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省会书院改制前后的两难及其变通(1896-1911)

作者：李晓宇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2年第0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十七日辛卯

          耶稣2018年8月27日

书院是唐宋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心，正如胡适所言：“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但是，作为“一千年以来学术之重心”的书院，最终却未能经受住“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考验，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突然改制为新式学堂，变化之仓促，决策之果断，历来备受争议，其中的得失利弊，也是众说纷纭。如胡适、钱穆、杨家骆、周书□、但焘等，都视书院改制为仓促鲁莽之举。但极少有人重新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对历史寄予更多“了解之同情”。尤其是那种“全国一盘棋”的宏大叙事，忽略了各地情况的复杂性、差异性。其实，书院的废存问题与当时种种矛盾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仅以僻处西南一隅的四川为例，其省会书院的改制过程就充满矛盾、分歧和反复，延续十余年，涉及地域文化、学术流派、社会心理、政治方略等诸多问题，不可简单以“仓促”、“鲁莽”、“武断”概括之。

一、降与升：错位的整顿和改造

起初，四川只有一座省会书院――锦江书院，由四川按察史刘德芳创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省会书院本是一省精英荟萃之地，但锦江书院的学术与清代学术主流存在较大差距，也没有产生过一个状元。

四川省会书院的转机发生在同治十三年（1874），兴文在籍侍郎薛焕偕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投牒于总督吴棠、学政张之洞，请建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尊经书院以“文翁兴学”为号召，办学特色和学术倾向以经史辞章为旨趣，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知名人物，从真正意义上改变了四川省文教长期落后的状况。后来居上的尊经书院的成就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例如，但焘说：“清季书院为时著称者，如四川之尊经人才辈出，为时效用者众矣”；蔡元培也说：“最著名的，如四川的尊经那时候所印行的课艺，也间有不朽的作品，收入现代杂志而无愧色的”。

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四川省的办学成绩获得了朝廷的肯定，光绪御赐尊经书院匾额曰“风同齐鲁”，御赐锦江书院的匾额则是“大雅修明”。至此，四川获得朝廷承认的省会书院增加为两座。而此时距离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着手整顿、改造全国各省书院，还剩不到两年的时间。

短短两年间，一所成绩斐然、声名鹊起的省会书院，何以就变成了被整顿和改造的对象？一般认为，甲午战争的惨败是导致光绪二十二年（1896）全国改造书院的直接原因。班书阁说：“清自光绪甲午之役，受侮东邻，士大夫撄心发愤，以求自强之道，病词章帖括之不足恃，因之各省书院，争以科学课生徒”。此时,各地主张变通章程、整顿书院的奏议甚嚣尘上。

当时四川面临的现实是，一边是朝廷锐意改革书院课程，一边是本省会书院渐入佳境。最后，这一僵局以江苏宝应刘岳云取代兼任尊经、锦江两座省会书院山长的四川邛州人伍肇龄而告终。刘岳云与刘宝楠次子刘恭冕为族兄弟。刘氏是扬州学派的经学世家，刘岳云承家学累世之传，又受业成孺之门，为高足弟子。掌教尊经书院九年之久的伍肇龄因不通时务经济，不晓天算格致，已不符合书院改革的要求，而刘岳云“通《周礼》，精算术”，符合朝廷对书院兼课中西的新要求；而且他曾被聘授国子诸生数学，极有可能是入川贯彻朝廷整顿书院的旨意，弹压川内的抵触情绪。

刘岳云按照朝廷的旨意整顿尊经书院，体现在其编选的《尊经书院课艺三集》中。第五卷的算学课艺共十三道算学题，其中刘氏本人的程作就有三道。严格来讲，刘岳云教授的算学并非西学，三道程作分别出自三国刘徽《海岛算经》、元李冶《测圆海镜》和《九章算术》。这些算学题目与当时清廷“西学中源”的教育方针保持高度一致。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正当旧式的书院体制备受抨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川省的书院教育再次逆势上扬，光绪二十一年（1895），曾先后在锦江、尊经书院肄业的资州人骆成骧中了乙未科状元，成为清代268年中，四川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状元。骆成骧夺魁使蜀士声威大振，蜀中到处传言“光绪乙未年，势不比从前”，蜀士再也不愿意将尊经书院的掌教大权拱手让给外省人。因而刘岳云被蜀地学人讥为“学非甚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争礼数不合去”。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在甲午战败后对全国书院的整顿改造，是后来戊戌书院改制和1901年改书院为学堂的前奏。对于四川的省会书院来说，这次书院整顿的吊诡之处在于，清前期四川省会书院长期低迷，未见朝廷有任何实质的改革；清末四川书院全面复兴，正值鼎盛之际，却必须面对整顿和改造的厄运。

