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贤能政治：东方之光

作者：詹姆斯・汉金斯

译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发布，原载《美国事务》2018年秋第2卷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初八日壬子

          耶稣2018年9月17日

光从东方来（Ex oriente lux）。春季学期结束，我来到日本和中国，表面上是在日本和中国几所大学宣读论文，但真实原因是渴望更多了解当今亚洲有关贤能政治的辩论。那里，政治理论家们一直在就最适合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政府管理形式进行激烈的辩论。辩论追踪了理论上与假想敌做拳击训练的儒家学者过去20年来一直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守卫者辩论。儒家希望用源于更真实的中国政治理论取代仍然在学校里讲授的暮气沉沉的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但是，辩论背后的政治对于中国人之外的人很难理解，要弄清楚怎么回事的唯一办法是亲自前往，躲在安静的角落里，开始提出问题。

西方的新精英政治也提供了对中国和日本的辩论感兴趣的逼人理由，虽然谈论精英危机的美国人的范围要有限得多。乘飞机前往东京的途中为我提供了熟悉美国最近的一些文章的机会。其中之一是大卫・布鲁克斯（DavidBrooks）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其主题现在已经众所周知，那就是西方精英的道德破产。那是政治精英对民粹主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担忧的另外一面。我还有一本为准备写书评而先睹为快的书《旋尾降落》（Tailspin），作者是主张改革的记者和媒体创业者斯蒂芬・布里尔（StevenBrill），他认为美国尚贤精英应该为过去半个世纪的政府管理灾难负责。而且，我还阅读了《大西洋月刊》上马修・斯蒂沃德（MatthewStewart）所写的最新一期封面文章“美国新贵族的诞生”（２０１８年６月），里面谴责精英的思想封闭和美国社会流动性的终结。（那是为英语专业人士阅读的社会科学精简版，是《大西洋月刊》的特殊优待）。虽然美国精英有这样的自我批评意识，但没有人提供解决危机的办法。布鲁克斯认为美国精英需要新的道德规范。不错，但是如何开始？没有答案。布里尔希望伴随着社会混乱的一系列基础设施灾难可能让美国精英猛然意识到他们的玩忽职守。斯蒂沃德则模糊地建议采取“联邦政府行动”来确保实现经济平等。

来到亚洲是一种解脱，那里没有人怀疑贤能政治是好东西。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变得更加尚贤：它是否应该成为整个政治体制的指导性原则（最著名的儒家政治哲学家贝淡宁理论化的“贤能政治”），更加受到欢迎的选拔政府官员的办法，或者简单地依靠文化和教育而传播的思想。我希望了解更多内容，如现代儒家是如何为贤能政治辩护的，尤其是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传统如何帮助改造现代精英和现代政府管理。我有一个想法，同样的途径在西方或许也会富有成效。但是，我有些担忧地意识到，就像一些学院派沙龙一样，我是在溯洄而上，这与寻找政治智慧的现代潮流格格不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前往西方学习自由民主，相信中国的未来应该从当代西方那里找到。现在西方人对中国政治智慧的兴趣是中国正在建立政治哲学方面的软实力优势的一个信号吗？

东京：前现代的贤能政治？

我的疑虑在行程的第一站东京早稻田大学得到缓解。这是日本最优秀的私立大学之一，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仍然牢不可破。我是应从前的学生和早稻田负责人之一的政治哲学家厚见惠一郎（Keiichiro Atsumi）的邀请，前往早稻田的新环球亚洲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我演讲的主题是前现代西方的贤能政治理论（德性政治）以及它与早期儒家的德治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我的目标是凸显在17世纪欧洲的契约论和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思想占上风之前，西方和东方在治理理想方面的相似性。（我尝试临时抱佛脚研究一番日本儒家的文献，但是没有发现很多对我有用的东西。）

在前现代时期，日本儒家常常受到禅宗佛教僧人的支持，作为在大名武士（daimyo/samurai）阶层---世袭贵族、领主和武士进行道德改革的工具。没有科举考试制度，没有“选贤任能的尚贤”，没有将德治与政治合法性结合起来的尝试---这些都是中国德治的核心元素。与我对话的日本朋友都很友好，对中西之间的相似性也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给我在前现代日本找到中国儒家和西方德性政治之间找到相似性的希望泼了一瓢冷水。在日本政治理论家看来，贤能政治是西方的、现代的、完全合法性的、实际上非常明显的选拔任用公共机构官员的方式。他们说，这与明治维新之前时代的权力世袭制完全不同。

