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城的“根”和“魂”——皇皇巨著《广州大典》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九月初一日甲戌

         耶稣2018年10月9日

■《广州大典》专藏

《广州大典》是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策划并组织研究编纂，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

大典概述

广州作为拥有22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大量珍贵的地方文献翔实反映了广州历史的变迁和发展。由于年代久远，经蠹鱼风化蛀蚀，兵燹水火摧残，古籍老化破损严重，古籍再生性保护刻不容缓。为及时抢救和保护现有珍贵历史文化资源，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于2005年牵头组织开展《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给予高度评价：“由地方政府出巨资，地方文化部门主持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在全国尚属首创。《广州大典》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值得倡导。”《广州大典》被列为广州市“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重点文化工程，2007年被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定为支持项目。2013年已出版的《广州大典·丛部》荣获首届南粤出版奖。该丛书的编纂历经10年，于2015年4月完成出版。

《广州大典》大体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其中丛部酌收兼赅四部之丛书，专科性丛书俱入所属部类。《广州大典》收录历代4064种文献，编成520册。其中，《丛部》收入文献932种，分为102册；《经部》收入文献375种，分为56册；《史部》收入文献1178种，分为197册；《子部》收入文献747种，分为62册；《集部》收入文献832种，分为103册。共收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底本2791种、中山大学图书馆352种，其余为内地47家图书馆、港澳台地区6家图书馆，以及美、英、法、加、德、日等国14家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所珍藏底本。珍本善本等稀见文献众多，共收录稿抄本461种，清乾隆以前刻本357种。

《广州大典》采用国际大16开，每册约850页，每辑印500套。每页大体按四合一拼版，保留了古籍原来的版式和内容。天然丝封面，精装。内文选用特别定制的环保型纯棉纸，并使用水印技术，内页均有“广州大典”字样水印。封面“广州大典”四字集自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木简。

五部略览

作为一部大型的历史文献丛书，《广州大典》收录的内容范围包括广州人士（含寓贤）著述、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著述及广州版丛书。时间范围所收文献下限为1911年，个别门类延至民国。地域范围包括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

《广州大典·丛部》分综合性丛书和自著丛书两类。综合性丛书汇集编刻古今著作；自著丛书为学者自著之书，“明清作家汇辑其平生著述蔚为一集，遂俨然有丛书之实矣”。收入文献932种，共分为102册。综合性丛书收录了《广雅丛书》《海山仙馆丛书》等广州版丛书14种，反映了明清时期广州丛书的水平和特色。自著丛书收录粤人著述《甘泉全集》《欧虞部集》等23种。所录明清广州知名学者湛若水、陈遇夫、林伯桐、梁廷枏、何若瑶等著作，全面、集中、客观地反映了其一生行事和整体性学术成就，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完整、丰富、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凸显了明清时期广州乃至广东学术发展脉络。著述涉及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佚闻掌故诸方面，深度反映了广州数百年的社会历史风貌。

《广州大典·经部》收录了自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以来广州学者有关经学著述。分为总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四书类、群经总义类、小学类等11类，收入文献375种，共分为56册。《经部》所收最早著作为晋朝黄颖的《周易黄氏注》，其余为明清时期著作。明代以前，广州地区的经学研究虽然逊于其他地区，但至明清时期已有长足发展。明代至清初，广州著名学者如湛若水、黄佐、方献夫、黎遂球、屈大均等均有经学著作传世。《经部》所收各书版本精良，共有明末清初善本20种，主体部分为清代中后期著作，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最为可观，其中不乏珍本，如陈澧、桂文灿等大家的手稿，弥足珍贵。

《广州大典·史部》收录了从汉代至清代，特别是明清两代广州史学著作，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民国以前广州的政治、经济发展轨迹与史学发展演变脉络，对研究广东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料价值。《史部》分为纪传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时令类、地理类、方志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金石类、时评类15类，收入文献1178种，共分为197册。《史部》内容宏富，篇幅超过整套丛书的三分之一，其中稿钞本199种、清乾隆以前刻本136种，可谓珍本荟萃，颇具文献版本价值。

《广州大典·子部》收录了自晋代至清代百余名广州府学者及寓贤著述，内容包罗万象，可谓是古代广州的一部百科全书。《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小说类、类书类、释家类、道家类、诸教类、蒙学类等15类，收入文献747种，共分为62册。《子部》收录文献的地方色彩浓厚，历史价值较高。如儒家类，收录了陈献章、湛若水、黄佐、陈建、陈澧等众多本土儒学大家的经典著述，体现了各学者的学术倾向，呈现了明清时期广州学术的发展状况。

