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思想对其故里元明清书院的影响 ——以董子书院、大原书院和敬义书院为例

作者：魏彦红、张铭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廿六日庚子

           耶稣2018年9月5日

《史记》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史记》中记载的广川为当今衡水的枣强县和景县交界处。另外，此处与河北沧州界亦相距咫尺之遥。本文对董子故里不做考证，以景县和枣强县交界处及附近地区为董子故里。衡水的书院在元明清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按照时间顺序，元代的衡水只有景县的董子书院一所。明代衡水的书院主要有：武邑县的观津书院、饶阳县的近圣书院、深州的恒麓书院、枣强县的大原书院、冀州的□□书院、衡水市的育贤书院、冀州的翘林书院等共10所。清代衡水的书院主要有：衡水市的右山书院、枣强县的丽泽书院、景县的广川书院、故城县的甘陵书院、冀州的信都书院、武强县的萃升书院、深州的文瑞书院（博陵书院）、衡水市的桃城书院、枣强县的嘉会书院、武邑县的观津书院、枣强县的敬义书院、故城县的卫阳书院、冀州的翘林书院和滏阳书院等 14 家，在河北排名第 6 位。作为董子故里的后世百姓，自然以董子为自豪，受董子思想影响极其深远。笔者以元明清时代衡水书院的代表作为切入口来管窥董子思想对后世家乡书院的影响。为纪念董仲舒而修建书院本身就是受董仲舒思想影响深远的表现。本文仅以衡水景县及沧州泊头元明时期的董子书院、衡水枣强县的明代大原书院和清代敬义书院为例进行探讨。

一、衡水景县的董子书院与沧州泊头的董子书院

董仲舒倡导“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自此儒家思想被汉武帝采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他还强调立学校之官，举孝廉之才等。其晚年著书立说，弟子众多，以“久次相授业”的方法转相传授。董仲舒兴太学、重选举、广教化的思想不仅对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后世学术思想及文化教育均产生重大影响。董子家乡的广川及其附近地区特修建乡祠及书院以纪念董子，并以董子思想及其所推崇的儒家思想作为重要学习内容。广川作为大儒董仲舒故里，修建董子祠及董子书院以传承董子思想对于当地政府或乡绅百姓来说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据《中国书院词典》记载：“董子书院……即汉董仲舒乡祠。元至正中，总管王思诚奏建，今置学宫东隅。”《河北省志》的“河北历代书院一览表”中也有该名称的书院。董子书院最初于元至正年间，由当时的总管王思诚于衡水景县广川镇大儒董仲舒乡祠基础上，专为纪念董仲舒而修建。明正德年间重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邑监生冯时选再建董子祠，并置书院田 17 亩，以资膏火。”清同治十三年重修，因经费无法落实，后名存实亡。

关于以“董子书院”命名的记载，相关的有沧州泊头的董子书院之说。沧州泊头董子书院位于原交河县李道湾村，即今泊头李冀北村，这里离董仲舒家乡不足百里。据相关记述称：

冯时雍，字子际，明弘治乙丑科（1505 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海运副使，陕西苑马寺卿，湖广福建右布使等职，原交河县李道湾村（今泊头李冀北村）人。……嘉靖年间冯时雍休养在家，时河间府方圆二、三百里文人学子、故友旧交登门探望求教。……他苦于家乡学子没有静治之所，决心建书院。主动捐出税田十二亩，供建书院之用，史载“其地即李道湾”。书院选址在一片旷野上，“东濒漕（运）河，洪流襟带，西据高田垅，林木郁蓊，北近梵宇，南望农村，鸡犬不闻，人迹罕至”，正是治学居业理想之地。冯亲自上任督工，捐俸银采木，又动用家中木料家族壮丁和旧时佣人，义务筑修。从嘉靖十四年（1535 年）秋动工，至十六年（1537 年）完成，耗时一年半。竣工后，他与学子商议为书院命名时，想起自己久仰的“道谊两言传世教，天人三策致君才”的汉代大儒董仲舒。他建议：董仲舒为西汉儒学之宗，又是景州（今景县）人，与泊头“封壤相接”，距不足百里，“流风余响”至今不绝，宜命名为董子书院。书院占地十二亩，建筑规模恢宏，气派非凡，环境清幽。其中祠堂五间，以祭祀董子。讲堂三间，是院长的憩息之处。学舍六间，供诸生用。其次还有沐浴房、伙食房等东西厢房各四间。冯自为山长，另聘主讲数名，教授儒家经典外，还讲授唐宋诗词。书院提倡独立研讨，“次第请疑”，“问至即答”，有时师生共同讨论。制定学规十条，其中“精诚为学，以正其心，以广其才”，“敬师不傲，谨虚为人”，“勤功自励，博学穷理”等，已成为几百年来教书育人的典范。董子书院在清初塌圮，但冯时雍嘉惠后学的精神至今流芳。

