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越光著《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出版暨陈方正序及自序

书名：《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

作者：陈越光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年08月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历史资料追溯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创院经过及创院人物，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化书院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以及所经历的内部分裂和动荡。其中许多事件为首次公布，如《梁漱溟全集》的编辑过程，我国*本《中国文化研究年鉴》的组织编撰与出版；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庞朴等先生如何参与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建以及他们在文化书院的角色和作用，甚至在内部分裂时的态度；梁从诫先生是如何离开体制和学术界的……对于如何界定八十年代，如何分析当时“文化热”的形成和走向，如何看待当时民间文化团体与社会改革等问题，作者也提出了独到看法。本书史料翔实，注释多达五百余条，书后附有五个历史文件的附录，并配以六十六幅历史照片。

【作者简介】

陈越光，浙江人，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兼任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理事长，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理事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研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轰动一时的“走向未来”丛书和杂志的副主编，并出任《中国妇女》杂志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中国残疾人》杂志创刊主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历任《中国农民》杂志社总编辑、《中国市场经济报》总编辑、《东方》杂志编委会主任、《科技中国》杂志主编等职。

【序言】

从一个“老朋友”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书院的根源、成败与未来

 陈方正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

八十年代是中国民间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我在1986年到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正好碰上那股文化热，因此顺理成章，在1985年认识汤一介先生，1987年认识金观涛和刘青峰，1988年认识陈越光，此后经常参加中国文化书院与“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各种活动，很快就和这两个团体的朋友相熟。岁月如流，这已经是三十一年前旧事，再也想不到，如今也是越光兄奋笔为书院编史，又命我为此书作序的时候了。

用作者的话来说，此书是以书院所保存大量源文件为基础，所以它有三个特点，即着重原始数据、当时实事，以及书院内部事务，相对而言，也就是它将当事人的记忆、对事件的诠释和评论，以及书院的外部影响和关系等等，都放到次要位置。但这样一来，我这篇序就下笔维艰了。原因很简单：我之于书院，只是个经常参加活动的熟朋友，在八十年代连类似于“客卿”的“导师”都算不上，因此对书院内部，几乎是一无所知，仅有的一点了解，都是得之于个人记忆，以及从外部，从大处观察，而几乎没有来自内部的经验。因此，对此书大部分内容我都感到很新鲜，甚或可以说是很陌生，闻所未闻。那么，抚键踌躇，难以为辞，也就很自然了。不过，以我和汤公、越光兄的数十年相交、相知，自然也不敢推辞。

作为书院的老朋友，我所要讲的，大抵是从它的根源、成败关键，以及未来这三个不同方面着眼。从根源上看，在八十年代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三个民间文化团体中，“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所树立的旗帜是科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所标榜的是西方哲理，而中国文化书院则顾名思义，以传统文化为依归。当然，这是个笼统说法，准确一点，应该说书院实际上是起到了接续和发扬“五四”以来中国学术传统的功能——因为它汇聚了多位出现于20-40年代，其后噤声数十年的高龄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侯仁之、金克木等，为他们提供了全国性讲坛（书中所谓“把讲台还给了它的主人”）和出版渠道，使得他们能够再度发挥独立学术功能；而且，和他们同时涌现的，还有一大批等待已久，渴望能够初试啼声的中青年学者。这可以说是用最传统，因此也最容易引起社会共鸣的方式，来唤醒沉睡中的中国文化。

但倘若认为中国文化书院只不过是恢复了文人结社讲论的风气，也就是在新环境中令传统书院复活，那就未免把它看得太轻易，太简单了。越光兄这本书院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下列问题提供了清楚和具体答案：书院到底做过些什么事情？它当年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到底有多大？这些能力从何而来？

从本书所提供的大量资料，我们可以做个粗略统计。在1985-1990五年间，书院在学术交流方面，最少主办了八个大大小小的学术研讨会，大部分是国际性质的。在教育方面，它最少开办了五个文化讲习班（其中“高级研究班”办了三届），学员数目从一两百以至七百不等；两个业务培训班，学员达五六千之谱；和一个为期两年的比较文化函授课程，学员达到一万三千多人。在学术传播方面，它最少出版了五百多万字的八卷本《梁漱溟全集》；百余万字的《中国文化年鉴(1989年)》；为研究班和培训课程所编写的十几种教材和数十期《中国文化书院学报》、《中外比较文化研究资料》、《中国学导刊》等刊物；此外，还有多种新撰或者重刊的学术专著。对一个民间学术团体而言，这可谓极其惊人的活动量了！在背后支撑它的，是大量学费与出版收益：例如，在书院最活跃的1987年，它的年度收入竟达300余万元（结余134万元），那在八十年代是个骇人数字。据作者回忆，它已经相当于一个建制内中型杂志社年度预算的四五倍了。

