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孔子诗论》“大雅”论残简阙文臆补与相关诗学问题

作者：徐正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十八日壬戌

         耶稣2018年9月27日

关键词：大雅;文本;小雅;邦风;简文;歌颂;孔子诗论;诗经;诗乐;音乐

内容提要：上博简《孔子诗论》“大雅”论简残严重，学界皆略而不论。根据对残简阙文性质的推测，所缺简文文字当为“《大雅》盛德也，多言[周]，□□□□□□□□□□”“[孔子]曰：诗其犹平门”“[有怨王者何如?曰：《大雅》]是也”。简文的诗学意义在于，“盛德”论揭示出“大雅”文本内容实质是对周民族革故鼎新、除旧布新之维新精神的歌颂；“多言[周]”“[有怨王者]”概括了“大雅”正反两方面内容性质；“□□□□□□□□□□”启示发现《诗经》四大门类的诗乐分家不同步，孔子时代“大雅”、“小雅”、“邦风”诗乐已分家，而尊贵的“颂”类还一直坚守着乐歌诗三位一体的最后领地。简文还透出另一信息：诗乐分家后，“大雅”“小雅”“邦风”仍可能保留着“徒歌”《诗》之文本的遗风。

关键词：《孔子诗论》/“大雅”论/阙文“臆补”/诗学史问题

笔者以为，孔子的诗学思想是有完备体系的，这一点在上博简《孔子诗论》[1](P119-168)中体现得较为集中。《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篇“诗学”专论，2001年正式公布前后学术界曾就其讲授者问题有过热烈讨论，后逐渐归向整理者马承源、濮茅左等人的意见，确认授《诗》者就是孔子。①《孔子诗论》对《诗经》的讨论分三个层面：先分组逐篇解读《诗经》63首(包括6首逸诗)作品的文本内容；再分类归纳评述“颂”“大雅”“小雅”“邦风”四大门类作品各自的整体内容性质与整体风格特征；最后揭示出诗、乐、文三大文艺类别的各自本质。其中第二个层面开启了“颂”“大雅”“小雅”“邦风”理论正式研究的先河。惜《孔子诗论》的“大雅”论简残严重，故学术界皆略而不论，本文尝试就其文本原貌与诗学价值做些臆测，以就教方家。

一、“大雅”论残简简析

上博简《孔子诗论》共29支简，满简54～57字，其中2～7简上下两道编绳之外的部分被用刀削去而无文字，学术界称之为“留白简”，6支“留白简”满简38～43字。综合归纳评述《诗经》四大门类诗歌内容与风格特征的简文为2～5简，正好全部集中在“留白简”中，其中对“大雅”归纳评述的内容在第二支、第四支、第五支简中。2～5简满简依次为38字、40字、43字、38字，若不是因为上下两端被用刀削去，即便满简皆从少按54字计算，此4简两端对半平分亦当依次各缺8+8字、7+7字、6+6字、8+8字。②据此，过录马承源整理本2～5支残简原文如下：

[第二简]□□□□□□□□寺(时)也，文王受命矣■。《颂》平德也，多言後(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篪(逖)■，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第三简]□□□□□□□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哀)矣少(小)矣。《邦风》其纳物也溥(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惟能夫□□□□□□□[第四简]□□□□□□曰：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罢(戚)惓(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第五简]□□□□□□□□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③

通读如上《孔子诗论》依次综论“颂”“大雅”“小雅”“邦风”内容性质和风格特征行文，据文意和语序能补出一些缺字(外加补文符号[ ])和标点，补足之后全文如下：

[第二简]□□□□□□□□寺(时)也，文王受命矣■。《颂》平德也，多言後(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篪(逖)■，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第三简]□□□。[《小雅》□德]也，多言难而怨怼者也，衰(哀)矣少(小)矣。《邦风》其纳物也溥(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惟能夫□□□□□□□[第四简]□□□□[孔子]曰：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罢(戚)惓(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曰《小雅》是也。]□[第五简]□□□□□?[曰：《大雅》]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显相”，以为其□]。□□

将“大雅”论残简内容摘取出来则为：

[第二简]……《大雅》盛德也，多言□，□□□□□□□[第三简]□□□。……[第四简]……[孔子]曰：诗其犹平门■。……□[第五简]□□□□□?[曰：《大雅》]是也。

