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与美好生活” 暨第二届“心性·秩序·生活”论坛会议综述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九月廿五日戊戌

          耶稣2018年11月2日

2018年10月27日至28日，“心性与美好生活”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心性·秩序·生活”论坛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哲学研究》杂志社合办。

有来自《哲学研究》编辑部、《世界哲学》编辑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工商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单位共20余位学者做报告发言，吸引了众多师生参加。

会议开幕式由朱刚教授主持，《哲学研究》副主编陈德中研究员与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张伟教授先后致辞。

本次大会共分为八场，每场设置二到三位报告人，每一位报告人报告后均有专人点评。每场报告结束后是自由讨论环节。报告人的报告、评论人的点评和随后的自由讨论都非常精彩、深入。

第一场由陈德中研究员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张祥龙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任报告人，倪梁康教授和丁耘教授分别任评论人。

张祥龙教授首先作了题为《人工智能与广义心学——深度学习和本心的时间含义刍议》的报告，从哲学尤其是现象学角度探讨了近年来导致人工智能崛起的“深度学习”方法。从一种广义心学视野出发，张祥龙教授将人工智能的时间化能力与人类心智的内时间维度进行比较，认为心的非对象化和显隐互构的原时间性是机器尚未能达到的，也是它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充分的时间化将意味着人工智能可能不会执着于对象化的权力，这将是人与人工智能在将来和谐共处的希望所在。

接下来，唐文明教授作了题为《心之德与心之道》的报告，解释了朱子从以“心之道”说仁到以“心之德”说仁并非看法上的根本转变，而是基于体用关系作出了重新安排。其中，如何理顺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是一个关键。唐文明教授指出，孝子通过应感而通神明之德，神明之德就是天地之心。在这里，孝作为行仁之本并不是仁的直接发用，而是天地之心与人心应感的结果。

第二场由唐文明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丁耘教授任报告人，朱刚教授评论。

丁耘教授作了题为《论现象学的三个转向——科学转向、神学转向与道学转向》的报告，论述了现象学起源中蕴含的古代与现代、科学与神学、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三重张力，以及各源头思想家之间的多重张力，解释了导致现象学转向的原因和转向的斯宾诺莎式特征，并区别了导致这三种转向的不同动机。在对现象学道学转向的叙说中，丁耘教授指出了现象学道学转向的两条路径：以倪梁康教授为代表的心性现象学路径和以张祥龙教授为代表的天道现象学路径。

27日下午第三场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张曦副教授主持，浙江工商大学哲学系卢盈华副教授、南开大学哲学学院钟汉川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郝亿春副教授分别任报告人；蔡祥元副教授、卢盈华副教授和钟汉川副教授分别对三场报告进行点评。

卢盈华副教授以《诚体是如何活动的？——立足于<中庸>对“诚”之现象的澄清》为题，说明了诚是如何创生自我、他人与万物的。

钟汉川副教授以《胡塞尔价值概念的三个层次》为题，结合胡塞尔文本与研究者的相关论争，着重说明了胡塞尔的价值概念奠基于现实概念之上，要理解其客观性，则需要把握评价背景的被动发生、评价意向的情感构成以及价值概念的构成这三个层次。

郝亿春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价值与心——布伦塔诺对价值哲学的“内转”及其意义》，其中探讨了价值哲学中“心”与“内在价值”的重要意义，并回应了当下政治哲学中一种否弃“内在价值”之维的倾向。

第四场由《世界哲学》编辑部毛竹女士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蔡祥元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副教授任报告人。陈乔见副教授、黄启祥教授和陈畅副教授分别对三位报告人的报告作了点评。

蔡祥元副教授以《义如何有味——兼论贡华南的义味之辨》的报告接续贡华南的解味诠释法，重新审视宋儒解经的内涵，并借助味觉之味的身体性表明解味读书法的关键在于如何让身体参与到对文本的理解中。

李长春副教授则以《“效法”“时会”与“风气”——章实斋的“知识论”》为题，讲述了章实斋思想中复杂又深刻之处，并以“效法”、“时会”与风气三个关键词提挈章实斋所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学”，或人类智识活动所指向的是什么，其限度又是什么。

最后，刘伟副教授作了题为《心的两面，论<孟子>中的心灵现象》的报告，讲述了孟子区分在身心之别后，进一步揭示了心灵欲求义理又感通外物的两重性的意义。

28日上午会议第五场由朱刚教授主持，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王庆节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德性伦理、对称性与儒家“人-我”间之和睦》和《“以心求心”、“自身意识”与“反身的逆觉体证”：对宋明理学通向“真己”之路的哲学反思》的报告，陈少明教授和唐文明教授分对两场报告做了评论。