书院为什么能够从社会上吸取如此巨额资源？大众对于文化的渴望，以及它那五六十位代表文化界精英的导师群体，自然是决定性因素，但能够将这两者磨合在一起，使得后者充分发挥其力量的，则是个相当强有力的组织，那包括一个四十多人的工作班子，和一套严格的人事与财务管理制度。令人惋惜的是，这个组织的运营者虽然雄才大略，然而，出于学养和气质上的局限，以及个人私心，他却在时局最艰危的关头与书院领导层决裂，由是使得书院受到政治变化和内部冲突的双重打击，其后虽然不至于一蹶不振，但也难以恢复以前的活力了。然而，陈越光兄不甘任其精魄风飘云散，以近乎白头宫女的心情，为它整理尘封旧档，树碑立传，由是有本书之作，以期对后来者有所启迪。

如今为书院树立大旗的前辈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墓木已拱，创建时期的中坚人物如汤一介、庞朴等也先后凋零。倘若这就是结局，那诚然令人无限怅惘。不过，也不得不承认，它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但那和大师远去，后继无人没有关系。学无止境，大师之后，自然还应该有下一辈、下一代大师，倘若实际上竟然没有，那是这一辈、这一代人不争气而已，不能够谓之“必然”。真正根本和重要的变化是，三十年一晃过去，高等教育体制大幅扩展，学术氛围沧海桑田，各种知识、文化传播渠道更是无孔不入。因此，当日如饥似渴追求文化滋润的群体已经消失殆尽，最少也是在迅速减退中。这个时代性的巨变是不可遏止，也无从逆转的。它注定了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自由结合只能够以交谊、雅聚小团体的方式存在，而再不可能如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那样，轰轰烈烈地发展成为立足于社会整体，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事业。对此我们不必“怅望千秋一洒泪”，但必须承认，今昔之间的确是“萧条异代不同时”了。因此，越光兄在这个时候为书院编撰这本历史，是很恰当的——不仅如此，我们更热切期望，他能够再接再厉，为整个八十年代的民间文化运动，描绘出更全面和详细的画图来。是为序。

丙申除夕于用庐

【自序】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自序

一

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褒贬扬抑截然不同。二十世纪刚过去不久，我们在时间上还没有足够的观察距离，但无论如何评价，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一些历史事件或曰历史时期会对后来的历史发生长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它们依次为：辛亥革命、五四、抗战、新中国成立、文革、八十年代（改革）。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政治；五四奠定了中国人现代观念的基本结构；抗战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亡国危机中的绝地反击，是最深入的民族动员；新中国成立，是中国以全新方式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开启；文革离开了中国人常识理性的传统，其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真诚最终化为疯狂暴戾和虚伪的悲剧；八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精英和广大知识精英、农民联手创造的一个改革时代，不仅开辟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而且影响了世纪之交的世界历史进程。然而，这一百年来，中国人始终行色匆匆，来不及思考和分析，或者由于种种原委压抑了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尤其对抗战，对文革，对八十年代的研究都相当不足，与它们的历史地位不相称。

无论是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1866-1952）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1889-1943）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蕴含着这样一种历史观念：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历史研究者可以在心中感悟、复活的过去。怎么才能复活呢？必需经过理性的梳理，经过系统性的批判审视和总结，才有理性的记忆。否则，即使是像抗战中的日军大屠杀、文革中的大迫害，这样最惨痛的记忆也只是经历者个人的记忆，随着一代人或几代人逝世，记忆就消失了，或者像肌体对疼痛的记忆一样，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常态。而正面的经验也一样，没有理性梳理就不能为后人提供再出发的能量。因为，这样的记忆没有真正进入历史。

作为八十年代的经历者，我一直认为记叙和反思这一段历史，我们具有特别的责任。

今天，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算，八十年代的改革已历时近四十年了，改革中的探索和成果，有的成为了今天的基础，有的成为了今天改革的对象，有的是我们继续往前的重要凭恃，还有的是至今没有超越的高地。这就如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德国哲学家1900-2002）强调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并存，所谓“有效的历史”徘徊在当下，回顾和研究意味着探索未来，而不是怀旧。

