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杰】苦难人生下的“有本者如是”——追寻孔子的立本之路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18-09-28 19: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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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人生下的“有本者如是”——追寻孔子的立本之路

作者:潘英杰(当代青年儒者)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十九日癸亥

          耶稣2018年9月28日

 

 

【摘 要】孔子的一生充满了苦难,而他从一个平常人生命成长的角度来看,他在每一个阶段,所立的本,其实都对后人有极大的启发。童年而兴乎礼,少年而志乎学,青年而通乎道,中年而悲乎世,晚年而情乎史,这背后,即是一种性情的开发,一种生命境界的开阔。


【关键词】孔子;苦难;立本;成长;性情

 

一、   引述:圣人苦难的一生

 

钱穆先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何以被誉为“大成至圣先师”,当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之后,在历代都不断受到祭祀与封号?由钱先生此论,殊可一见其本。此“本”为何?把自己的生命完全融入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脉之中,承往开新,而成为一个轴心般的存在。这一方面是有历史发展的趋势选择,另一方面则跟孔子本身的素质、学习、成长也分不开关系。

 

其实抛开历史累积下来套在孔子身上的光环,我在细细的考查与体会中,发现圣人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一生:童年失怙;少年失恃;青年努力,但三桓当道,报国无门;中年刚能一展身手,却不到五年,被迫周游列国十四年,历不为诸侯所重用;晚年被招回母国,却只被当作“国老”,而唯一的儿子、最器重的两个学生又都陆续先其离世。在这样的一生中,孔子却能够凭着自身的素质、学习、成长,建立起几乎是可以通向天道、通向历史的大本,直至成就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影响与贡献,这过程,可能很值得后人去好好地发掘。本文乃即为此而尝试做一番的探讨。

 

二、苦难的童年——其本兴乎礼

 

史书记载,孔子的先世是商代的王室,然而却不断从王室,到诸侯,到公卿,又逃难从宋国来到了鲁国,成为鲁国的大夫。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其以勇著称的大夫形象,也一定让童年的孔子很自豪和向往。不过童年的孔子没有见过父亲,《史记》说“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后文随之又说“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可见孔子也好奇他父亲的情况,从他母亲那里,可能也从其他人那里,渴望对父亲有多些的了解。

 

孔子本来属大夫之后,但因为失怙等情况,却成为了平民,而生活也一度很贫苦。他后来回顾说: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在这样苦难的童年,《史记》说,孔子却“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对礼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着大人的样毕恭毕敬地操习。观乎孔子的一生,都与礼分不开关系,而这礼又正是时代的核心问题所在,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到孔子那时期的一个核心体现。孔子为什么早期就能跟礼接上生命的联系?

 

第一,孔子所在的鲁国,从当时来看,可以说是保全周礼最完备的一个国家。《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札观乐于鲁,鲁国存古乐多而完整,使季札叹为观止;后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韩宣子适鲁,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由此可见,孔子所在的鲁国对礼乐保存的完整,自让孔子更能受到一种文化的熏陶。

 

第二,在林复生先生的《孔子新传》中曾考证推测,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所在的颜氏一族很可能都是一些以受雇参加祭礼、主持各种礼节活动的乐师,甚至可能有不少盲人,出席仪式的时候需要童子做前导。若此考证无误的话,则孔子童年对礼乐的兴趣产生,也是生活所在的周边文化直接熏陶的结果。在苦难的童年,没有父亲的照顾,甚至也没有足够的经济保障,然而童年的孔子依然没有失去文化的启蒙,由此可见,一个人早年所受的文化,对其一生的立本是有多大的意义!

 

三、苦难的少年——其本志乎学

 

然而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生活在这礼乐文化之下的孩子不止孔子一人,为什么就孔子在礼乐方面的学习取得了超乎常人的成就?甚至对礼乐能够进行历史性的深度发掘?

