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保皇”、“走资”、及其……
——“汪晖抄袭门”中的道德是非辨
作者：姚新勇


       十年前，我与友人合撰了一篇文章，题为《虚拟的“路线斗争”——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思考》，意在提醒所谓的“左右”朋友们，放弃不无意气用事的派性缠斗，各取长处，相互宽容，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建设。然而我们的劝告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而且在中国社会内外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推进下，左右之争一直绵延不绝：右者似乎更迷信于纯粹的自由民主制度，左者也更变得像是体制的保守者，其他本来处于中间立场的人，也逐渐蜕变到左右阵营中去了。而最近王彬彬揭发汪晖抄袭，则将表面上似乎已经疲软的“左右之争”重新激发起来，而且使得各方更为严重地陷入到类似于文革派性斗争的情境中。我们十年前所担心的虚拟的“路线斗争”，又再一次被演绎为“真实”的现实。

       这当然并非是我信口开河，只要大家能够真正冷静点，能够真正用大脑代替屁股观察，就不难发现“汪晖抄袭门”中的文革式硝烟：造反派式的揭发批判，保皇派式的坚决捍卫，媒体的社会动员，网络介入的大鸣大放，“左右站队”的派性选择，海外力量的遥相呼应……正是在这样热闹、混乱的情境中，派性式的缠斗压倒了理智的声音，通过揭发抄袭来净化学术空气的目标越来越远，对于中国问题解决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思想被践踏，而原本最需要声讨的中国学术衙门，则成了各方诉求、倚仗、同情的审判官、保护伞、受害者。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呼吁将事情还原到汪晖是否涉嫌抄袭的声音，要么显得过于单纯，要么实际成为某些人回避自身问题的借口。这并不意味着我忽视这一基本问题，而是说，我们不应该天真地以为可以抛开汪晖抄袭门中所包含的复杂情况，仅仅去单纯地讨论汪晖究竟有没有抄袭。因为首先从一开始，王彬彬对汪晖的揭发就偏离了基本的道德准则。

       只要读过王彬彬的《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和的《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以下简称《质疑绝望》和《献疑兴起》）就不难看出，他并不是简单地揭发汪晖著作存在抄袭的问题，而是以“剽袭”指控为核心，全盘否定汪晖的学术价值。这首先清晰地表现在《质疑绝望》的指控逻辑中。这一逻辑就是：汪晖的行文非常晦涩，这种晦涩不是真正大思想家的思考严谨、缜密之表现，而是“文理不通”；更重要的是，造成汪晖语言表达晦涩的深层原因在于，他没有自己的思想，只会“很严重”地进行“ 抄袭和剽窃”；因而汪晖表面的文字晦涩，不过就是企图“以艰深文浅陋”，以晦涩饰剽窃；最后的结论当然是，如此文理不通、严重剽袭的论著，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思想学术价值。要使得这个逻辑成立，需要满足这样几个条件：一，汪晖的行文不仅真是文理不通，而且不通之处还必须与抄袭有较直接的关系；第二，《反抗绝望》必须存在大量的抄袭剽窃；三，如果只存在部分抄袭，还不足以全盘否定《反抗绝望》，必须上升到学术思想史的层面去具体考察《反抗绝望》是否真的没有什么价值。

       当然，《质疑绝望》并没有进行第三层次的工作，它仅局限于前两个层面。我细致辩读后发现，王彬彬所批阅的九个汪晖的“病句”，只有四、五、九三则的确是文理欠通，而且最后一则还是因为汪晖引用鲁迅原话缺漏二字所至。也就是说王彬彬的批阅很可能只对了1/3，反之他却可能有2/3的文理不通。而《质疑绝望》关于汪晖十一处剽袭的指控，即便只在被王彬彬制造的“孤立”语境中辨析，好像也只有四处能够站得住脚，而其中的两处据钟彪考察，还被王彬彬做了手脚（钟 彪：《学术“私律”与“莫须有”》，以下简称《钟文》）。就是顺着王彬彬继续揭发汪晖抄袭的项义华，也不得不用“似乎并不很多”、“似乎也比较难以定性”承认这点（项义华：《规范的缺失与自我的迷失》，以下简称《项文》）。这也就是说，《反抗绝望》可能存在的抄袭之处，大大低于王彬彬的估测，远远谈不上“很明显”。而为了证实汪晖剽袭的嫌疑，王彬彬不仅发明了“参见=创新”的等式，不仅不顾时代的差异，而且还在多处强行违反一般的思维、写作逻辑，甚至似乎还涉嫌制造剽袭的证据。关于这些，钟彪、舒炜等都已经做过较为细致的论证。但是王彬彬不仅没有重视他人的提醒，还用“无耻”等更为过激的言辞回敬他人，又写出了《献疑兴起》，继续揭发、指控汪晖。

