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宋王朝开启了中国的大航海时代，而不是郑和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廿七日辛丑

            耶稣2018年9月6日

问：宋代有着兴商的氛围和航海的技术，为什么没有拉开大航海的序幕？

答：题主说，宋代具备航海的基本条件，为什么宋朝没有拉开大航海的序幕呢？但事实恰恰相反。宋代已经拉开了大航海的序幕。先来看著名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上的说法：“自11世纪起的中国航海业发展无疑是亚洲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之一。11—14世纪的欧洲旅行家和阿拉伯旅行家关于这方面曾有过无可置疑的见证，福建、浙江、广州诸各大口岸的活动，当时欧洲各港口完全无法与之相比。”

再来看历史事实。为发展市舶，宋政府在密州、明州、杭州、泉州、广州设置市舶司，秀州华亭县、温州、江阴军设立了市舶务，澉浦港则有市舶场。市舶司、市舶务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其职能包括：“阅货”（检查进口商品），抽解（征收关税），博买（采购一部分蕃货），发放“公凭”（给海商发放出海贸易许可证），查禁走私及违禁品出海，维护港口。

凡海商出海贸易，只要到市舶司、市舶务办理好手续，领到“公凭”，便可满载商货，扬帆启程。按元祐年间的市舶法，“诸商贾许由海道往外蕃兴贩，并具人船物货名数所诣去处，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委保物货内不夹带兵器，若违禁以堪造军器物，并不越过所禁地分。州为验实，牒送愿发舶州，置簿抄上，仍给公据。方听候回日，许于合发舶州住舶，公据纳市舶司。”

宋朝海商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远抵非洲东部。只不过，中国人的这段大航海历史，今人似乎不大注意而已。人们记住的，只有一个郑和。

问：宋朝的海上贸易是宋朝占据主导，还是阿拉伯商人占据主导？

答：宋朝时，每年春夏季节，风从南方来，一艘艘满载香料、象牙、犀角、珍珠、皮货、胡椒、苏木、硫黄等蕃货的帆船，陆续来到宋朝港口住舶交易；冬季，北风南吹，则有数以万计的宋朝海商驾着满载瓷器、陶器、丝绸、布帛、漆器、工艺品、茶叶、果脯等商货的海船，挂起风帆，从各个港口出发，驶往大洋深处。

宋朝之前，阿拉伯商人主导了印度洋的海上贸易与航行，但宋朝时，中国海商与船队开始崛起，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中说：“自11世纪起的中国航海业发展无疑是亚洲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之一。”美国汉学家李露华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中说：“13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

宋朝时，中国海商的总体规模大概有多大呢？宋人说，“凡贩海者，以百人为率”；“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小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可知宋人航海所用的商船，载客量在100人以上。以两浙、福建、两广三路每年各有300艘商船扬帆出海计算（这是保守估算），粗略估算下来，直接参与航海的宋朝海商，少说也有10万人之众。宋朝才是中国人大航海的黄金时代。

问：宋代泉州开辟了哪些海外贸易航线？

答：宋朝时，从泉州港或广州港出发的中国商船，不但直达南洋群岛，而且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不但在印度半岛住舶交易，而且横渡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不但与阿拉伯诸国贸易，而且通过红海，抵达非洲北部，或者从亚丁港南下，到达非洲东海岸。

非洲的摩加迪沙、桑给巴尔岛、基尔瓦岛、马菲亚岛、哥迪遗址，都曾先后发掘出宋代铜钱；在福斯塔特、埃得哈布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区，也发现了大量宋代瓷器碎片。这些宋朝铜钱与瓷器应该就是宋朝的远洋商船带来的。12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西记述说，“中国人每遇到国内骚乱，或者由于印度局势动荡，战乱不止，影响商业往来，便转到桑奈建（桑给巴尔）及所属岛屿进行贸易。由于他们买卖公平，举止温和，态度适中，很快和当地居民发生了密切关系。”

南宋《诸蕃志》便记载了一条从泉州到埃及的航线：“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远，蕃舶艰于直达。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亚齐岛）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本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东南亚古国）贸易贾转贩以至中国。其国雄壮，其地广袤。民俗侈丽，甲于诸蕃。天气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贵毡毯。国都号蜜徐篱，据诸蕃冲要。”

问：郑和之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后续的航海行为？

答：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许多人立即会想到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官兵与船员数量多达二三万人，曾在海外大败马六甲海盗，干预爪哇国政，生擒锡兰国王。耀兵异域，确实威风。

然而，郑和下西洋期间，明王朝对民间航海与海外贸易却实行非常严厉的禁制。朝廷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朝贡，而不是发展市舶，民间老百姓不但不准参与海舶，还要为郑和船队的建造无偿提供物资（如木材与桐油）和力役，为船队将要出洋进行的海外贸易进贡丝绸、茶叶等物品。

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的以低税率+实物税+劳役制为特征的财税体系，又根本无法维持长久的、大规模的官方航海活动。每一次下西洋，都免不了劳民伤财。因而，在宣德年间最后一次航行之后，郑和的船队便被系统地自我毁灭了。成化年间，宦官集团尝试恢复明初的航海冒险，向兵部索取《郑和出使水程》（郑和下西洋档案文书），却遭到文官集团的抵制，兵部尚书刘大夏抢先一步将档案文书取走，一把火烧掉，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

不要责怪明代文官集团的保守，根源在明王朝极为落后的财税体系：“明朝的第一个皇帝（朱元璋）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朱棣）又不顾其设计之目的，只拉过来将之滥用，第五个皇帝（宣德帝）采收缩退后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溃。”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