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吕氏家塾读诗记》的《诗经》学史意义

作者：李洪波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十八日壬戌

         耶稣2018年9月27日

内容提要：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宋代集解体《诗经》注疏的代表性著作。《读诗记》对北宋以来学者的训释成果兼收并蓄，形成兼重义理与训诂的《诗经》训释之学，并以其谨严而创新的体例影响及南宋《诗经》集解体注疏的发展，同时也保存了大量丰富的《诗经》学散佚文献，体现着宋代《诗经》学的突出成就，在《诗经》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关 键词：《吕氏家塾读诗记》/宋代/《诗经》学史/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李洪波(1973- )，男，山东寿光人，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

在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注疏诠释儒家经典的著作中，《吕氏家塾读诗记》(以下简称《读诗记》)是其总结宋代《诗经》学的匠心独运之作，也是一部在《诗经》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

毛传、郑笺以后，孔颖达《毛诗正义》将汉唐章句之学发展到一个巅峰。北宋以来，学者已经很难在训诂名物章句之学上有大的发展，步武沿袭传统训释的著作数量不多，成就也低，宋人在《诗经》解释方面创新求变，实属必然。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集传》等开始疑经议传，在怀疑中建立起对《诗经》的重新阐释。新的学术方法与解释路径，逐渐体现出宋学之特点，成就斐然。宋学疑辨之风，固然能廓清前此之因循墨守，开出学术之新境界。但到北宋后期及南宋，已有弊端显露，学者往往一出己意，忽视传统，对于继承和渊源的关注则有所削弱。吕祖谦曾多次提到这一问题，“近时多忽传注而求新说，此极害事。后生于传注中，须是字字考始得。”①朱熹给《读诗记》作的序中也提及“说《诗》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则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②的问题，可见吕、朱这样的大学者对当时《诗经》学之弊端所见略同。

因此，《读诗记》的撰述，实是吕祖谦有鉴于当时学术风气之变化，试图通过对传统训诂的提倡，纠正学术过于空疏之弊，为学《诗》者提供了一个反映前代、当朝研究成果，相对客观、足以采信的一个文本，所谓“后世求诗人之意于千百载之下，异论纷纭，莫知折衷。东莱吕伯恭病之，因取诸儒之说，择其善者，萃为一书，间或断以己意。于是学者始知所归一。”③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略加梳理，以凸显其在宋代《诗经》学史上所具有的独特学术价值与意义。

一、 兼容并蓄，反映宋代《诗经》学之成就

自汉代以来，《诗》学繁荣，毛、郑为《诗经》训诂之源头，孔疏为唐代经学的代表。北宋以后，经学疑辨之风盛行，欧阳修、苏辙，怀疑《诗序》，程颐、王安石，推尊《诗序》。《吕氏家塾读诗记》对于诸家之说，前贤之学，能够兼收并蓄，取其所长，以成一家平正客观之说，训诂、名物，诗义、诗旨，皆能够融合以求贯通。总体来看，仍以汉代古文经说为正宗，但不受其局限。比如《大雅·卷阿》首章“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吕祖谦《读诗记》按语曰：“此章具赋、比、兴三义。其作诗之由，当从朱氏。其因卷阿飘风而发兴，当从毛氏。以卷阿飘风而兴求贤，因以虚中屈体、化养万物为比，则当如郑氏、王氏之说也。三说相须，其义始备。”④融合毛传、郑笺、王安石、朱熹各家之说，不偏主一家，可以说是吕氏解诗的一个典型例子。

吕祖谦家学渊源深厚，有自觉传承中原文献的学术与文化意识，《读诗记》中对于程颐、张载、欧阳修、苏辙、王安石等庆历元祐学者，甚为推重。诸家《诗》说引用数量，王安石居第五，苏辙居第六，程颐居第七，欧阳修居第十，可见一斑。《读诗记》通过对北宋以来诸家《诗》说的采录引述，使宋代《诗经》学的成就得以体现与传承。

以王安石与欧阳修为例，两人《诗经》之学，观念不同，方法各异，吕祖谦都能够兼收并蓄，各取所长。

以礼解诗，是《诗经》学的传统。陈戍国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认为《诗经》中既体现周代之礼制，解《诗》则须从礼入手，最早《左传》中记载典礼赋诗之事，实际上就是以礼解诗。孔子很早就注意到《诗》与礼的关系，《论语·八佾》中说“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也即是以礼说诗。两汉齐、鲁、韩、毛诸家也往往以礼说《诗》，郑玄更是此中大师。⑤