由如上残简可知，除第一句“《大雅》盛德也”有实质内容外，其余原有和新补足的文字都无关紧要。该句意思是说，“大雅”的基本内容是歌颂盛大功德。另一完句“诗其犹平门”是对“颂”“大雅”“小雅”“邦风”分类形式的一句总评，不是专对“大雅”而言的。春秋吴国城门四面八门，北面的两门称为平门和齐门，当是“平门”的原始义，由平门齐门从黄怀信之解就是平齐行列，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平分“门类”之义，该句句意为《诗》就好像平分的门类。可见此句对理解“大雅”之评几无帮助。类比“《颂》平德也，多言後(后)”④“《小雅》□德也，多言难”依次论“颂”“小雅”内容性质的行文，“《大雅》盛德也”之后的“多言□”一句也当是论“大雅”内容性质，是说在“大雅”歌颂盛大功德的内容中重点书写了某项内容。类比“与贱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曰：《小雅》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依次归纳“邦风”“小雅”“颂”内容性质的行文，其“[曰：《大雅》]是也”之前的“□□□□□□”6字也当是归纳“大雅”内容性质，大意是：有书写某项内容的诗歌如何归类?说：归到《大雅》中去。类比“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逖，其思深而远”评“颂”整体风格特征的行文，“大雅”论“多言□”之后的“□□□□□□□□□□”10字亦当是评“大雅”的整体风格特征。如上“大雅”论残简阙文的具体文字会是什么呢?笔者不揣固陋，拟作些“妄加臆补”。

二、“大雅”论残简阙文“臆补”

先说“多言□”残句。笔者之所以在此断句，乃基于以下理由：“大雅”和《周颂》(上面简文中孔子所评之“颂”当专指《周颂》，详见另文专论及孔颖达疏解《毛诗序》“颂者……神明者也”一段文字)⑤的内容性质更接近，“小雅”与“邦风”的内容性质更接近，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善用同类句式排比，是《论语》中孔子言论行文的一贯特征，《孔子诗论》也当不例外。由上录2～5简全文与空格数目不难发现，孔子论“颂”与论“大雅”的句式和字数更接近，而论“小雅”与论“邦风”的句式和字数则更接近。既然孔子用“多言後(后)”3字概括《周颂》内容重点，同样也会用“多言□”3字概括“大雅”内容重点。而相比之下，用概括“小雅”内容重点的“多言难而怨怼者也”8字句式来概括“大雅”内容重点的可能性不大，这不仅由两者内容性质的相去较远所决定，更由残简空格数目所制约，若按归纳评述“小雅”或“邦风”的句式断句归纳评述“大雅”内容，后面所余评述“大雅”整体风格特征的残简缺字空格就远远不够用了。

那么“多言□”的“□”这个关键字有可能是个什么字呢?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得宽一点，先看《孔子诗论》对“颂”内容性质的归纳概括符不符合《周颂》文本实际。孔子从三个方面归纳了《周颂》的内容性质，所谓“平德也，多言后”“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认为《周颂》的主要内容，一是歌颂了平定天下之功德，二是在平定天下之功德的作品中又重点歌颂了周文王，三是向先王汇报成功的作品也划归到“颂”诗中去。综合西汉至当代学人对《周颂》31首作品的解读定性，其共识为：祭祀歌颂周文王的诗6首(《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我将》《雍》《赉》)，祭祀歌颂周武王的诗5首(《载见》《武》《酌》《桓》，另含1首合祭武王、成王、康王的《执竞》)，祭祀歌颂成王的诗2首(《昊天有成命》，另含1首合祭武王、成王、康王的《执竞》)，祭祀宗庙以报告成功的诗5首(《烈文》《天作》《有瞽》《潜》《闵予小子》)，若将汇报丰收的5首农事诗《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也算在祭祀宗庙以报告成功的内容之中，几项内容多达22首，占全部作品三分之二还强。可见，歌颂平定天下功德确实是《周颂》的主体内容，而其中赞美周文王的作品又确实占的比重最大，汇报成功也确实是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孔子的“颂”论是大体符合《周颂》文本实际的。依此类推，我们可否回过头来先假定《孔子诗论》对“大雅”内容性质的归纳概括也是大体符合其文本实际的，进而用“本末倒置法”由对31首“大雅”文本的探研逆推出孔子“多言□”之“□”字的可能性。虽知这样做违背学术常理，但又实在是不得已之举。

