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还是“道理”？

——作为实学的朱子“格物”论

作者：沈娟

来源：《朱子学刊》第23辑，黄山书社2014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十二丙戌

          耶稣2018年8月22日

 摘要：学界惯称朱子之学问为理学或道学，但朱子处处强调，无论是“理”或“道”，都是即物而求，本文借回应陈亮对道学空谈心性之批评，指出朱子从来不悬空指一个“理”叫学者精力智慧都花在上面去空想。在程子将“格物”已经解为“穷理”后，朱子突出强调了“格物”一词中“物”的重要性，因为“物”的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并且与人类日常活动的亲缘关系，使得“格物”论永远具有躬行、实践面向，以故朱子的格物学说便与他学问的切近性、经世性及其自身的躬行践履完美地统合在一起。朱子在判别儒释二家时，强调儒家以“格物”来讲“实理”，是在物上、事上讲求实理，体用一源，而佛家虽也谈性、谈理，但遗弃万事万物，所以是空理、空性，以故要么遗事，要么乱为。其格物论之强调切近之“物理”更胜蹈空之“道理”的实质，使得朱子之学成为讲求“实理”的、本末兼备且内外贯通之实学。

关键词：朱子 格物物理 实理 实学

一、引言：社仓法及其他

《中庸》言：“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这句话用来形容一代大儒朱熹，也再恰当不过。朱子是一个心思极为缜密之人，又肯认真，无论学问，还是区处事物，莫不文理密察，臻乎极善。抛开其精微深刻的思想体系不论，也不必说他谨于出处进退，严于义利之防之自修实效，单从所谓的事功或实践层面看，朱子居其位，必谋其政，讲求实事，躬历亲履，不避繁细，以故他虽然一生频频辞官，大部分时间都奉祠家居，只偶尔出去做了三四任地方官，但无论是当郡守（知保康军、知漳州），还是监司官（两浙东路常平使、荆湖南路安抚使），任上救荒振恤、兴革弊政、兴办书院、扶持节义，都非常尽责出色，当时朝廷上下于其施政实效也有定评，比如知南康军任上赈荒，黄勉斋的《朱熹行状》及诸本年谱皆载“其设施次第，人争传录以为法”[1]。

不过，更值得一提的，倒是朱子即使隐退在家，也心系庙堂和家乡。在前一项，《朱子全书》收录了朱子的大量书信，其生前与南宋绍兴以后的几乎每一任宰辅都有通信联系，有些还相当频繁紧密（比如陈俊卿、留正、周必大等），基本是讨论时政如恢复大计、除去佞庵、科举、盐政等，而朝廷用人迁授降黜，重要的奏章廷对，他都能及时知悉，并经常提供廷对建议和指导，而且从《朱子语类》及书信内容考索，朱子也频繁接触中央政府下发到地方的邸报。高宗逝世时，他虽奉祠家居，却写《君臣服议》讨论订正丧服制度[2]；在南康军、漳州、潭州任上，他都频上劄子讨论颁行释奠仪，希望下发至全国各州县予以推行；而各地郡县在职地方官与朱子有通信往来的，就更多了。这些书信中，部分是讨论学问，但更多时候，则是讨论政事，他所参议过的，比如盐法、经界、赈荒、田赋田制、兴州县学及义学、书院，建先贤祠等等事项，在文集、书信和为人代笔的各种奏章中有大量反应。在家乡五夫里兴办社仓的试验，便是他奉祠家居时试行成功的重要经验，对后世影响甚大。