王安石解《诗》，持“《诗》《礼》足以相解”之论，邱汉生说：“《诗》和《礼》同样产生于西周春秋时期，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同的，书里的名物度数是相同的。故‘《诗》《礼》足以相解’的论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抓住了解《诗》的一个关键。”⑥王安石的以礼解诗，其一是对《诗》所反映的思想和生活，用周礼作为道德准绳予以衡量，从而说明诗的美刺所在。其二是用见之于《礼》的名物度数来释《诗》。⑦比如《召南·采苹》，《诗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读诗记》卷三引王安石之说：“自所荐之物，所采之处，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变，此所谓‘能循法度’。”此处法度即指礼也。又如《小雅·车攻》“赤芾金舄，会同有绎”，《读诗记》卷十九引王氏曰：“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会同故也。莅其臣庶则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则朱芾，会同于王则赤芾，臣道也。故此‘会同有绎’则赤芾也。”则是用见之于《礼》的名物度数来释《诗》。

吕祖谦对王安石《诗经》学特别关注，引述颇多。吕氏精于礼制之学，以礼解诗，也是《读诗记》非常突出的特点。如《小雅·楚茨》一诗，“极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节，致详致备。”⑧对诗中涉及的礼制礼仪，吕氏综合众说加以解读，亦以其深厚的礼学功底有所辨析，纠正前人之误。如三章“执爨躇躇，为俎孔硕，或燔或炙。”郑笺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从献之俎也。其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硕美者。”吕氏按曰：“‘为俎孔硕’，谓荐孰也。‘或燔或炙’，谓从献也。郑氏以为一事，误矣。燔肉与肝炙，岂得谓之孔硕乎?”通过辨析古礼，纠郑氏之误，后来严粲《诗缉》卷二十二引述吕氏之说，深以为然。再如《召南·野有死》“吉士诱之”一句，欧阳修《诗本义》释“诱”为“挑诱”，认为此诗是“吉士遂诱而汙以非礼”。⑨《读诗记》卷三吕氏按曰：“毛、郑以诱为道，《仪礼·射礼》亦先有诱射，皆谓以礼道之，古人固有此训诂也。欧阳氏误以诱为挑诱之诱，遂谓彼女怀春，吉士遂诱而汙以非礼。殊不知是诗方恶无礼，岂有为挑诱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此说从古代礼制、训诂出发，维护毛传之说，可谓言之有据。后来清人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氏传笺通释》，皆以之为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考证。

欧阳修解《诗》，其一是强调“因文见义”，即从《诗经》文本出发，分析诗之结构，解读诗之内容，把握诗之本义。比如《王风》《郑风》《唐风》中分别有三篇《扬之水》，欧阳修细绎本文，认为这一意象在《王风》《郑风》中皆是用来表现“激扬之水力弱，不能流移束薪”的状态，《唐风·扬之水》亦不例外，不应如毛传、郑笺所言，表现“波流湍疾、洗去垢浊”之状，这样就廓清了前人的错误认识。⑩其二是强调以古论今，合乎人情事理。“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11)

从《读诗记》来看，吕祖谦特别强调从《诗经》本文出发，考察诗篇之间的关系，阐释发明，理解诗旨，方法上对欧阳修继承借鉴颇多。比如《读诗记》卷七《王风·君子于役》，吕氏“考经文不见‘思其危难以风’之意”，由此认为《小序》“大夫其危难以风”之说不确。“考文见义”，体现出吕氏对于《诗经》本文的重视。卷十七《出车》中“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与《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颇为相似，但吕氏认为“《采薇》之所以往，遣戍时也。此诗之所谓往，在道时也。《采薇》之所谓来，戍毕时也。此诗之所谓来，归而在道时也。”联系诗句语境，体会不同诗篇之间的异同之处，分析细致深入。