笔者不具备为《诗经》具体作品定性的权威性，只能依据古今较为一致的代表性意见确认之。

孔子之前的赋《诗》引《诗》乃断章取义，《孔子诗论》则仅论及3首“大雅”作品且只有《文王》1首属于为作品定性，战国时期称引《诗》句也非出于解《诗》目的，故依据只有从汉代开始。在汗牛充栋的历代解读《诗经》著述中毛诗序传及郑笺孔疏、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陈子展《诗三百解题》、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注析》可代表各个历史时期的权威观点(虽然毛诗解读作品被后人讥为穿凿附会，但那仅限于对“邦风”“小雅”之解，而其对“大雅”“颂”的解读则是尊重文本的，因为“大雅”“颂”的创作者与解读者的立场与出发点基本一致，故解读无须穿凿)，古圣前贤对31首“大雅”作品的基本定性为：《文王》，是歌颂文王德业的诗；《大明》，是叙述文王武王统一天下的诗，乃周民族史诗之一；《绵》，是周民族史诗之一，从古公亶父一直歌颂到文王受命；《棫朴》，是歌颂文王任用贤人或歌颂文王善育人才的诗；《旱麓》，是咏文王祭祖得福的诗；《思齐》，是歌颂文王美德的诗；《皇矣》，乃周民族史诗之一，叙述周人从太王开岐山到文王伐崇的历史；《灵台》，是记文王建灵台游赏的诗；《下武》，或称歌颂武王能继承先王德业的诗，或称歌颂成王康王继承德业的诗；《文王有声》，是歌颂文王武王迁都的诗，亦可视为周民族史诗之一；《生民》，乃周民族史诗之一，是追述周始祖后稷事迹的诗；《行苇》，古今意见各异，或称周内睦九族的诗，或曰述周祖先公刘事迹的诗，或云周王宴飨族人的诗，当以后者为是；《既醉》，是祭祀祖先时祝官代神主(尸)对主祭者周王的祝词；《凫鹥》，古今意见不一，或称乃颂守成之德，或称是祭祀活动之后周王谢尸的歌，当以后者为是；《假乐》，古今意见不一，或云赞美成王的诗，或云尸答《凫鹥》的诗，或云为周王祝福的诗，当以后者为是；《公刘》，是周民族史诗之一，主要述周祖先公刘迁豳历史，旧说召康公为告诫成王而咏公刘之史实；《泂酌》，意见不一，或说召康公戒成王诗，或说讽刺诗，或说颂德诗，当以颂德为是；《卷阿》，旧说召康公戒成王诗，今认为是颂周王之德诗，当以今说为是；《民劳》，古今皆以为刺厉王诗，唯朱熹疑为同僚相戒诗，当以众说为是；《板》，古今或以为刺厉王诗，或以为戒同僚诗，或以为刺厉王兼同僚诗，当以后者为是；《荡》，古今皆以为借古讽今刺厉王诗，唯陈子展认为是武王伐纣诗，当以众说为是；《抑》，古今多以为是卫武公刺厉王并自警的诗；《桑柔》，是芮良夫刺厉王的诗；《云汉》，旧说是赞美宣王的诗，今以为是宣王求雨的诗，当以今说为是；《崧高》，古今皆以为是尹吉甫为申伯送行的诗，唯毛序传以为是赞美宣王的诗，当以众说为是；《烝民》，古今皆以为是尹吉甫送别仲山甫的诗，唯毛序传以为是赞美宣王的诗，当以众说为是；《韩奕》，或以为赞美宣王的诗，或以为赞美韩侯的诗，当以后者为是；《江汉》是述宣王命召伯虎伐淮夷的诗，《常武》也是歌颂宣王平定淮夷之乱的诗，都可视为周民族史诗；《瞻卬》《召旻》，皆讥刺幽王乱国的诗。