淳熙八年(1181年)朱子因为被委任为两浙东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赴任前到临安廷奏，他将自己乡居时协助他所居住的开耀乡五夫里兴举社仓的办法写成详细的《社仓事目》[3]上之于朝，十二月二十二日，朝庭将朱子社仓法降于诸路州郡[4]，也就是在天下各州郡推广实施朱子在民间摸索实施的社仓法。而五夫里社仓法正是朱子乡居时，因乾道四年（1168年）建宁府大饥，崇安县令诸葛廷瑞嘱咐朱熹和刘如愚帮忙赈粜。于是他们驰函建宁府，知府徐嚞以船粟六百斛援之，民得以不饥，而流贼束手就擒，仅这一次义务为家乡赈荒，朱子在外整整忙了五旬时间。此后，收到饥民归还的谷米后，朱子摸索着帮助府、县建常平仓以备不虞，觉得效果不佳，兼且发现朝廷赈荒使者只能短暂惠及市井游手及近县之人，而于深山穷谷之饥民，则鞭长莫及，使得官府赈荒流于形式主义，朱子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谈及赈荒闻见，一则叹曰：“世衰俗薄，上下相蒙，无一事真实，可叹，可叹！”[5]一则曰：“使节将临，大为文具，所至骚然，而无毫发之补”[6]。朱子这些话，今天听来仍觉心惊，并且无比熟识，基层官吏以应付朝廷使者的监督巡查为要务，使得朝廷赈济灾民之初心适成无补于事且骚扰更甚。朱子此时虽然食祠禄隐居在家，但躬历其事，深查民瘼，使他对施政的利弊情伪知之甚悉。经过反复研考讨究，发现从官府借来常平米为本，于夏间贷给人户，冬间收息米，至夏间再将息米贷出，冬间复收息米，由有淳德、负厚望之乡绅主其事，在一乡四五十里地形成良性循环，至乾道七年(1171年)，利用收回的息米，并经郡守沈度襄助钱六万，在家乡建了一个社仓，正式将这种办法形成社仓制度，并作了一篇《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社仓记》来记述这件事。

  社仓依夏冬转换，或敛或散，到朱子廷对（淳熙八年，1181）时，五夫里社仓已经实行了十四年，成果惊人，据朱子廷对时奏言，不仅乾道四年向官府申借的六百石常平米已照数归还，用社仓赈贷所收回的息米“造成仓廒三间”[7]，而且社仓中已积有三千一百石米，由于所积充裕，将来人户从社仓贷米，将不再收利息，只象征性地“每石只收耗米三升”[8]，五夫里社仓已经可以实现“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9]。朱子还指出五夫里这个社仓“系臣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同共掌管”[10]，可见都是由乡居的士大夫义务为村民襄办社仓，官府则只在他们申请时派一人过来监视出纳。这种由具有公义心的乡绅士大夫义务操办，完全由民间社会建起具有保险和共济互助性质的自救储备制度，可谓良善之法，造福一乡之民。朱子将五里夫社仓推行十四年来的实施经验予以详细总结，写成《社仓事目》上之于朝，朝廷进行审核，觉得其良法美意较合实际，有利纾解民困，且能提前为荒歉之年做好预防，于是将其社仓法颁于天下州郡。

二、政事可以及物

  社仓这个经典的实践并非孤例，而与朱子所主张的学说精神底里上完全一致。朱子在编《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二时，特意采录了欧阳修这样一个细节：

 张舜民游京师，求谒先逹之门，是时欧阳公、司马公、王荆公为学者所趣，诸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旣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逺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余年，岀入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今日以人望我必为翰墨致身，以我自观，亮是当时一言之报也。”（见《张芸叟集》）[11]

 朱子是从《张芸叟集》中摘出他的《与石司理书》，书信中写了他在京师的见闻，聆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一介名流巨公相见会谈时，见欧阳公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多谈行义文史，而斤斤于吏事，这使得张舜民很不解，觉得几位大人物位高名重，怎么只关心居官时那些细枝末节听起来很不入流的吏事，欧阳修则以自己在夷陵（今湖北宜昌）的亲身经历说明，夷陵那么一个荒僻不起眼的地方，历年审判案卷都错误百出，枉直乖错不可胜数，可见士人居官轻忽为政细事，其后果不可设想。夷陵一地如此，全天下这样荒唐的事将更不可计矣，欧阳修以此敬戒年轻士人，不可舍近求远，所谓的行义，其实就是认真对待职责所在的每一桩细务，《论语》中有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庸》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大学》也要求格致诚正修，达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欧阳修则总结出“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空讲文学，不究政事，便是只能成己，未能成物，有体而无用，体便也成为空体。朱子特意将欧阳修这个事例收进《三朝名臣言行录》予以表彰，意在教导年轻士人不要轻忽政事、好高骛远。因为朱子自己莅政时便是事事躬历讲究，在其位必谋其政，丝毫也不含糊蒙混走过场，所以个中辛酸才能知之透彻。

  与朱子同时的陈亮在《送吴允成运干序》中说：

 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12]