至于欧氏“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之说，吕祖谦也多有类似论述，“诗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诗人之心，然后玩之易人。”“《诗》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12)强调体贴领会诗人之情，细致分析人情事理，是吕氏解诗的突出特点。如《读诗记》卷十一《唐风·绸缪》，吕氏曰：“三星见(现)则非昏(婚)姻之时，在天、在隅、在户，随所见而互言之，不必以为时之先后。方束薪而见三星，慨然有感于男女失时，而其不期而见，又似于男女适然相遇也。故叹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倘相见，其乐当如何?’曰‘良人’，曰‘粲者’，盖互为男女之辞，以极其思望之情耳。”从人情出发，体贴诗意，深入细致。

除此以外，《读诗记》也特别注重义理阐发与伦理教化，承续并体现北宋以来《诗经》学鲜明的理学化特征。

宋人视野思路开阔，又勇于疑古求新。北宋以来，在《诗经》研究中引入哲学思辨和伦理教化成为较为普遍的做法，作为一种新的解释路径，促进了对《诗经》题旨义理的阐明抉发。戴维《诗经研究史》提到，《诗经》理学化的主要表现，其一是将哲学的思辨性纳入《诗经》研究中，一反唐以前重训诂考据的研究方法，使《诗经》研究的指导思想理学化。其二是在《诗经》研究中引入诸如阴阳、理气、天理人欲、礼义廉耻之类表现宋人思想的哲学范畴，使《诗经》研究的具体方法理学化。(13)从二程等人开始，自觉将儒家伦理规范渗透到诗义、诗旨的解释阐发之中，程颐解《关雎》说：“天下之治，正家为先。《二南》，正家之道也，陈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国至于乡党皆用之，自朝廷至于委巷，莫不讴吟讽诵，所以风化天下。”(14)注重伦理教化，是非常典型的理学化的诗义阐发。随着理学的繁荣发展，这种学术风气影响到此后的《诗经》之学，成为宋代《诗经》学的鲜明特点和成就。这一点在《读诗记》中都有体现，吕氏融合众说，当然也包括义理之说。考察《读诗记》所引宋人之说，多以诗义阐发为主，尤其二程、张载、杨时、张栻、朱熹等理学家的诗《说》，更为明显。这既反映了北宋以来《诗经》学在义理阐发方面的成果，也体现出吕氏对此的接受与看法。

因此在《读诗记》吕氏按语中，特别注重义理阐发，往往结合史事而展开。如《读诗记》卷六《卫风·河广》，《诗序》曰：“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吕祖谦先引北宋范祖禹之说：“夫人之不往，义也。天下岂有无母之人欤?有千乘之国，而不得养其母，则人之不幸也，为襄公者，将若之何?生则致其孝，没则尽其礼而已。卫有妇人之诗，自庄姜至于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于礼义而不敢过也。”已经体现出重伦理教化的特点。吕氏以为阐述有所不足，又引《说苑》记载与此诗史实相互参证，以作补充，“味此诗，而推其母子之心，盖不相远，所载似可信也。不曰欲见母，而曰欲见舅者，恐伤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义而不敢过焉。不幸处母子之变者，可以观矣。”再三强调“止于义”，吕祖谦对伦理教化的注重可见一斑。

再如卷十七《小雅·常棣》，则体现了吕氏对兄弟、朋友之义的阐发，“此诗反复言朋友之不如兄弟，盖示之以亲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则由亲及疏，秩然有序。兄弟之亲既笃，而朋友之义亦敦矣，初非薄于朋友也。苟杂施而不孙，虽曰厚于朋友，如无源之水，朝满夕除，胡可保哉!”在人伦关系中，兄弟之爱与朋友之情是重要的两个维度，兄弟具血缘之爱，是朋友之情的根本，只有根本奠定，才可能推而及于朋友之情。因此《常棣》反复言朋友不如兄弟，宗旨在于强调循其根本，吕氏结合《常棣》一诗，申述表达这一伦理观念。对此，朱熹亦深以为是，并将其解说采入《诗集传》中。

可见，《读诗记》对于庆历以来的宋代《诗经》学，有着全面的继承与体现，反映了宋代《诗经》学的发展成就。强调疑辨的欧阳修、苏辙，注重义理的程颐、张载，创新求变的王安石，百花齐放的北宋《诗》学，在《读诗记》中都得到足够的尊重与呈现，并成为吕祖谦兼容并蓄的《诗经》学的重要学术渊源。

