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儒学、经学与阳明学

作者：向世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3期。

吴震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既已批准立项，接下来的问题已经从“为何要重写《宋明理学史》？”转变为“如何写好《宋明理学史》？”，下面仅就此谈一点个人意见。

一、“理学”或“理学史”的定位

课题组的基本立场，是认为“将宋明理学统称为‘儒学’或许更为合适”;又说“‘理学’作为一个特殊概念，本来并不足以涵盖宋明思想史上的所有问题，我们更应自觉地拓展问题领域，重新认识宋明时代的思想问题，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宋明理学史上的思想问题展开探索，将重点放在对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内涵、构造乃至体系的重新认识。”

但是，采用“包含宋明时代的各种儒学思想”这种一般儒学定位重写理学史是否合适？“理学”这一概念有其历史形成的特定蕴涵，想要改变它，所列举的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课题组承认理学是“新儒学”，那它就不是一般儒学。一般儒学是普遍性，“新儒学”则是特殊性，从而，问题就变换为:写理学史是应当立足普遍性还是特殊性？若是立足普遍性，理学之不同于其他儒学(旧儒学)的特殊性如何体现？

其次，如此的讲法也不大合乎逻辑，即，既然承认理学是一个“特殊概念”，它为何要去涵盖宋明思想史上的所有问题？而且，要涵盖宋明思想史上的所有问题，就是把全部儒学放进来都不够———佛老哲学也是宋明思想史上的问题，是不是也应该涵盖进来？

退一步说，如果宋明思想史上的所有问题都是儒学问题，那这样理解的“理学”就不再是特殊概念而是普遍观念，“理学史”实际与“儒学史”同一，那为何不直接叫儒学史，还要叫理学史？站在如此角度重写理学史和重建理学话语体系，重建起来的就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理学，因为它已不再是“理学传统的话语体系”了。

其实，理学之所以叫理学，就是以自家体验出来的“天理”为本的学术，重在以道统论为依托，在心性论的基础上重建儒家的精神价值，而这并非儒家各派所共同认可。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主流文化思潮，理学与非主流的其他各家学术虽然相互关联，但毕竟各自立论的思想基础和理论重心不同———如果还需要对它们作哲学分析的话。借用叶适当年对理学的批评:“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这个对理学“专以心性为宗主”的定位正是现代新儒家将宋明理学称为心性之学的源头。它说明古人对理学的实质是有清醒认识的，我们应当尊重。

二、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看，《宋明理学史新编》课题组拟定第1卷讲理学与经学，因为是在第2卷《宋代理学思潮的兴起》之前，而且直接提到“北宋初的《四书》学”，时间就应该是在北宋初期，此时理学才刚刚萌发创立，经学怎么都“理学化”了？难道有一个先定的“理学”并承担“化”他者的责任？而且，宋初就有了《四书》这部书？

如果说这个“理学化”是指整个宋代，那也有问题:六经、四书都理学化，那理学就已经完全成型，可理学自身又是怎样在“化”经学的过程中产生的？这却没有篇章进行交待，因为到第2卷，直接进入理学思潮，讲周、张、二程道学和气学理论的奠定，已是传统的哲学或思想史的讲法，与第1卷的经学完全没有了关系，理学与经学仍然是两截。

我前些年完成的教育部基地项目《宋代经学哲学研究》(3卷本)，则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从儒学发展的内在性看，是唐宋经学在自身的变革中走向了理学;在外在性方面，就是佛老的助缘;最终促使经学由章句注疏为主走向义理思辨为主，理学也因此形成。这一思路，借鉴了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的概念，并将“易学”扩展为整个“经学”，而不应是目前这样“理学化”的先入为主的处理方式。

三、具体内容的设计

在具体内容设计中，也有一些问题可以商量，例如朱子学。课题组拟定第3卷有一半篇幅讲朱子本人的学说，并分列了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伦理观、工夫论、仁学，以及政治、宗教、经学等等，范围不可谓不广，但却完全没有涉及朱子关于一般知识论意义上的探求。事实上，朱子的格致论和知行观中也含有对知识怎么得来的思考，也有对于真理(“真知”)的信仰和探究。朱子不止追求道德天理，他也探讨自然真理，这一方面也应该包含进来。

又如朱子后学。作为“朱学干城”的蔡氏一门不应当被排除在外，他们对朱子学有重大贡献:朱子易学象数学的代表作《易学启蒙》，不但是蔡元定起稿，朱子与元定反复商讨，而且书中引有不少元定的原话。可以说，离开了蔡元定的工作，就没有《易学启蒙》一书。蔡沉继承朱子遗志“辛勤三十年”所作的《书集传》，完成了朱子的未竟事业，其中也有不少是对朱子思想的丰富和推进。譬如对周公作为完美圣人的塑造，尤其是反驳周公居摄以维护纲常人伦，充实了朱学道统论的内涵;又从“十六字心法”扩展到“皇极”心法等等。

再如阳明学。阳明学固然是明代哲学或思想中最放异彩的，但它的影响毕竟在明中期以后——如果我们以阳明38岁(1509)于贵阳书院“始论知行合一”为标志的话。那在这之前，明代已过了一半，将这前一半的学术概称曰“前阳明学”，理由是否充足？这实际是拿后人的思想去框架前人。我们不说前孔子学、前孟子学、前朱子学，为何要说“前阳明学”？而且，一代学术只突出阳明学和为阳明学做铺垫，是否有违于明代哲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也违背了课题组以整体儒学的视域重写理学的初衷。

进一步，问题其实有三点:一是阳明学本身的丰富性。讲阳明学不能只重视“心即理”，也应看到阳明不满朱子的理气二分，而有理为气之条理的理气合一之说，阳明后学更有不少推进了这一思想。二是在阳明学外，但在同属心学阵营的甘泉心学，认为阳明此说就像是两样物品黏合到了一起，仍然是有分。甘泉自己的“合一之学”可以看作是对叶适批评的回应，他认为理气本来就是一体，双方是理亦气、气亦理的一体无二关系。三是在心学之外的气学的复兴。这从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等直至清初的王夫之、颜元等，也是明代哲学发展的主流之一。而且，从王廷相到李时珍、宋应星等科学家在哲学上都属于气学，特别体现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结盟。但目前的设计只是孤立地介绍部分学者，没有能从整体上看待明代气学的发展及对心学的影响。

综上所述，希望课题组对设计方案能认真锤炼，拿出一部无愧于时代的上乘之作。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