这段话显然是批评道学家的，而端由就在于道学士人轻乎鄙薄“艺”和“能”，为士则耻言文章（或以其玩物丧志害道），居官则耻言政事和公文书判（或以其鄙屑），我们不能确知南宋社会士习是否果真如陈亮所批评的这样，但对比朱子自己官任上的做为及他特意表彰欧阳修重视吏事一例来看，陈亮的这种指责，用于朱子身上是完全不合适的。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恰恰也是朱子所深疾痛恨的，朱子认为“物理即道理，天下初无二理”[13]，学者学道理，就是在事事物物上格物之理，“格物，是穷得这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14]。朱子在向学生解释其格物工夫时，更说：“事至物来，应之不错方是”[15]，又解释《中庸》“发而皆中节”之“和”曰：“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16]，《大学或问》中朱子引程子话释“格物”并深以为然，其言曰：“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17]可见，格物不仅可以通过读书讲明道义，也可以评骘古今人物而别是非，当然，最重要的，是应接事物处其当否，因为明了道义，别了是非，最终是为了应事接物无不得宜。所以在朱子看来，居官在外，政事书判，正要应之不错、无少差谬，才是真正的格物工夫。“大学首便说‘格物致知’，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无所不格，无所不知”[18]，朱子强调《大学》是读书求道入门之书，而《大学》开首便说格物致知，便是要士子无所不格，无所不知，由此，陈亮所批评的“尽废天下之实”，则根本与朱子的学理相悖逆，要么陈亮并不能深入道学肯綮而妄加讥议，要么程门后学或朱子门人学道不精，确不可免陈亮之讥斥。

 至于陈亮所批评的“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及所谓“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则更与朱子学问不合。我们先来看陈亮后一句的批评——即所谓端悫静深、徐行缓语，然后再来回应前面一半的批评。朱子工夫论，可以“无时不存养，无事不省察”[19]概之，程子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20]，朱子承之，言“存养是静工夫”，“省察是动工夫” [21]，省察工夫对应的是事至物来，必下一番格物穷理工夫，也即《中庸》言“发而皆中节”，存养工夫则贯动静，无始无终，是持敬工夫，也即《中庸》言“未发谓之中”，而陈亮的上述批评，既遗漏了朱子的进学省察的动工夫，兴许也因误解了朱子的持敬存养这种所谓静的工夫所致。而乍看下来，陈亮批评之语，遣辞造句几乎都直接移用自朱子之语，《大学或问》载：是以圣人设敎，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致尽心之功。[22]前半部分讲的是存养持敬工夫，后半部分讲的是致知省察工夫，朱子确实以“端庄静一”来描述持敬工夫，在《大学或问》中他总结程门话头，说“程子于此，尝以主一无适言之矣，尝以整齐严肃言之矣”，而程门高第谢良佐“又有所谓常惺惺法者焉”，另一位程门高第尹焞“则又有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者焉”，他还说过“今且当自持敬始，使端确（笔者按：通“悫”）纯一静专，然后能致知格物”[23]，可见陈亮“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的话头并非无源之水，但施之朱子之学问，则大误，正如上引《大学或问》所言，存养居敬工夫，是为“穷理之本”，不是只有一个持敬便了，持敬是为了格物，而“徐行缓语”也不过是持敬之一节，何得为用？后来颜习斋在《存学编》中也沿袭陈亮的这种批评“主敬”思路：“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虚字面做释氏实工夫，去道远矣。”[24]可见，颜习斋对朱子学的批评，恰与陈亮一脉相承，朱子固然主张静坐收摄、徐行缓语，或者端悫静深，但并不是专向这些处言敬，他言“敬是徹上徹下工夫”[25]，就是说敬不直接就是静，而是贯于动静、徹上徹下，无时或放心的工夫，即使遇事处物，格物穷理这些“动”时也有居敬工夫，而且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并不一味静坐才是敬，“存养中便有穷理工夫，穷理中便有存养工夫” [26]，二者交相为养。而更当知道，朱子之“格物”简直可以说是“不外一物”、“不遗一物”的，正所谓“无事不省察”，而凡省察中无不贯有居敬涵养工夫，陈亮、颜习斋何得专以端悫静深、静坐收摄、徐行缓语等来概之朱子之学问？

疏通完朱子的工夫论尤其是格物学说，再来看陈亮前一句的批评——所谓“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便很容易断其是非。所谓“尽心知性”，在朱子看来，是工夫及工夫所成之境界，并不离于文章行义而别有所谓“尽心知性”，相反，朱子对《大学》“格物”章的疏解等，正可见及陈亮所批评的这种空谈心性、悬空理会道理的士习，也恰是朱子所力拒避斥的。