二、 体例谨严，为南宋《诗经》集解体之典范

集解一体，出于魏晋，渊源既久，何晏《论语集解》而后，代有杰作。按其体例，何晏述之甚明：“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15)后人评其因荟萃诸家言于一编，故特重体例严谨，条目清晰。

延及宋代，学术变革之风盛，注疏之学亦有变化。北宋以来，既有墨守前代的《论语》《孟子》之疏，亦有成就突过前人的新注出现。或者突破体例局限，以旧瓶装新酒，沿用旧称而有所突破；或者在严守前代注释体例前提下，而体现新的注释思路，显现新注价值。前者如苏辙《诗集传》、朱熹《诗集传》，虽仍标称集传，但对诸家之说只是偶有兼录，已失集解体之本旨，李樗《毛诗详解》，更注重疏解诗义，辨析异同。后者则以《吕氏家塾读诗记》为代表，严守集解体之传统体例，并有所创新，成为宋代经典注释中集解体的典范之作。

首先，《读诗记》采取注释正文与小注的结合，使训释更为全面、严密，形成对诗旨、语词、名物制度等的全面理解，反映出吕氏的客观、谨慎、包容等学术精神。其中正文采择诸家解说，定从一说。小注起到补充作用，或辨析名物、敷绎文义，或兼存他说。相比较其他集解体注释来说，能够提供更多的意见，便于处理不同观点。其次，诸家之解释文句小有未安者，则用啖助、赵匡《春秋集传》之例，颇为删削。集解体引述众说，各家之说自有扞格不通、互有抵牾之处，《读诗记》通过剪裁组织以综合众说，通为一体，如出一手。表述简洁准确，也避免了各家之说相矛盾的地方，使上下意思得以贯通。

《读诗记》正文前又有总论一卷，包括纲领、诗乐、删次、大小序、六义、风雅颂、章句音韵、卷帙、训诂传授、条例等，概括诗之内容、诗之功用、诗之解释、诗与史、读诗之法等内容，皆有关初学者学诗之基础和根本，吕氏以发其端，体现其独具匠心之处。

时人对《读诗记》体例评价甚高，陈振孙说：“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裁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于此书。”(16)朱熹《吕氏家塾读诗记序》也说：“兼总众说，巨细不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既足以息夫同异之争，而其述作之体，则虽融会通彻，浑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亦未尝不谨。其说之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然出于前人意虑之表，而谦让退讬，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也。”(17)

体例谨严、持论平正的《读诗记》对此后集解类《诗经》注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南宋后期《诗经》注疏之作的代表——段昌武《毛诗集解》、严粲《诗缉》等为例，可见其与《读诗记》一脉相承，沿袭模仿之迹甚为明显。段氏《毛诗集解》卷首引其侄段维清状曰：“(段昌武)以《毛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东莱《诗说》，参以晦庵《诗传》。”(18)严氏《诗缉》书前序云：“二儿初为《周南》《召南》，受东莱义，诵之不能习，余为缉诸家说，句析其训，章括其旨，使之了然易见。”(19)都明确提及了《读诗记》对其《诗经》学撰述的影响。

1.体例上的效仿。

《读诗记》中最有特点的训释体例，段氏《毛诗集解》与严氏《诗缉》都基本继承沿袭下来。《毛诗集解》的训释格局与《读诗记》相类，训释注明诸家姓氏，并直接沿袭《读诗记》正文、小注相辅相成的形式。《诗缉》论《诗》与《读诗记》大体相近，体例亦同，以采择《吕氏家塾读诗记》为主，并杂采诸家之说，有未安者断以己意。

值得注意的是，《毛诗集解》卷首有总论两篇：《学诗总说》《论诗总说》，《学诗总说》分作诗之理、寓诗之乐、读诗之法，《论诗总说》分诗之世、诗之次、诗之序、诗之体、诗之派等相关内容，段氏综括缕述，体系条目非常清楚，对于学者了解《诗经》的基本情况，颇有助益。其体例源出《读诗记》，内容也以《读诗记》卷首为基础梳理而成，这是毫无疑问的。