但是，历史研究并不总是在学术界进行的，在参观一个游客常常前往的公园时，我偶然发现了日本德性政治引人注目的早期文件。一个年轻的佛教哲学日本学者带我参观游览日本古代首都奈良（Nara）。当时碰巧是学生游学的季节，这个城市挤满了穿着民族服装的日本中小学学生。他们都渴望喂圣鹿（他们高喊“太可爱了，真酷啊”），渴望看到大佛（the Daibutsu），这是公元8世纪的157英尺高的佛祖青铜雕像。为了避开人流，我们下山来到法隆寺（Horyuji）附近的村子里，前往参观为纪念聖徳太子（Prince Shotoko Taishi）建造的一个神社。圣德太子笃信佛教，是在日本建立佛教的关键人物，同时依靠著名的“十七条宪法”（公元605年）引进儒家文化。这个纲领性文件是日本历史学家和法律学者都非常熟悉的，但是对我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新发现，因为这实际上以宪法的方式呈现了儒家的贤能政治。（中国人可能说，带有佛教特点的儒家）当然，这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宪法：它并没有建立制度来规范和限制君主的权力，但是确定了帝国大臣的行为标准：公正、贤德、竭力为民众的幸福服务。现代政治儒家激烈辩论的是儒家传统是否与宪法主义相容，或者儒家文献和理论假设是否致力于绝对君权。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法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越南学者松裴玉（Bui Ngoc Son）最近提出一个引起争议的论点，即儒家皇帝事实上是君主立宪制统治者，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宪法上的限制，引用的例子就是越南皇帝。如今在日本，我又遇见了一份古代文件实际上试图将德治的原则简化为宪法的形式。据我所知，这是前现代贤能政治历史上的独特文献。

上海：党与孔子

我的第二站是上海，这里我计划会见我的论文合作者，我们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起了个淘气的题目“彼特拉克之道”，对比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性政治”与古代儒家的德治。我需要得到研究现代政治儒学重构中最经常引用的中国古典文献尤其是孔子、孟子、荀子等的专家的帮助。因为随后就可能变得清晰的原因，我在此无法给出他的真名和工作单位。让我们称他为枫博士。枫博士不仅是研究儒家典籍的专家，而且在几年前返回中国之前在美国顶尖高校从事西方政治理论史的研究。他最终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政治理论研究。他有些尴尬地向我承认（在美国，他曾经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为了得到这个职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儿都不令人吃惊，中国人口中7%的人都是党员，很多人入党是出于类似的投机动机---但是，枫博士笑着向我保证，他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大部分同事也是这样，虽然他们都是党员。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通常是大学和中学讲授的唯一一种政治理论。只有从事专门研究的学生能够在严格的监督下进行有关西方政治理论的严肃研究。这意味着政治学的大部分本科生课程都是对党批准的宣传口号的死记硬背和阐述。因为根本不存在开放性的讨论空间，受到西方理论家分析哲学途径训练的枫博士自然感到沮丧和厌烦。他的学生也是如此。作为最年轻的老师，他只好去上系里最不招人喜欢的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必修课（上午9：15分团体操结束之后开始）。这并不是枫博士渴望的教学形式。他的学生很多是学商业贸易的，在他上课的时候玩手机。他渴望系里聘请新老师，这样他就可以讲授其他一些更有意思的课程了。

今年，课程大纲进行了修订，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进来，14要点意味着为这个世纪确立了新方向。这些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倒不如说是确立了中国未来的奋斗目标。自2017年10月以来，习近平思想已经被纳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现在不仅通过海报、街头标语、电子告示屏、电影等方式在大学中学广泛宣传学习，而且通过流行音乐来传播。20多所大学已经建立了旨在研究如何将习近平思想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的研究机构。在枫博士的大学，给学生讲授的是1949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洗雪殖民主义百年国耻的中国现代史的三大阶段：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这里分别指的是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习近平时代。这些阶段类似被称为“时代论神学”的原教旨主义新教神学途径。这个途径清除了圣经教导中的矛盾，假定上帝在不同时代与人打交道的方式也不同。在人还处于天真无邪阶段时正确的东西，在犹太祖先阶段就是错误的；在犹太祖先阶段被允许的东西，在摩西戒律看来是不允许的，摩西戒律要求的东西被恩典放到一边。同样，毛时代正确的东西在邓时代就成了错误的（比如禁止自由市场和迫害知识分子），邓时代的“致富光荣”名言现在被习修改的社会主义重新塑造，新时代社会主义要道德改革，要服务民众，要环境保护，要国家富强。中华民族的辩证法要求在不同时代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但共产党就像上帝一样一直君临天下。

