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为儒学正名的思考——在首届华夏文化与现代文明传承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何伯勤（独立学者）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九月初六日己卯

            耶稣2018年10月14日

华夏文化也叫中华文化，这二者是完全等同的。自中国文化思想史而言，华夏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其发展成熟的标志则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问世。从秦汉以后到中华民国的二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儒学的发展虽然一波三折，但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和主流价值之所在，其它诸子学及后来的道教、佛教文化则始终处于附属位置，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因此，目前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公认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复兴儒学，而复兴儒学的关键是复兴经学。

众所周知，自西学东渐以来,到了清末，中华传统文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以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正式废止经学为标志，儒学彻底淡出中华民族的学术生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逐渐回归，儒学也开始在中华大地悄然复兴。特别是去年两办出台文件正式倡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来，儒学的发展更是获得了空前的契机和活力。但鄙人发现，在学术层面，关于围绕儒学的诠释及拓展问题，近几十年来先后出现大量诸如“心性儒学”、“ 政治儒学”、 “文化儒学”、“社会儒学”、“人生儒学”、“生活儒学”、“自由儒学”、“情感儒学”、 “形上儒学”、“考据儒学”、“信仰儒学”、“知识儒学”等种种名称，上述学说名称均为当代著名学者所提出，而且经常在重点学术会议和期刊上露面（关于儒学的名称其实还有很多，鄙人信息资源有限，不能一一列举）。还有各种流行在社会其他各界的诸如“养生儒学”、“企业儒学”、“礼仪儒学”、“艺术儒学”等等，就更多了。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儒学在当前得到了多方向、多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今学术界对儒学的认识还存在很多争议，儒学在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儒学的复兴目前还处在初始阶段。

鄙人认为，儒学之所以为儒学，必然有其确定不移的本质特性。儒之起源是商周时期的礼官、乐官及学师，指的是当时社会中的才智之士。春秋以后出现的诸子百家，凡有道术者，都可在此意义上称为“儒”，即“术士”。但是儒的本义则始终是礼乐之师。因此，《周礼·天官》中说：“儒以道得民”，贾公彦疏为“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于六艺之文。”因此，这才是正统意义上的“儒”。而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正是沿着“儒”的这一语义发展而来。所以，所谓儒学，顾名思义就是儒家的学术，指的正是以六艺之文和礼乐之教为内容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思曾一脉相承的传统，就是所谓的“中华道统”。由于儒学的思想源泉集中体现在孔子所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中，因此，儒学也称作六艺之学。称为儒学是偏重就承担此学的人而言，称为六艺之学是偏重就此学的内容而言，二者异名同实。从六艺之学的渊源及其内容架构来看，其学术体系足可兼容并包人类一切优秀的学术思想，不仅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皆出于六艺，而且后来的道学、佛学以及西方学术思想都可兼容统摄于六艺之中而无隔碍。因此，鄙人非常认同马一浮先生所说“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的观点。

基于上述认识，鄙人以为，与六艺之学异名同实的儒学作为人类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的代名词，尽管其具体内容及其应用有待后人不断丰富和扩充，但后人基于儒学而建立学说名称时，可以在儒学二字之前冠以时代性、地域性的限定词，如“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儒学”以及“北方儒学”、“关中儒学”等学术名称，均不影响儒学的统一性，因而无可厚非；但绝不可在儒学二字之前冠以内容性的限定词，如本文前面所举的“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等学术名称，因为这样或多或少都会对儒学的统一性产生负面影响。在儒学的框架下探讨心性、政治、文化、社会、人生、生活、自由、情感、形上、考据、信仰、知识等学术问题时，这些学术问题应该都属于儒学研究的具体内容或对象或某一发展方向，都是以承认儒学所倡的天人合一之道及人文精神价值为基本前提的。学者为了突出或深化儒学的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解决及扩充创新，可以提出“儒家心性学”、“儒家政治学”、“儒家经济学”、“儒家伦理学”、“儒家人生哲学”、“儒家情感哲学”以及“儒家民本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儒家形而上学”等学术名称。但如果将作为内容性的 “心性”、“政治”等学术名词反过来置于儒学二字之前以建立学说名称，则显然容易给人造成本末颠倒、以偏概全、以小代大的错觉。这些名目繁多的儒学名称会让人们误将儒学内容的丰富多样性当成儒学有很多种类，从而谈化了儒学的整体性和一贯性，甚至还会给人造成要从根本上改造或改良儒学的误解。比如“政治儒学”、“自由主义儒学”等学说名称就很容易给人造成儒学政治化或自由主义化的印象。如果任由这种趋势不断漫延下去，必然会导致儒学发展的分裂化、片面化甚至异质化，那样的话，所谓的复兴儒学就恰恰变成了毁灭儒学。诚如庄子所言：“道术将为天下裂。”儒学在当前复兴之初就遭遇如此始料不及的分裂和曲解，这是所有矢志复兴传统文化的学者所不愿看到的学术乱象。