以上冯时雍所建董子书院和吴洪成先生在其《河北书院史研究》所记董子书院（董子祠书院）是否为同一书院，修建人冯时雍和冯时选是否为同一人，或者二人是什么关系等，均尚需考证。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衡水景县的董子书院，还是沧州泊头的董子书院，都是董子家乡人受董子思想影响、为纪念董子而修建，在书院中，其学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明显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直接体现了董子的教育思想。

二、衡水枣强县的大原书院

大原书院，建于明代嘉靖三十三年，由枣强知县罗廷唯在原社学的基础上修建而成。该书院是罗廷唯为纪念大儒董仲舒而建。罗廷唯，字会甫，别号贯溪，永川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举人，次年第进士。授枣强令，除盗寇，平冤案，重教化，建大原书院。在其《大原书院记》中，首先阐释了董仲舒家乡广川的历史变迁，驳斥了历史上关于董子家乡的种种说法，得出董仲舒乃枣强人的结论：“汉广川废城，即今之故县村，而直书董子为枣强人物。质之史志，验之封疆，皆明确无可疑者。”故县村即为今枣强县旧县村，该村现有明代董子石像一座。罗廷唯之所以用长篇大论阐释董子家乡所在地，是为后续的大原书院的修建做铺垫，说明大原书院建立的直接原因即是纪念董子，纪念这位对中国思想和中国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家乡名人，并承担起传承弘扬其思想的重任，“以表章其遗迹”，用董子的思想影响家乡人民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素养。作为地方官，这样的担当义不容辞。我们从《大原书院记》中不难看出，后世人对董子的敬仰无处不在，董子书院地址选在枣强县城稍偏西的地方，为治学安静之所。学习内容自然涵盖董子思想，“因取朱子白鹿洞学规揭诸堂上，以备朝夕省览焉。盖古人为已之学莫要乎此，而董子格言亦在其中”。白鹿洞书院学规（亦称教条、揭示）成为自朱熹之后书院的重要学规，是书院发展史上一个纲领性学规，对当时及后世书院教育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此处择录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

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

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

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

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由以上白鹿洞书院学规中看出董子思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赫然其中矣！这样的思想表明了作为君子的人生向度和价值取向，有此学规的引领，罗廷唯认为书院学习的结果应是非常理想的，道义日隆成为一种理想境界。“学者苟能由是而相与切磋，则优游渐渍，道义日隆，乡邦大儒有不难于企及者，岂特工文字逐功利而已耶”。他又针对那些对书院教育及董子思想持有错误认识的人进行了批评和引导：“或视此为嬉游之区，群居终日，言鲜及乎道义，则又董子之罪人，而余亦与有深辱矣，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诸生其知所自勉乎哉！”

大原书院的院制处处体现了董仲舒的思想，堂三楹取名明道正义，两侧厢房取名明道书舍，东边书舍分别取名以道原、正心、求贤、更化、蕃露；西边书舍分别取名以教本、成德、养士、善治、玉英。堂后建有“三策”亭，亭后为董子祠。“有厨有斋有园，曰：不窥之圃”。“门外东西列义仓各二廒，余措处谷粟三千石有奇贮其中，每岁仲春以贷贫民之乏种者，秋则收之，不责以息事具别石，此亦董子限民名田，教种麦以赡不足之意也”。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置身大原书院仿佛徜徉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大花园中，仿佛在其“三年不窥园”的后花园中反思自己如何做到如董子般“不窥园”，仿佛聆听董子传经送道、谆谆阐释如何做到爱民敬天！