接着是宣传口号。枫博士也负责讲授中国梦（像美国梦，但更加持久）、四个全面（习的中国政治的四个目标）和当代中国的十二字价值观。后者包括四个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遵循原则（自由、平等、公平、法治）和四个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爱国、奉献、诚信、友善）。在我看来，这些听起来更像童子军口号而非大学的课程。但是，枫博士（他母亲是佛教徒）暗示，中国共产党热衷列教义清单的痴迷反映了中国思想中佛教的残余，佛教就非常热衷于列清单。这与热衷晦涩难懂的术语和无休止地学术争论教义中的抽象问题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从西方角度看，党试图控制政治思想的野心显示其权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枫博士对此有不同的解读。他看到了党面临的巨大危险，认为这是在不断灌输爱国主义和意识形态教育来巩固民众对政权的承诺，当前政权面临的威胁有很多，比如巨额的债务、人口老龄化、经济下行、高额税收、帝国性的向外扩张等。过去25年，党的战略一直是依靠儒家所谓的“政绩合法性”来为自己的执政辩护，通过给民众提供稳定、和平、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等来确保民众对党的忠诚。如果经济下滑，如果出现债务危机，如果外交政策的失败大得难以掩盖，那就必须依靠其他方式来确保民众的忠诚了。依靠教育（如果你喜欢用灌输这个词也可以）让民众承诺于值得推崇的共同目标就是策略之一。

但是，仅仅因为本科生的意识形态灌输被简化为宣传口号和切断接触非党版本的现实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是空洞和不知情的。恰恰相反。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北京中央党校、中共主要智库的专家都是训练有素的精英。那里最受欢迎的是社会学研究，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党内很多知识分子拥有哈佛、麻省理工和牛津的学位。量化研究途径（当今西方很多名牌大学热衷的东西）最受推崇。中国社会科学的复兴，以及将其应用在确保共产党的执政权威上成为过去３０年最大的难言之隐之一。它至少部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其他共产党垮台的情况下继续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对像枫博士这样对党的国内政治有敏锐观察的人来说，重塑党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家（虽然在公开场合未必如此）的最大功臣是王沪宁（1955年生）。从任何角度看来，他都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知识分子。从前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政治思想教授，1989年事件之后的动荡时期被招募为党服务。当时，党面临所谓的三信危机：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危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危机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在那些年，很多中国人都赞同的中国之外的广泛观点是自由民主已经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战斗中赢得了胜利，共产主义是要被历史淘汰的失败体制。而且还有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很多新挑战，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似乎都没有办法给出很好答案的东西。党开始寻求训练有素的社会科学家，建立智库来研究其意识形态弱点，同时制订更加符合科学精神的政策。

从各方面看，王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是文革灾难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批受益者，他的家庭在文革中也遭受迫害。他的思想在邓时代早期逐渐成熟，连同很多人一样悄悄地加入到在毛主义之外寻找前进道路的研究。他早期学过法语，他在复旦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从让博丹到马利坦：论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主权理论”，这些都显示他早期的西方理论定位。1988年，他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在爱荷华大学。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的职业生涯开始起飞，尤其是带领中国队赢得1993年电视直播的国际大专辩论大赛的冠军之后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1995年江泽民主席个人聘请他担任北京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的负责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委托进行政策推荐、阐发党的意识形态和起草文件和为领导人起草演讲稿的要害部门。王很快成为党的领导层不可缺少的智囊，到了胡锦涛当主席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在领导人耳边悄声低语的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

在习上台后，他的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意识形态之外，还涵盖了外交政策和司法改革。韩国报纸将其描述为“中国的基辛格”，但是他不仅仅如此。据说他已经成为过去２０年里大部分重大意识形态论述背后的理论家，其中包括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习近平的中国梦和上文提到的四个全面和十二字核心价值观。他本人也成为重要政治人物，２０１７年的时候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常委。他是习近平的得力助手，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和主席在一起，直达天庭的机会是马基雅维里做梦都想不到的。