《广州大典·集部》收辑了广州古代诗文、词曲和文学评论等著作，作者众多，内容丰富，充分反映了广州地方文学特色之全貌，是研究广州乃至广东古代文学的重要典籍，对研究广州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问题具有重大参考价值。《集部》分为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类，收入文献832种，共分为103册。《集部》经过广泛征集，版本精良。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曾抽毁和全毁的大量书籍，多为集部文献。其中释函昰的《瞎堂诗集》、释今释的《偏行堂集》，屈大均的《翁山诗略》《翁山文外》，王邦畿的《耳鸣集》、陈恭尹的《独漉堂集》和王隼编的《岭南三大家诗选》等近30种文献，历经浩劫，流传稀少。

功在千秋利在当代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精神，往往浓缩在其所在地域的文献典籍中，广州文献典籍就是广州寻找自身历史渊源、厘清自身发展脉络，更好地走向未来的“根”和“魂”。《广州大典》首期出版以来，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广州大典》主编陈建华表示，广东在历史上曾有两次整理文献的高潮，分别是阮元的学海堂整理、张之洞的广雅书局整理。在广雅书局之后的百余年，广州没有出现更大规模的文献编纂与书籍刊印。《广州大典》第一次发掘性地将海内外珍藏的广州文献典籍尽收其中，系统地收录了1911年以前有关广州的著作、广州人的著作和广州版丛书4064种，入选文献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数量之浩大，远远超过学海堂和广雅书局刻书总量，在广东文化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广州大典》编纂完成，相当于把广东历史上的文献典籍整理了70%，有力地促进了广东历史文化典籍的保护、利用和开发。

对于各国而言，保存史料都是很重要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李国庆认为，出版《广州大典》属于中国特色，也是传统使然。中国历来强调“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广州能投入资源做这件事对学术研究帮助很大，可以说《广州大典》就是一部“广东丛书”，是文化传承的一件盛事。

广州市政府参事李明华表示，《广州大典》是历代关于广州的学术成果的集大成，是广州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解析了广州的文化基因，留住了广州城市的根和魂，重铸了广州文化的重镇地位，开创了广州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时期。

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冷东教授指出，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文化也是通行世界的最好名片，《广州大典》是千年商都和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淀和象征，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记忆和内容，更是21世纪“一带一路”的纽带和桥梁，希望充分发掘利用和宣传《广州大典》，让思想和知识的丝绸之路永放光芒。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专任教授赖贵三表示，《广州大典》的出版必将影响全国。比如康梁的著作，这些人的影响都是划时代的，是国家的宝贝，《广州大典》对传承这些重要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助推，这次广州又一次引领了风潮。希望《广州大典》的影响能跨越典籍的范畴，跨出文化界，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保留和传承最真最好的广州记忆、中国记忆。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绪柏表示，近年来，古籍文献影印整理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也是各地政府文化相关部门关注的焦点，全国学术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古籍文献整理的热潮。《广州大典》就是这股热潮中的一个重要代表，而且给其他地区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广州大典》搜集了很多珍稀的文献资料，尤其是从海外搜集了很多在国内尚未发现的孤本善本，这对学术研究而言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这些珍稀的文献可以为广大学术研究者或文化爱好者直接查阅，可以极大地促进学术繁荣。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古籍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离不开古籍文献，这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从这个角度看，《广州大典》的出版是提升文化自信、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

■2012年3月《广州大典》编纂工作会议

■“广州大典”四字，集自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木简字。

《广州大典》编纂大事记

2005年4月30日

《广州大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同日，《广州大典》编辑部发出征稿启事，向海内外各界广泛征集广东地方文献。

2005年5月26日

成立《广州大典》编委会，主编为陈建华、曹淳亮。

2005年

经考古学家麦英豪提议，从湖北睡虎地秦简中集出“广州大典”四字作为《广州大典》书名用字。

2006年

征集底本。所依据文献底本除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2791种和中山大学图书馆352种底本外（均未含集部曲类文献），还有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47家图书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6家图书馆，以及美、英、法、加、德等国14家图书馆、档案馆及私人藏书家所珍藏底本，堪称区域性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的集大成者。