三、格物还是穷理？

 上一节后半部分，我们在回应陈亮关于道学家空言心性，遗却文章行义的批评时，曾说过，朱子不遗一事、不外一物的学问品格，恰恰与陈亮所言空谈心性、悬空理会道理不同，勿宁说，在程子将“格物”已经解为“穷理”后，朱子却突出强调了“格物”一词中“物”的重要性，因为“物”的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并且与人类日常活动的亲缘关系，使得格物论永远具有实践面向，以故朱子的格物学说便与他学问的切近性、经世性及其自身的经世活动完美地统合在一起，他的仕宦经历及终身关心时政和民谟的公益活动，便是对其格物学说的很好践履，可谓之践言，亦可谓之践形。《朱子语类》记载朱子的一段话曰：

 盖天命之谓性，这道理却无形，无安顿处。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这两个元不相离，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贵博学于文。看来博学似个没紧要物事，然那许多道理便都在这上，都从那源头上来。所以无精粗小大，所以无精粗小大，都一齐用理会过，盖非外物也。〔僩〕[27]

 在日用事物上，无论大小精粗，一齐理会，这便是“博学于文”，这便是“格物致知”工夫，在朱子那里，凡有一物，便有一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推得出“盖非外物”，既然无一物是无关紧要的“外物”，那么又岂可遗弃？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十分强调格物工夫，大约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发现朱子在跟学生们讨论《大学》“格物致知”章时曾说道：

又曰：《大学》所以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所以只说格物。〔僩〕[28]

人多把这道理作一个悬空底物。《大学》不说穷理，只说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如此方见得实体。所谓实体，非就事物上见不得。〔德明〕[29]

“穷理”二字不若格物之为切，便就事物上穷格。[30]

在朱子的解释里，“格物”就是在物上穷格物之理，学生便问了，《大学》为什么不直言“穷理”，而偏要拐个弯说“格物”？朱子解释说，直说“穷理”，便容易遗弃那形而下之器——“物”，使得道理成为一个悬空底物事，格物是特意点醒叫人在那事事物物上来穷格其理，理不是悬空的，而要实实在在即事即物、处事处物中去穷格得来，这跟上面所说日用事物上都有道理，两个元不相离是一个意思。朱子总叫学生即眼前的日用事物上用功穷格，便是就学者身上指点切近工夫，他从来不悬空指一个“理”叫学者精力智慧都花在上面去空想。朱子反对从义利之辨上来区别儒、释二家，认为这还不是第一义，在他看来，儒、释二家第一义的区别在于，佛家是“万理俱空”，而“吾儒说万理俱实”[31]，佛家是“性”与言“用”分为两截，都无实用，而儒家讲求“实理”，是在物上、事上讲求实理，体用一源。佛家虽也讲性、讲理，但遗弃万事万物，所以是空理、空性，而儒家则以“格物”来讲“实理”，事事物物都要一番讲究：

格物，不说穷理，却言格物。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释氏只说见性，下梢寻得一个空洞无稽底性，亦由他说，於事上更动不得。〔贺孙〕[32]

“陆子静从初亦学佛，尝言：‘儒佛差处是义利之间。’某应曰：‘此犹是第二着，只它根本处便不是。当初释迦为太子时，出游，见生老病死苦，遂厌恶之，入雪山修行。从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弃之不猛，屏除之不尽。吾儒却不然。盖见得无一物不具此理，无一理可违于物。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从此一差，方有公私、义利之不同。’”[33]

“向来见陆子静与王顺伯论佛，云：‘释氏与吾儒所见亦同，只是义利、公私之间不同’。此说不然。如此，却是吾儒与释氏同一个道理。若是同时，何缘得有义利不同？只被源头便不同：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34]

“释氏自谓识心见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为其于性与用分为两截也。圣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无不本于此。故虽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者。释氏非不见性，及到作用处，则曰无所不可为。故弃君背父，无所不至者，由其性与用不相管也。” [35]

