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迳见，入水濡毛，飞而洒之，天神曰：“而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这个源于佛经的故事出自清初学者周亮工所著《因树屋书影》，余英时先生在《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一书的《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文中曾引用这个典故，言说自己的中国文化情怀。1978年，当时已经海内知名的余英时先生回到大陆。在近代革命浪潮反复冲击之后，中国大陆似乎是一个疏离和隔膜的世界。以中国文化为人生根本的余英时先生，深感传统中国乡土不在，儒家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念流离失所，故而撰写了这篇著名的文化乡愁的文章，以山中鹦鹉自比，希图在革命烈火中濡毛洒水，为保存中国文化尽绵薄之力。也正是这一年，余英时提出了著名的“儒家文化游魂说”，认为近代革命以来,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文化模式已经“死”去，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同时，余英时也指明了儒学的出路：既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将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同样就在这一年，25岁的蒋庆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正式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谁也没有料到，15年后，蒋庆成为儒学复兴的躬亲实践者，他创立了“阳明精舍”为儒家的游魂安家。而27年后的2005年——中国大陆媒体将其标志为文化保守主义年，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已经成为一股强烈的潮流，蒋庆则成为这一潮流的领袖之一，阳明精舍也成为当代中国儒家的圣地，一时声名鹊起。

　　当年的蒋庆，并非是一个矢志以儒学为业的人。作为老知青，蒋庆在学校曾以研究新马克思主义、探寻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观念而闻名。毕业留校之后，他的主业依旧是以法理法制史为主，以对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的研究而饮誉学术界。然而在他心中一直徘徊的问题，却是中国人如何过一种美好生活、中国本土是否能给中国人提供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资源？蒋庆回忆起这段读书岁月的时候说，“我当时就在中国本土找，如果找不到，那么我自愿向西方文化投降。”

　　蒋庆从四川省社科院封存的阅览室中找到了梁漱溟先生的著作，并且在西南师范学院遇到了一位梁漱溟先生的嫡传弟子。从此，蒋庆对新儒家第一代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随后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了唐君毅全集，于是又有机会了解到新儒家第二代。蒋庆发现，自己要在中国本土寻找建设中国人美好生活的文化资源，并非是孤单独行的事业，而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的事业。

　　学术上寻找文化的资源是一回事，但是如何走向这种美好生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传统文化典籍里的美好生活观念，在现实中看上去却没有任何实践路径。1840年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文明，陷入了全面的文明危机。1905年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变之火熊熊燃烧，传统儒家价值观念所依附的文物制度已经被烧得荡然无存了。随着革命时代的结束，1980年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人的欲望之火接着开始在中国大地遍地燃烧。原本礼法制度的丧失，已经使得传统价值理念无所依存，市场经济的物质驱动力，又使得其最后的空间也丧失殆尽了。儒家何止于游魂，已经成了孤魂。

　　在这种处境之下，蒋庆意识到，儒学复兴不仅仅是学问之道，更是一个践行功夫。立基于大学和种种现代化制度安排上的新儒家，并不能实现儒学的复兴，必须要回归老儒家的道路。儒学不仅仅是心性之学、命理之学、王道之学，也是儒者躬亲实践之学。几乎与此同时，他开始寻找一个给儒家安身的地方。

　　传统儒家精神在基层社会的载体是书院，中国民间的自由讲学风气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开始办私学。宋代理学复兴，民间书院兴起，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大儒都曾以个人或官方名义建立过书院。晚明时期书院达到鼎盛，会讲活动动辄有上万人参与。在蒋庆眼中，这种自由讲学和游学的风气，贯彻了儒家“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的传统，孕育了儒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超拔人格，也推进了儒学发展，形成了以“致良知”为核心主旨的阳明学。但是在明代后期，随着政治专制统治的加强，民间书院在逐步减少，到清代，政府以赎买的方式，逐步将民间书院纳入官方系统，儒家精神随之衰落。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以供应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官方书院或者转型成大学，或者关闭。如此一来，在失去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地位之后，儒家无法在民间找到一个安居之所，成为游魂就在所难免。

　　二、书院，为儒家找一个安居之所

　　为儒家“游魂”安家，蒋庆认为在中国文化全面衰落后的今天，最紧迫的诉求与最好的途径就是为儒家建立一个书院。另一方面，这也是“复兴儒家文化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蒋庆指出，一百年后的今天天运往还，传统文化与儒家观念在当今中国已经摆脱了百余年来的艰难处境，出现了“一阳来复”的转机，这使得儒家文化的复兴有了一个可能的基础。余英时先生指出，儒家文化的复兴有上行和下行两条路线，蒋庆认为建立书院即是下行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立专门的儒家社会公共团体，推动儒家事业的复兴，当前尚缺乏条件，而且大的组织比较难管理，人员组织不纯就会造成很多问题。而儒者个人修建书院的方式，学术宗旨明确，符合儒家书院自由活泼的传统，不易受科层制理性化的束缚影响与各种利益的干扰诱惑，有利于独立自由地保存延续儒学的学术传统与精神命脉。

