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清代“特谥”及其政治内涵

作者：王美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二十日甲午

            耶稣2018年8月30日

关键词：清代谥法;封建统治;谥号;皇权

清代特谥的政治功效也就一目了然——它在皇权与封建统治下运行，亦拱卫着皇权与封建统治。一方面，其虽是对清代谥法的突破，但特谥大权牢牢把控于帝王之手，给谥权高度集中，是对皇权与封建统治的承认与维护；另一方面，其在对死者进行特恩抚恤及褒奖追思的同时，亦是对生者的一种激励与教化。

谥号是古人对逝者的特殊称谓，初时仅作讳名，后来则衍生出“别尊卑、彰善恶”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根据给谥主体不同，谥号又有公私之别。“公谥”由朝廷议定，象征着对谥主一生功过德行的“盖棺论定”，是严肃的官方行为，对巩固统治具有重要意义。自西周开始，围绕谥号的议定程序、用字规范、予夺追改等，逐渐形成了一套明文规制——谥法，并随着朝代更迭而兴废损益，明清时期愈加严密。在古代王朝政治中，“礼制”具有非凡意义，因此历朝大多循例给谥。但是，在某些“法不尽事”的场合，也会出现与谥法不甚相符的情形，即“特谥”。自有谥法以来，特谥便屡屡见诸史册。比之前代，清代特谥群体主要是官员，这与此前特谥主体多为隐逸、释道及平民明显不同，而且在规模上远胜前朝。

予“不及谥”的官员以特谥

一般而言，与谥法不合者，皆可视作特谥。但就具体情形来看，针对官品方面的特擢予谥，即皇帝特许部分“不及谥”官员“获谥”，是各类特谥中较为普遍的现象。清以前，各朝予谥标准不一。先秦至两汉（秦朝一度废止谥法），奉行“生无爵，死无谥”原则。魏晋南北朝时期，无爵官员也步入官谥行列，南朝明确将获谥门槛定为三品，北朝则不受品级束缚。隋唐至元明，官谥资格大体以三品为限，其中南宋给谥“不论官爵”。

明亡清兴，皇太极在位期间虽发生三例给谥（太祖努尔哈赤、太后叶赫那拉氏与宸妃博尔济吉特氏），但并未形成系统的规范定制。直到顺治年间，官谥标准才有了明确界定：“文武二品以上大臣，由吏部确核功绩勤劳……请旨定夺”。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原有“二品”标准以内，朝廷进一步收缩范围，“闲散精奇尼哈番及副都统、侍郎等官，将请给谥号之处悉著停止”。乾隆三十六年（1771），给谥门槛继续上调，规定“内外文武一品大臣身故……应否予恤之处专折具奏”，“二品大臣毋庸奏请”。咸丰三年（1853），给谥门槛出现下调，恢复至“二品官员著该部（礼部）声明请谥”。可见，清代官谥门槛经历了从“二品以上”到“一品以上”再到“二品以上”的浮动。总体来说，乾隆中叶至咸丰初年，予谥标准最为严格。

有清一代，特谥情况一直存在。名臣励杜讷卒于康熙四十二年，按前述康熙三十八年颁布的规定，其生前最高任职虽为刑部侍郎（从二品），仍不在应谥之列，但康熙帝特旨谥为“文恪”。另一位康熙朝臣陆陇其，生前最高任职仅为监察御史（从五品），乾隆元年特旨追谥为“清献”。嘉庆朝臣李毓昌，卒时官止知县（正七品），远低于乾隆三十六年所定“文武一品”的标准，但嘉庆帝以其查赈时恪尽职守，命加恩予谥为“忠愍”。道光二十二年（1842），副都统海龄（正二品）于镇江抵御英军，战败自杀殉国，得谥“昭节”。咸丰四年，广东从化知县李福培在与太平军战斗中战死，得谥“刚烈”。由此可见，清代大量按品秩“不及谥”的官员“或效职勤劳，或没身行阵，或以文学，或以武功”，“得邀逾格茂典”（《清朝通志·谥略》）。

流程谥字突破常例

除“不及谥”官员获谥，还有两种情形的特谥较为常见：一是给谥流程特殊；二是谥字选用与常例不符。

清代给谥程序一般分为四个环节。请谥，礼部或宗人府题请应否予谥；拟谥，皇帝允准后，内阁撰拟备选谥字；定谥，皇帝从内阁提供备选中裁定谥字；赐谥，朝廷下谥诏，正式赐谥。然而，某些勋臣获谥出自上谕，即不经内阁拟谥而由皇帝直接谕告官员谥号。最典型的就是“文正”一谥。北宋以来，“文正”位列人臣美谥之首，清代更形成“唯‘文正’则不敢拟，出自特恩”的成例。有清一代，得“文正”谥者共八例：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以大学士朱珪为例，嘉庆十一年（1806），朱珪卒，清帝降旨：“朱珪立朝五十余年……犹忆伊官翰林时，皇考特简为朕师傅……揆诸谥法，实足以当‘正’字而无愧。无庸俟内阁拟请，著即赐谥‘文正’”。此外，咸丰朝周天爵（谥“文忠”）、光绪朝曾国荃（谥“忠襄”）等，也直接由皇帝上谕钦定。

