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从宋朝进入元明清是文明的断裂？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廿三日丁酉

         耶稣2018年9月2日

中国历代王朝，从秦汉到晚清，时间跨度大约为2000年，前一个千年的辉煌时刻，大概便是盛唐；而宋朝，则处于后一个千年的开端，这也许预示着历史正进入下半场。

按日本汉学家率先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了一场非常深刻的变迁。唐朝是中世纪的黄昏，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海外汉学界，主要为东洋与西洋的汉学界，几乎有一个共识，即认为宋代中国已经拉开了近代化的序幕。甚至有人提出，世界的近代化，实质上就是宋朝化。

但是，按我们从教科书接受的观点，中国的近代化出现在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之后，是在西方冲击下不得不回应的被动近代化。

一个国家的近代，怎么有两个时间开端？这可能涉及唐宋变革论者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还存在一段与“唐宋变革”并行的历史，那就是辽、金、元、明、清的制度传承。唐宋变革往近代的方向演进，辽、金、元、明、清的制度传承却是在中世纪打转。从宋入元，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因为元制主要来自辽金，而非唐宋，之后，明承元制，清承明制，中国历史的演化走上了另一条路子。直至晚清，才重新开始近代化。

也就是说，宋元之际，历史出现了一个拐弯。

敏锐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都察觉到，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不妨称为“文明的中断”。

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文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元王朝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及其影响，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我们择其大者，介绍如下——

1、“家产制”的回潮。本来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就如一位宋臣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而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是草原贵族的属民，有如魏晋—隋唐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

2、“家臣制”的兴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一位明朝的观察者说：“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

3、“诸色户计”的诞生。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

4、“驱口制”的出现。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征服者强迫为奴﹑供人驱使的人口。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驱口”，他们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贵族私人的奴隶。甚至在观念上，全国臣民都被当成是大汗的奴隶，所谓“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

5、“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和雇制”与“差雇制”，“和雇”是指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作为雇主的政府与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结合的雇佣关系；“差雇”则带有强调征调性质，但政府还是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却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强制他们以无偿服役的方式到官营手工场劳动。

6、“路引制”的恢复。汉唐时，人民如果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方申请通行证，叫做“过所”。宋人则拥有迁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么“过所”，惟进出要塞关禁，需有“公凭”。但元朝又实行“路引制”来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元典章》中有一项立法，叫做“路人验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门远行、投宿，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文引”，类似于介绍信，才准许放行、住店。

7、“籍没制”的泛滥。籍没，即官府将罪犯的家属、奴婢、财产没收入官。秦汉时，籍没制颇盛，但至宋代时，籍没的刑罚已经很少适用，并严格控制适用，如宋孝宗的一项立法规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没财产人，并须具情犯申提刑司审覆，得报，方许籍没。仍令本司常切觉察，如有违戾，按劾以闻，许人户越诉。”入元后，籍没制度又泛滥起来，如忽必烈的一道诏书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这当然是财产权观念发生退化的体现。

8、肉刑与酷刑的制度化。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旧，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宫一直不敢恢复。元朝则将肉刑入律，如“盗牛马者劓”。陵迟等惨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极少应用，在元朝则正式编入法典，代替绞刑成为元代死刑的两种执行方式之一，陵迟开始泛滥化，致使中国法制出现野蛮化的趋势。

9、“人殉制”的死灰复燃。人殉作为一种远古的野蛮蒙昧风俗，在汉代以来的中原王朝已经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愿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还存在着人殉之俗，这应该是社会未完全开化的体现。元朝贵族是否保留人殉，史无记载，但元廷鼓励民间殉葬行为则是毫无疑义的，《元史》载：“大同李文实妻齐氏、河南阎遂妻杨氏、大都潘居敬妻陈氏、王成妻高氏以志节，顺德马奔妻胡闰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宁民妻魏益红以夫死自缢殉葬，并旌其门。”在这一恶俗中成长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即恢复人殉之制。

10、“海禁”的设立。中国的“海禁”之设，也是始于元朝。元廷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却先后实行过四次“海禁”，“海禁”期间，商民不准出海贸易：“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海外商贸只能由官府出资的“官本船”垄断。这一点，跟宋朝鼓励和保护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大不一样。

11、“宵禁”的重现。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时“宵禁”制瓦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复了“宵禁”，入夜之后，禁钟响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饮宴、点灯，“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察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熄，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12、治理体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层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导致元人无法继承宋朝发达而繁密的治理体系，比如在法制领域，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粗鄙治理体系的特点是税率超低，政府只能维持最简陋的形态，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貉道”；以现代的眼光审视，那种简陋的政府根本无法在历史转型期组织社会与经济的革新。

可以看出来，元朝征服者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它们的推行，意味着“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方向发生了逆转。

元制的殖入，不仅仅影响于元朝一代，而且改变了后面历史的走势。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于严重缺乏立国者的创制智慧，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诸色户计、匠籍制、路引制、籍没制、肉刑与酷刑制度、人殉制、海禁制、宵禁制、粗糙的治理技术等制度遗产。

更要命的是，元制中保留下来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现，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比如重商主义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格局与宽纵的统治。

朱元璋似乎下定决心要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农村，人民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离乡离土，这个宁静的秩序不欢迎流动的商人、喧哗的商业，不需要太大的市场与太多的货币，人们基本上自给自足，即便有零星交易，也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国家的赋税也以实物税与劳役为主，连衙门办公的“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语）。

至于开放的海岸线与嘈杂的海上商贸，更是不可容忍的，朱皇帝大手一挥，“寸板不许下海！”宋元时期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被朱元璋改造成“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的机构，即接待海外朝贡使团、同时查禁海贾的国家机关。

元廷因为统治技术粗糙，表现出宽纵的特点。朱元璋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当上皇帝后，果然刚猛苛严，说禁海就禁海，说不许开矿就不得开矿，说廷杖就廷杖，说死罪就死罪。因而，朱元璋时代对于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控制，比宋元都要严厉得多。

《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的作者提出了一个“天问”：“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答。”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