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人生下的“有本者如是”——追寻孔子的立本之路

作者：潘英杰（当代青年儒者）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十九日癸亥

          耶稣2018年9月28日

【摘 要】孔子的一生充满了苦难，而他从一个平常人生命成长的角度来看，他在每一个阶段，所立的本，其实都对后人有极大的启发。童年而兴乎礼，少年而志乎学，青年而通乎道，中年而悲乎世，晚年而情乎史，这背后，即是一种性情的开发，一种生命境界的开阔。

【关键词】孔子；苦难；立本；成长；性情

一、   引述：圣人苦难的一生

钱穆先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何以被誉为“大成至圣先师”，当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之后，在历代都不断受到祭祀与封号？由钱先生此论，殊可一见其本。此“本”为何？把自己的生命完全融入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脉之中，承往开新，而成为一个轴心般的存在。这一方面是有历史发展的趋势选择，另一方面则跟孔子本身的素质、学习、成长也分不开关系。

其实抛开历史累积下来套在孔子身上的光环，我在细细的考查与体会中，发现圣人的一生，是充满苦难的一生：童年失怙；少年失恃；青年努力，但三桓当道，报国无门；中年刚能一展身手，却不到五年，被迫周游列国十四年，历不为诸侯所重用；晚年被招回母国，却只被当作“国老”，而唯一的儿子、最器重的两个学生又都陆续先其离世。在这样的一生中，孔子却能够凭着自身的素质、学习、成长，建立起几乎是可以通向天道、通向历史的大本，直至成就如钱穆先生所说的影响与贡献，这过程，可能很值得后人去好好地发掘。本文乃即为此而尝试做一番的探讨。

二、苦难的童年——其本兴乎礼

史书记载，孔子的先世是商代的王室，然而却不断从王室，到诸侯，到公卿，又逃难从宋国来到了鲁国，成为鲁国的大夫。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其以勇著称的大夫形象，也一定让童年的孔子很自豪和向往。不过童年的孔子没有见过父亲，《史记》说“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后文随之又说“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可见孔子也好奇他父亲的情况，从他母亲那里，可能也从其他人那里，渴望对父亲有多些的了解。

孔子本来属大夫之后，但因为失怙等情况，却成为了平民，而生活也一度很贫苦。他后来回顾说：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在这样苦难的童年，《史记》说，孔子却“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对礼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着大人的样毕恭毕敬地操习。观乎孔子的一生，都与礼分不开关系，而这礼又正是时代的核心问题所在，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到孔子那时期的一个核心体现。孔子为什么早期就能跟礼接上生命的联系？

第一，孔子所在的鲁国，从当时来看，可以说是保全周礼最完备的一个国家。《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札观乐于鲁，鲁国存古乐多而完整，使季札叹为观止；后鲁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韩宣子适鲁，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由此可见，孔子所在的鲁国对礼乐保存的完整，自让孔子更能受到一种文化的熏陶。

第二，在林复生先生的《孔子新传》中曾考证推测，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所在的颜氏一族很可能都是一些以受雇参加祭礼、主持各种礼节活动的乐师，甚至可能有不少盲人，出席仪式的时候需要童子做前导。若此考证无误的话，则孔子童年对礼乐的兴趣产生，也是生活所在的周边文化直接熏陶的结果。在苦难的童年，没有父亲的照顾，甚至也没有足够的经济保障，然而童年的孔子依然没有失去文化的启蒙，由此可见，一个人早年所受的文化，对其一生的立本是有多大的意义！

三、苦难的少年——其本志乎学

然而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生活在这礼乐文化之下的孩子不止孔子一人，为什么就孔子在礼乐方面的学习取得了超乎常人的成就？甚至对礼乐能够进行历史性的深度发掘？

在《论语》里记载孔子对其一生的回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鲍鹏山先生对此有很精到的阐述：

在母亲的引领、自身的努力、环境的磨练和熏陶下，孔子学习着，成长着。十五岁那年，他领悟到：人生有超越于谋生、超越于谋仕之上的价值，那就是真理，以及为探索真理而存在的学问。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志于学”的道路；从此，他的求学不再是为了谋生，不再是为了谋仕，而是为了探寻真理，捍卫真理。孔子的精神有了支柱。