2.内容上的承袭。

我们以对《周南·葛覃》一诗的训释为例，来看段氏《毛诗集解》对《读诗记》内容上的沿袭与继承。《读诗记》训释《诗序》，先引张载诗，以下是吕祖谦个人看法。《毛诗集解》对此全部保留，其对《葛覃》首章的训诂、解释，基本上是在《读诗记》基础上的补充。《读诗记》大字引毛传、欧阳氏，小字注引孔颖达、陆玑、《尔雅》，《毛诗集解》都予以保留。当然也有补充，小字如王氏、曹氏、陈氏之说，大字如朱氏之说。但基本内容与《读诗记》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注音方面，就《葛覃》一诗来说，段氏《毛诗集解》之注音基本同于《读诗记》，仅“是刈是濩”之“刈”字未出注音。(20)

严粲《诗缉》沿袭吕祖谦之处亦较多，除了前人训释之外，对于吕氏《读诗记》独有发明的观点，《诗缉》也特别加以引述，比如《王风·黍离》一章言“彼稷之苗”，二章言“彼稷之穗”，三章言“彼稷之实”，严粲认为“苗、穗、实，取协韵耳”(21)。此处协韵之说，实有得于吕祖谦《读诗记》。另如卷二十二《小雅·蓼莪》第二章“蓼蓼者莪，匪莪伊蔚”，严粲说：“诗人取义多在首章，至次章则变韵以成歌。此举蔚以言蒿之粗大耳。犹《王风·扬之水》一章言戍申，二章、三章言戍甫、戍许，借甫、许以言申，止是戍申，不戍甫、许也。”(22)《诗缉》的解《诗》思路与言辞逻辑，跟《读诗记》是一脉相承的。另如对《诗序》的看法，《诗缉》条例说：“题下一句国史所题为首序，其下说诗者之辞为后序。”(23)认为“后序”往往不得诗旨，故而对《诗序》首句以下续申之词，多不采纳。比如《葛覃》一诗，严氏曰：“本者，务本也，国史所称此一语而已，其下则说诗者之辞，如言‘在父母家则志在女功之事’，非诗意也。”(24)此与《读诗记》观点基本相同，小注又引吕氏说以申述之。以上都可见出吕祖谦对后学的直接影响。

南宋中期以后，《吕氏家塾读诗记》成为与朱熹《诗集传》并立的两部《诗经》注释之作，并以其鲜明特点与成就，影响及后来的《诗经》学研究。在《诗集传》逐渐笼罩南宋《诗经》学的背景下，延续了注重传注训诂、客观对待诗序等学术传统，对于保持宋代《诗经》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三、 存亡继绝，保存宋代《诗经》学研究文献

《吕氏家塾读诗记》附录有引用诸家姓氏，自汉代毛氏到宋人朱熹共43家(《四库全书》本为44家)，其中宋人以前有毛苌、郑玄、孔安国、陆玑、何休、杜预、郭璞、韦昭、韩愈共9家，宋人自程颢以下共34家。据所附“引用书目”，征引他书41种。实际不止此数，据吴冰妮统计，《读诗记》共引前人之说52家，前代文献62种，文学作品7种。(25)《读诗记》兼赅众说、兼收并蓄，所引述汉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各家之说以及引用书目的数量，在当时同类注疏中是非常突出的。吕祖谦精心设计《读诗记》的训释体例，目的之一即是使其能够保存大量的前代与当朝《诗经》研究文献，“今所编《诗》不去人姓名，正欲令人见元初说著。”(26)可以说，宋代集解体《诗经》学著作中，《读诗记》对于文献的保存价值是极高的。

《读诗记》所引前贤时人著作，许多已经散佚无存，赖《读诗记》所引见其面目，以资考证。如王安石《诗经新义》、董卣《广川诗故》等。有些则是在《诗经》研究史上影响较大，或者是颇有特点的著作，《读诗记》所引材料能够体现原书的部分内容、特点及价值，甚至能见其发展变化之痕迹。如《读诗记》所引朱熹前期《诗》说。