　　近代以来，很多以复兴儒家精神为己任的思想家也都尝试过建立书院，比如马一浮先生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先生办的“勉仁书院”，以及后来港台新儒家在香港办的“新亚书院”等等。但是这些书院最终都因为不容于现代的教育制度，或因动荡的政治环境而宣告失败。

　　前辈的失败，现实的落寞，反而更激发了蒋庆建立儒家书院的想法。照他的话来讲“徐复观先生为孔子披麻戴孝，我蒋某人建书院就给儒家守灵。”今天，阳明精舍坐落在两山之间，绿瓦白墙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已经初具规模。 “就像桃花源，看起来没有路，走进去是一片开阔平展的坡地”。山坡下就是一个小型水库，湖光山色，颇显儒家中庸涵泳的人格追求。

　　对于蒋庆而言，阳明精舍不仅仅是两百多亩地和十几座房子，建立这样一个院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从想法萌动到今天初具规模， 20年已经过去了。这期间的艰难，恰如阳关三叠，曲折而反复。

　　1990年在深圳，蒋庆认识了一位对弘扬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华侨商人，后者表示可以出资上亿，在深圳购买土地，专门进行儒家学问的研究。蒋庆当时非常振奋，为之四处奔走，但不久就发现，此人更喜欢以建书院为由头与各级官员攀附，并没有实际行动的意思。

　　1993年，台湾学者龚鹏程、林安悟来贵阳访问，在修文县看到阳明遗迹凋敝破旧，痛心不已。于是二人就提出在这一阳明学诞生和发扬光大的圣地办一个书院，接续学术香火。虽然未能如愿，但蒋庆却由此萌发了建立书院的想法。随后，蒋庆偶遇日本将来的世代财团董事长矢崎胜彦，无意间讲起王阳明的良知学。孰料后者正是阳明学的忠实信徒，主动提出可以帮助蒋庆来做儒学，特别是阳明学的研究和推广，并提议在王阳明悟道的地方建立一个儒家书院。矢琦胜彦在阳明学传统深厚的日本筹措了大笔资金，并且争取到有“日本儒学祭酒”之称的著名学者冈田武彦担任首位名誉院长。但是囿于不许外国人经营文化事业的政策，满心热忱的日本朋友最终抱憾而归。

　　不久，蒋庆遇到了第三次建书院的机会。唐君毅先生的学生，香港法住书院院长霍韬晦在深圳遇到蒋庆，得晓此事非常感兴趣。蒋庆和他的朋友迅速开始了选址、建房、讲学的计划安排。但由于不是招商引资项目，政府看不到书院背后有什么商业利益，兴趣寥寥，虽然签署了协议，但是并没有任何行动，于是再度不了了之。

　　再三的失败让蒋庆感到建书院只能靠自己。恰好当时国家出台了新的土地政策：农村集体所有的坡地和林地，通过合法的议价和程序之后，可以允许任何人承包。这一意外之喜，给了蒋庆自己动手、从小做起的机会。他好不容易选好了址，却是两个村组互不相让的“争议地”，各方僵持不下。蒋庆坦言，当时他已经准备放弃在修文建立书院了。但是当地镇政府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招牌人物，亲自干涉解决土地纠纷，终于峰回路转。

　　土地问题解决之后，就是具体的建设问题了。但是资金问题始终困扰着书院，蒋庆虽是知名学者，但是这个名头并没有多少经济实惠在里面。蒋庆自己有限的积蓄买了地，修建书院就唯有寻求自己的同学和战友募款，筹来的首笔启动资金大约6万元，用蒋庆的话说，“这是所谓化缘修书院”。由于出不起钱请施工队建房子，蒋庆和他的音乐家朋友张建建只能请当地农民来修，但由于不了解当地务工的价钱，就接受了农民的漫天要价。在得知蒋庆出的工钱之后，乡镇干部找到张建建，问怎么给了这么高的价钱，这位艺术理论研究者才发现自己上了当。

