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占山为王：儒者需拒草寇理念》

作者：任剑涛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初六庚辰

          耶稣2018年8月16日

拙作《当经成为经典》出版座谈，承大陆新儒家数位朋友出席，隆情高谊，令人动容。近见陈明兄将其发言做了系统修订，以《鸠占鹊巢：自由儒学质疑》为题，交由“儒家网”刊出，读来颇受教益。同时亦心生感慨，与陈明兄真话、真诚相见。

与陈明兄相交20余年，一向佩服他想象力丰富，天马行空，思绪飞扬。只要一个辞藻掉进他的思想世界，那就逃不出他的个人定义圈套。他令人惊异地将“经”定为“标准、尺度与规范”，把“经典”定为“教材系列的文本”。只需查查词典，便知理解明显有误：

经者，由权力与文本统合而成，权力保障是前提，文本蛰伏于权力中。经典者，人类之基本典籍、价值之重要源泉、行为之规范根据。与宗教、传统、哲学紧密相连的“权威性”，是“经典”的基本特质。陈明兄将经典定义为教材，实在独出心裁、匪夷所思。

陈明兄极力为儒家重获权力支持呼吁，多年奔走，令人感动。一旦有人呼吁儒家典籍脱离权力，他便勃然大怒，不顾概念所指，力斥论者，信口所言，让人脑洞大开。知者可见，谁在为儒家释放现代活力努力，谁在驱儒家至权力死地。论者有言，“大陆提倡儒家是儒家的死亡之吻”，正是由此申言，言儒家者不可不慎。

“作为一个儒者”，这是陈明兄对自己的定位，这也是一个颇为可疑的自认。

从常年为儒家奔走呼号来讲，陈明为儒。处在现代，自认与他认至为关键。自认，包括言者自认与圈子相认。他认，是跳出山头，为众所公认。众所公认，不在价值自白，而在价值宣示确当与否、实践方案合规与否、现实感切中实际与否。

陈明兄的价值宣示，长矣久矣。但支持理由，历来苍白。

身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确实应当立定人类基本价值，全力寻求理性出路。儒家正是这类价值的供给者。但儒家从来拒绝固守一隅、顽冥不化，尽力应时而变、重建秩序。因此，以孔子奠定的应时进取、损益可知原则，以及确立的文质相称、仁德唯尚准则，是为儒家的基本精神。后起任何儒者，都不能切断这一源头，而去孟荀、仲舒、宋儒、近儒那里找一时的灵感，且以儒家流变立教，撇开孔子而径行判教。如此观之，陈明兄的儒家立场，价值宣示有余，系统确证不足。

陈明兄断定我以宣告儒家为古典、为意识形态，因此认定儒家终结。此论纯属他强加，绝非我的主张。

在拙作中，一者，儒学恰恰是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何曾断言其为已死的古典？在儒学史上，古典与现代的源流清晰可辨，这是儒学自身的历史演进。古典肯定不会死，现代未必即是生。言儒家属于古典就死，恰恰是陈明兄无视儒家历史演进得出的结论。

二者，汉后儒家，确实具有古典意识形态特质，且政治与教化的高度合一，有目共睹。为之启蒙，既不等于将儒家降格，也不等于将儒家典籍视为“教材”。儒家有何作为，端赖儒者展现人类情怀、博大胸襟、深厚学养、精思明辨、现代创制。儒家的自我启蒙，是其现代转变的必须。陈明兄对启蒙的惊惧，乃是对现代的排拒，乃是对儒家脱离权力的恐慌，乃是对思想市场的畏惧。儒家典籍在现代大放异彩，前提正是积极参与思想竞争。

陈明兄拒绝反思汉后儒家与权力的纠缠史，其讳疾忌医之态，显与原儒批判精神背道而驰。

大陆新儒家向以“回到”某某表其主张，但很少诚恳表示回到孔子。不回到孔子的历史批判、不回到孟子的权力批判、不回到荀子的现实批判，只是一味吁求回到儒家切入政治权力且为权力所用的状态，岂能坚守原儒立场？

更令人诧异的是，陈明兄将儒家的理想政治“硬着陆”于中国政治现实，指认中国早已已由儒家理想主导。朱熹所谓“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的断言，陈明兄不曾惦记一二？儒家理想必须明确批判政治现实，才能引领中国政治健康前行。

儒家必须经历一场自我启蒙：

——启蒙就是要启“现实糟蹋理想”之蒙，

——就是要启“偏执遮蔽事实”之蒙，

——就是要启“独断拒斥宽容”之蒙。

一个自陷于政教合一迷蒙的儒家，岂能坦然面对原儒而不汗颜？！

陈明兄深陷于古今、中西、左右的迷执而不能自拔。他将自己对峙古今的思维强加于人，将中西置于不可调和的定势，并循此抨击他标定的自由主义。这是令人堪忧的僵化立场。他的评论心思，显然不在求真，而在将论友推向论敌，进而树为靶子，痴迷击中靶心的快感，挥去了他择善而从的意愿。