研究中共的观察家中令人非常好奇的是，王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过去２０年来在中国发生的儒家复兴和变革。当然，党的领导层中长期以来都担忧中国经济引人注目的增长以及它催生的物质主义对人们的道德价值观的腐化和对社会主义承诺的破坏。这种担忧正好与中国需要向世界呈现比毛的革命面孔更具人性关怀的面孔吻合，毛的偶像画在中国仍然随处可见，而且出现在中国银行钞票上。对毛的生平和思想的认识在中国非常谨慎，但党的领袖非常清楚，在中国之外，毛被普遍认为（不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是２０世纪最可怕的恶魔之一。

孔子在现代中国是更容易被接受的面孔。在胡锦涛时期，党开始认真拥抱孔子，讲授儒家经典成为学校的必修课，２００４年创建了孔子学院。如今在１２０多个国家有一千多所孔子学院。习主席已经进一步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推动在大学里讲授儒家政治哲学。大量的政府资金注入山东省曲阜孔子家乡的中国孔子研究院（１９９６年创立），该研究院定期举办世界儒学大会，创建各种奖励、资金、荣誉证书以及寻求与世界各地的儒学研究机构合作。习已经推动在学校里要求学生书包里的课本上都印上儒家诗歌和格言，宣称儒学应该深入学生的心灵，成为中华文明ＤＮＡ的组成部分。2017年高考的时候，明显增加了有关“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内容的份量。

最近一些年，党已经允许某些学生和家长可以不参加国家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选择参加所谓的“国学教育”。这类似于美国进行的“陶冶情操的教育”或者“价值观教育”，但是以孔子的教导为基础。国学教育大部分在私立学校进行，那里的学生穿中国传统服装，学习儒家经典，参观儒家寺庙，根据儒家礼仪规范自己的行为。他们甚至学习传统的儒家乐器比如古筝和笛子，练习射箭，这是孔子称赞的一种高贵的艺术。他们在充满儒家格言的教室里唱赞美诗，练习美德、仁义，立志报效国家，保持礼仪。（读者可以通过观看YouTube上北京四海孔子书院视频大致了解那里的氛围。）赞美诗歌包括八段，每段四个字，在我看来，这种教育方式与枫博士课堂上的现代中国１２字核心价值观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后者是每个价值观有两个字。家长报告说学生觉得孔子书院与结果驱动下的公立学校相比，压力没有那么大，赞同私立学校强调如何做一个讲道德的人而不仅仅是考试能手。

但是，政府对儒家的支持和推广并没有得到所有政治儒家的欢迎。事实上，正如我在中国接下来的两站被一再提醒的那样，将儒家思想应用在政治上的正确运用是中国当今政治哲学的最具争议性的议题之一。有些儒家学者很高兴地看到大师的智慧重新进入中国文明的血液之中，甚至得到了党的支持，但是，其他人则担忧党化儒家不过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过去常常说的“压抑的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的一种形式，这是服务于政治支配的宽容。换句话说，他们担忧党拥抱儒家不过是工具性的，而非真正的信仰。缺乏真诚将是对真正儒家的玷污。传统主义者觉得，儒家教导应该以传统的方式来学习，要匍匐在大师的脚下。在政治儒家中，主要的分界线似乎是那些愿意使用儒家贤能政治来为党的统治辩护的人和那些使用儒家来改革或取代党的统治的人。人们可能预料到，区分两大政治儒学派别的是民主和自由。

贤能政治的前景　

我在华南的第一站是中华民国第一届总统孙中山在１９２４年创办的中山大学。今天，它是一所超级大学，遍布三个城市（广州、珠海和深圳）五大校区，拥有七万多学生。这些是珠江口涌现出来的九大城市中的三个，其中任何一个在商业上都成为香港的竞争对手。正是在中国的这个地区，几个世纪以来对西方的影响、商业贸易和宗教和政治势力持最为开放的态度。也是在这个地区仍然兴盛流行的儒家传统，儒家的礼仪、寺庙和道德教导与当地民间宗教密切交织在一起。