由古圣先贤对31首“大雅”作品的如上体认可知，颂德之作占去三分之二，而在颂德之作中叙述周族各个时期发展历程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有8首(《大明》《绵》《皇矣》《文王有声》《生民》《公刘》《江汉》《常武》)，专颂周文王的有5首(《文王》《棫朴》《旱麓》《思齐》《灵台》)，泛颂周王的有3首(《假乐》《泂酌》《卷阿》)，分颂臣下之德的有3首(《崧高》《烝民》《韩奕》)，专颂武王德业的有1首(《下武》)。不难发现，在颂德诗中占比例最大的是重大题材的周族史诗，其为重点中的重点，若将8首鸿篇巨制有序排列便是一部完整的周民族发祥发展史。由此臆测，竹简残句“多言□”之“□”是否有可能是个“周”字?“多言[周]”是说“大雅”的颂德之作多写周族史。尽管“大雅”中颂文王之德的诗篇也不少，并且“史诗”篇中也有涉及颂文王德业内容者，但此处的“□”不大可能是指文王，因为“颂”论中已有了“多言(後)后”一句，其“后”便指周文王⑥，句意是说《周颂》的颂德之作多写周文王。“大雅”论不可能再重复指称。因此，最具冲击力和代表性的一批周民族“史诗”成为孔子关注的“大雅”重点当在情理之中。

再说“□□□□□□?[曰：《大雅》]是也”残句。此处缺字空格正好与“颂”论“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完句字数相等，类比“颂”论是讲主体内容之外另一项内容的归类问题，此处残句也应该是讲“大雅”主体内容“盛德也，多言[周]”之外另一项内容的归类问题。对读31首“大雅”作品，除了主体的颂德之作外，所余这个“另一项”内容自然就是一组讽刺周厉王和周幽王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卬》《召旻》7首作品了。据此，类比“颂”论句式，笔者妄测，空格阙文是否有可能为“有怨王者何如”6字?若然，则“[有怨王者何如?曰：《大雅》]是也”之意为：有怨刺周王内容的诗歌如何归类?说：划归到“大雅”当中去。结合孔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2](P92)的自述，体会简文语气，这里似当是孔子晚年整理较为混乱的《诗》篇次序时对一些作品归类问题所持的态度。

依笔者理解，孔子认为，那些向祖先汇报功绩的作品属于祭祖的庙堂之作，所以应该划归到“颂”诗当中而不应该窜乱到其他门类中；而直接怨刺最高统治者周王的作品，则应该统一调整到“大雅”门类中，而不应该混杂在怨刺诸侯或各级官员的“小雅”“邦风”门类中。这一点从晚出的《毛诗序》所下定义也可得到印证，《毛诗序》认为“雅”与“风”区别的关键在于“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雅”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而在“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的“天下之事”中，“大雅”与“小雅”区分的关键则又在于“政有小大”，而反映小政内容的“小雅”自当不可能直接颂王德、述周史、怨周王。无疑，“大雅”对应的所谓“大政”就应该是简文孔子所归纳的“盛德也，多言[周]”“[有怨王者]”三项内容了。

如果以上“臆测”不太荒谬的话，“臆补”后的“大雅”残简简文当为：

[第二简]……《大雅》盛德也，多言[周]，□□□□□□□[第三简]□□□。……[第四简]……[孔子]曰：诗其犹平门■。……[有[第五简]怨王者何如?曰：《大雅》]是也。