从学术界真实情况来看，提出诸如“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等学说名称的学者，绝大多数实际上都是把心性、政治等学术问题作为儒学的内容之一来看待的，本身并无以偏概全、以小代大的主观意识，但学说名称的建立必须秉持严肃审慎的态度，理应充分考虑其继承性、发展性及其影响带动作用。如果在学说名称建立上不够严格和谨慎，随意将属于儒学研究内容之一的学术名词置于儒学二字之前，从而造成名目繁多的儒学名称，这就会在无意之中造成名不副实甚至以名害实的不良后果，从而破坏了儒学的整体性和一贯性，进而会影响到儒学复兴的发展进程及其文化主导地位的尽早确立。因此，针对当前的学术发展现状，为儒学做必要的正名工作有着十分紧迫而重要的意义。

从儒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两千多年来，自孔孟起一直到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早期现代新儒家学者，从来没有人在儒学二字之前冠以内容性的限定词以阐发弘扬儒学，正统的儒者都是在尽力维护儒学的神圣性和统一性，在此前提下，可以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分途以进。孔子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核心精神和主流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历代儒者始终都有一个维护“道统”的神圣使命和主动意识。这种在儒学之前冠以内容性的限定词的做法，只是在早期现代新儒家学者的弟子们以及中国大陆近几十年来的学者中才开始大量出现。从近代中西方文化思想互动的角度分析，这一学术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西学东渐以来的中国学者深受西方人偏重分析思维的影响，由对儒学内容的分析分类逐渐演变为对儒学本身的界定分类，从而给人造成儒学有很多种类的文化错觉。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学术现象也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缺乏文化自信的某种延续，极度的缺乏文化自信，必然导致文化自虐意识的产生。时代发展到了今天，虽然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已提升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但短时期内人们还难以普遍形成对儒学的敬畏意识，儒学只是由过去的花果飘零状态一转而为任人装扮的姑娘而已，学术界之所以出现名目繁多的儒学名称正是这一文化现状的集中反映。

也许有人会认为当前为儒学正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表现，是缺乏世界通识的狭隘行为，其实这种认识都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在说话，是缺乏文化担当的主体意识和使命责任的表现。鄙人以为，学术关乎天下安危和兴亡，而学术名称则关乎学术本身的存亡及其发展方向。在复兴儒学的道路上，学者既要着力在内容实质上坚持儒家一脉相承的道统，也大有必要在学术名称上维护“儒学”一名的神圣性和统一性。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鄙人之所以提出当前为儒学正名的话题，绝不是无事生非或吹毛求疵，而是因为学术名称的建立实在是复兴儒学的重大问题。在复兴儒学的历史进程中，很可能为儒学正名的问题将贯穿始终。但无论儒学在今后如何发展，孔孟所倡的继天立人之道和人文精神价值将万古不移，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儒学永远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和古今学者的共同遵循。学者只有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使命担当意识，共同维护儒学的神圣性和统一性，才有可能加速推动儒学复兴的步伐，尽早确立儒学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是当前之所以为儒学正名的根本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