在中山大学，我见到了韩国政治理论家郭峻赫（Kwak Jun-Hyeok），他是我这次拜访的主人，２０１３年我们首次在天津有关马基雅维里的国际会议上结识。２００２年，他因为马基雅维里的博士论文在芝加哥拿到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斯特劳斯派理论家纳坦・塔科夫（NathanTarcov）。这项研究奠定了他对西方政治理论经典的兴趣。郭俊赫随后返回韩国，撰写有关共和主义和宪政主义的著作，担任韩国大学政治理论和平和民主研究中心主任，前程似锦。作为中国政府资助的旨在引进国际人才到中国工作的“百人计划”项目，他应聘进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为一条鲶鱼搅动了平静的池塘，他现在的角色就是要让中山大学出现在世界政治理论的国际舞台上。作为擅长打开资金水龙头的讨人喜欢的联络者，他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非凡成就。他组织了多场由知名外国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主编了一系列探讨“亚洲背景下”各种政治议题的文集。自2016年来到中山大学以来，他向我承认，新的研究资金环境已经改变了他的研究焦点：有很多政府资金资助研究贤能政治，但很少资金支持研究宪政主义、共和主义和民主。

我的论文是有关西方德性政治和儒家的比较研究的话题，在我宣读论文和对论文讨论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言论自由或思想自由受到任何限制。这部分是因为我的演讲的听众是国际人士，我是用英语演讲的---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研究生院强调英语授课。讨论实际上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尤其是在讨论会结束之后晚餐时喝了白酒之后的交谈。有些对话者试图嗅到我的政治观点，但当我说到有关民主的积极评价时，人们不再紧张了，他们开始更加坦率地表达对贤能政治议题的看法。事实上，很多人反对使用儒家政治理论来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供支持。一个对话者认为，这是西方杆菌---马克思主义对真正的儒家政治学说的感染---虽然他同样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另外一个提出对贝淡宁阐述儒家早期经典的学术批评，认为他是对中共友好的儒家的学界主要吹鼓手（我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另外一个提出的观点是，儒家早期经典能够和被理解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民主选举达成和解，也可以被解释为与价值观多元主义意义上的政治自由相符的一种理论。

主张政治儒学和西方自由价值观更高程度的和谐相处的最主要理论家是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系的教授陈祖为。香港大学是我今年学术旅行的最后一站。陈教授事实上是我来访香港的主要原因。我非常欣赏他的主要著作《儒家完美主义：现代政治哲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该书用西方人熟悉的学术理论语言对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进行了“批评性重构”。他的分析框架，连同贝淡宁和白彤东的著作帮助我认识到，我在历史研究中遭遇的非正式文献。对前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理论性不强的文学作品的理论性隐含意义进行嘲讽是政治儒学学者很擅长的东西，这不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广泛采用的技能，他们大多满足于分析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或者洛克等人写出来的正式文献。

无论如何，陈祖为显然是香港大学非常受人欢迎和尊重的知识分子领袖。他是香港本地人，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接受教育（他写的论文是有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的）。他用下面的话描述自己在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之间令人好奇的两栖构成：因为英国在香港的政策是不触碰古典儒家文化，“很多香港人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体验是积极的，英国文化虽然通过殖民统治占了支配地位，但英国文化的体验不是否定性的。他们感受的不是两种文化的碰撞而是两种文化的融合。通过坚持、创新和实用主义，香港人---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把本来可能是教条式对抗的东西变成了建设性的融合。”这并不是说陈祖为的目标是让儒家不分青红皂白地与现代自由民主的所有价值观融合起来。在儒家的完美主义中，他表现出对很多西方价值观的同情（他通常更喜欢使用的归纳是现代的而不是西方的），但是对这些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则提出批评。与此同时，他理解儒家传统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必须遵照创造性忠实的精神，结合现代条件下的道德观对儒家学说进行改造。

作为第一种立场的例子，他承认，依据儒家思想，某些人权观念在通常已经腐败的或者非理想的社会中作为“备用机制”（fallback apparatus）或许是需要的。当美德和义务等习惯已经破败的时候，这样的机制能够保护个人利益。但是，他谴责那种试图取代传统道德词汇的“权利话语”，试图把相互关心和爱护的亲密关系也建立在权利语言上的尝试。

作为第二个立场的例子，陈祖为接受那种认可“一元论”政治权威的传统儒家（我们或许说绝对论者），皇帝乃法律之源，而且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他认为儒家教导的精神，尤其是为民众服务的概念与有限政府、三权分立和法治等现代观念是吻合的。总体上，陈祖为考察了儒家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温和和谨慎等政治立场。儒家传统是我们思考的工具，它值得我们尊重，因为它在过去取得了成功，得到热爱中国传统的人的忠诚爱戴。它不是要求我们遵循的准科学的教条法则体系，或者根本不考虑造成的苦难和道德破坏而违背历史和现有社会价值观必须强制执行的东西。