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他看到了求学更深的方向。而他对自己很称许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好学”。《论语•公冶长》说：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由此可见，这种学是生命成长之学。可能是孔子童年习礼，后来逐渐意识到：礼的核心不在于一套外在的行为规范，而在于自己内在的性情涵养；而这种内在的性情涵养，不能一开始就对别人做要求，乃要先从自己做起，好好地体会，好好地成长。这可以说是孔子在立本之路上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如《易经》之屯卦，“雷雨之动满盈”，开始要爆发出一种自觉的灵光。

而在这个时期，孔子的母亲去世了。从此，孔子已无双亲，他将开始一个人独立地面对这人世，以及生存的磨练。在他为母亲守丧的期间，发生了两件颇有意味的事情。

第一件，是孔子想依礼而将父母合葬，然而因不知父墓何在，《史记》载：“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这可见孔子对礼的学习已达到一定的程度，并且有一种应变的能力及守护的决心。

随后不久，发生了第二件事。就是在孔子为母守丧期间，季氏飨士，孔子于是处于一个两难的地步：依分，他觉得自己是大夫之后，当去；依礼，他是在守丧期间，不当去。而这时候父母双亡，孔子已没有现实的依靠。相信孔子在决定赴会之前，也经历了一番的内心挣扎，不过最后却由季氏家臣阳虎的一句“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而拒之门外。这件事对孔子后来青年时期的努力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孔子赴会，证明他内心自信自己是有士的身份；而被拒之门外，原因又不是说他失礼，而是完全不承认他是士。父母刚双亡，又备受现实社会的冰冷，苦难的少年，也正更加激发了孔子求学的志气。《史记》载孔子年十七而孟厘子临死吩咐其子要向孔子学礼，此有学者考据当在孔子35岁时发生。 而无论发生在前在后，都可见孔子的“志于学”，数年之后已得到了一定的高度，也得到了社会高层的认可。

四、苦难的青年——其本通乎道

到孔子的青年时代，这或可从孔子19岁结婚算起，孔子开始从事一些初级的官场职位，并且多方寻师学习，韩愈后来在《师说》中道：“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在《史记》中载孔子曾往周都向老子问礼，老子临别赠言：“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此言智慧而恳切，对青年风华正茂的孔子而言，也正有宁心之效。观乎孔子后来的行事，在他积极进取的同时，也时时饱含着谦退之德，他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刚健与豁达，两并不缺。这在《论语》一书中，都历历可见。此足见良师之大益！

《史记》中又载孔子向师襄学琴的故事，也颇有意味！其言：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一辈子与琴结下不解之缘，推其始，探其深，当可由此而见。这不止看出孔子在技法上的熟练，也看出孔子对道已经可以通上去了，透过时空，而与往圣的人格精神相融触。孔子青年时代的“志于学”，到此终于找到了“确乎不可拔”（《易经•干卦》）的根基。《论语》中言：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文化的大自信，天命的大贯通，都由此而得立其本。在三桓当道，鲁昭公被逐出国，自己到齐国也得不到伸展机会，惶惶然接淅而回的青年时代，孔子默默地在自己的生命上用力，在文化上用功，静静地观察着时势，培育着学生，而等待着时运的到来。

五、苦难的中年——其本悲乎世

这可以孔子51岁重新任官职，直升为鲁国的大司寇，其后又被逐而周游列国十四年为始终。在孔子51岁到56岁的五年里，可以说是孔子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可以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时期：治中都、会夹谷、堕三都……孔子的魄力和眼光都由此而光辉呈现，每一个政治举措的背后，都有着超乎政治利益而直通入历史文化里头的意义，尤其是堕三都，可见孔子并非把心局限在维护鲁君的统治，而在努力维护周朝乃至天下文化的纲常。不过历史并没有给孔子一个足够的政治施展得的机会，随后苦难的十四年周游列国也似乎成为了孔子历史生命的主调：他一生都在寻觅一个现实政事的基地，然而却一直都找不到。