 朱子之辟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认为佛家万理俱空，要么就如上引第一条语录所言的“于事上更动不得”，讲万法唯空，遗弃事事物物更不讲求；要么就言“作用是性”，于是“神通妙用，运水搬柴”，便日常的事事物物都可认作道，全不顾个是非：“他都不理会是和非，只认得那衣食作息，视听举履，便是道。说我这个会说话底，会作用底，叫著便应底，便是神通妙用，更不问道理如何。儒家则须是就这上寻讨个道理方是道。”[36]而在朱子看來，运水搬柴本身不是神通妙用，必须是运水运得是、搬柴搬得是才是神通妙用，才是道；衣食作息、视听举履只是“作用”，并不直接就是“性”，须得衣食作息处处求个是，视听举履时时求个是，才是道。总之，佛家要么是“于事上更动不得”，要么“则曰无所不可为”，在朱子看来，前者遗事，后者胡乱而为，这与儒家在事事物物上求个实理、求个是非，实地践履不同，所以，在朱子看来，儒、释第一义的区别，可说是对“物”的态度上，是格物工夫的不同。

四、重“物理”的实学与躬行

 以上我们详细梳理了朱子的格物论，朱子是这么教人的，也是这么注释经典阐明道理的，当然他自己更是切身实践了格物工夫论。潘耒序顾炎武《日知录》言：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37]

一般认为顾炎武是汉宋学问转捩之关键人物，而他的《日知录》在生前身后都享有盛誉，顾氏邀潘耒为其书做序，潘氏这篇序中提出“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所谓“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所谓“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无论哪一项，朱子实无愧焉。在清代乾嘉时期浓烈的汉宋学术门户之争中，极重经世之学的章学诚写出《朱陆》一文，言“盖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朱子之学也。求一贯于多学而识，而约礼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38]，认为朱子之学是真正的“实学”，这个判断很公允，也很有识见。章学诚认为宋学流弊则在于后学不知其意，门户党派争之酷烈，自命陆、王后学而攻朱者，实是“伪陆王”，“俱是专己求残，束书不观，高谈性天之流也”[39]，其实也失掉了陆、王当日学问之精骨；而自命为朱氏后学而攻陆、王者，大抵皆“崇性命而薄事功，弃置一切学问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40]，陈亮重视事功，这一点章学诚有过之而不及，而陈亮所批评的那种“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的，在章学诚看来，恰恰是“伪朱”学，未得朱学之精髓，章氏之言也印证了上述我们对朱子学问乃本末兼具之实学的判断。

  朱子学说如此，他又躬行践履，而且极为认真。文首说过，朱子是一个心思极为缜密之人，这也是因为他处处都肯认真，而且使得他的实践并不是如后世经常讥斥宋儒放言高论、迂阔不切事体。相反，由于他处处留心，又关心生民疾苦，所以区处政务，并不颟顸行事，而处处透着实践智慧，朱子言：“格物者，便是要穷尽物理到个是处，此个道理至难” [41]，“格物”工夫并不像大家一贯以为的轻轻说过而已，也不是讨得个辞理通贯便了，“此个道理至难”，这确乎是知世之言，实在是因为朱子在格物理、应实事、济事功上兢兢为之，身体力行。《儒效》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42]检索朱子《文集》之现存文献并对照检索《朱熹年谱长编》可知，五夫里社仓后，朱子还为各地成立的社仓、养济院、仁寿庐频频助济，作文光扬之，以下就这两种资料略略勾勒朱子“在下位则美俗”的实际作为。

淳熙九年江南西路转运司养济院成立，应转运副使黄煇等请，朱子于淳熙十年三月（1183）为其作《江西运司养济院记》文以表彰之；[43]浙东金华县婺女乡安期里四十一都社仓成立，朱子应潘景宪请，于淳熙十二年十月（1185）为作《骛州金华县社仓记》一文以表彰之；[44]淳熙十一年知福建建宁府之周明仲重振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朱子应周明仲之请，于淳熙十三年七月（1186）为作《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文以助力；[45]而建宁府建阳县招贤里大阐罗汉院社——也即长滩社仓之别贮成立时，朱子于同年（淳熙十三年，1186）七月另作一篇《建宁府建阳县大阐社仓记》；[46]福建邵武军光泽县社仓成立，朱子应知光泽县张訢等请，于绍熙四年二月（1193）为撰《邵武军光泽县社仓记》一文以表彰之；[47]福建浦城县重修永利社仓，应福建提举常平李沐、知浦城县鲍恭叔之请，朱子于绍熙五年四月（1194）为撰《浦城县永利仓记》一文以表彰之[48]；常州宜兴县社仓建立，朱子应知宜兴县高商老之请，于庆元元年三月（1195）为撰《常州宜兴县社仓记》一文以光扬之；[49]建昌军南城县吴伸、吴伦兄弟建社仓于乡，朱子应包扬之请，于庆元二年正月（1196）为撰《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一文以光扬之；[50]而福建莆田县成立“仁寿之庐”照顾疾病之客旅，此时已值庆元党禁，朱子应门人知莆田县廖德明之请，于庆元二年三月（1196）为作《书廖德明仁寿庐条约后》这样一个跋尾以示赞庆；[51]