书院大门名为“大原书院”。“大原书院”之名出自《汉书·董仲舒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所言。“道”是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在古代社会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天”主要是指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或天意。董仲舒认为，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由天决定的，天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按天意建立的“道”亦永恒不变。董仲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论证社会的根本法则，为古代社会的合理性和稳定性创造了理论基础。大原书院正是取义董仲舒这一核心思想，其作为“乡邦大儒”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警醒着后世学人不断孜孜以求。

今天的枣强县已经按照罗廷唯撰《大原书院记》记载的原貌重新设计、开始建造大原书院，不日新的大原书院即会展现在世人面前。

附（明）罗廷唯《大原书院记》如下：

枣强古棘津地，按《史记·游侠列传》曰：吕尚困于棘津。徐广注云：棘津在广川。后汉《地志》亦云：广川旧属信都，有棘津城，今县北十里许李仓口，即古之棘津。《春秋传》所谓，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者是也。在秦属巨鹿郡。汉高帝初置广川县于此，属信都国。景帝前元二年，始分广川，置枣强县，属清河郡。中元二年，复并枣强入广川县，属广川国。历武帝至宣帝甘露四年，广川国除，复广川为枣强，属信都国。而后汉则又复枣强为广川，属清河国。是则终两汉之世，广川枣强本为一也，离合废置有不同焉耳。其曰广川国信都国皆今冀州治，而清河则山东之恩县。董子仲舒生于文景之间，仕于武帝之时，实此邦之产，故汉儒序《董子集》曰：清河广川人。则董子所生之地，即属清河之广川，而未曾属他郡，尤为确证矣！若夫并枣强为广川移属渤海，渤海者古景州也（在东光），乃晋武时事。改广川为长河，移属平原，平原者今德州也，乃隋炀时事。已非两汉地理统辖之旧，然其与后燕之置广川郡于枣强，北齐之合广川县为枣强，则始终一地，犹未之有异也。后代信其委，而不考其源，乃使董子寓祀于景德二州，元学士曹元用记其祠曰：广川属冀都郡，今景州蓚县是也，此因广川镇分属景州而附会谬误，遂至于此。不知蓚县在汉自为条市，与广川并建，至晋始改条为蓚，至元始徙今景州于此，岂可以蓚县为广川而强以后世暂属平原渤海之广川为董子故里耶。或谓景州治东有广川台，即董子读书处，是又不知旧本为官僚游憩之所。元蓚尹吕思诚始移董祠于此，因名为广川台耳，况广川镇即晋所置。广川虽属景州，其去枣强尤为密迩，而枣强郭东二里许，在元为广川乡，有郑侯墓表岿然尚存，故真定冀州二志俱载，汉广川废城，即今之故县村，而直书董子为枣强人物。质之史志，验之封疆，皆明确无可疑者。《一统志》习见元事，遂误认为广川为景州属，而于沿革漫无所附，岂非杂于采获而畧于考订耶？余尝着其说于邑乘，即乃，毁境内诸滛（同淫）祠，建书院于县治西偏，以表章其遗迹。选邑庠弟子员，俾肄业期间，自念寡陋，无足为诸生师帅者，因取朱子白鹿洞学规揭诸堂上，以备朝夕省览焉。盖古人为已之学莫要乎此，而董子格言亦在其中，学者苟能由是而相与切磋，则优游渐渍，道义日隆，乡邦大儒有不难于企及者，岂特工文字逐功利而已耶，或视此为嬉游之区，群居终日，言鲜及乎道义，则又董子之罪人，而余亦与有深辱矣，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诸生其知所自勉乎哉！院制为堂三楹，曰：明道正义之堂。翼以两厢，东曰：明道书舍。西曰：正义书舍。各五楹，分十会。东曰：道原。曰：正心。曰：求贤。曰：更化。曰：蕃露。西曰：教本。曰：成德。曰：养士。曰：善治。曰：玉英。堂之后为“三策”亭，亭后为董子祠，有厨有斋有园，曰：不窥之圃。堂前为仪门三，匾曰：道义之门。门外东西列义仓各二廒，余措处谷粟三千石有奇贮其中，每岁仲春以贷贫民之乏种者，秋则收之，不责以息事具别石，此亦董子限民名田，教种麦以赡不足之意也。总题其大门曰：大原书院，缭以周垣，围凡五十丈一尺，共集地六亩八厘二毫。夫易荒者学也，易弊者政也，振作而完辑之，以图永久，又不能无望于后之君也，是故记之。