2006年6月

最终选定内文用纸、封面设计、字体使用、封面材料等。

2006年9月29日

《广州大典》在广州日报印务中心开印。

2007年4月9日

编委会确定《广州大典》编例，确立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编排的编纂体例。明确收录文献的内容范围是广州人士（含寓贤）著述、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著述及广州版丛书；时间范围为1911年以前，个别门类延至民国；地域范围包括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

2008年9月

《广州大典·丛部》13辑14种丛书83册出版完成。

2008年至2011年间

完成前期设计的课题研究，全面系统地收集了广州地区相关历史文献在国内外收藏情况、存佚情况、版本源流、作者（或辑者）基本情况、基本内容、文献价值、前人研究情况、编纂特点等。最终确立了《广州大典》经部、史部、子部和集部的书目。

2013年5月

成立《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金，成立《广州大典》重点研究基地。

2015年4月

《广州大典》编纂工作全部完成。同时启动民国时期《广州大典》编纂工作。

■编纂人员用十年时间新编成520册《广州大典》

程焕文：《广州大典》的历史文化价值

《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是继道光年间学海堂刻书和光绪年间广雅书局刻书之后，广州的第三次大规模文献整理与出版，而又大异于前两次大规模刻书。学海堂刻书是阮元“穷经致用、实事求是”学风在广州的集中体现，造就了广州考据学的兴盛。广雅书局刻书虽然是学海堂“通经致用”的延续，但体现的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西学东渐中已不再具有学海堂那样的积极意义。《广州大典》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是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广州培育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块厚重的奠基石，“不仅对于广州的文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全国的文化事业发展，也有重要的垂范意义”。

《广州大典》是一部大型地方历史文化丛书，入选文献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文献之珍贵，在广东文化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广州大典》的出版将对广东文化强省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对促进广东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广州大典》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广州大典》系统收录了1911年以前有关广州的著作、广州人的著作和广州版丛书4064种，入选文献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数量之浩大，远远超过学海堂和广雅书局刻书总量，在广东文化出版史上是空前的。

《广州大典》抢救和保存了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大量珍稀文献。已出版的广州大典版《广雅丛书》增加了附录《广雅翰墨》，收录了王贵忱先生珍藏的张之洞手稿，这些手稿首次对社会公布，弥足珍贵。史部杂史类收录的《夷氛闻记》《触藩始末》《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赵沅英稿本》《粤东军变记》（稿本）等，为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广州政治、军事等提供了珍贵史料；政书类收录的《善善堂租簿》《买物归来价值记》等稿本，对探究晚清时期广州社会经济颇有价值，而大量广东咨议局的档案报告更是晚清立宪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传记类所录的大量晚清广东乡试课卷，则是研究清末广东科举历史、教育变迁的原始资料；地理、方志类广录历朝府、州、县志、乡土志和山水专志等，除《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录广州地方志咸备外，新发现并收录一些罕见方志，如康熙《清远县志》等；子部农家类收录的番禺赵古撰《龙眼谱》《槟榔谱》《烟经》，是古代岭南关于这些作物的唯一专谱；南海区金策撰《岭海兰言》是广东历史上唯一的一种兰花谱；南海陈启沅撰《广东蚕桑谱》则是清代以前广东最早的蚕书，地方特色鲜明，文献价值大。

《广州大典》为广州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一手资料。《广州大典》坚持“不选、不编、不校、不点”的“不干预”编纂原则，忠于原著，真实展现原著的样貌，为学人研究广州历史文化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一手资料。

《广州大典》为广州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提供了上佳的途径。《广州大典》收录的文献来自海内外几百家图书馆和文献收藏单位，许多文献长期藏在深闺难得一见。《广州大典》的编纂汇聚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广州地方文献，而《广州大典》的出版将向世界各地传播广州的历史文化。这种由分散到集中、由集中到传播的方式，既传承了广州的历史文化，又传播了广州的历史文化。

倪俊明、林子雄、林锐汇：寰宇万卷玉简展广府沧桑文华——《广州大典》的特点和意义

广州作为拥有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古籍文献遗存丰富，大量珍贵的地方文献翔实地印记了广州的历史变迁和发展。但由于年代久远，经蠹鱼风化蛀蚀，兵燹水火摧残，老化破损严重，以及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广州地方文献流散到省外乃至海外。因此，系统搜集海内外广州古籍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出版，意义重大。