除了为各地设立的社仓、养济院、仁寿庐这些养民之施为张目外，朱子也极其重视对普通民众的教化，所以无论其短短的数年仕宦经历，还是奉祠家居时，都十分重视为古圣先贤、名卿贤大夫、乡里故贤或有节义之人兴祠，以在乡民耳目闻见之间兴起孝悌向善之俗，教化普通民众。

朱子考中进士后，授官同安主簿，绍兴25年（1155）在任上他便兴建了苏颂祠，并作《苏丞相祠记》一文以纪之；[52]又于隆兴元年八月（1163），应知建宁府陈良翰之请，为建宁府学所立游酢祠作《建宁府学游御史祠记》一文以称之；[53]又于乾道四年五月（1168），应知崇安县诸葛廷瑞之请，为建宁府崇安县学所立赵抃、胡安国二公祠作《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一文以记之；[54]又于淳熙三年四月（1176），应知建康府刘珙所请，为建康府学所立明道先生祠作《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一文以记之；[55]又于淳熙四年二月（1177），应知江州潘慈明、知九江县吕胜己之请，为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作《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一文以记之；[56]又于淳熙五年十月（1178）应知袁州张枃（张栻弟弟）之请，为袁州州学所立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祠作《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一文以记之；[57]又于淳熙六年二月（1179）应知建阳县姚耆寅之请，为建康府建阳县学供奉陈洙、陈师锡、游酢、萧之敏而立的四贤堂作《建康府建阳县学四贤堂记》一文以记之；[58]又于同时（淳熙六年二月，1179）应隆兴府学教授黄灏之请，为隆兴府学所立周敦颐祠作《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一文以记之；[59]又于淳熙八年七月（1181）应知婺源县周师清之请，为祖籍徽州婺源县学所立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祠作《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一文以记之；[60]又于淳熙十年五月（1183），应门人韶州教授廖德明之请，为韶州州学所立濂溪先生祠作《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一文以记之；[61]而淳熙十二年八月（1185），又应衢州知江山县邵浩之请，为该县祠记乡贤周颖、徐揆、徐存、毛注等所立之景行堂，为衢州江山县景行堂作《衢州江山县景行堂记》一文以记之；[62]又于淳熙十三年十二月（1186），应知邵武军徐元德之请，为邵武军学所立名相李纲之祠作《邵武军学丞相陇西李公祠记》一文以记之；[63]又于淳熙十四年七月（1187）应漳州教授田澹、知漳州林元仲、王遇等人之请，为漳州州学为高登所立之祠作《漳州州学东溪先生高公祠记》；[64]又于绍熙二年十月（1191），应刘炳之请，为德安府应城县所立谢良佐之祠作《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一文以记之；[65]又于绍熙三年九月（1192）应知黄州李訦之请，为黄州州学所立程颢、程颐二先生祠，作《黄州州学二程先生祠记》以盛嘉扬之；又于绍熙四年十月（1193）应知邵州潘焘之请，为邵州州学所立濂溪先生祠作《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一文以记之；[66]而在庆元党禁中，于辞世前一年又门人知常熟县孙应时之固请，为平江府常熟县学所立子游祠作《平江府常熟县学吴公祠记》一文，并密嘱近时不可外泄，以免更生祸端。

而朱子生平为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等官学所作的学记就更多了，滋简略举之如下：乾道九年十月（1173）写的《南剑州尤溪县学记》、淳熙三年七月（1176）写的《衢州江山县学记》、淳熙四年十一月（1177）写的《静江府学记》、淳熙七年九月（1180）所作的《信州铅山县学记》、淳熙九年十月（1182）所作的《琼州学记》；淳熙十年二月（1183）所作的《漳州龙岩县学记》、淳熙十四年四月（1187）所作的《衡州石鼓书院记》 、淳熙十五年九月（1188）所作的《玉山刘氏义学记》、庆元元年三月（1195）所作的《常州宜兴县学记》，一共九篇。除了官学之外，朱子兴复几个书院、在书院讲学的努力更是读者熟知的，不惶多论。[67]