　　十多年来，书院经历了各种难处，张建建回忆，书院山下有条河，但由于人迹罕至，故而河上也就没有桥。汽车平时尚可涉水过河，但是一旦下雨，河水上涨，道路泥泞，车子根本无法通行。偏偏贵州的气候是出名的“天无三日晴”，只能赶晴天往山上送建材。直到数年后，一位贵州籍老领导来阳明精舍访问，正好遇到了下雨，车子勉强上山，同行的一位商界人士当场许诺拿钱建桥，方才解决了最基本的道路问题。

　　就是这样跬步千里，从一间房子到一个院落，然后又扩大变成初具规模的阳明精舍。到底花了多少钱，蒋庆没有任何概念，连一直担任司库重任的张建建也只能模糊地估算，前后16年花了将近300万。但是让他们稍感庆幸的是，现在恐怕2000万都建不起这样一个书院了。

　　因为周边村寨多年用不上电，水泥都只能人工搅拌，到了晚上漆黑一片，蒋庆自嘲称几乎用过所有的人类照明设备，从蜡烛到煤油灯，再到马灯，阳明精舍应有尽有。直到2000年，村村通电计划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展开，修文县委书记在偶然造访书院的时候，才知道了用电难的问题，随后电力局给精舍架设了一条专线，方解决了照明和用电问题。有了电，书院的活动才能成规模地展开。

　　虽然物质条件好转，但是阳明精舍依旧很寂寞。由于身体原因，蒋庆每年只能在书院居住半年，其余时间书院只有依靠两位来自隔壁息烽县的农民做管家，担当了书院大部分日常事务。因为地方偏僻和资金问题，精舍并没有其他工作人员。曾有一名山西学生向往儒学，在阳明精舍住了一年半，但终因生活压力不得不离开书院，到社会上谋职。

　　查阅精舍的来往记录本，可以发现规模稍大的会讲举行过四次，更多的活动则是自由游学和自由讲学。记录显示大约有近800人曾访问过精舍，其中有政府官员，有著名学者，也有来自国外的儒学研究者。但以参观访问者居多，以游学问道为目的来访问精舍的人少之又少。蒋庆介绍说，一般学者访学时间比较短，而学生求学时间较长，过去传统书院那种论辩研学、成规模的学习活动，目前很难做到。但在他看来，有没有大规模的会讲并不重要，能够有一定的自由游学和论学的风气足够了，精舍虽小，但是对儒家而言毕竟是有个家了。在蒋庆心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方是儒家士大夫的真正精神操守和价值持守，也是要追求和建立一种美好生活的根本依靠所在。

　　三、行走在现代的尴尬

　　古代书院是建立在传统土地经济的基础上的，书院一般拥有大量的田产，而且有本地士绅阶层的支持，不仅在财政上有保证，而其可以积极地借助士绅团体的力量，参与和指导乡土社会的运转。但在现代社会中，书院更多地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机构，传统书院既有的乡土政治、文化、舆论和经济的四重领导力已然不复存在，如果连学术研讨的活动都无法完全、充分地展开，那么书院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还能有什么作用，就更让人担忧了。

　　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精舍所在的平地村里，青壮年都在外打工，多是女人在田间干活，老人们闲散地在村子里游荡。当记者随机询问当地村民怎么看蒋庆和他的精舍时，令人惊异的，是一位村民称蒋庆为“蒋老板”，认为他没有给村里带来什么好处，因为他连一条从村到县的公路都没有弄好。而一位做过村干部的年轻人，称呼蒋庆为蒋先生，认为他来了光做好事，捐资助学，帮助村民重新修了当地的中学。对村委会而言，这些他们应该做好的事情，却没有能力做，蒋庆是他们的福音。而对于一门心思想象外面花花世界的普通村民而言，蒋庆是一个外来的有钱人，但是这个“有钱人”并没有把他们和外部世界连通。而蒋老板的称呼如何而来呢？追问之下，方才得知，贵州夏季凉爽宜于避暑。很多温州、广东的有钱人都跑到这里买下农民的土地建别墅度假。这已经成为当地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收渠道。在当地人看来，蒋庆和这些人区别不大，只不过，这种休闲经济带动了其他地方经济收入的增长，而蒋庆什么都没有带来，连一条道路都没有修好。

　　这种尴尬的处境，对于蒋庆来说也是始料未及的。“当时建书院的时候，就想如何来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能把儒家的价值理念真正实践到乡村去，”蒋庆如是说道，“但是来了之后，有了一些经历，发现我们只能尽点绵薄之力，乡村已经完全凋敝了，大家一门心思赚钱，根本不会理睬你讲忠孝节义”。