　三、“大雅”论简文对诗学问题的揭示

首先，“《大雅》盛德也”之评是对周诗和周族精神本质的恰当揭示。该句，整理者与众多后释者多失解，可能认为无须解释，其字面确实无须解释，是说“大雅”的基本内容是歌颂盛大美德；若“德”字单义复指“功业”和“美德”，则句意为“大雅”的基本内容是歌颂盛大功德。问题在于，什么是盛大美德或盛大功德?其实，孔子此处的归纳评述既非指超凡的品德修养，也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之功，歌颂治国平天下的德业是简文对《周颂》主体内容的归纳评述，所谓“《颂》平德也”(平定天下之德)即是。依笔者理解，孔子的“盛德”之论，用的是原意。《周易·系辞上》云：“日新之为盛德。”孔颖达正义云：“圣人以能变通体化，合变其德，日日增新，是德之盛极，故谓之盛德也。”[3](P162)由此可见，“《颂》平德也”之论，说明孔子认识到《周颂》歌功颂德之作主要局限在对周文王周武王平定天下历史时段的歌颂，而“《大雅》盛德也”之评，则说明孔子同时认识到“大雅”的歌功颂德之作是着眼于对整个周民族发展历史的歌颂，这一归纳评述不仅准确地揭示出了“大雅”内容的本质特征，更是深刻地揭示出了周民族的精神特质——革新精神。周朝在各个方面的开拓创新及巨大历史意义在王国维的经典之作《殷周制度论》中早有精辟分析，无须赘言。深度体悟“大雅”诗歌文本，确实不难发现，在一篇篇朴实无华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叙述中多首作品的价值指向都汇聚一处，那就是对周民族生生不息、开拓进取、兴利除弊、革故鼎新精神的充分展现与热切讴歌。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王国克生，维周之桢”“宜鉴于殷”“宣昭义问”(《文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大明》)、“百堵皆兴，鼛鼓弗胜”(《緜》)、“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棫朴》)、“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思齐》)、“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皇矣》)、“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下武》)、“四方攸同，王后维翰”(《文王有声》)、“笃公刘，匪居匪康”“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公刘》)、“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江汉》)等，仅从字面看便透出了丰富的“维新”信息，更不要说各篇作品的核心内蕴了。由此可见，孔子的“盛德说”不仅是最早对“大雅”内容实质做出深层发掘的言论，也是较早透过作品之评对周朝体制特质和民族精神有所揭示的言论，同时也是丰富了先秦诗学思想内涵的一项认知理论。

其次，“多言[周]”后面“□□□□□□□□□□”10字“大雅”整体风格特征之评，客观上揭示出了《诗经》四大门类作品诗乐分家不同步的可能性。因线索太少，此处所缺10字原为何字已难妄测，无法补出。但是，经过与“颂”论、“小雅”论、“邦风”论简文综合比较，则发现了另外的诗学问题：那就是春秋时代《诗》的四大门类诗乐分家、诗歌文本走向独立很有可能不是同步的，也许“邦风”“小雅”甚至“大雅”的诗乐先行分家，而“颂”却迟迟未分。如前所述，“大雅”论简文行文句式和字数应该更近“颂”论而与“小雅”“邦风”论相去较远，论“颂”整体风格特征的文字“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逖，其思深而远，至矣”是3句15字(外加“至矣”2字实17字)，而这里论“大雅”整体风格特征的阙文是10字，类比“颂”论句式应该是正好少1句5字，阙文原来可能只有2句话。即便按满简最多的57字计算，此处“留白简”两端至多也只能再各补1.5个字的空格，其所补空格又基本可与“颂”论的“至矣”2字类比抵消，所以阙文终究还是少1句话的5字空格。那么，“大雅”论缺少的这句话是论音乐的1句呢，还是论歌唱抑或是论诗歌文本的1句呢?笔者认为，缺少的应该是论音乐的1句。理由是：论“邦风”风格特征的简文“其言文，其声善”只论到了诗歌文本“言文”和歌唱“声善”，而未言及音乐；而论“小雅”风格特征的简文“哀矣小矣”则干脆只论到了诗歌文本而音乐和歌唱皆未论及。也就是说，“小雅”论和“邦风”论都未论及各自门类的音乐特征。依此类推，“大雅”论的2句空格中，肯定有1句论到了诗歌文本特征，因为整篇《孔子诗论》都是讲《诗》之文本，此处当不会例外；而另1句则很有可能如同“邦风”论一样论的也是歌唱特征而没有言及音乐。传世文献《论语》涉及孔子对“大雅”作品态度的只有一处，也是只反复吟诵其《抑》诗句而未及音乐⑦，此可作为旁证。这说明，至孔子时代“邦风”“小雅”“大雅”中的诗乐已经分家，诗歌文本已走向独立，除宫廷演奏仍乐歌诗合为一体之外，贵族士人日常生活中学习的已主要是三类作品的文本本身。《诗》之文本此时走向独立的原因很简单，主要就是百余年来风靡于各诸侯国外交场合赋《诗》言志活动的促成，因为外交场合赋《诗》言志、断章取义的临场发挥性和随机应变性，决定了现场配乐的无法操作性，长此以往，其决定了诗乐分家、诗被重视、乐被淡化的必然性。