 

在《论语》里记载孔子对其一生的回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鲍鹏山先生对此有很精到的阐述:

 

在母亲的引领、自身的努力、环境的磨练和熏陶下,孔子学习着,成长着。十五岁那年,他领悟到:人生有超越于谋生、超越于谋仕之上的价值,那就是真理,以及为探索真理而存在的学问。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志于学”的道路;从此,他的求学不再是为了谋生,不再是为了谋仕,而是为了探寻真理,捍卫真理。孔子的精神有了支柱。

 

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他看到了求学更深的方向。而他对自己很称许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好学”。《论语•公冶长》说: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由此可见,这种学是生命成长之学。可能是孔子童年习礼,后来逐渐意识到:礼的核心不在于一套外在的行为规范,而在于自己内在的性情涵养;而这种内在的性情涵养,不能一开始就对别人做要求,乃要先从自己做起,好好地体会,好好地成长。这可以说是孔子在立本之路上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如《易经》之屯卦,“雷雨之动满盈”,开始要爆发出一种自觉的灵光。

而在这个时期,孔子的母亲去世了。从此,孔子已无双亲,他将开始一个人独立地面对这人世,以及生存的磨练。在他为母亲守丧的期间,发生了两件颇有意味的事情。

 

第一件,是孔子想依礼而将父母合葬,然而因不知父墓何在,《史记》载:“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这可见孔子对礼的学习已达到一定的程度,并且有一种应变的能力及守护的决心。

 

随后不久,发生了第二件事。就是在孔子为母守丧期间,季氏飨士,孔子于是处于一个两难的地步:依分,他觉得自己是大夫之后,当去;依礼,他是在守丧期间,不当去。而这时候父母双亡,孔子已没有现实的依靠。相信孔子在决定赴会之前,也经历了一番的内心挣扎,不过最后却由季氏家臣阳虎的一句“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而拒之门外。这件事对孔子后来青年时期的努力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孔子赴会,证明他内心自信自己是有士的身份;而被拒之门外,原因又不是说他失礼,而是完全不承认他是士。父母刚双亡,又备受现实社会的冰冷,苦难的少年,也正更加激发了孔子求学的志气。《史记》载孔子年十七而孟厘子临死吩咐其子要向孔子学礼,此有学者考据当在孔子35岁时发生。 而无论发生在前在后,都可见孔子的“志于学”,数年之后已得到了一定的高度,也得到了社会高层的认可。

 

四、苦难的青年——其本通乎道

 

到孔子的青年时代,这或可从孔子19岁结婚算起,孔子开始从事一些初级的官场职位,并且多方寻师学习,韩愈后来在《师说》中道:“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在《史记》中载孔子曾往周都向老子问礼,老子临别赠言:“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此言智慧而恳切,对青年风华正茂的孔子而言,也正有宁心之效。观乎孔子后来的行事,在他积极进取的同时,也时时饱含着谦退之德,他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刚健与豁达,两并不缺。这在《论语》一书中,都历历可见。此足见良师之大益!

 

《史记》中又载孔子向师襄学琴的故事,也颇有意味!其言: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一辈子与琴结下不解之缘,推其始,探其深,当可由此而见。这不止看出孔子在技法上的熟练,也看出孔子对道已经可以通上去了,透过时空,而与往圣的人格精神相融触。孔子青年时代的“志于学”,到此终于找到了“确乎不可拔”(《易经•干卦》)的根基。《论语》中言: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文化的大自信,天命的大贯通,都由此而得立其本。在三桓当道,鲁昭公被逐出国,自己到齐国也得不到伸展机会,惶惶然接淅而回的青年时代,孔子默默地在自己的生命上用力,在文化上用功,静静地观察着时势,培育着学生,而等待着时运的到来。

 

五、苦难的中年——其本悲乎世

 

这可以孔子51岁重新任官职,直升为鲁国的大司寇,其后又被逐而周游列国十四年为始终。在孔子51岁到56岁的五年里,可以说是孔子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可以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时期:治中都、会夹谷、堕三都……孔子的魄力和眼光都由此而光辉呈现,每一个政治举措的背后,都有着超乎政治利益而直通入历史文化里头的意义,尤其是堕三都,可见孔子并非把心局限在维护鲁君的统治,而在努力维护周朝乃至天下文化的纲常。不过历史并没有给孔子一个足够的政治施展得的机会,随后苦难的十四年周游列国也似乎成为了孔子历史生命的主调:他一生都在寻觅一个现实政事的基地,然而却一直都找不到。

 