在周游列国十四年期间，孔子在卫而遭谮，过匡而被围，入宋而受胁，厄乎陈蔡之间而几乎师徒绝粮将死，一路又饱受隐士的讥讽，而孔子自己，也正一天一天地老去。为什么孔子到此还不放弃？在他内心支撑着他这样顽强地走下去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当孔子面对长沮、桀溺的诘问的时候，他终于完全地吐露了心声：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原来，他如此担当的背后，就是这样的一颗大悲心，孔子在青年时代不断打下的“通乎道”的基础，到这里并没有把他引向玄远，反而是涌现出大情，而润入人间。这用唐君毅先生的话说，就是：

如果我们说，一切圣贤都是上帝之化身，则上帝化身为耶稣、穆罕默德等，只显一天德，而其化身为孔子，则由天德中开出地德。天德只成始，地德乃成终。终始条理，金声玉振，而后大成。

——殊为妙论！苦难的十四年周游列国，反而正不断把孔子内心的天道落地到人间，并不断地在苦难的洗礼之中，醇化出一份人格更加的厚重与成熟，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这也正成长在此期间。

六、苦难的晚年——其本情乎史

孔子去鲁凡十四年而回，这时孔子已68岁，《史记》言：“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即便如此，孔子对时代的关怀，却一直都没有放下。《论语》记载了一则动人的故事：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 “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481年，孔子71岁，见微知著，孔子沐浴而朝，足见孔子对这件事的重视，及洞察到这背后的时代政局趋势，与历史文化的命运。然而鲁哀公却不能做主，让孔子去向三桓请示，孔子的心痛与无奈，由此一见。前后这几年，孔子的妻子、儿子相继去世，以道相托的弟子颜渊也早他离世，然而孔子却开始拿起笔而削《春秋》，似乎把所有的生命力都投注在了其间，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对《春秋》极重视和严谨，让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垂垂老矣的晚年，已经毫无一点政治的影响力，孔子又在坚守着什么？时局的日下，身体的老病，亲人的离世，弟子的早逝，又是怎样的一种信念，让他可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还不改初心？乃发现，孔子在这个时候，他的情已经不止在当世，而推远到了来世，他的生命已经从对时代的承担，超升到了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的承担，故其本也情乎史。可以说，孔子生命的最后一份执着，终于化去了，他进入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他的生命，从《春秋》那里，不断弥漫出一片对无尽来世的柔情关怀，而悠久无疆！

七、 结论：孔子立本之路的启发

孔子的立本之路，从童年的兴乎礼——可见早期文化熏陶的重要，到少年的志乎学——可见个体的自觉努力与成长方向的重要，到青年的通乎道——可见生命所能达到的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到中年的悲乎世——可见作为个体对群体的关爱与承担，最后到晚年的情乎史——可见生命能够从时空局限中越出而呈现出的一种绵绵的大爱。霍韬晦先生说：“孔子是希望把他所体会到的精神上的家，带给天下人。”这精神上的家，就是孔子的生命之本。此本谓何？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仁”；用唐君毅先生的现代诠释来讲，就是“性情”，是一种由生命的深处（即“性”）涌现出来的真情、正情、大情、悲情、无私无我之情。孔子从童年到青年，终于找到了这个“家”；从中年到晚年，又让自己与这个“家”合而为一，而走向人间，走向历史，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绕过不去的一个重要存在。

往圣已远，然而我们今天却仍然能感受到千年前孔子对我们的关爱。“圣人”是因为我们感恩和崇敬而推封的，其实孔子只是一个平常人，他只是完成了一个平常人所该完成的生命的成长，他也告诉着我们：抛开历史的光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如此，也都应该如此走下去。而他，就在那头等着我们。哦，不，是在我们成长的每时每刻，都温情地陪伴着我们。

前人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也并不是说要让我们望而却步，更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命深度远非我们现在的程度所能臆测，在成长的过程中，随时都不要自满，而永怀着一份谦虚与精进，去开发出我们生命深处的性情。让情溢出，让情纯正，让情周润，让情饱满，而不断地通向别人、通向时代、通向历史。——这，可能也就是孔子立本之路对我们更平易和深刻的生命启发。

千劫万劫，只待重逢。千年了，而孔子，也许还在那里，这样等待着我们上路。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钱穆.孔子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4]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霍韬晦.孔子知命之旅体验行[M].香港:法住出版社.2015年.

[6]林复生.孔子新传[M].台湾:台湾新潮社.1988年.

[7]鮑鵬山.孔子傳[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年.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