在拟谥、定谥阶段，由于某些谥字具有明显指向意义，内阁与皇帝在拟定时通常都会循例操作。但是，有时为了凸显官员某方面的功绩，也会在定谥时出现与常例不符的情形。清制，“大学士及翰林授职者，始得谥‘文’”（《清史稿·礼志》）。这也是对明代以来“‘文’非翰院不得谥”传统的承袭。在清代近四百位“文”谥官员中，大部分符合上述规定，如乾隆朝兆惠（大学士，谥“文襄”）、咸丰朝胡林翼（出身翰林，谥“文忠”）等，首字皆谥“文”。自康熙朝始，便有与常规不符的情形出现。一是非翰林、大学士而谥“文”者。康熙六年，辅政大臣索尼卒，其“既未与金瓯之卜，亦不由玉署而来”，却因“忠于事主，始终一节”，获谥“文忠”。二是虽为翰林、大学士但不谥“文”者。如乾隆二十一年，参赞大臣鄂容安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中捐躯。因其出身翰林，阁臣遂进“文刚”“文烈”二谥，但乾隆帝略去二“文”，取“刚烈”二字以赐，“盖夙知其忠义果毅，不欲复以常例拘之”。

旨在巩固专制统治

受儒学思想的长期熏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多以“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作为立身、出仕及为学的最高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谥号便有着衡量士人“三不朽”履践成果的作用和意义。因此，对于统治者而言，赐谥行为在聚拢人心（特别是知识分子）、宣扬王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保证激励效果，朝廷在给谥标准、用字选定以及议定程序上作足文章，使得谥成为一种严肃而稀缺的“殊荣”。然而，过高的门槛，也将占官员比例大多数的中下级官员乃至平民百姓“拒之门外”，不利于激发他们“忠君报国”“宣化一方”的积极性。“特谥”的出现，正弥补了这一缺憾。不宁唯是，常例谥虽为殊荣，但仍有“例行”可能；而在谥法森严的前提下，得到“逾格茂典”的特谥，其激励效果比之常例谥，不啻逾倍。

就清代来说，特谥主体多为官员的特征，说明统治者对这一“非常手段”在巩固统治、笼络人心方面的重要作用有着深刻认识。特别是对“文正”一词授予权的垄断，显示出清帝对“恩自上出”和赐谥行为政治功能的透彻理解。与之相应的是，给谥门槛的调整以及特谥频率，与清代治乱兴衰的历史伏线非常吻合。

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真正进入了平稳的上升期。康熙中叶至乾隆时期，史称“康雍乾盛世”，给谥门槛一再提高。与此同时，朝廷亦对特谥把控较严，予谥者多为政绩突出、清廉自律及儒学造诣颇深的官员。这既反映了当时的政局稳定，又体现“治天下”时代对统治者选贤用人标准的特定要求——“清、慎、勤”兼而有之。嘉道以后，清朝国势日渐下行，阶级矛盾愈加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与之相应的是，特谥事例不仅逐渐增多，而且特谥官员也明显地向武职移动，获谥官员亦多为低职，乃至出现平民获谥的情况。如嘉庆十八年，滑县知县强克捷被天理教众杀害，其长媳徐氏亦在乱中殉难。嘉庆帝特旨分谥“刚烈”“节烈”。道光十二年，台湾嘉义县爆发张丙起义，县丞方振声及妻张氏、把总陈玉威及妻唐氏皆殉难，道光帝特旨赐谥方振声“义烈”，陈玉威“勇烈”，张氏与唐氏“节烈”。而前述海龄、李福培等人，亦属此例。国势日衰，战乱频仍，身处前线的武官和位于国家治理体系末端的基层官员，成为卫护朝廷的火线主力。因此，统治者不得不将特谥对象由文转武、离高就低，以发挥谥号“崇奖忠贞，风励臣节”的作用。

由此，清代特谥的政治功效也就一目了然——它在皇权与封建统治下运行，亦拱卫着皇权与封建统治。一方面，其虽是对清代谥法的突破，但特谥大权牢牢把控于帝王之手，给谥权高度集中，是对皇权与封建统治的承认与维护；另一方面，其在对死者进行特恩抚恤及褒奖追思的同时，亦是对生者的一种激励与教化。清廷之所以树立众多特谥典范，且在乱世中表现得更为急切，无疑是希冀“教行于上，化成于下”，从而引导官民“安时顺世”，并维护统治绵延久远。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