熙宁年间，王安石领撰《诗经新义》，在当时影响很大，变法失败后，此书逐渐散佚。今人邱汉生辑佚王安石《诗义》，成《诗义钩沉》一书，据邱氏序，共辑佚两千余条，其中辑自《吕氏家塾读诗记》的有四百九十多条，是各书中最多的。而其他辑自段昌武《毛诗集解》的有三百二十多条，辑自严粲《诗缉》的有一百五十多条，(27)由于《毛诗集解》《诗缉》与《读诗记》有直接的承续关系，不少佚文都同于《读诗记》。这些都体现出《读诗记》对王安石诗说的推崇重视，以及保存王氏《诗义》散佚诗说的价值。

据吴国武《董<广川诗故>辑考》，“《广川诗故》存世佚文238条，涉及120首诗。”(28)吴冰妮统计《吕氏家塾读诗记》中即采录225条之多。《广川诗故》原有四十卷，吴国武认为当成于南渡以前，或即靖康间，南宋以来《直斋书录解题》《中兴四朝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说郛》皆有著录，此后不见于著录，“或佚于宋末元初”。此书多引三家诗说、石经、《说文解字》及诸儒之说，尤以三家诗说及《诗经》异文价值较大。清代学者辑佚三家诗说，进一步疏通毛氏诗说，对其尤为重视。后人征引此书，大多出自《读诗记》，吕氏对保存董《诗经》学成果居功至伟。

在宋代学者中，《读诗记》引朱熹之说数量最多，据朱熹所作《读诗记》序，吕氏所引为其早年所作，即《诗集解》，后来朱熹对《诗经》序的看法改变，诗说也有大的修正，今本《诗集传》是其最后的《诗经》定说。但是《读诗记》所引用的原本《诗集解》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朱熹早期《诗》说，训诂、考证、解诗的成绩赖《读诗记》所引而可见一斑，也可以看出朱熹前后期《诗经》之学的一些差异。

从《读诗记》所引朱熹诗说来看，以字词训释与诗旨分析、诗意阐述为多，亦有名物考证之说。

1.字词训释方面，《读诗记》引朱熹之说，往往是补正毛传、郑笺、孔疏之不足，可见朱熹在《诗经》训诂方面的成绩。

对照今本《诗集传》来看，朱熹对于《诗经》的字词训释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少数不切当之处朱熹《诗集传》中有所修订。如《小雅·南有嘉鱼》，“翩翩者，烝然来思。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读诗记》卷十八引孔氏曰：“思，皆为辞。嘉宾既来，用此酒与之燕又燕也。频与之燕，言亲之甚也。”小注又引朱氏：“来思之思，语辞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见其至诚有加而无已也。凡思字为语助者，上字协韵。为思虑之思者，本字协韵。此章则来字与末句思字协韵也。”可见吕祖谦取孔氏所说，但以朱氏之异说不可偏废，并存之。到今本《诗集传》，朱熹本人作了修正，接受孔疏的训释，曰：“思，语辞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见其至诚有加而无已也。”(29)而将自己早期的看法列为“或曰”以存之。又如《周颂·维天之命》中“假以溢我，我其收之”，《读诗记》卷二十八引朱熹说：“溢，盈而被于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于我，我既受之矣。”而在今本《诗集传》中，朱熹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何以恤我，我其收之”，修正自己的看法，改释曰：“何之为假，声之转也；恤之为溢，字之讹也。”其意为“言文王之神，将何以恤我乎?”(30)

也有一些训释，朱熹出于各种考虑，在今本《诗集传》中删去。如《鄘风·柏舟》“髡彼两髦，实维我特”之“特”，《读诗记》卷五引朱氏曰：“特有孤特之义，而以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犹治之谓乱也。”朱熹的这一解释，很有道理，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此诗的相关训释，与朱子解释基本一致，可见这一分析为后人所接受，但今本《诗集传》却未保留这一看法，不知何故。

2.在诗旨分析和诗意阐发方面，《读诗记》所引朱氏之说与今本《诗集传》颇有差异之处，亦可窥见朱熹《诗经》学观点的转变与修正。

最初朱熹接受诗序，解诗多基于诗序分析论述，后期因对诗序的看法改变，导致《诗集传》中对诗旨的分析与此前不同，这从吕氏《读诗记》所引朱熹诗说可以明显看出。其一体现了朱熹淫诗说的观念转向。如《郑风·风雨》“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句，《读诗记》卷八引朱氏曰：“我得见此人，则我心之所思，岂不坦然而平哉!”今本《诗集传》不取此说，而视之为淫奔之诗，释曰：“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31)又如《郑风·遵大路》，诗序曰：“思君子也。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读诗记》卷八引朱氏曰：“君子去其国，国人思而望之，于其循大路而去也，揽持其祛以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明显是就诗序申说，以阐发诗义。但在今本《诗集传》中，朱熹视《遵大路》为淫诗，此段修正为“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祛而留之曰：‘子无恶我而不留，故旧不可以遽绝也。”(32)从以上诸例，可见朱熹“淫诗说”观念的形成及其对诗义解释的变化。