三、枣强县的敬义书院

敬义书院，是由枣强知县方宗诚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修建。方宗诚（1818-1888 年），清代学者，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字存之，号柏堂，安徽桐城人。官枣强知县，论学宗程、朱，建正谊讲舍、敬义书院，集诸生会讲，从游甚众，有《柏堂全集》《志学录》等。在其撰《创建敬义书院记》中首先对董仲舒家乡的历史沿革进行了阐述，结合对太公（姜子牙）与枣强历史渊源的记述，认为历史记载即使无法考证真伪都不影响人们对他们的仰慕，“刘邵《续汉志注补》则谓太公棘津琅琊海曲，非此城也。夫太公之果尝困于此，事远难稽。即董子之生果为今枣强境与否，亦未可定。然人心秉彝好德之良，与学者慕古希贤、希圣之怀，有非口舌所能夺者，是固可以置而不辩也。”这里是董仲舒的家乡，姜太公曾困于此地，说明姜太公和董仲舒与枣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均为古代先贤圣人，后人修建祠堂与书院以做纪念当为应然之举！且大原书院已于明万历年间檄毁并改为察院，并且察院也已经毁圮，无法找到大原书院确切的原址，太公祠亦久圮，重建一个书院以纪念二位先贤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敬义书院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县固有大原书院，近董子祠。旧志载：明万历初，张江陵为相檄毁天下书院，遂改为北察院。今察院已毁，旧址无可证矣。惟董子祠如故。太公祠亦久圮。春秋有司设席棚城外致祭。书院旷废已三百年。学之不讲，盖亦久矣”。大原书院毁坏，而董子祠尚存，亦能说明董子故里百姓对董子的怀念和敬仰之情。据以上资料，敬义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大原书院遗址上修建的，是对大原书院的恢复。

方宗诚对姜太公也有着高度的评价，认为姜太公是早于孔子的圣人：“考太公曾封武成王，盖以诗有‘时维鹰扬’之语。又以世称《六韬》《阴符》为太公之书。予谓太公于古实闻道之圣人。”“其后，孔子作《易传》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其言与尧舜禹汤同揆，而实则太公已先发之矣。”孔子做《易传》所阐释之道，而姜太公却阐释在先。这样的先贤圣人与枣强有着密切的历史缘分，这是作为枣强人的自豪。“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谓‘吕尚困于棘津’。《集解》徐广曰：‘在广川。’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于‘冀州清河国’下称‘广川故属信都，有棘津城’。”上记太公困于棘津，棘津即广川，广川即指枣强一带。

董仲舒作为本地历史上的思想家对汉代及后世政治哲学和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方宗诚认为董仲舒对汉武帝产生的影响和姜太公对武王产生的影响是没有区别的！“当汉武帝时，功利横流，学术淆杂。而董子独抱仁义礼乐道德为学。其对武帝策曰：‘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又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旨与太公所以告武王者无以异也！”至于书院的修建，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引古人为州里之荣耀，更在于“求道”及“求道之要”，作为圣贤故里之书院，学古人，慕古人，诵古人之言，行古人之行，学做古人，学为圣贤，成为书院之要义和宗旨。“学不可不知道，而求道不可以不得其要也。且夫古之圣贤亦人也，予亦人也。所贵于慕古之人者，求其所以为古人者，而师之也。诵古人之言，行古人之行，则予亦古人而已矣，岂徒扳引古人以为州里之荣哉！”