《广州大典》的特点

搜罗广泛，规模宏大。《广州大典》收录广州古籍地方文献4064种，编成520册，所依据文献底本除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2791种、中山大学图书馆352种外，还包括我国内地47家、港澳台地区6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和葡萄牙等14家图书馆、博物馆，以及6位私人藏家珍藏的底本。

兼收并蓄，保持广州文献的原生态。《广州大典》收录文献范围广、时间跨度长，内容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文学、语言、社会、民俗、医学、科技等领域。确立“不选、不编、不校、不点”的编辑思路，即不争文献价值，对文献种类不做人为裁选，确保收录文献的完备性，在目前已知的丛书中绝无仅有。众所周知，学术创新有赖于史料的发现与收集，文献史料的价值往往不在于是否为名家或名著，而在于其独特性和专指性。《广州大典》兼收并蓄的编辑方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广州文献的“原生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文献史料价值将越发显现。

挖掘出不少珍稀的广州地方文献资源。除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珍贵的广州地方文献被整体收录外，《广州大典》也搜罗了不少外馆所藏的稀见广州文献，如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征集的第一批文献底本中，有明代以前的版本43种、稿钞本23种；从上海图书馆征集的文献底本中，有稿钞本20余种，其中绝大部分是孤本、善本。全书收载稿钞本462种、清代乾隆以前刻本359种。其中《经图》收有明末清初善本20种，主体部分为清中后期著作，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最为可观，不乏珍本，如陈澧、桂文灿等大家的手稿，弥足珍贵。陈澧的《广韵增加字考略》为香港大学图书馆所藏稿本，朱次琦的《四书讲义残稿》为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稿本，劳光泰的《大学章句疏义》虽为咸丰年间刻本，却是从日本椙山女学园大学图书馆征集而来，在我国内地难得一见。《史部》篇幅超过整套丛书的三分之一，其中稿钞本199种，清代乾隆以前刻本136种，可谓珍本荟萃。《道光时夷务杂钞》《鸦片事略》《红巾军新会围城记》《粤氛纪事》《邓和简公奏稿》《潘衍桐奏稿》《常惺惺斋日记》《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奉使日记》等尤具特殊文献价值。《子部》汇收的珍稀底本众多，如敦煌写本《坛经》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湛若水的《古文小学》（明嘉靖年间刻本）出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卢宁的《献子讲存》（明嘉靖年间刻本）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六委斋刻本周从龙《分韵四言对偶启蒙》（明万历三十四年）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征集，还有来自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劳潼撰评的《地理寻源》《阴骘文儒宗》、陆逢泰的《三教择录》等，均是流传不广、世人少见之本。《集部》汇辑有明朝稿钞本104种、明刻本42种。值得一提的是，清代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曾抽毁和全毁的大量书籍，多为《集部》文献。《集部》收载释函昰的《瞎堂诗集》、释今释的《偏行堂集》、屈大均的《翁山诗略》《翁山文外》、王邦畿的《耳鸣集》、陈恭尹的《独漉堂集》和王隼的《岭南三大家诗选》等近30种文献，历经浩劫，流传稀少，弥足珍贵。

《广州大典》的意义

承前启后，掀起岭南文献整理新高潮。广东汇辑刊印地方文献始于明代中后期，兴于清代，历经民国时期延续至今。明代万历年间，张邦翼、杨瞿崍肇广东文献汇刻之始；清代康熙年间的屈大均、黄登，清代乾嘉年间的罗学鹏、温汝能，引领了地方文献汇刻之风气。清代中晚期，由于两广总督阮元、张之洞先后大力倡导，广东出现学海堂、广东书局和广雅书局等规模较大的刻书机构，广东刻书蔚然成风。民国初年广东省立图书馆附设广雅板片印行所，刊印典籍名重一时。1949年后，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广东古籍文献整理工作得到了积极推进。

《广州大典》的整理出版承前启后，赓续明清以来广东辑印乡邦文献的优良传统，对广州古籍历史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疏理，搜罗之广、汇集之富为以往所仅见，堪称广东文献学史上的鸿篇巨制，为清代阮元创办学海堂刻书和张之洞创办广雅书局刻书之后，广州整理乡邦文献的又一新高潮。

