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朱雷

来源：《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九月初一日甲戌

          耶稣2018年10月9日

“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中国哲学史》杂志承办，于2017 年10 月28 日至10 月29 日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00 篇，参会学者逾百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编辑共济一堂，就中国哲学的学术思想、《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发展等问题，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近些年来，经学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哲学研究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如何把经学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优秀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继续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这是很多与会学者关注的论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存山研究员发表了《经学传统与中国哲学》一文，提纲挈领地指出了中国学术的经史传统与当今中国哲学研究的关系。李存山研究员指出，中国古典学术中虽然没有“哲学”之名，但有“哲学”之实，经书以及子、史、集中讲“天人之道”的“大训”，就是中国传统的哲学。但传统的经学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而哲学则必须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当前的哲学研究应该对经学采取一种学术求真的评判态度。中国哲学应该反思和继承经学中的“常道”，又应“通古今之变”，对经学中过时的因素有所“损益”和扬弃，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张志强研究员发表了《经学何谓? 经学何为? ———当前经学研究的趋向与“经学重建”的难局》一文，反思了当前经学研究的现状，并提出对“重建经学”的看法。张志强研究员指出，近十多年兴起的经学研究潮流中，有一类“文化政治动力下的经学研究”，这种经学研究实际上不过是晚清今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当代回声，但康有为的经学模式，无法承担时代寄托于其上的“经学重建”的任务。康有为( 包括廖平) 的今文经学在作为“事”的历史与作为“义”的孔子立言之间造成了一种对立关系，这种“事”“义”对立的思路势必会带来一种历史的和文化的虚无主义。这是当下经学重建面临的难局。张志强研究员认为，当前需要重建之经学，应该是一种“事义兼备”“理事相即”之经学。今文经学所强调的“孔子之义”，恰恰是孔子对三代历史的损益检讨中总结而来的“百世可知”的创制立法的道理。这种道理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也正因为这种道理而不断延续成为中国文明的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陈壁生教授发表了《晚清经学的体系化》一文，讨论了晚清经学如何回应时代问题。陈壁生教授认为，晚清开始的经学体系化，是面对文明更新的需求，将五经之义理、制度重新塑造成为一个消弭内部异义、经义相互贯通，并且可以重新塑造人心秩序与政治秩序的体系。陈壁生教授主要研究了康有为和曹元弼的经学体系。康有为的经学重建，是要在“郑玄方案”中重新拯救孔子，也就是将经学从多个立法者、多套法度，纯化成一个圣人、一套圣人之法，而且是彻底脱离历史而只有大义的孔子之法，并使孔子不仅是“为汉制法”，而且是为万世制法，使孔子重新成为现代中国的惟一立法者。曹元弼的经学体系化，在于用“人伦”去通贯整个经学大系。晚清的经学体系化是我们目前重思经学问题的重要资源和镜鉴。以上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立场进行的研究与讨论，极富洞见和启发，为当下继续推进经学研究，给出了极为深刻和重要的思考。

在经学研究的热潮中，礼学研究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从中国哲学史视角进行的礼学研究，更加重视对礼学思想的理论分析。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吴飞教授发表了《〈礼运〉首章再考辨》一文，通过仔细对照《孔子家语》与《礼运》两个文本，分析《礼运》首章，指出不能简单地把大同、小康之演变当做历史演变的两个阶段，而要当做经学思想在历史演进问题上的展开。《礼运》所构想的，是一种以礼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而不是按照经济、政治的不同形态构想的社会发展阶段。大同之世是礼制的最高境界，而在通常的历史进程中，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小康之世是三代圣王治下的状况，是现实历史中，通过制礼作乐约束教化人民，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丰研究员发表了《“无体之礼”: 先秦礼学思想的发展与转向》一文，在思想演进和发展的脉络中对《礼记·孔子闲居》中的“无体之礼”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无体之礼”的思想，一方面表现出儒家在传承“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同时，更加注重探讨这“三百三千”后面所蕴含的思想含义，重视礼的哲学思想构建; 另一方面，随着孔子对礼容的反对，儒家对礼容的重视程度逐渐减低，一些擅长礼容的儒家学者受到主流儒者的批驳，礼容一派最终衰落。先秦儒学的无体之礼思想，对于当今进行礼制的传承与创新，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儒家经典中，《周易》最富哲学性，也最受重视。

清华大学哲学系丁四新教授发表了《汉末易学的象数逻辑和思想主旨》一文，指出汉末易学认为应当根据天道来安排人间秩序和世间伦理，或者说人间秩序和世间伦理应当得到天道的肯定。汉末易学在重视名教和阐发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定之以“中正”“中和”准则，使得自身在价值观上建立了被物事环绕的“太极”。

复旦大学历史系邓秉元教授发表了《易象与时间———关于易象学的论纲》一文。邓秉元教授首先基于相论视角，区分了人类知识体系中几种对现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从熊十力、海德格尔两条线索追问出德性易象学的基本思维方式; 进而通过《周易》卦序的诠解揭示出易象学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学对传统中国学术的奠基意义; 最后从易象学角度初步探讨了时间的意义以及历史本身的先天结构，并对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历史学说中的相关问题意识做出了新的诠释。

如何对传统经学的义理进行哲学化的诠释和创造，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当代的学者基于更为深入的西方哲学史视野，对经学传统的哲学化诠释，正日益深入。经学研究的兴盛，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活力源之一。经学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研究正在形成齐头并进、相互促进、有机融合的关系。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为当代的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经学各领域的研究也推动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精深发展。此次“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对于中国哲学与经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