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与其正本守源，何如因势利导？——对传统“七夕”可否成为“中国情人节”的再思考

作者：孙海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初六庚辰

          耶稣2018年8月16日

夏日的酷暑尚未散尽，一年一度的“七夕”又翩然而至。很多青年恋人，正开始盘算着如何欢度他们的“中国情人节”了。在商业媒体的炒作下，很多上了年龄的人，对这类花哨的时代风气也变得见怪不怪。有人还老有少心，模仿起西方的“情人节”，给自己心爱的人买点礼物，牵手逛个街什么的，藉此重温一下曾经的浪漫。但对于一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略知“七夕”来龙去脉的学者来说，却不免皱起眉头，心底下犯起了嘀咕：传统“七夕”真的可以嬗变为“中国情人节”吗？

是啊，“七夕”真得可以嬗变为“中国情人节”吗？这实在是一个见仁见智的现代话题。据我个人的观察，民俗界学者似乎对此多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举个切身的例子吧，2013年，我因特殊因缘，以会务人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参加过一次广州某区的“乞巧节”学术会议，还提交了一篇题为《传统乞巧节可以变身为中国式情人节吗？——基于广州乞巧文化未来发展的一种新思考》的文章。

我文章的大意是说：对文化遗产当然要精心保护，但又不能单纯地为保护而保护，最好的保护是激活其人文化成的现实功用。从起源和本质看，“七夕”远古对星辰的崇拜，后演变为女子祈巧、祈福的节日，活动也仅限于女子一方，爱情并非其主题，确实算不上的“中国情人节”。中国人真正的“情人节”是“上巳节”，即农历三月三，青年男女在这天一起踏青、游玩、结交异性。但问题是，后者早已消失在历史文化的荒烟蔓草中，未来也不可能起死回生，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名字，说清楚它的内容呢？相比之下，反倒是充满着“鹊桥”、“牛郎织女”坚贞爱情故事的“七夕”更为人们喜闻乐见，更符合男女间的心理期盼。何况这一节日，在我国近世风俗的流变中，也越来越具有爱情的元素。我们与其眼睁睁地让西方“情人节”在神州大地招摇过市，何妨“将错就错”，在这一心理文化潮流中顺水推舟，为其正名，补其虚歉，促其新生，将“七夕”打造成具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格调的“中国式情人节”，藉此以宣教男女双方应有的责任、性情与美德呢？从诸多因素看，传统的“乞巧”节目当然可以专门保留，但不能在此方面胶柱鼓瑟，一味追求什么源头上的清冽纯正，像广州某村这样，仅靠一批老年妇女摆摆“七娘”，展示一下濒临失传的手工绝活，是没有多大文化生命力的。至于有些人患洁癖症似地排斥“乞巧节”的爱情元素，更是违背文化和人性的内在规律，窃期期以为不可。唯有冲破既有的观念藩篱，转以男女之爱为主题，咏《关雎》之诗，歌窈窕之章，上接民族文化之大流，才能赋予“七夕”以长久的内在生命力。

我的上述观点虽不乏知音，但不料遭到几位民俗学者的反对。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大会的闭幕总结中，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按，乌先生不久前刚刚辞世）还专门对此观点痛加斥责。他以一种近乎嘲讽的口吻说：“这种看法太幼稚！乞巧节绝不能成为中国的情人节！你们不是要讲创新吗？哼，告诉你们吧，我虽然这把年纪，但早你们几年就玩微信了！”（此是语言大意）乌先生的这几句批评，事实上也未必针对我本人，最多是针对社会上的这类声音罢了。只是我这人涵养不高，当时又以为他是在说我，一时心里颇感不爽。

我事后也曾回头想，像乌先生这样的名家前辈，当然不屑读我这类无名小辈的外行文章。但他的这番话是不是有感而发，或基于他对“情人节”概念的负面理解呢？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中，“情人节”源于基督教，又叫圣瓦伦丁节或圣华伦泰节，即在每年的2月14日，男女双方互送礼物以表达爱意或友好，是一个充满了爱情、鲜花、贺卡和巧克力的浪漫节日。但问题是，在现代的流行文化中，中文“情人”二字已被污名化，有大家心领神会的特殊含义。加上商业文化对“七夕”的庸俗化渲染，譬如某广场举办接吻大奖赛啦，某网站或超市抢购“情趣”用品啦，某酒店推出“情侣房”啦，诸如此类，都让“情人节”散发出一种荷尔蒙的气息。如果将“七夕”打造成这样的“中国情人节”，对其当然是一种玷污与破坏，不用说乌先生及其他民俗学者会反对，我本人也是会截然反对的。但我那篇文章，对其中的道理说得明明白白啊！