二

八十年代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有著名的三大民间文化团体：“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我于1983年初来京参与了“走向未来”的事业，1989年下半年后“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都停止出版，编委会也不再活动，唯有中国文化书院还艰难支撑。1990年，我在“走向未来”丛书一位常务编委的帮助下，做好了丛书编委会和二十一世纪研究院的全部善后工作，我自己也脱离了体制内的工作机构，需要重新考虑工作方向。1991年春，老朋友刘东提议我去中国文化书院，并自告奋勇地找汤一介先生提出建议，回来告诉我“汤先生的反应是‘可能吗？’”当时我和汤先生认得，而不太熟，我对文化书院也不够了解，于是我分别找了我比较熟悉的孙长江、庞朴、李泽厚先生商量，他们一致赞同。孙公、庞公都在书院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就直接与汤先生商定此事。这样，我和汤先生面谈后，1991年8月28日汤先生带我去季羡林先生家面谈，第二天书院院务委员会执委会上就决定我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执行委员、副院长，负责书院日常工作。这一任职持续至今，在我的事业天地和感情世界里，都留下了浓郁的笔墨，我对汤先生和中国文化书院的先生们始终怀有致敬之意和感恩之心。

然而，要来写中国文化书院，却需要尽可能和感情保持距离。

如何评价中国文化书院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大潮中的作用和位置？2014年12月，在举办中国文化书院三十周年庆典时，我做过一个视频致词，我这样概括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是八十年代有全国性重要影响的民间文化团体中唯一保持活动至今的，它在今天代表了八十年代精神和思想的延续；中国文化书院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唯一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全国性文化团体，它代表了一个历史的维度；中国文化书院汇聚了一批五四以来历尽动荡与政治风霜的学术老人和老中青三代学者，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守学术尊严与梦想的传承。”

我想，这样评价中国文化书院是恰当的。

三

关注八十年代研究的读者，往往遗憾缺少基于历史资料的个案研究。由于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比较薄弱，八十年代的宏观研究就显得研究者个人解读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有的学者就此质疑“‘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1]。但由于体制内机构的档案资料还不可能对外开放，而当时的民间团体机构大多早已解体，且当时也往往没有完整的档案资料建立并妥善保管，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必然的。

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有可能为弥补此缺憾做一点工作。2014年秋，对一份汤一介先生2011年春节时录下的回顾中国文化书院过程的录像谈话逐字稿是否可以公开及怎样公开，中国文化书院领导层有不同看法，经乐黛云先生和王守常院长认可，由我来负责编辑整理。我编辑整理的《几度东风，几度飞花——汤一介先生谈中国文化书院》全文在中国文化书院三十周年纪念册刊出，节选在《经济观察报》等报刊刊发。汤先生无意间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汤先生在回忆1988秋至1989年秋书院内部的分裂事件时说，“反正那些材料都还在书院的铁皮柜里”。于是我打开了那个铁皮柜。这里有200多个档案袋，没有编号，没有分类，基本是开完一个会搞完一个活动，就把当时的材料装袋存档，或者过一段时间汤一介先生把手头的一些材料放入口袋存起来。有几个口袋是当时特意收集了一些资料归档的，但此后的相关资料又散放在其他档案袋了。这些档案袋从未有人一一打开整理过，有不少重复的，或不属于文化书院的资料。我非常庆幸它们的原始状态，只要有过当事人整理就会有意无意地在取舍中失去部分真实。

此后两年多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面对这个两米高铁柜里的200多个档案袋，常常是一天10个小时。于是，先整理汇编了《中国文化书院八○年代大事系年1984-1991》，完成了有17个大类656个文件目录的《中国文化书院档案文献目录汇编（1984-1991）》，进行《中国文化书院档案文献集1984-2014》的分类、编号、目录整理，并完成了这本主要基于中国文化书院历史档案资料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所以，我真正用于写作的时间并不多，主要时间都花在了几千份档案资料的整理中。

在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到一个人，刘若邻女士。2016年5月办完退休手续的刘若邻是中国文化书院的财务总监，书院的档案资料记载，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1988年2月从北京市化工总公司财务室调入中国文化书院任会计，时年26岁。她在书院的高峰期进入书院，但在书院陷入困境时依然坚守，一晃28年，青丝成白发。档案文件保管本非会计的责职，但在很长时期中书院办公室的专职人员只有她一人，她就把这些文件袋视若她的财务帐本，28年里，书院搬家8次，一次一次的打捆装运，一次一次的解绳装柜，“一个不能少”。她从来不去掂量这些文件有用没用，值不值得她如此费力，她只是守护。我在写作此书时常常想，中国文化书院真该感谢刘若邻，用“感谢”都太轻了，应该用“致敬”！