玉简荟萃，促进广州历史文化的传承研究。编纂刊刻文献丛书历来为学界所赞赏。清代学者、藏书家叶志诜在《海山仙馆丛书》序中云：“天下可宝者，莫如书。与其韫而藏之，孰若使之灿著焉，不致湮没而不彰也。与其分而置之，孰若为之荟萃焉，不致散脱而浸失也。”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民国时期出版家张元济先生也指出，编纂丛书有“七善”，简而言之，一可传播众人，二可保存真迹，三可择优取精，四可方便查寻，五可便于携带和阅读，六可适于收藏，七可促进流通普及。对辑印丛书典籍之功效推崇备至。截至目前，广州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除收藏在本地几家大型图书馆外，还有相当部分散藏于海内外公藏机构和私人藏家手中，读者进行系统阅读和研究时颇受阻隔。《广州大典》项目立足广东，搜罗海内外各种广州文献，将其汇为一帙，化身千百，使读者拥此一帙，即可足不出户而遍览海内外众多公私庋藏之广州古籍文献。大大突破了以往广州古籍文献收藏与使用的局限，拓宽了文献传播的渠道，为广州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保障和史料支撑，也为广州寻找自身历史渊源、厘清自身发展脉络，更好走向未来，留下了“根”和“魂”。

续绝存真，实现古籍文献的“再生性”保护。自秦汉以来，广州地区在漫长的文明进化历程中产生了卷帙浩繁的地方文献，翔实记载了广州历史的发展与变迁，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改善文献存藏环境，加强以裱补修复为主要手段的传统“原生性”保护的基础上，通过生产文献的复制品，实施古籍文献的“再生性”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科技进步，近30年来，多种文献复制品的生产方法被广为使用，如缩微拍摄、数字化扫描。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但最接近文献原来状态、更适合阅读习惯的还是影印再版。《广州大典》的影印出版可以使人们通过新版图书阅读大量珍贵古籍善本，减少了因过度翻阅而对古籍原件的损害，为古籍文献的珍藏提供了“静养”的环境，达到古籍珍本“再生性”保护的目的，具有重要的拯救文化意义。

践行信息自由理念，彰显“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精神。信息自由，指信息在公平、开放环境下最少限制地生产、传播、获取和管理的过程，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所在，是使知识得以顺利创新和发展的基本保障。由于古籍除具有普通图书共有的资料价值外，还具有特殊的文物价值，从文物保护角度考虑，减少古籍翻阅的频率是重要的保护方法之一。受客观因素制约，许多图书馆在古籍文献的使用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息限制”现象。《广州大典》项目通过古籍文献载体的更换与复制，使大批珍稀古籍文献为人所共知、为人所易得，这是图书馆践行“信息自由”理念、彰显“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精神、主动消解信息限制和破除信息获取障碍、充分满足公民信息获取权益的自觉行动，对图书馆有效化解古籍保护与使用之间的矛盾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方志馆）

■《广州大典》文献底本

■古籍、文献修复

■《广州大典》古籍扫描

骆瑜：广府地方文献编纂的一座高峰——十年磨一剑《广州大典》面世

2015年4月30日，历经十年磨砺的《广州大典》编纂出版。《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是广州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整理工作的一座丰碑，对广州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笔者就此采访了广州市社科联副主席郭德焱、《广州大典》编审甘谦和广州图书馆馆长方家忠，请他们讲述如何科学、严谨地编纂出一部传世精品大典《广州大典》，以及这部传世大典对千年古城广州的重大现实意义。

骆瑜：编纂《广州大典》这么一部浩大的典籍，必须要有科学的规划，编纂单位是如何做到科学规划、科学编纂的？

郭德焱：影印出版大型古籍丛书，既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也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全体编纂人员深感责任重大。十年坚持虚心学习、坚持研究先行，以确保整个编纂出版工作的严谨性、完整性和科学性。

1.持续开展年度规划课题研究。为全面掌握自秦汉至1911年以前广州历史文献的总体情况，大典编纂前期，编辑部根据文献的实际情况设计了20多个指定课题和若干自选课题，广泛发动社科五路大军开展研究，各课题研究内容包括：相关文献国内外收藏情况、存佚情况、版本源流、作者（或辑者）基本情况、基本内容、文献价值、前人研究情况、编纂特点等。2013年设立“《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金”，成立了《广州大典》重点研究基地。2013—2015年连续三年开展社科规划课题研究，启动博士论文资助计划，资助重点课题19项、一般课题55项、委托课题9项，资助博士论文19篇。

2.启动广东文献普查工作，全面掌握广东文献在海内外的收藏情况。普查对象包括粤人著述、寓贤与广东相关著述、粤版图书、前人整理成册（或辑）的广东史料等。

3.开展对全国出版界大型影印古籍图书的调研，从工作机构、文献分类、编例、版本处理、目录编制、描修、配补、设计、定价、印数、销售等方面进行对比和分析，为《广州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有力参考。