在周游列国十四年期间,孔子在卫而遭谮,过匡而被围,入宋而受胁,厄乎陈蔡之间而几乎师徒绝粮将死,一路又饱受隐士的讥讽,而孔子自己,也正一天一天地老去。为什么孔子到此还不放弃?在他内心支撑着他这样顽强地走下去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当孔子面对长沮、桀溺的诘问的时候,他终于完全地吐露了心声: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原来,他如此担当的背后,就是这样的一颗大悲心,孔子在青年时代不断打下的“通乎道”的基础,到这里并没有把他引向玄远,反而是涌现出大情,而润入人间。这用唐君毅先生的话说,就是:

 

如果我们说,一切圣贤都是上帝之化身,则上帝化身为耶稣、穆罕默德等,只显一天德,而其化身为孔子,则由天德中开出地德。天德只成始,地德乃成终。终始条理,金声玉振,而后大成。


——殊为妙论!苦难的十四年周游列国,反而正不断把孔子内心的天道落地到人间,并不断地在苦难的洗礼之中,醇化出一份人格更加的厚重与成熟,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这也正成长在此期间。

 

六、苦难的晚年——其本情乎史

 

孔子去鲁凡十四年而回,这时孔子已68岁,《史记》言:“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即便如此,孔子对时代的关怀,却一直都没有放下。《论语》记载了一则动人的故事: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 “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481年,孔子71岁,见微知著,孔子沐浴而朝,足见孔子对这件事的重视,及洞察到这背后的时代政局趋势,与历史文化的命运。然而鲁哀公却不能做主,让孔子去向三桓请示,孔子的心痛与无奈,由此一见。前后这几年,孔子的妻子、儿子相继去世,以道相托的弟子颜渊也早他离世,然而孔子却开始拿起笔而削《春秋》,似乎把所有的生命力都投注在了其间,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对《春秋》极重视和严谨,让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垂垂老矣的晚年,已经毫无一点政治的影响力,孔子又在坚守着什么?时局的日下,身体的老病,亲人的离世,弟子的早逝,又是怎样的一种信念,让他可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还不改初心?乃发现,孔子在这个时候,他的情已经不止在当世,而推远到了来世,他的生命已经从对时代的承担,超升到了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的承担,故其本也情乎史。可以说,孔子生命的最后一份执着,终于化去了,他进入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他的生命,从《春秋》那里,不断弥漫出一片对无尽来世的柔情关怀,而悠久无疆!

 

七、 结论:孔子立本之路的启发

 

孔子的立本之路,从童年的兴乎礼——可见早期文化熏陶的重要,到少年的志乎学——可见个体的自觉努力与成长方向的重要,到青年的通乎道——可见生命所能达到的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到中年的悲乎世——可见作为个体对群体的关爱与承担,最后到晚年的情乎史——可见生命能够从时空局限中越出而呈现出的一种绵绵的大爱。霍韬晦先生说:“孔子是希望把他所体会到的精神上的家,带给天下人。”这精神上的家,就是孔子的生命之本。此本谓何?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仁”;用唐君毅先生的现代诠释来讲,就是“性情”,是一种由生命的深处(即“性”)涌现出来的真情、正情、大情、悲情、无私无我之情。孔子从童年到青年,终于找到了这个“家”;从中年到晚年,又让自己与这个“家”合而为一,而走向人间,走向历史,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绕过不去的一个重要存在。

 

往圣已远,然而我们今天却仍然能感受到千年前孔子对我们的关爱。“圣人”是因为我们感恩和崇敬而推封的,其实孔子只是一个平常人,他只是完成了一个平常人所该完成的生命的成长,他也告诉着我们:抛开历史的光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如此,也都应该如此走下去。而他,就在那头等着我们。哦,不,是在我们成长的每时每刻,都温情地陪伴着我们。

 

前人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也并不是说要让我们望而却步,更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命深度远非我们现在的程度所能臆测,在成长的过程中,随时都不要自满,而永怀着一份谦虚与精进,去开发出我们生命深处的性情。让情溢出,让情纯正,让情周润,让情饱满,而不断地通向别人、通向时代、通向历史。——这,可能也就是孔子立本之路对我们更平易和深刻的生命启发。

 

千劫万劫,只待重逢。千年了,而孔子,也许还在那里,这样等待着我们上路。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钱穆.孔子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4]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霍韬晦.孔子知命之旅体验行[M].香港:法住出版社.2015年.

[6]林复生.孔子新传[M].台湾:台湾新潮社.1988年.

[7]鮑鵬山.孔子傳[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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