四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份个案研究，是基于史料的个案研究，是主要以团体内部档案为据观察团体内部事务为主的个案研究。

所以，本书的特点为：还原中国文化书院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人与事，重当时文字资料（以历史资料为基础而不以当事人记忆为基础）；重事件过程（以重现历史过程为重点而不以诠释和评论历史为重点）；重内部观察（以所研究个案的内部事务为焦点而不以该团体与外部事件的互动为观察焦点）。

本书在对资料的处理中以文字资料为主，对当事人的访谈记录为辅；文字资料中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近的记录，优先级越高；对所有资料尽可能互相验证，并以事件展开的逻辑验证。

本书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所涉人物处事之是非曲折评判，均严格限定在当时当事，即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范围之内。

八十年代乃风起云涌之时代，多的是朝东暮西的潮流，多的是喧嚣一时的事件，多的是慷慨悲歌的壮士，中国文化书院只是洪流之一舟，迎风走浪于其间。然而，本书注重于书院内部事件和关系之观察来透视时代背景，非从大时代大事件的角度审视其中之一书院，着眼于细枝末节在所难免。

五

为什么写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截至在1991年底？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的主体内容以及附录《中国文化书院八○年代大事系年（1984-1991）》、《中国文化书院档案文献目录汇编（1984-1991）》所涉时间都是1984年至1991年，起于1984年自然是因为中国文化书院建立于1984年，止于1991年底就有一个对八十年代起止时间的界定问题。

八十年代的起止如何划分？目前的八十年代研究中主要有三种划分：按自然年份划分：1980-1989；按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的改革为起线、“六四事件”为底线：1978-1989（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在1978年底，故也可以1979-1989）；而本书按照最长的一种划分：1978-1991。

何以1991年为底线？我们知道在世纪划分中一般按自然年代划分，但在史学界有所谓“长十九世纪短二十世纪”的分法，即十九世纪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前结束，二十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理由是以所谓“世纪意识”来划分世纪[2]。循此，从改革意识和活跃主体出发，可以看到1978-1991的一贯性，其中1990-1991是逆转和挫折后的“八十年代”尾声，这两年的氛围和此前当然不同（并不因此而否定1989年是历史转折点），但它是A和A的结束之关系，因为新的时代意识还没有出现。而1992年开出的是新格局，出现了新的时代意识和活跃主体，正式开始了九十年代，它和八十年代就是A和B的关系了，盖1992年邓公南方谈话后时代精神转移也。

当然，这三种划分都有各自的道理，就个案研究来说，是不妨因事而异的。

六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是一项八十年代文化团体的个案研究，所有资料的运用取舍囿于一己之见识，不足和错误难免，期待当事人和各位读者的指点教正。而能够如此成书，则要感谢许多人：

首先要感谢中国文化书院诸位负责人，不仅向我开放了所有历史档案，而且当事人大都应邀接受了我的访谈。孙长江先生是我第一个访谈的，2015年盛夏之日，他带病和我作谈，他夫人孙伟大姐不时提醒，帮助记忆；乐黛云老师一直关心此事，不仅接受访谈还不断鼓励我；作为书院创始人之一的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田志远都单独接受了访谈，守常兄还应允为本书题写书名；林娅接受了电话访谈；李林专程到我办公室接受访谈；刘若邻为我查检档案资料提供了各种方便，并随时帮助查找各种事件的细节；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林娅、陈占国、姜敏、文利姮、黄信万、胡晓瑜、方兵、刘若邻等当年的书院同仁，还专门以座谈方式集体接受采访，方兵以个人日记的记录提供具体事件的发生时间，黄信万提供了自己保存的资料。这些老师、老友和新老同仁对我的帮助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试图对本书的写作施加影响，没有任何人要求在出书前先看到我如何使用对他们的访谈资料，以完全保障这项研究的独立性。最遗憾的是没有能采访到鲁军，万一他能读到此书并提供批评和不同的资料，那对以后此书的补正将是万幸。

感谢尉迟洵、陈辉女士为几千份资料的复印和大量文字输录所付出的辛苦，陈辉女士还为查检八十年代的报刊资料，在图书馆度过许多个周末。

感谢老朋友陈力川先生对本书署名的选择和第九章章节题目的提出重要建议。

感谢章伟升这位九零后的青年朋友，他不但有耐心读完我的打印稿全文，而且提出一份文字和标点勘误表，这是我既感动又受到鼓舞。

感谢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对本研究项目的支持，她向我介绍的在整理资料过程中“逐条写志”的方法，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大大加快了我的写书进度。