4.汇总各方研究成果，反复开展入典书目论证。《经部》前后召开了六次论证会，十易其稿。《史部》前后召开了八次会议论证，八易其稿。《子部》选目开过五次专家会议，六易其稿。《集部》开过四次论证会，五易其稿。《丛部》六易其稿。

骆瑜：编辑出版大型古籍丛书费心费力，一线编辑更需严谨对待，请问甘老师，你们是如何保证编纂质量的？

甘谦：为确保编辑质量，编辑人员牢记《广州大典》主编陈建华“工作态度要谦”的指示，确保编纂质量，按照出精品、出传世之作的标准和要求出版《广州大典》。

坚持一丝不苟，高标准整理扫描古籍。《广州大典》是影印出版工程，古籍扫描是重要的环节，事关古籍保护和大典的出版质量。一是不断探索，总结出古籍扫描最佳流程：编制书目结构—扫描—图像处理—检查质量（发现质量差或漏页重扫补扫）—图像文件命名—与原底本校对。二是既要确保不伤及文献，又要提高扫描质量。三是认真开展数据检查，将扫描后的数据与原书比照检查，剔除扫描过程中产生的错漏，尤其是对外馆扫描回的数据进行检查，不断与原藏单位沟通。十年共完成、核对扫描件100多万页。

坚持反复考证，高标准确定最佳底本。明察秋毫辨版本。十年间，编辑部邀请广大专家“会诊”，选用书品最好的本子。将同一文献不同版本之间、同一版本不同复本之间进行逐页比较，选相对“好”的底本入典。

坚持严格把关，高标准抓好编辑环节。一是最大限度还原古籍原貌。二是杜绝排版环节产生新的差错。十年来，编辑人员查出并纠正了为数不少扫描时的疏漏、错卷、倒页、缺页、重页，错将两页不同原稿并为新的一页等严重差错。三是严格按照用字标准、版式要求等有关出版编校流程，以保证大典的编校质量。

坚持精品导向，高标准设计成品书样。为达到出精品、出传世之作的标准和要求，编辑部力求在每个环节都做到精益求精。一是《广州大典》正式编印前，编辑部曾11次修改版式，11次统一核定3家排版公司的标准样，6次试出胶片，以确保《广州大典》的装帧、印刷、精装质量。二是依据大典长期保存的保障标准，选用棉纤维95%以上的特种纸，选择保定造纸厂70克特种纸为内文用纸，每一页都有防止盗版的水印标识。三是依据十二项印刷成品质量标准，逐一检验内文纸张、封面版材、印刷均匀度、封面丝印牢固度，以确保全优成品。

骆瑜：对于广州这座城市，《广州大典》的出版有何重大文化现实意义？

方家忠：《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是对广府地区传统经典文献进行的最全面、最系统的汇辑与整理。《广州大典》以明清时期的广州府为地域范围，从全球75家公私馆藏机构进行资料征集，对民国以前的经典古籍文献进行汇纂，共收录2000余位著者所撰4064种文献，编成520册。《广州大典》的文献数量、部帙规模和选本精良程度，是迄今对广府历史文化资源最全面、最系统的汇辑与整理，堪称广府地方文献编纂的一座高峰。

《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为广州地方文献服务提供了资源保障。《广州大典》系统收集了广府地区的传统经典文献，对广州地方文献服务和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推动了广州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广州大典》坚持“不选、不编、不校、不点”的编纂原则，按照原文影印的方式印制出版文献，“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文献典籍的原始样貌，使无数面临消失、不得为世人一窥的珍本、孤本得以再生，且化身千百，从而得以被学术界研究利用。

《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为广州新时代文化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广州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就经济繁荣、文教兴盛，《广州大典》则是由流传下来的文化精粹凝集而成。《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对贯彻落实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传承和传播广州传统文化、建设广州新时代文化、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奠定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基础。

《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打造了广州最靓丽的城市名片。《广州大典》收录的珍贵文献，不仅翔实记录了2000多年来广州的历史面貌和发展变迁，也集中反映了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气质，是广州寻找自身历史渊源、厘清自身发展脉络，更好地走向未来的“根”和“魂”。

■《九畹堂诗集》修复前

■《九畹堂诗集》修复后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