事实上，就本人的性情而言，多少还是有些文化怀古情结的，很少想到什么文化“创新”之类。我何尝不知，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她的稳定性，在于她能以化民成俗、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构筑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故对于一些学者主张原汁原味地保护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即便不能完全赞同，但还是知其苦心而深怀敬意的。无论如何，在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造了太多的孽，欠了太多的债，丢了太多不该丢的东西，以致于全民陷入了一种唯西方文化是尚的“集体无意识”（事实上，这也很难真正学到西方文化的好处）。再加上遇到这个日新月异的文化快餐时代，我们倘能多尽一份文化守望者的责任，多抢救性地保护一份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多挽救一份民族和历史的记忆，多延续一缕文明的血脉。在这点上，我们确实应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眼光、襟怀和定力，切忌盲目性地跟着时风转。同时，我也敢说，很多传统文化样式，根本不需要什么“发展”与“创新”，比如像京剧、书法、诗词等传统文化样态，至少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传承，你盲目生硬地掺进一些现代性的洋玩意，美其名曰发展创新，实则破坏了它们原有的文化积淀与审美意境，只能搞得不伦不类，扰乱其秩序，加速其灭亡。当今书法界不是常有一些粉墨登场的跳梁小丑，宣扬什么“前卫”“流行”书风，以致于书坛的“丑书”横行吗？倘有人主张全面恢复繁体字，我还会毫不保留地举双手表示赞成呢！

我想，当年几位民俗学者反对将“七夕”打造成“情人节”，也可能基于这类考量和心理吧。时间一晃五年过去了，惭愧的是，这其间我也没读过什么民俗学著作，更没有专门研读乌丙安先生的相关论著。对“七夕”可否成为“中国情人节”一事上，我的态度仍没有什么改变。我始终认为，无论从历史文化的发展大势，从民俗文化的因革损益之道，还是从普遍性的人性心理上，反对者的声音都未免显得清高固执，不近情理。

老实说，我当初写的那篇文章，多少是有感而发。记得当年与会时，该活动已举办多年。综合来看，主办方将此节日定位为“赛巧会”，亮点主要集中在一批民间艺人“摆（拜）七娘”上，这堪称一场传统的手工艺品展览。从网上的照片看，那琳琅满目、争奇斗艳、别具匠心的精美工艺品委实令人叹为观止。文化节当然也有一些“鹊桥会”之类的节目，爱情元素不少，但并不十分凸显，活动主体也多是中老年妇女而非年轻女性。我注意到，其中有位女性民间艺人，极力反对将“乞巧节”打造成“中国情人节”，认为只有某村“摆七娘”之类的活动，才算得上真正的乞巧活动。

这类节庆活动，固然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足以使脚步匆匆的现代人偶发思古之幽情，但给人的印象总是“办节庆”的意味浓而“过节日”的意味弱。不错，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确实越来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扬，一些富裕的地区，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将“乞巧节文化节”办得有声有色。但我也隐约感受到此类节庆活动背后主办方的刻意经营之苦。试想，若政府部门一旦不再提供财力、人力和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加上一批对“拜七娘”活动情有独钟的艺人逐渐老去，这一活动还能有声有色地开展下去吗？

愚以为，那种执意将“乞巧节”与“情人节”撇清关系的论调可以休矣。从长远看，这种画地为牢的观念，并不利于“乞巧”文化的发展。爱情固然不是传统“乞巧节”的核心内容，但以前“不是”并不意味着今后便不能“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传统的一些典雅的制作工艺和情感记忆，如果没有爱情这一人类永恒主题的充分渗透与补入，终将是一朵极易凋零的花，即使支持者宁愿花钱费力，也很难再活色生香地代代传袭下去。

总之，我的观点是：爱情的气氛越浓，“七夕”的生命力便越强大。“巧”是要乞的，“七娘”是要摆的，但局限于此，诚百害而无一利。未来的“七夕”，可将其与爱情观、家庭伦理、性教育、家风建设等结合起来。政府也应该因势利导，化民成俗，使古老的“七夕”得以涅槃重生，焕发其强劲的生命力。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长此以往，在推广一些年后，说不定“七夕”真的成为每个中国人都十分珍视的“情人节”了。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