       读罢《献疑起源》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汪晖如果不是胆大包天，就是愚蠢之极。因为根据《献疑起源》的转述，所谓的四例抄袭中有三处都紧紧伴随着对抄袭源的交待。这种就象是说有一个人，到XX人家偷窃来了一些东西，然后把它们分成两类并列公开排放，一类标明为XX人所送，另一类不加说明，好象是自家的。难道天底下真有这样愚蠢的小偷吗？汪晖会如此愚笨得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从长达一千六百多页的著作中，只找到了四处注释相当明显的例子进行抄袭指控，这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进一步强化了汪晖抄袭的印象，不如是让人感到现在的汪晖可能对于学术规范更遵守了。而王彬彬的行文，则一如既往地不冷静，强词夺理，甚至继续涉嫌造假。关于继续涉嫌造假魏行（魏行：《媒体暴力与学术独立》，以下简称《魏文》）等有关网友有进一步的揭露，而其强词夺理的蛮横，因我还没有看到较细致的分析，不妨允许我来补充一例。

       指控一：“换个主语，就能指鹿为马吗？”“……如果汪晖先生那段话确实是对柯林伍德的生吞活剥，那该怎样为这种行为定性？”

    不错，汪晖原文的确与柯林伍德有血缘关系，但最多也只能说是汪晖学着柯林伍德的方式说话，甚至思考，他把柯氏的说法乃至思考的方式引伸到对中国问题的解决上。这当然不是完全的原创，但至少是有所开拓，恐怕不好轻言抄袭。而且这种方式的学习、借鉴，也完全没有必要（实际也很难做到）处处注出所师之人的名字。一方面，我们谁不是通过学习前人的说话方式来发声的？如果要求我们说话时，每时每刻都要仔细想想自己的表达方式、语句最先是跟谁学的，然后再一一交待，那么我们还能正常地说话吗？真若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在说出自己的观点之前，就已经被淹没在引证的泥淖中了！

    另一方面，汪晖之所以如此博学，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多样的学术领域中都有所开拓，并对中国现代转型问题往往能够得出宏微观相结合的较到位的见识，正是与其善于学习分不开的。我感觉汪晖似乎具有一种好多人较少具备的能力，即可以很快地掌握有价值的思维语言方式，并将其拓展到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上。所以，这也就形成了汪晖话语方式的双重性：善于学习-借鉴-模仿性与善于开拓性。当然这种双重性也的确包含着危险，如果模仿性过强，就可能造成抄袭。所以，如果我们一一检校汪晖的文字，我想一定会发现不少学习、借鉴、模仿之处，而且也很可能会发现一些有可能会被判定为抄袭的文字。但如果我们不只是将眼睛盯在学习者与老师之间的相似性上，而忽略或无视学生将所学发挥于新语境的开拓性贡献，那么不仅会将一个优秀的学生仗毙，而且也发现不了这个优秀学生的思考中所包含的真正价值或谬误。

       另外王彬彬认为由于汪晖的“偷”且不准，所以导致 “好几处“断裂”，于是“指控一”也就不可解”。这段话或许不是一眼可明白，或不是很畅顺，但也不至于断裂，更不至于断裂得不可解。其实严格地说，这段话中真正较难理解的只有一句——“对于宇宙论的内部结构的观察是理解以此为基础的思想活动的前提”。我相信，如果王彬彬不意气用事的话，应该可以读懂这段话的吧。如果他真没读懂的话，可能在于他没有理解，在这里无论是汪晖还是汪晖所学习的柯林武德所谈的都属于“思维范式的革命”问题，这具有思维的普遍性，而且早已经是学术界的常识了，根本与什么“指鹿为马”不相干。

       当然王彬彬说，“既是常识，就应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这种说法实在有些强词夺理了。谁规定言说常识就只能用自己的语言？真若如此的话，这个世界还有常识吗？比如说“雨过天晴”是常识，照王彬彬的说法，我们在写文章时要想“原文引用”，就一定先要考证出它的原创者，否则就必须用自己的话表达，比如说“下过雨后，天就变晴”。然而，我们即便是付出这样糟践汉语的代价，也仍然无法摆脱剽袭的嫌疑：因为很显然，“下过雨后，天就变晴”的说法，是从佚名语言大师之“雨过天晴”说中“生吞活剥”出来的，其核心意思仍然与大师相同。