综上，朱子之娴习民瘼，关心郡国利病如此，绝非如后人讥笑道学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68]之迂阔不切于事，或如魏源谴责道学家“空谈心性,皆无一事可效诸民物”。[69]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中是这样来评价朱子一生之事功、践履实学：

 然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学，可谓于理学界中最特出。试观其壬午、庚子、戊申诸封事，议论光明正大，指陈确切着实，体用兼备，理事互尽，厝诸北宋诸儒乃及古今名贤大奏议中，断当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实绩，如在南康军之救荒，在漳洲之正经界，虽其事有成有败，然其精心果为，与夫强立不反之风，历代名疆吏施政，其可赞佩，亦不过如此。又朱子注意史学，于历代人物贤奸、制度得失、事为利病、治乱关键，莫不探讨精密，了如指掌。尤其于北宋熙宁变法，新旧党争，能平心评判，抉摘幽微，既不蹈道学家之义理空言，亦不陷于当时名士贤大夫之意气积习。以朱子之学养，果获大用，则汉唐名相政绩，宜非难致。朱子《祭张南轩文》谓：“兄乔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贱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狭而迂滞。故我尝谓兄宜以是而行之当时，兄亦谓我盍以是而传之来裔。”此固朱子逊让之辞，亦见朱子抱负所重在此。然论两人政事治道之学，朱子所成就决不下于南轩。[70] 

钱先生所见，可谓确矣、的矣，也正与前面所引章学诚之言一致，他们都对朱子一己之政事治道之实功做出了高度评价，本文则指出而其格物论之强调切近之“物理”更胜蹈空之“道理”的实质，使得朱子之学成为本末兼备、内外贯通之实学。

注释：

[1]黄榦《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狀》（后面简作《朱熹行状》），载《勉斋先生黃文肃公文集》卷第三十四；又见束景南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09月，第688页。

[2]束景南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09月，第875页。

[3]《社仓事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

[4]束景南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09月，712-17页。

[5]《别集》卷六《答林择之书》。

[6]《别集》卷一《答魏元履书二》。

[7]《延和奏劄四》，《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十三卷。

[8]同上。

[9]同上。

[10]同上。

[11]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録》卷第二。

[12]陈亮：《陈亮集》（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79页。

[1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五《大学二》，载《朱子全书》，475页。

[1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五《大学二》，载《朱子全书》，464页。

[1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三《中庸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8页。

[17]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525页。

[1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中庸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0]《二程遗书》卷十八。

[2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中庸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2]朱熹：《大学或问》，载《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528-9页。

[2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载《朱子全书》，422页。

[24]颜元《存学编》卷四。

[2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学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三《中庸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中庸一》，载《朱子全书》第十六册，2024-6页。

[2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中庸一》，载《朱子全书》第十六册，2024-6页。

[2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五，载《朱子全书》，第十四册，第469页。

[3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五，载《朱子全书》，第十四册，第469页。

[3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陆氏》，载《朱子全书》，3884页。

[3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五，载《朱子全书》，第十四册，第469页。

[3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七，《大学四或问上》，载《朱子全书》第十四册，581页。

[3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陆氏》，载《朱子全书》，3884页。

[3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释氏》，载《朱子全书》，3962页。

[3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中庸一》，载《朱子全书》第十六册，2024-6页。

[37]潘耒：《日知录序》，载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38]章实斋著, 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朱陆》，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第263页.

[39]章实斋著, 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朱陆》，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第262页.

[40]章实斋著, 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朱陆》，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第263页.

[4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三《中庸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2]《礼记•儒行》。

[43]《江西运司养济院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44]《骛州金华县社仓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45]《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46]《建宁府建阳县大阐社仓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47]《邵武军光泽县社仓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48]《浦城县永利仓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49]《常州宜兴县社仓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50]《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51]《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

[52]《苏丞相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

[53]《建宁府学游御史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

[54]《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

[55]《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56]《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57]《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58]《建康府建阳县学四贤堂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59]《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60]《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61]《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62]《衢州江山县景行堂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63]《邵武军学丞相陇西李公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64]《邵武军学丞相陇西李公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

[65]《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66]《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67]参阅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68]顔元《存學編》卷一。

[69]魏源《古微堂内集•默觚下》卷二。

[70]钱穆：《朱子新学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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