但是，至孔子时代，“颂”这一大门类的乐歌诗很可能仍未分离，这一点在传世文献中本就透露出了相关信息。《论语》载孔子17次谈《诗》，其中12次涉及诗歌文本，3次专谈其音乐，只有2次诗乐并谈，而正是这仅有的2次诗乐并论之言恰恰都是针对的“颂”⑧，这说明孔子是将其诗乐视为一个整体的；而《孔子诗论》评述“颂”整体风格特征时更是正面依次将乐歌诗三者分层并论，更印证了其三位一体的事实。据此可见，孔子时代诗乐分离有可能仅局限于“邦风”“小雅”“大雅”三个门类，而“颂”诗门类仍在坚守着诗歌乐三位一体的最后一片领地。笔者以为，这一诗乐分家不同步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颂”的尊贵性质决定的。“颂”乃最高统治者庙堂祭祀乐歌，人们出于对其神圣性的敬畏感，不敢轻易地赋之以断章取义、借题发挥，故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使臣外交场合所赋之诗主要是“邦风”和“小雅”，其次是“大雅”，而“颂”则很可能在赋诗言志之风大盛的时代却一直未能走出宫廷，进入外交场合。笔者的这一推断可从《左传》《国语》记载中得到证实。由董治安教授列表统计[4](P41-44)可以发现，《左传》《国语》载从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7年)开始至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结束的赋诗言志活动，共计132年，赋“邦风”29首、“小雅”34首、“大雅”6首，而40首“三颂”则在赋诗言志活动兴盛的前112年中都未曾被赋过1次，只是到了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才有晋国大夫韩宣子出使郑国时首赋《周颂·我将》，此时已距该活动的最后骤熄只剩下20年时间，其后也再未发生过，并且韩宣子此次所赋借用的又是原诗中“畏天之威”句意，充满敬畏，丝毫不敢发挥。这一切都说明，受赋诗活动之风的巨大冲击，晚期“颂”诗虽有所松动，但整体而言这场旷日持久影响巨大的赋诗言志活动并未能真正将“颂”请出肃穆高贵的庙堂，而在庙堂里的演奏自当仍保留着诗乐歌三位一体(此时舞可能已脱离)的存在形态。所以《孔子诗论》对其诗歌乐分三层论之，对“大雅”“邦风”则诗与歌分两层论之，而对“小雅”则仅论其诗。“大雅”论简文启示我们，孔子对《诗经》四类作品整体风格特征的分层评论是依其实际存在形态进行的。

再次，“大雅”论简文还启示我们推测孔子时代可能仍保留着“徒歌”《诗经》文本的遗风。风靡于春秋时期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活动是促成诗乐分家的直接原因，这一点早已为学界所证实，而笔者这里想要说的是，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活动虽难予配乐，但其并不意味着临场只赋不歌，因为孔子评“大雅”“邦风”整体风格特征的简文皆不评其乐而却又评到与乐相伴的歌唱特征，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即评“大雅”歌唱特征的5字阙文和评“邦风”歌唱特征的“其声善”，也许评的是当时已不配乐的“徒歌”之声。依生活常理，当时各国使臣们根据现场谈判情景及外交辞令表达效果的需要，很可能有时是赋《诗》有时是歌《诗》的，其歌《诗》的方式只不过是不配乐而“徒歌”罢了。我们知道，在《诗经》四大门类作品中，除“颂”是先有音乐后填歌词之外，其他三大门类都是先有歌词而后配乐的，其纳入宫廷配乐之前在社会上流传时本就靠的是赋诵或吟唱，因此不难推测，到了孔子时代，在诗乐走向分离的情况下，“徒歌”《诗》之文本的遗风被长久地保留下来不是没有可能。“大雅”论残简阙文的如上启示不可忽略。