陈明兄认定我的意见属于自由主义，指责我为自由儒学站台。他的山头意识之强，由此深怀敌我意识的划阵，昭彰学界。但遗憾的是，陈明兄的断定再次依托于纯粹的想象：我自己评论自由儒学的文本，尚未刊出，他尚未“望文”，即已“生义”。陈明兄疾言厉色批评他所谓的自由儒学，殊不知，我不是自由儒学的赞同者，恰恰是自由儒学的批评者。不看文本，认词造句，陈明兄确实依仗想象力驰骋思想疆场久矣。

陈明兄指正我说自由儒学正从格义儒学发展到主题儒学。这是他习惯性展开“想象的翅膀”，一者他未见文本，随意批评；二者，我认为，是整个儒学正从格义惯性转向主题研究，这是儒学研究的深化。

自晚明西学进入，不论外人还是国人、勿论儒者还是他者，都在格义。陈明所属的大陆新儒家“山头”，强势主张儒家是宗教不是哲学，也是格西方宗教与哲学之义的产物。悖谬的是，一方他以具体学科为儒家画框，另一方面又以闳大不经的文明看待儒家，拒绝对儒家进行专深研究。这对儒学获得现代品格，绝非幸事。当他草率将儒学置于中西对峙的框架中，那就是更是冥顽不化、悖逆儒家与时俱进的精神：这不仅窒息了儒家的普世主义生命力，而且将儒家自囿于一国范围之内。占山为王的儒者，于心何忍？

所谓自由主义儒学，是政治领域中的儒学建构尝试。它不能与自由儒学一锅煮。后者是完备学说，前者是政治理论。陈明兄认定，只要在政治领域阐明儒学，就会以自由、民主戕害儒学生机。这一断定，自然是立于他有能力捍卫总体儒学的自信与自负。他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现代知识体系的繁杂，需要人们保持知识建构的谦恭，一切傲娇，终将呈现无知者无畏的乖谬。

建构自由主义儒学，就是到庞大的现代政经学说、已经验证的现代政制中汲取应有的营养。如此做来，既显出儒者的谦恭，也展现儒者的会通能力，还表现儒者的现代取向，何乐而不为？！

陈明兄断定自由主义儒学只是“自由主义的中国版”，而不是“儒家的现代版”。试想，陈明兄及同仁以“儒教中国”语国，“自由主义的中国版”不就是指自由主义的儒家濡化？“儒家的现代版”，岂不是儒家接纳某些自由主义主张的结果么？有此两个断定，却坚决拒斥两者互通，此时极想耳语吾友，保持一下逻辑一贯。在国族国家建构的关键时刻，两者都是动力，勿需在芝麻与西瓜之间犹疑。

儒家自有自由传统，孔子与时俱进的历史自由观、孟子说大人而藐之的权力自由观、荀子以王道制霸道的政策自由观，如此等等，对塑造现代中国的政治个体与健全政制，价值不言而喻。以自由主义的理论形式阐扬之，释放其现代能量，对中国建构合乎儒家理想的政制，助力明显。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双赢连接，不应扭曲为双输状态。

蒙陈明兄提醒我和我的同仁反思以自觉，诚致谢意。但陈明兄也需直面这一提醒。一种基于山头主义的党派归纳，一种基于中西世仇的内外恒定，一种基于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地盘意识，确实是无法为中国谋求出路的。如今自由主义在刻意诱导之下已如过街老鼠，人人以喊打为快。但它提供的现代政治方案，似有甄别用之、无法否定的智慧在。不说陈明兄虽有山头意识、仍有盟友观念时，对打通自由主义与儒家的认同，即便今日他要加入剿灭的队伍，我也还相信他具有理性的甄别能力。他以儒家已受中心加冕、自由主义已经边缘，来判断是否应当汇众流以成大海，让我对他的摇身一变，深感惊异。

为此，有三点想法贡献于陈明兄：

其一，从态度论，对既成现代成果缺乏敬重，仅以儒家山头意识，试图独辟蹊径，开出专属儒家的现代道路，从现代新儒家立场一退千里的说辞，表达无所依傍的审美情趣可以，表达扎实的现代建构必撞南墙；

其二，就现状说，现代自由理念与立宪民主建构，是长久的现代发展经已确凿验证的人类宝贵财富，儒家应以“郁郁乎文哉”的心态欣然接受并纳于自身，以抗拒此一现代来抗拒整个现代，既伤传统儒家，又伤其现代转型。有否“儒家的现代版”，全看儒家能否确立立宪政制，而不是相反。

其三，就结果言，大陆新儒家目前仅以认同态度取胜，一无可以公共对话的理论建构，二无务实的转型进路，三无雍容大度的合作意念，如此对现代的抗拒，势无前途可言。此时便已唯我独尊，必然根绝同盟。“无果之花”，似成必然。

儒圣孔子尝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陈明以“鸠占鹊巢”议论自己圈子之儒与儒家研究者的关系，可谓儒风尽失。何况，这个山头，原不是“庙堂之上”独领风骚的依权独大之儒，而是身处江湖之远的“学在民间”之儒。设身处地，为之着想，此儒与其深怀怨恨地拒斥研究同道，不如携手共创儒家光明灿烂的未来。

儒家，与落草为寇、占山为王不宜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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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