陈祖为就“当今世界的贤能政治前景”组织了一场圆桌讨论会。这场会议包括陈祖为和我的论文宣读以及慈继伟和金文成（Sungmoon Kim）做出的评论。慈继伟是活跃的政治哲学家，过去若干年来一直讲授向中国引进民主的道德前提条件。金文成是香港城市大学捍卫儒家与民主的融合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一代理论家，是韩国人。陈祖为和我都相信，东西方的贤能政治的前景是不确定的。作为外国客人，我首先讲，从回顾西方自意大利文艺复兴到现在的贤能政治的观点、教育和机构开始，焦点集中在介绍1790年以来西欧引进的公务员考试体制，这部分是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我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名牌高校根据功德录取考生的争议，指出现代在道德上贫困的功德概念与当今西方的精英危机有很大关系。更多依据希望而不是亲身体验，我认为人文学科应该在中学进行改革，重新回到灌输美德的传统目的上去。只有到了那时，才能对真正的美德到底是什么达成广泛共享和认可的文化，民主社会才能学会尊重国家领袖。

陈祖为的论文是更加雄厚和深入的分析。他赞同我的其中一个观点，即无论是儒家的还是西方的德性政治都不承诺于某一个政权形式。他区分了贤能政治和善治，前者是政权形式，后者是任何政权都应该渴望实现的政治卓越。贤能政治政权被定义为“政治体制应该追求挑选和提拔具有高超能力和品德的人作为政治领袖的一种观点。”因此，它不同于根据公民选举挑选领袖的民主制，也不同于通常是依靠权力世袭的君主制。另一方面，善治未必是贤能政治政权的必然结果，其挑选和提拔领袖的方式可能没有运转好---也未必是民主制和君主制中一定缺乏的东西。现代儒家看重民主的某些方面，比如它为公民提供的稳定和保护，但是它他们担忧民主选举的主要缺点。他们应该尝试“通过引进民主政权中的选贤任能机构改善民主的善治。”

但是，这将是困难的，陈祖为根据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说法，指出主要的障碍是“主权在民的教条”得到“追求独立和平等的激情”支持。这种态度导致依靠自我的美国人说，“我一点儿也不比你差”，这让他们难以接受把选贤任能作为政府管理原则。传统的贤能政治与贵族制有关，美德被阶级、精英教育和位高任重的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等进一步强化。如果一个贵族不能达到某些标准，他就被剥夺贵族的社会地位。在当今的后贵族社会，我们能够抱有的最好希望是杰斐逊式的自然贵族。这反过来要求托克维尔在1840年代描述的强大公民协会的支持。但是，现代社会这样的协会“已经遭到资本主义力量和商业意识形态的破坏”。多元化社会需要推动的不是古代哲学家称赞的英雄的、神一般的品质，而是所有人都共享的美德，即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Ignatieff）宣扬的某种“普通美德”如信任、宽容、饶恕、和解、坚韧等。

陈祖为最后列举了儒家对主权在民教义的批判，他认为，这种教义不仅是实现善治的障碍，而且阻止民主的正常运行。主权在民的教义不一定授权大众反抗执政者滥权，也不能为政府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辩护。但是，它的确导致现代人认为治疗糟糕民主的办法是实行更多的民主，而儒家传统（我或许可以加上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将找到治疗其他西方民主功能失常的办法。他的结论是“贤能政治的前景取决于主权在民的教条能否被抛弃，”民主社会能否受到教育，能否学会在追求平等的激情和承认和支持统治他们的那些人的适当品质之间达成和解。

我将不再详细描述接下来的精彩讨论。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我突然想到：虽然贤能政治在亚洲受到推崇，这部分归功于那里儒家的活力，但是在东西两个半球，实现道德上内容丰富的善治都同样是艰巨的任务---无论这些理论的基础是早期儒家经典还是西方古代思想家。但是，在中国，恢复过去的美德的斗争至少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作者简介：詹姆斯・汉金斯（James Hankins），哈佛大学教授，研究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学家。

译自：Confucianism and Meritocracy: Light from the East By James Hankins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American Affairs Volume II, Number 3 (Fall 2018): 98–112.

https://americanaffairsjournal.org/2018/08/confucianism-and-meritocracy-light-from-the-east/ 

本文最初发表于《美国事务》2018年秋第2卷第3期，第98-112页，感谢作者的授权和帮助。---译注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