同治十年（1871 年），在县衙署西侧，初设讲堂五间，并立有学规。同治十二年（1873 年）在枣强前知县张君购买的宅基地基础上，于董子祠前面，修建了敬义书院。书院之名取之于太公所述丹书之言，名为“敬义书院”。讲堂墙壁上书写董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院训，以引导生徒经常反思自己。每年考核学业之时必先拜董子。对姜太公的祭祀也在讲堂进行。对生徒的要求，不要被科举所束缚，不要为科举而科举，而应该以董子和太公之所倡导为学习目标，“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

附（清）方宗诚《创建敬义书院记》如下：

枣强汉属清河郡，与广川邻。历代沿革分合迁徙不常，名屡更，遂与广川相杂。故今犹称古广川，云汉大儒董子盖生是郡。今县城中有董子祠三焉。又相传为古棘津地。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谓“吕尚困于棘津”。《集解》徐广曰：“在广川。”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于“冀州清河国”下称“广川故属信都，有棘津城”。今县旧有太公祠，盖用《史记集解》之说。且棘与枣相类，故援引太公以为地重。而刘邵《续汉志注补》则谓“太公棘津琅琊海曲”，非此城也。夫太公之果尝困于此，事远难稽。即董子之生果为今枣强境与否，亦未可定。然人心秉彝好德之良，与学者慕古希贤、希圣之怀，有非口舌所能夺者，是固可以置而不辩也。

县固有大原书院，近董子祠。旧志载：明万历初，张江陵为相檄毁天下书院，遂改为北察院。今察院已毁，旧址无可证矣。惟董子祠如故。太公祠亦久圮。春秋有司设席棚城外致祭。书院旷废已三百年。学之不讲，盖亦久矣。考太公曾封武成王，盖以诗有“时维鹰扬”之语。又以世称《六韬》《阴符》为太公之书。予谓太公于古实闻道之圣人。其告武王以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实与《虞书》危微精一之传“成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之论若合符契。其后，孔子作《易传》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其言与尧舜禹汤同揆，而实则太公已先发之矣。是以孟子历叙道统于太公望，称为见而知之。推重如此，诚百世之师也。后世不考《六韬》《阴符》皆周末秦汉人所附托，而鹰扬之绩特太公功德之一端。封为武城，不亦陋乎？当汉武帝时，功利横流，学术淆杂。而董子独抱仁义礼乐道德为学。其对武帝策曰：“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又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旨与太公所以告武王者无以异也！故刘向称其有王佐才，虽伊吕无以加。而刘歆独不然其父言，刘龚、班固附而和之，是皆未闻乎大道之要者也。夫为学而不知道求道，而不得其要。其论古固涉于偏陂。其所以致知与力行者，亦必散漫而无纪，杂陋而鲜。当其处困穷，既不能隐居求志，以期道集于阙躬，其用于世又何能行义达道以佐君而致治？况欲其或汘或见，立德立言，使百世之下闻风而兴起，不亦难乎甚矣。学不可不知道，而求道不可以不得其要也。且夫古之圣贤亦人也，予亦人也。所贵于慕古之人者，求其所以为古人者，而师之也。诵古人之言，行古人之行，则予亦古人而已矣，岂徒扳引古人以为州里之荣哉！

同治十年，予来宰枣强。构讲舍五间于署之西偏立学规以课士。又二年得前邑令张君所购宅基一区，在董子祠前。爰筹资创建书院讲堂。因取太公所述丹书之言，名之曰：“敬义书院”。而讲堂则大书董子正义明道之训，以为诸生观感之资。诚以之数言也，乃大道之要。而学之所当法守者也。每岁课士时，率诸生拜董子之堂。而春秋太公之祀，亦即于讲堂设位行礼，以革除野祭之非。愿诸生肄业其中，无徒囿于世俗科举之陋习，而必以太公董子之所以教者为师，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庶无负区区创建之意也夫。同治十三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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