最后，“大雅”论残简简文的大致诗学史定位。这一问题将“大雅”论简文与其前后的相关言论作一比较还是容易看清楚的。人们知道，最早言及《诗经》内容分类的文献是《周礼·春官·大师》，其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5](P495)可见，该文献首言“雅”是《诗》的六大门类之一，同时又强调其德化功能和音乐主体地位，为后人认知“大雅”性质提供了文献基础。但是，其只是泛泛提出“风”“雅”“颂”等“六诗”的名称而已，甚至连“大雅”与“小雅”的分称都没有；同时，所言德化功能也明显是指其音乐而非文本，是将文本作为音乐的附庸看待的。其代表的是早期以乐为教阶段对《诗》的认识，对文本的体认还处于蒙混状态。

之后则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季札适鲁观周乐的著名评论，云：“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6](P1164)由“为之歌”而非为之“奏”或为之“赋”，说明当时的鲁国宫廷演奏是音乐、歌唱、诗歌文本浑然一体的，但季札的评论则仍是着眼于音乐，其目的是为观乐以知政，说明在诗乐走向分离时期仍坚守着传统的重乐理念。所谓“广哉”，是感叹乐曲的宽广；所谓“熙熙”，是乐曲和乐的样子；所谓“曲而有直体”，是指乐曲有抑扬曲折之妙，而本体则劲直。唯“文王之德”是讲文本内容。说明季札是先感受到了“大雅”之乐的宽广和美风格，由音乐风格才进而以疑问的口气体认到其文本内容，认为“大雅”内容可能主要是歌颂周文王德业。因乐谱失传，我们已无法对季札的“大雅”乐曲风格之论做出评判，而就其对“大雅”基本内容的推测看，虽然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歌颂周文王的作品比例确实相对较大，但此论毕竟与31首作品的主体内容有一定差异。不论孔子整理没有整理过《春秋》和《左传》，其熟悉季札如上言论是没问题的。可贵的是，孔子在接受季札言论影响的同时，又明显超越了季札对“大雅”内容的认识程度：一则“盛德说”是对“大雅”内容精神实质的认知，更有深度，超越了“文王之德说”的流于表面化；二则不论残简“多言□”之“□”是不是我们所臆补的“周”字，也不论“□□□□□□?[曰：《大雅》]是也”的空格是不是我们所臆补的“有怨王者何如”6字，但这两处阙文都指的是“文王之德”之外的其他内容则是肯定的。如此，从多个方面概括“大雅”内容比仅从“文王之德”一个方面概指“大雅”内容，无疑更为全面，对31首作品内容的覆盖率更高。也就是说，孔子的“大雅”文本内容之评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准确度，都超越了季札之评，并且是对季札的纠偏。同时还说明，仅从音乐视角去感受文本内容而不是着眼于对文本本身的深切分析，其对作品性质的确认往往会出现偏颇。当然，季札对诗歌文本风格特征就更未涉及了。因此，整体而言，季札的言论还算不上对“大雅”之《诗》的正式研究。

孔子之后的“大雅”论主要见于汉儒《毛诗序》的意见，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7](P568)对读《孔子诗论》“大雅”论残简简文不难发现，汉儒对孔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其继承主要体现为一点，即和孔子一样主要从文本角度体认“大雅”，而不再像季札那样从音乐角度体认“大雅”，这一继承虽然可能是由于汉代《诗经》之诗乐进一步分离甚至其乐消亡所致，但也不排除汉儒读到过《孔子诗论》而受其观点影响的可能性。汉儒对孔子“大雅”论的超越也体现为一点，那就是其揭示了“大雅”的本质是“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即总结王朝的兴废原因，这一点残简虽然可能有意从歌颂与怨刺两方面归纳了“大雅”内容性质，惜并未透露出从历史兴亡高度看问题的明确信息。

统观《周礼》“六诗”说、季札之评、孔子之论、《毛诗序》之学，可以发现，《周礼》是提出问题，说明有“雅”这个概念存在；到季札则是重在从音乐角度谈对“大雅”特色的感受；到孔子方才正式开启了对“大雅”整体内容性质和整体风格特的正面归纳评述与研究；至汉儒《毛诗序》则发展到了为“大雅”正式下定义的阶段。笔者以为，这一“大雅”理论在先秦秦汉发展演变过程中，《孔子诗论》“大雅”论残简简文处于正面开启的历史关节点位置。