其二体现了朱熹对诗史关系认识之变化。如《唐风·羔裘》，《读诗记》引朱氏之说：“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谓之曰：‘彼服是羔裘豹祛之人。’”乃就诗序“晋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分析立说。今本《诗集传》中，朱熹认为“此诗不知所谓，不敢强解。”(33)故对诗意未作解释，并删去此说。再如《唐风·采苓》，《读诗记》卷十一于诗序下引朱氏曰：“献公好听馋，观骊姬谮杀太子及逐群公子之事可见也。”今本《诗集传》朱熹仍然视之为“刺听馋之诗”(34)，但并不认可诗序所说的“刺晋献公”，因此亦删去此条。另如《终南》《墓门》等，亦将原来补充说明诗序的史实删去。可见朱熹《诗集传》解诗，从初稿到定本，于诗史之关系，持愈为谨慎之态度。

综上所述，《吕氏家塾读诗记》对诸家之说兼收并蓄，在纠正当时学术风气，承续宋代《诗经》学传统，保存《诗经》学文献方面，有其独特之价值。有学者评价《读诗记》，“乃汉以来经学之正宗，唯亦正失宋学怀疑思辨之精神。”(35)实则未详考吕氏此书撰述背景及意图，亦不明其在宋代《诗经》学史上之独特价值与意义所致。

注释：

①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东莱吕太史外集》卷5《拾遗》“己亥秋所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29页。

②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4册，《吕氏家塾读诗记》卷首，第1页。为行文方便，以下引自《读诗记》的文字，除特殊情况不再一一出注，仅注明卷数或篇名。

③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所引尤袤《吕氏家塾读诗记》序，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1页。

④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4册《吕氏家塾读诗记》卷26，第648页。

⑤陈戍国：《诗经刍议》，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115-141页。

⑥邱汉生：《诗义钩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序”，第10页。

⑦见邱汉生：《诗义钩沉》序，第10-11页。

⑧《吕氏家塾读诗记》卷22引吕大临语，第485页。

⑨欧阳修：《诗本义》卷2《野有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

⑩欧阳修：《诗本义》卷4《扬之水》，第209页。

(11)欧阳修：《诗本义》卷6《出车》，第222页。

(12)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2册《丽泽论说集录》卷3《门人所记诗说拾遗》，第112页。

(13)戴维：《诗经研究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3页。

(14)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4册《吕氏家塾读诗记》卷2引，第26页。

(15)何晏：《论语集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叙”，第3页。

(1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17)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4册《吕氏家塾读诗记》卷首，第1页。

(18)段昌武：《毛诗集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4册，第421页。

(19)严粲：《诗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5册，“自序”，第9页。

(20)段昌武：《毛诗集解》，第458-459页。

(21)严粲：《诗缉》卷7，第96页。

(22)严粲：《诗缉》卷22，第290页。

(23)严粲：《诗缉》卷首，第10页。

(24)严粲：《诗缉》卷1，第20页。

(25)吴冰妮：《<吕氏家塾读诗记>研究》第1章第3节“《读诗记》引文分析”，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6)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东莱吕太史外集》卷5《拾遗》“门人周公瑾介所记”，第721页。

(27)邱汉生：《诗义钩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序”，第27页。

 (28)吴国武：《董<广川诗故>辑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7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29)朱熹：《诗集传》卷9，《朱子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59-560页。

(30)朱熹：《诗集传》卷19，第723页。

(31)朱熹：《诗集传》卷4，第478页。

(32)朱熹：《诗集传》卷4，第473页。

(33)朱熹：《诗集传》卷6，第502页。

(34)朱熹：《诗集传》卷6，第505页。

(35)陈文采：《两宋诗经著述考》，台北：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第9页。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