       很显然，王彬彬对汪晖抄袭的指控，恐怕不好说是在全然校正学术失德、维护思想尊严，而可能存在强按罪名、编织证据的嫌疑；而且他的那种“参见=创造”、“常识必须自言”等打假逻辑一旦推开，很可能会严重威胁整个学术工作者的安全。尽管我愿意相信王彬彬并不是主观故意，但其客观效果，则很象是如此了。我这里并不是想无原则、无条件地为某些的确犯有抄袭嫌疑的八十年成名学人开脱。请大家仔细对照对照王彬彬的指控逻辑，再看看自己的文字，有谁敢说自己的文字完全不会被莫须有地“入罪”呢？如果说这就是王彬彬所点燃的“清抄运动”“烈焰”，带来了让学者下笔更加谨慎、小心的“正面作用”的话，那也太可怕了。什么叫正面作用？难道文革造反派们的打倒一切的行为，就完全没有正面作用吗？王彬彬的行为，已经非常接近文革造反派了。所以不管后来的人们再揭发出汪晖有多少涉嫌抄袭之处，大家都应该在意识上首先撤消王彬彬“起诉汪晖一案”，重新在更为理性、客观的立场上去检视汪晖是否犯有抄袭，在什么程度上犯有抄袭，并同时应该对王彬彬涉嫌“制造抄袭”和“抄袭恐怖症”进行批评、否定。也就是说，现在汪晖抄袭门至少应该变成两个“案子”了：一个是王彬彬的不良学风及涉嫌“伪造证据案”，另一个是重新“另案追究”的汪晖抄袭问题。严格地说，王彬彬的行为不只是道德问题，而且可能涉嫌诽谤；而汪晖涉嫌抄袭、装聋作哑，只关系到道德问题。

       然而很可惜，后续对汪晖抄袭的指控，并没有“另案起诉”，而是继续沿着王彬彬的起诉推进，这样实际上既放过了不该放过的王彬彬的问题，给了王彬彬继续扮演打假英雄的条件，而且也削弱了进一步揭发的合法性，项义华就是如此。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指出王彬彬的文风问题后就将其放过，继续沿着王彬彬的路向指控汪晖，而且好像也未能完全避免王彬彬所犯的“做证据”问题，因而有人（参见《魏文》）将项义华与王彬彬相提并论。但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从总体看，他的某些论证之所以好像有些延续王彬彬，主要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王彬彬式打假的造反派遗风。也因此使得他追求“从外在的道德批判转换到内在的自我反思，以此促进学术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成长” （《项文》）的诉求大打折扣。

       但是不少网民的揭发批斗、穷追猛打，恐怕甚至比王彬彬还像造反派，比如《魏文》所揭发的那位vivo和“毒品车间主任”陆兴山等。他们“公开声明要置汪晖、钱理群于死地”，要以搞臭、打倒几乎所有著名学者为快事、为己任的作法，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了。所以，不管他们对汪晖的揭发有多少根据，我们都必须高度警惕这种新型文革式网络暴力的危害。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小心地将他们指控汪晖抄袭的合理部分，与其暴力横扫剥离开来。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多年来对个人权利、自由宪政、程序正义、文革遗风、网络暴力非常敏感的《南方周末》，这次却高度麻痹。他们没有发现王彬彬涉嫌网罗罪名，自然也没有进行相关的组稿来提醒大家警惕危险的“正义暴力”。相反《南方周末》还主动地、不加告诫地转引某些网络“愤青”、网络“暴民”的揭批新证。而且魏行等人发出强烈质疑、高度警示后，《南方周末》的刘小磊也仍不以为然，还感到非常委屈。这与《南方周末》多年来对网络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应，岂非天壤之别？对于后者，他们只看见了其中的暴力性，但却看不到爱国主义情绪的部分合理性；发现了“拳民”式的愚昧，却无视西方**势力的阴谋。所以，尽管《南方周末》是我非常喜欢甚至敬佩的报纸，尽管它在许多情况下为中国报纸乃至知识界，树立了反抗专权、维护公民权利的榜样，但我还是不得不说，这次你们终于为将自己作为自由、民主代言人的自负所误，终于为对所谓“新左派”的过份成见所误，并客观地在汪晖抄袭门事件上扮演了准“两报一刊”的角色。同样值得点出的是，一些长期以来不遗余力追求自由宪政、程序正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也同《南方周末》一样集体失聪。恐怕这正是长期热衷于派系之争、意气用事的结果吧。