综上，通过对上博简《孔子诗论》“大雅”论阙文的“臆补”和探讨，发现简文具有重要的诗学史价值：第一，其不仅指出了周“民族史诗”是“大雅”作品的核心内容，还正视了揭露周王无道之行也是“大雅”内容的重要方面，这些都符合“大雅”文本实际。第二，简文还揭示出了“大雅”文本内容的实质是对周民族生生不息革新精神的歌颂，这一揭示颇有现实启示意义。第三，简文还启示我们，《诗经》中“邦风”“小雅”“大雅”“颂”四大门类诗乐分家并非同步进行，直到孔子时代，“颂”类还在坚守诗乐歌三位一体的存在形态。同时，简文还透露出另一信息：诗乐分家后，“邦风”“小雅”“大雅”仍可能保留着“徒歌”《诗》之文本的遗风。如上揭示，都为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认识先秦文学思想体系的建构状态、发展水平提供了新的依据。

　注释：

①确认《孔子诗论》内容为孔子言论的理由有二：一是文中的“”隶定为“孔子”无疑，二是这个“”的言论贯穿全篇。参见徐正英：《上博简<诗论>作者复议》，载《中州学刊》，2004(6)；徐正英：《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以出土文献为起点》，56-7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119-1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②关于6支“留白简”两端是先写后削还是刀削处本就未写文字，学术界有争议，笔者原来倾向于只削未写，因竹简照片刀削处未见残存墨迹。但后来改变了看法，因为6支“留白简”是依“颂”“大雅”“小雅”“邦风”顺序集中讨论其内容和风格特征的，说明当初是编在一起集中被削的，这一点学术界无异议；而现在所见“留白简”几乎都是削后满简，若上下两端本就没写文字，几简内容就应该是连贯无缺的，但却缺失严重难以连读，所缺内容又无法与其他非“留白简”简文对接，故所缺内容应该就是被削去的文字。整理者马承源推测第三简之后有可能缺失两支简，可备一说，但即便如此，也与现有简文所缺“大雅”论内容无关，因“大雅”论所缺失的文字在第二简之末至第三简之首、第四简之末至第五简之首。

③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127-13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通假字、异体字、转读字、难造字直接用整理者释文中的规范字替换，括号中的字为笔者另外专文考释后所加，并用阙文符号□补足缺字)。

④“後”通假为“后”，而“后”特指周文王，详尽考辨参见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颂”论及其诗学史意义》，载《文艺研究》，2017(8)。

⑤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颂”论及其诗学史意义》，载《文艺研究》，2017(8)。孔颖达疏《毛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时，也认为其“颂”专指《周颂》而不包括《鲁颂》和《商颂》，云：“此解颂者，唯《周颂》耳，其商鲁之《颂》则异于是矣。《商颂》虽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庙，述其生时之功，正是死后颂德，非以成功告神，其体异于《周颂》也。《鲁颂》主詠僖公功德，才如变风之美者耳，又与《商颂》异也。”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清嘉庆刊本)，56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⑥此句的“后”当为先秦两汉通用的“君王”。《说文·后部》曰：“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之。从一口。发号者，君后也”。尽管此解为后起引申义，但在先秦文献中已普遍使用。而具体到《诗》《骚》文献，则又多用来指代周文王，如《大雅·下武》“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毛传》“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毛传》“二后，文、武也”；《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王逸注“后，君也。谓禹、汤、文王也”；《毛诗小序》“《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中的“后妃”指周文王(“后”)的妃子(“妃”)太姒。所有例句指代他王虽有变化，但都包括周文王这一点却是固定的。据此，笔者以为“多言後(后)”应是说多写周文王。

⑦《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子。”译文：“南容把《诗经·大雅·抑》篇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句反复吟诵，孔子便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1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⑧一为《论语·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此处孔子所引的两句歌词出自《诗经·周颂·雍》，由孔子的表述可知，其指的是“三桓”祭祖时演奏歌唱《雍》的情况，是诗乐歌三位一体的；二为《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里“乐正”似当单指音乐，而他让“各得其所”的“《雅》《颂》”又似乎乐诗并指，究竟孔子是诗乐并举还是单指音乐，目前学术界认识还不统一，但不论哪种意见，都不妨碍本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

[1]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4]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济南，齐鲁书社，1994.

[5]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北京，中华书局，2015.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