王庆节教授在报告中首先介绍了迈克尔·斯洛特教授（Michael Slote）对德性伦理学中“对称性”（symmetric nature）的看法，并批判了斯洛特关于功利主义和康德哲学的误读，揭示了他对儒家亲子关系的误解，进而指出对称性的观点即“人-我”间的和睦关系无法套用于儒学。

陈立胜教授在报告中首先回到朱子对“以心求心”的异议，追究心学对此问题的回应，进而阐述耿宁“自身意识”与牟宗三“反身的逆觉体征”是如何推进了该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以一种儒家的思路回答了如何在原初的现象中遭遇“真己”的问题。

大会第六场由丁耘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增定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黄启祥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王珏副教授分别任报告人；朱刚教授、张祥龙教授和王庆节教授分别对三场报告作了点评。

吴增定教授作了题为《如何在世——间论<家与孝>中对于家的现象学描述》的报告，分析张祥龙教授《家与孝》一书中所描述的亚伯拉罕与圣经传统中的家、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家与海德格尔的“家园”，认为张祥龙教授基于儒家传统与“在世经验”对家和孝之根植于人的原初时间意识的揭示，能为我们打开一个更广阔的意义空间。黄启祥教授在其《论胡适“无后主义”的内在困难》的报告中认为，胡适的“无后主义”作为反传统伦理的极端表现，不但与胡适的个人实践相悖，在学理上也颇有不通之处。

最后，王珏副教授以《世界公民、友爱与亲亲——从中西间视野重审孝道的道德基础》为题，将西方伦理学数十年来两种主要的亲子范式，即康德确立的自由理性主体“世界公民”间的亲子范式，以及以当代美国学者英格莉希的论述为典范的亲子间的友爱范式，置于与儒家传统的亲亲范式的批判性对话中。前两种范式首先将人当成原子式个体，未能回应人类生命交互而依赖的基本特征。而前两种范式占据优势地位的现代社会正面临着孝道的衰落，这将导致无法弥补的道德空洞。

28日下午的第七场会议由张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壁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乔见副教授、同济大学哲学系陈畅副教授任报告人；刘伟副教授、李长春副教授和王珏副教授分别任评论人。

陈壁生教授首先作了题为《郑玄的“法”与“道”》的报告，探讨了郑玄思想中不同时期的圣人之法是否有着一以贯之的东西作为常道，并认为郑玄的解经方向并不于在寻求一套孔子的完整理论或百世同道之道。

接下来，陈乔见教授作了题为《春秋时代的义勇观念及其道德精神》的报告，其中区分了春秋时代的三类义勇观念，即趋君之难；在被动卷入叛乱时守死善道；与家国冲突时首先履行家庭义务，再以死成全公义。在此基础上，陈乔见副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义勇”的观念结构，并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规范伦理学很难解释这种义勇之行与其内蕴的道德精神。

最后，陈畅副教授作了题为《梁漱溟“伦理社会”学说及其哲学意义——基于古典形上学视野的考察》的报告，以刘咸炘总结的“古典形上学”为视野，考察梁漱溟基于其理性概念提出的“伦理社会”学说，令两种体现了心学思路的学说相互发明，以充分阐发其复杂内涵与当代意义。

会议的最后一场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廖钦彬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邓伟生副研究员、朱刚教授任报告人；郝亿春副教授和张伟教授分别任评论人。

邓伟生副研究员作了题为《人生计划、运气与美好人生》的报告，重新考察了罗尔斯《正义论》的价值理论（theory of good）中关于理性人生计划的看法，以及拉莫尔（Charles Larmore）与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对此的相关批评。邓伟生认为，罗尔斯的人生计划理论虽然有理论困难，但这不代表人生计划本身是个错误的观念。

接下来，朱刚教授作了题为《不安意识与本源意识——列维纳斯作为第一哲学的心性伦理学》的报告，阐述列维纳斯后期如何通过揭示出非意向性的本源意识乃是不安意识以及哲学的最高问题是由不安意识而来的伦理问题，而证成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的证成思路。朱刚教授进一步将这种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刻画为一种“现象学的心性伦理学”。

会议最后，由朱刚教授作了简短的总结发言。

子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持续两天的会议虽紧凑简朴，但是朋友们相聚一堂，切磋琢磨，和乐且湛，又何尝不是切实地过着一种美好的生活？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