       不负责任或有意而为的揭发、横扫要不得，欠考虑而为“打假暴力”推波助澜的行为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为汪晖辩护就没有问题。比如说《舒文》、《魏文》对于提醒人们警惕“造反派”运动式打假行为的危害，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它们又显然存在着一味为汪晖护短、“脱责”的嫌疑。首先，这俩人都发现了王彬彬文风的问题，但自己在行文时，仍然没能尽免意气文字，如说“王彬彬的学术理解力低下且无能”（《舒文》）就语嫌人格贬损。其次，有些揭发明明确凿无疑，他们仍然一味强作辩解。例如魏行对汪晖抄袭李龙牧的辩护，显然是在无理强辩。就算汪晖看得是1978年内部刊务收载的李龙牧的文章，而非1958年的李文，那他也是抄袭了78年的李龙牧。不管八十年代的文风多么“自由潇洒”，但根据论辩双方所给的语境看，汪晖对李氏文章的引用，给出注释应该是必须的。再如舒炜对“贴金说”指责的辩解，感觉也没有多少力度，多是宏观边缘式的说辞，并没有对准指控本身。而他对欧文关于汪晖抄陈瘦竹以错抄错的辩护，更象是在胡搅蛮缠，强词夺理。再次，一些为汪晖极力辩护者对此事件背后“政治动机”的高度怀疑，似乎也有些“路线斗争觉悟”过于敏感了。

    汪晖抄袭门之所以能够如此热炒，当然与中国思想界长期存在的左右之争有关系，这当然会影响到相关媒体或个人的言行，自然也会影响到左右之分，但认为这是什么什么方面的联手行动，恐怕就言过其实了。魏行所谓的王彬彬、《文艺争鸣》、《南方周末》合谋说，似乎就很难站得住脚。王彬彬揭发汪晖抄袭，应该与其学术习惯和好论辩的个性相关，而且他并不能算是什么右派，这只要去看看他对褒胡适、贬鲁迅的质疑，再如对王德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批判等就很清楚了（分别参见《也说“动物上阵”》http://www.chinawriter.com.cn；《胡搅蛮缠的比较——驳王德威<从"头"谈起>》，《南方文坛》2005年2期》。而《文艺研究》杂志这几年办得比较活跃，其所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有意去组一些学术争鸣性的稿件，这几年来被此刊所商榷、质疑、点名的著名或较著名的学者不在少数。如果说他们有什么选择标准的话，我以为绝对与什么左右无关，只与名声有关。这倒不是他们想把名人都搞臭，而是名人的争论效应会更大。总之，虽然仅就舒炜、魏行二位的文章来看，他们的行文要比王彬彬、vivo等的规范得多，更像是在理性地说理，讨论，但实际不仅未能跳出“左右”恶斗的怪圈，并且对此也施予了主动的推进。至于那些火气旺盛的“汪粉”们就更不必说了。

       敏感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某种吊诡，虽然我从一开始就指出需要跳出派系之争来看待汪晖抄袭门现象，但却又一直在左右分野的框架中进行解读。这说明某种话语方式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特定的规约性，并通过这种规约性的实施来维持其自身。文革时期派性思维之所以能够走遍“神州大地”，造成几亿人乐此不疲地卷入派性斗争，除了可见的政治机器权力的强制性推动因素外，也的确是因为人们早已被极端阶级斗争的话语所洗脑。被洗脑的“广大人民群众”，很容易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按照“斗争哲学”的思维，纷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去。

    虽然现在的情形并不同于文革，左右之争的话语原未取得当年极端阶级斗争话语的垄断性，但是它仍然具有规约性，试图将许多并不是从左右分野角度来看待汪晖抄袭门的人规约到相应的“阵线”中去。其实对这件事持非对立性立场的人并不少，不仅有那些已经发言的人，如钱理群、严家炎、南渝霜华、谢泳、张梦阳等，更包括大量没有发言、持续关注这件事的人。虽然话语的规约性有其客观性，但我还是要补充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话语的力量是“纯客观”的，个体都是无辜的羔羊。“左右”派性的话语逻辑是经由具体参与者的特定行为发挥作用的，其中那些具有更大发声能量者的言行，尤其是主动“揭批者”的言行，之于裹挟、划分派别的效应也更大。如果他们不是持续地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中，如果他们不是那么自信、傲慢，如果他们能多点反省精神，那么情况将很可能会是不同的。

