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英哲非常之君”——汉武帝微论

栏目:散思随札
发布时间:2018-09-26 22:46:05
标签:
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论语点睛》《春秋精神》《四书要义》《大人启蒙读本》《儒家法眼》等。


原标题:汉武帝微论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十七日辛酉

          耶稣2018年9月26日

 

世人常将秦皇汉武相提并论,甚至说他们一脉相承,实在是太抬举了秦皇而低估了汉武,也低估了儒家文化的政治作用。

 

汉武政治上负面问题确实很多,尤以信神求仙、后期穷兵黩武和巫蛊之祸为大。但问题最多最大,掩盖不了他的政治光辉和正能量的伟大。晚年虽然大错铸成,还能轮台罪己,颁下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将政治重新推上正道。

 

汉武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如开创察举制、军屯制,颁行推恩令,兴建太学,开辟丝路,攘驱夷狄,用人唯贤,都不愧为雄材大略。在“得人鼎盛”方面,曾国藩将汉武帝与唐文皇、宋仁宗、元世祖、明孝宗并论,说这五个时代“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云,并将这五个帝王都称为“英哲非常之君”(《国朝先正事略序》),

 

汉武最大的历史性功勋,是采用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司马光评论说: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资治通鉴》)

 

这段话前后有矛盾,前面一半过于苛责。或者说,秦皇汉武都有“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这些毛病,但轻重有别,性质亦有别。不能说“异于秦始皇者无几”。就像汉朝也曾盐铁垄断和公有经济,但与公有制的垄断程度性质大不同。

 

汉武帝自己曾说过:“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能说出这样严厉自责的话,恰说明汉武与秦皇政治本质和道德品质截然不同。不能把汉武主动反思、自我责备的话,用来评判他。“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这句话,见于《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朱熹说: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气象。陆子静省试策说武帝强文帝。其论虽偏,亦有此理。文帝资质虽美,然安於此而已。其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题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愿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使合下便得个真儒辅佐,岂不大有可观?惜乎无真儒辅佐,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欲讨匈奴,便把吕后嫚书做题目,要来揜盖其失。他若知得此,岂无"修文德以来"道理?又如讨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马,此是甚气力!若移来就这边做,岂不可?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么!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岂不善!”

 

朱熹延续了司马光“去秦始皇无几”的话,但对汉武帝的评价略高于司马光。朱熹认为汉武帝强于汉文帝。文帝只是善人,武帝却是有狂底气象。只是遗憾他没有真儒辅佐,所以不能胜其私欲。但我认为,朱熹的评价还是苛刻了,对汉文汉武都苛了。

 

对汉唐政治和帝王评价偏低是朱熹的习惯,比如朱熹从心术动机上立论,“以私罪汉”,认为汉高祖私意过重。对此王夫之表示异议:“集注以私罪汉,未合于时措之宜也。”王夫之认为,汉高祖取天下,与尧舜汤文一样无异,也是取之以仁义的。如果说汉高祖之德有愧于周文王的地方,不在取天下,而在所致贤才不如文武集团,政治上因陋就简,未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我与王夫之。

 

对于汉武,还是离西汉较近的东汉大儒班固的评价比较中肯。班固《汉书》说: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涣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侧重于赞扬武帝的文治,憾其未能继承文帝景帝的恭俭美德。这个评价还是如理如实的。

 

汉武“武功”方面受到批判最多,被斥为“外事四夷”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其实不可一概而论,其抗击扫荡匈奴的战争有其正义性和必要性。同时武帝固然劳民,却也有爱民之心和救民之举。王夫之指出:

 

“武帝之劳民甚矣,而其救饥民也为得。虚仓廥以振之,宠富民之假贷者以救之,不给,则通其变而徙荒民于朔方、新秦者七十余万口,仰给县官,给予产业,民喜于得生,而轻去其乡以安新邑,边因以实。此策,晁错尝言之矣。错非其时而为民扰,武帝乘其时而为民利。故善于因天而转祸为福,国虽虚,民以生,边害以纾,可不谓术之两利而无伤者乎!史讥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然则疾视民之死亡而坐拥府库者为贤哉?”(《读通鉴论-武帝》)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