适、冯友兰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和理论，创立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而中国哲学史被确立为世界性学科，戳穿了“中国古代无哲学”的神话，又反过来为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有没有中国哲学史这一参照系，研究和理解西方哲学的结果大不一样。冯友兰在“人生境界”的意义上谈论中国哲学的贡献。他说：“哲学的功用是训练人成为完人，完人的最高成就，是与宇宙合一。”“完人”即孔子所谓的“成人”；冯友兰亦承认，“与宇宙合一”不必是“神秘主义”的圣人境界，而是“在日常生活之内实现最高的价值，还加上经过否定理性以‘越过界限’的方法”。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越过界限”，就是要突破自我，向他者学习，既要突破哲学史上独立体系的界限，向其他哲学体系学习；也要突破自身文化的界限，向其他文化传统学习；还要突破哲学学科的界限，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门学科学习。撤除了自我设定的藩篱，哲学的过去与未来、思辨与生活、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学科领域，就能够相互学习，彼此会通。

三

求同存异是不同国家和文化相互学习、共同前进的原则。当代中国哲学家无不思考中西哲学同异问题。唐君毅在《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中说“人类文化之前进实赖殊方异域之思想”，为了在人类不同民族哲学思想中找到“其汇归之交点”，就要“知其大异者，进而求其更大之同”。古今中外哲学思想千姿百态，分殊繁复，从其大异而求更大之同，确实是求同存异的不二法门。各国哲学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都有“大异中更大之同”，从学以成人的话题看，这个最大公约数指向人的独立和尊严。由于“学”主要是道德人格的塑造过程，古代士人大多有强烈的人格独立和尊严感，他们中的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被鲁迅称作“中国的脊梁”。马克思则把康德的“绝对命令”从道德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把人的尊严学说归结为自由解放的实践。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可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20世纪伊始，中国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的真理。比如，梁启超把《大学》中“新民”与西方近代哲学融会贯通，把培根、笛卡尔的贡献归结为“摧陷千古之迷梦”，“自破心中之奴隶”，做到“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既不当中国旧学之奴隶，也不当西方新学之奴隶。熊十力则要使中国礼制“脱去封建之余习，则其制礼也，一本诸独立，自由，平等诸原则，人人各尽其知能，才力，各得分愿”。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以学以成人的主题，为各国哲学家和思想者提供一个框架，以促进世界和平的理想和世界哲学更多样，更和睦，更美好的愿景。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