    比如王彬彬在别人提醒他注意时代差异、注意自己的文风时，不是急着痛击别人“无耻”或去讥讽他人，而是认真反省反省他人的批评，那情况将会如何呢？再有这次深深卷入事态的《南方周末》的表现，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与编辑刘小磊的态度、视野有相当的关系。虽然我愿意相信他对自己和《南方周末》公正辩解（参见刘小磊与李猛的通信，http://www.zmwbbs.com/bbs/viewthread.php?tid=113996），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并没有做到不偏不倚。他在审核、选择相关稿件、汇聚相关信息时，似乎被“我们”/“他们”的思维模式套牢了。于是，那些不利于揭批汪晖的言论，就不大容易被他选择出来，借助《南方周末》的力量放大；他也更不会自觉地去发现、放大超越派系之见的理性的声音。这从《南方周末》发表的相关文章和我与刘小磊个人的简单交流都不难看出端倪。

       “那汪晖呢？那个一直装聋作哑的汪晖呢？不要打着跳出派性斗争的旗号，却一味扮演护短的角色。”

       汪晖当然应该而且必须出来回应，他不应该如此傲慢地对待社会的质疑。但是这种应该、这种必须，并不是无条件地建立于因为有人质疑其抄袭上。无论汪晖的身份有多么特殊，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个体，他的个人权利，并不应该因为其著名公众人物的身份而自行消失。面对抄袭的质疑，他有权选择是回应还是沉默，这是他的权利；而且如果相关人士的质疑存在着主观虚假成份，存在着编造抄袭证据的嫌疑的话，他还有权起诉有关人士涉嫌诽谤。就这点来说，我虽然欣赏朱学勤的坦然面对（至少就现在来看是如此），但我也不认为这样做不可。如果对他的揭发，真如他所说的那样“无一条理由成立”（《朱学勤回应论文抄袭指责 称无一条理由成立》，http://www.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10-07/15/content_4752873_4.htm），那么他完全有权利置之不理。否则，如果社会上一有什么揭发，相关学者或学校就必须态度诚恳地应对，难道不会不胜其烦嘛？难道不会造成乱诉之风盛行吗？但是反过来说，社会自然也有权对相关事件进行评论，道德褒贬。如果现有对汪晖抄袭的多种指控，的确含有合理成份的话，沉默的汪晖，就必须承受道德形象的损失和公众信誉的贬损；而现在对他的诸多抄袭质疑，其中的确含有明显的合理部分。

       这是从汪晖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来说。而从汪晖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公众人物来说，他就更有远比一般个体更大的责任来坦诚地回应社会的质疑。因此，抛开那些造反派式的揭批方式不论，既然他的抄袭之嫌的确不小，社会给予他持续的压力，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必须的。社会名誉的比例，当然与道德风险的名誉是成正比的。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经济模式的转型、重建，还是社会道德伦理价值的转型、重建。而作为对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思想影响的学者，汪晖理当比他人具有更大、更多的社会道德责任。

       汪晖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有人也以此来指责《南方周末》不该发动社会力量来参与。这表面看上去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在中国当下学术界以及社会现状下，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可能等同于为腐败行为辩护。正如有人所言：希望将汪晖抄袭之辩，交于学术共同体定夺，必须具有一个前提，即“有一个有着相对一致的学术理想和学术伦理、遵从相对统一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的‘学术共同体’存在，然后才谈得上学术界‘自己’来讨论和澄清学术问题。而当下的中国学界，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更谈不上共同的学术理想和学术伦理。一个既不能为自己确立规则，又不能独立判别是非的‘学术界’，早已失去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和公信，于是几乎所有的学术事件都被迫成为公共事件，而交由公共舆论讨论、争议。在这个过程中，对学术问题的扭曲和夸张，和对学者的非学术伤害，均在所难免，但其责任首先在于学界‘自己’的不争气，以致失去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权利。”（张天蔚：《没有“学界” 何来“自己”——由汪晖抄袭案看职业共同体的崩塌》）