感谢明远文教基金会的项目资助。

感谢我的老朋友陈方正先生，我们相识于八十年代末，他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是中国文化书院的老朋友，九十年代后担任书院导师。方正兄学贯中西，与我亦师亦友，他是最早提议我写八十年代历史事件和当年经历的朋友之一，对本书初稿他提出过重要意见，并为本书写序。

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出版此书，尤其朱利国先生，他以八十年代过来人特有的情怀投入此书责编工作，付出不少心血。

感谢我的妻子尹捷，她是本书的第一读者，她以为学生修改论文的职业习惯，对我书稿中的一些文法和修辞错误做了修正。

最后，我必须表达对八十年代参与中国文化书院的每一位学者、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由衷敬意，你们那一段的人生经历，不仅仅只是你们个人的记忆，它还属于国家和时代的历史。

2017年3月9日

 注释：

[1]王学典《“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广州，《开放时代》双月刊2009年第6期。

[2]金观涛《我们生活在“新世纪”吗？》，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0年10月第61期。

【目录】

陈方正序

自序 

第一章　中国文化书院的创院经过与建院设计

第1节　1984年

第2节　创院经过的追溯

第3节　关于胡耀邦的批示 

第4节　关于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 

第5节　关于成立大会 

第6节　建院设计 

第7节　中国文化书院合法性的取得 

第二章　创院的人们 

第1节　最早发起创立书院的几位年轻人 

第2节　创院五老：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 

第3节　汤一介与中国文化书院

第4节　两大柱石：庞朴与孙长江 

第5节　创院期的书院导师 

第三章　“ 文化热”（上） 

第1节　历史把讲台还给了它的主人：1985 年、1986 年的文化讲习班

第2节　面向驻京外国友人的“中国文化系列讲座” 

第3节　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 

第4节　中日近代化比较研讨会 

第5节　1988 年的几次小型研讨会：《河殇》及其他 

第6节　“‘五四’与中国知识分子” 

第7节　“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 

第四章　“文化热”（下） 

第1节　为期两年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 

第2节　高级学术研究班 

第3节　全国环境保护专业培训班 

第4节　北京市工商企业管理干部法制教育培训班 

第5节　流产的“机动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全国统一教程” 

第6节　形形色色的办班与办班设计 

第五章　中国文化书院八十年代的出版物 

第1节　《梁漱溟全集》编辑过程 

第2节　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化研究年鉴》 

第3节　书院的教学用书系列 

第4节　《中国文化书院学报》 

第5节　《中外比较文化研究资料》和《中国学导报》

第6节　编撰《中国文化书院文库》的五年规划 

第六章　中国文化书院的社会联系与内部管理

第1节　文化书院与境外学术界的联系 

第2节　文化书院与媒体和企业界的联系 

第3节　文化书院与政府管理机构的关系 

第4节　文化书院的《章程》 

第5节　院务委员会的运作 

第6节　机构部门设置

第7节　各地各样的分院 

第8节　制度的建设与缺失

第七章　盛况：1987 年—1989 年中的中国文化书院

第1节　院务工作报告：1987 年；1988 年 

第2节　雅兴与雅聚 

第3节　1987 年的大招聘

第4节　“图书馆”、“口述历史资料馆”与“编译馆” 

第5节　中国学研究资料咨询中心 

第6节　同学们

第7节　购置或建造院舍的努力

第8节　基金会与海内外筹资的设想 

第9节　文化书院鼎盛期的阵容 

第10节　财务分析 

第八章　内部分裂与一个时代的结束 

第1节　裂开的阵营 

第2节　秋风中的分家

第3节　院务委员会对“分家”的态度

第4节　“六·一八”夺家具与“七·二一”取公章事件 

第5节　超越底线的动作 

第6节　解决问题：27 ：1 

第7节　分析与追问 

第九章　困局中的坚守 

第1节　没有选择，只有坚守 

第2节　“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的会前书信 

第3节　东亚地区文化与经济互动国际研讨会

第十章　余声：未竟的梦想 

第1节　九十年代组织编写的几套丛书 

第2节　中西印文化的融合及发展国际研讨会 

第3节　关于《儒藏》

第4节　未竟的私立大学梦 

附　录

附录一： 《中国文化书院八十年代大事系年1984—1991》

附录二： 《中国文化书院档案文献目录汇编1984—1991

（文字部分）》

附录三： 中国文化书院1985 年—1987 年开课一览表

附录四： 关于中国文化书院“分家”的三个文件（1988 年10 月）

附录五： 海峡两岸文学讨论会记录 

附录六： 主要参考书目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