　　对于这一点，长期担任书院司库工作的张建建有更深的体会，“我们本来想能带领农民一起种果树，养牛，这样书院可以自己维持，也能和农民建立起联系，而且可以把农民组织起来，但是很快就发现我们太天真了。”张建建还告诉记者一个颇具讽刺意义的故事。蒋庆在这里讲授传统儒家的价值理念，但是村民自己的精神追求，却是自己修一个小庙，而且为了修庙，还搬走了蒋庆建书院特制的瓦。

　　记者翻山涉溪，来到了这个小庙。这个近乎棚子的“庙”建在半山腰上，里面放着一个小小的观音像，前面摆一个小香炉，这就是一般村民祈求美好生活的所在了。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在门前掷骰子，喝酒。当他们被问到，蒋庆到这里十多年了，算不算他们这里的人？几位老人一致否定，“不算，他就是外面来这里的”，更有人不由自主的说起，那块坡地本来是他们组的，如此等等。

　　虽然听起来，精舍似乎没有给村里做什么，但是要看财务记录的话，情况并非如此。平地村到县里的路，精舍投资了不少，目前这条虽泥泞不堪，但是尚能通车的路就是蒋庆出资给铺设的。说起这事，张建建一肚子苦水：“去年，村里的人说他们需要钱修路，请我们帮忙，我们认为是好事，就募集了10万给他们，钱拿去了，路到现在还没有修成，根本组织不起人来。”其实贵阳市已经在下辖的各区县搞了村村通水泥路的工程，但平地村到修文县的公路还有一段没修好，依旧是个断头路，目前还要靠精舍修的路。

　　蒋庆的事业没有融入平地村，那么融入修文县了吗？修文龙场镇，也就是王阳明被贬屯守的龙场驿，思想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就发生在这里。这个镇后来更名为城关镇，在蒋庆多年努力之下，经国务院批准，前几年才恢复原名为龙场。这场更名运动，算是蒋庆带给这里的最大变化，不过这个倡议之所以被政府采纳并积极推进，究竟是为了纪念王阳明，还是因为背后的经济利益，这就不得而知了。

　　十几年前曾经让蒋庆揪心不已的阳明祠，现在已经焕然一新。主堂放着矢崎胜彦先生赠送的王阳明铜像，而隔壁却摆上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蜡像（因为张学良曾经被软禁于阳明祠数年），似乎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出于旅游宣传考虑的话，也算合情合理。

　　龙场镇作为修文县的城关镇，和中国一般的县城并没有太大差别，随处可见尘土飞扬的基建工地。据当地人说，修文自从安顺划归贵阳辖属之后，有了贵阳的财政支持，经济上基本脱贫了。虽然这里到处都有以“阳明”命名的道路和公共设施，随处可见“王学圣地”的旅游介绍，但是当地人只是在地方教材上知道这里曾有这么一个“明代的大官”，至于他在这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思想史有何意义，并无丝毫了解，不过当地人也多知道，每年来这里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挺多的。蒋庆曾和记者谈起，冈田武彦生前来到阳明悟道的溶洞旧址，激动得不能自已，更有日本年轻的企业家参访团在阳明祠集体行跪拜大礼。相比之下，冷暖自知。蒋庆为当地带来了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和知名企业家，但对于龙场镇和修文县而言，他更多地是一个招牌。

　　四、一滴纯净的水

　　对于这种冷漠和隔阂，蒋庆自己也很清楚。“我也没想到农村会这样凋敝，这里的村寨已经有初中生吸毒了，已经没有什么社会组织了，简单的个人努力起不到什么大用，需要类似梁漱溟先生搞的乡村建设运动那样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才能在当前农村有所作为。”蒋庆自己表示，自己早已放弃了融入当地社会、并将儒家价值沁入当地社会的努力。“这个精舍就是要给孔子、给儒学守灵，书院在一天，就说明儒学未死，这个象征意义就有价值，这个精舍就是一滴纯净的水，外面是浑浊的大洋大海，我只能力图保证这滴水的纯净。”蒋庆说：“我不是新儒家，我是老儒家，我选择的道路是老儒家的，‘学在民间，道在山林’，这一点是我的持守。”
 

    同属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的陈明曾经和记者说：“蒋庆的阳明精舍是唯一的真正的书院”，儒学的国际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也称：“阳明精舍是儒家精神的象征，而且是老儒家的象征。”但是精舍的未来如何？这不是仅仅赞美能解决的。对于这一点，蒋庆回答得很清楚：“精舍不是我的财产，虽然法律上是以我的名字登记的，但这仅仅是蒋庆暂时掌管儒家的财产而已，如果有一个儒家的合法民间社会组织出现，我可以把这个精舍交给这个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