二、旧与新：复古与维新的悖论

刘岳云辞任后，省会书院的掌教大权再次回到川人自己手中，尊经山长一职由回川办理四川矿务商务的翰林院检讨宋育仁兼任。宋育仁是四川富顺人，早年在尊经书院肄业，光绪二十年（1894）出使欧洲，任驻英法义比四国使馆参赞，是清末改良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由于宋育仁是四川人，又曾为尊经院生，在书院推行新学，比刘岳云更能服众。宋育仁掌教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三月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这段时间是四川省会书院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由于正值维新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宋育仁任山长的这段时间，尊经书院上上下下也笼罩在一股变法维新的氛围中。为此，宋育仁从上海等地采购回大批西学书籍。除了在院中添设经济课，讲求时务之外，宋育仁、廖平、吴之英等人依托尊经书院，创办蜀学会、《蜀学报》，以学、会、报一体的方式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跟刘岳云以《九章算术》、《海岛算经》、《测圆海镜》冒充新学相比，宋育仁对新学的引介算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从本质上看，宋育仁的新学也只不过是中西政治制度的简单“格义”，他出使欧洲所著的《采风记》，并非要介绍和引进西方制度，相反，却是回来鼓吹“西国之政，多近《周礼》”。皮锡瑞《经学通论》谓：“今人作《泰西采风记》、《周礼政要》，谓西法与《周礼》暗合”，指的就是宋育仁和孙诒让。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宋育仁在《渝报》发表《复古即维新论》，集中阐述他关于维新变法的基本立场和主张。文中主张以维新为手段，以复古为目的，还认为“返经即复古，复古即维新……故今日救时之务，必先复古”。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近代化时期，四川士人在古今、中西以及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基本思路。

维新运动兴起以后，在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上，尊经书院和锦江书院的许多代表人物，例如，杨锐、廖平、骆成骧、吴之英等，逐渐达成一种共识：一方面他们都赞成变法、主张维新，另一方面他们又都不主张西化，而是希望通过“复古维新”、“中体西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实现社会改良。因而，在“尊周孔”与“采西说”的张力之下，产生了近代蜀学“复古维新”的话语模式。

正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所言：“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这些思想观点，对于当时的主政者和尊经代表人物来说也许是天经地义的，但对于书院的近代化转型而言却是致命的。正如冯友兰所言：“廖平之学，实为中国哲学史中经学时代之结束……中国与西洋交通后，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皆起根本的变化。此西来之新事物，其初中国人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此绝新之酒，装于旧瓶之内……其牵引比附，有许多可笑之处。牵引比附而至于可笑，是即旧瓶已扩大至极而破裂之象也。”这段话不仅仅是对廖平的盖棺定论，也是对维新时期四川省会书院指导思想的中肯评价。

三、废与存：激进与趋新的补救

戊戌变法失败后，四川的省会书院开始走向衰落。据民国《渠县志》：“光绪戊戌政变前后，两诏罢制艺……川中科、岁两试，往昔资以贡调会城尊经书院者，最后又移作省会官学堂收录矣”。

由于兴办新式学堂，需要筹措大量的经费，旧式书院已无力再继续维持。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3年1月27日），川督岑春煊下令裁辙尊经书院与锦江书院。据档案记载，裁辙的原因是创办高等学堂、聘主东西教习、东洋留学等教育开支耗费巨大，库帑奇绌，“万不得已惟有遵改书院为学堂之谕旨”，即将尊经和锦江书院裁撤，“以其所有经费概并入高等学堂”。从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八年，七年之间，盛极一时的四川省会书院就消沉歇绝了。

锦江书院、尊经书院虽然没有逃过裁撤的厄运，但它们在清末培养出一大批精通经史、谙熟诗文的旧学人才，使四川近代教育、学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尽管“欧风横扇，国学销沉”，在西学的冲击之下，旧学明显失势，大量川籍学生东渡日本，学习政法、史地、经济等西学，传统的经史辞章之学遭到冷落和摒弃。但是，仍有一些蜀学耆旧不忍心看着中国固有的文化从此沦亡，出于保存国粹的目的，提议创建四川存古学堂。

存古学堂是清末官方在“新教育”体系中尝试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光绪三十二年（1907），湖广总督张之洞率先改武昌经心书院为存古学堂，此后湖北、安徽、江苏、陕西、广东、四川、甘肃、山东等省相继创办了存古学堂。1911年清政府颁布《存古堂章程》，在学制方面另成系统，不与新式学堂学制相同。一般认为，存古学堂是清朝官方“悔改”此前趋新办学、裁撤书院的补过之举。

四川存古学堂创办于1910年5月。初由尊经院生范溶、陈纬、顾印愚、王兆涵等投牒于四川学政赵启霖，请仿照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立存古学堂的成例，在成都建四川存古学堂。在赵启霖的帮助下，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川督赵尔巽的支持，不久学堂建立。学生由提学司通饬全省，“选求文理素优之生徒，备文申送，严加甄考”，名额为100名。其师资大部分来自裁撤的尊经、锦江书院主讲和优秀院生，吴之英、伍肇龄等尊经、锦江的旧人都认为四川存古学堂继承的是尊经、锦江书院的学脉。辛亥革命后，四川省政府首创国学院，以研究国学、弘扬国粹为宗旨，并计划整理地方文献，同时以存古学堂为基础成立四川国学学校。1918年8月更名为“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是为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的前身。

从近代蜀学的发展来看，“存古学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存国粹，更在于传承四川省会书院的学术精神。它在近代社会新旧转型的节点上，不但没有使书院精神黯然销沉，反而承上启下，造就了蒙文通、向宗鲁等新一代蜀学传人，使蜀学文脉相承、薪火相传，继续向前发展，最终在现代学术领域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样的“转型”历程在全国众多存古学堂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他省的存古学堂到宣统年间就陆续停办，四川存古学堂却延续下来，还自行扩招，后来又能适应民国教育的各类章程，不断提高学校的层级，从专门学校到大专进而大学，体现出相当独特的走向。这与清末四川两大省会书院所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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