       其实中国学术界的现状，严格地说都不能用“崩塌”来形容。从五十年代之后，中国学术界就被权力阉割了，虽然在八十年代，学术、思想的“独立性”、“自律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到九十年代之后，中国学术界很快就被表面温柔化、无耻化的权力极大地收编、同化了。权力不仅用强力实施监控、威胁，更以官位、职称、课题、评奖、学位点等等等等，实施引诱、捕获，让我们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自动入套。在这种软硬兼施的控制下，学术良心的坚持、思想独立的追求，不仅相当困难，甚至都好像是不识实务，自讨苦吃。在当下体制内存活、并获得了一定学术身份和名誉的人，真正完全与学术腐败毫无瓜葛的人，又有几个呢？王彬彬不是，我也不是！

       这样说并不是在转移焦点，将王彬彬等同于汪晖，拉认识不认识的人来为汪晖垫背，自作多情地为汪晖堵“枪眼”。相反，这种恶劣的现状正说明，作为顶级影响的学术人物、作为重要的社会意见领袖，作为以中国命运关怀为其学术目的学者，汪晖的沉默，是多么的自私、傲慢，不，是怯懦。这也同时说明，在批评他人、批评社会时，自省是多么的重要。说明陷入派性缠斗和非理性的大鸣大放，又是多么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在于它可能以表面的正义，阻碍真正学术规范与公正的建立，而且在于，知识界、社会公共舆论界的自相“残杀”，恰恰不仅可能放过学术腐败的真正的原因——腐败且专制的权力，而且很可能造成独立立场的放弃，甚至与虎谋皮的后果。最近出现的两个联署签名，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

       签署那份国内联名信学者的个人动机可能各不相同，但它所包含的以舆论来逼傲慢的权力有所作为的良苦用心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些签名的学者却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人自己首先都不能在如此基本的问题上，设法努力无偏见地去达成共识，不少人甚至都没有勇气公开自己的看法。因此，这样的签名连署，与其说是在逼使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改革、进步，不如说是在放弃知识界已经相当可怜的最后几分的自控性，将学术公正的评判权甚至是前途，都交付给了制造学术腐败的机器，交给了那些极有可能是更为纯粹的学术腐败分子。当下，众多大学或研究机构面对言之凿凿的学术抄袭的指责，往往装聋作哑，这当然令人气愤、无奈，但是，如果它们真是大言不惭地任意行使“学术反腐”的责任，那么知识人的良心，恐怕就更无存身之地了。

       国内签名似在缘木求鱼，而国外学者的联署，问题似乎也不少。仅凭某些可能存在的抄袭就欲将汪晖一棍子打死，是蛮横，担心无节制的学术指控与攻击可能伤害每一个研究者，也不是无忧之虑，但郑重其事地为汪晖过去三十多年所有的文字作担保，恐怕太过轻率，甚至可能涉嫌“伪证”。一两个、七八个学者，将汪晖三十多年的文字都看过来，或许可能，但*八十位学者都如此，可能吗？如此众多的学者或知名学者，做出如此的声明，难道中国的恶习的传染力就那么大吗？这些海外学者的批判性，跑到哪里去呢？至于他们向尊敬的中国大学校长致敬，为岌岌可危的中国大学担忧，更让人觉得是不懂中国，与中国现实错位甚巨。中国大学的确危机重重，但原因并不在媒体的攻讦，而在于体制权力对最基本的学术独立性、自律性的控制与扼杀，而我们的大学，正是权力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人文风不对，那个人涉嫌诽谤，这些人推波助澜，那些人糊涂颟顸，难道这个世界上就你一个清醒？就你一个聪明？就你一个公正？”

    当然不是！被我批评的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们，恳请你们理解我的直言，如果你们还是不想接受我的批评话，那请允许我推荐崔卫平的一篇访谈录——《在社会冲突中寻找共同语言》，让我们经由崔卫平的介绍，走近米奇尼克，去阅读他、阅读波兰知识分子及全体波兰人民所走过的追求自由、民主、正义的历史吧。当年波兰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引导一个被撕裂的社会，“最大限度地寻找社会的共同地带，寻找社会的共同语言；在剧烈的社会冲突面前，能够命名社会的共同利益，以期找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共同方案”（其中也包括专制的权力方）。其巨大力量的基础，难道是我们这样的自相恶斗吗？我们如此之久地陷于左右之争、甚至相互攻讦而无法自拔，难道就不羞愧吗？！

    汪晖抄袭门事件，现在更象是一起不良的派性斗争，它或许会使病入膏肓的中国知识界彻底自残；但它也可能转化成中国学术、中国思想、中国知识界、中国社会公民力量，自我重建、自我整合的契机。结果将会如何，历史等待着我们的选择。


       2010年7月17日完稿于广州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