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辨析

作者：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原刊《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初六日己酉

         耶稣2018年11月13日

内容提要：清中叶以降，汉学的家法观念逐渐凸显，且与学术评价和汉学衍变密切相关，但研究者至今对清学的家法观念仍缺少系统论述。本文梳理了清代汉学家法的本源，分析了清代今、古文家的家法观念，认为古文家注重区分汉、宋，侧重小学方法或经说师承；而今文家倾向于区分今、古文经，以“三统”“三世”说为家法的核心。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在清末呈现出淡化之势。师法、家法曾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理念。家法一词在清代广泛使用，只是清初学者的家法意识还比较淡薄，乾隆年间汉学大兴，经师推尊汉儒，家法观念随之凸显了。清末以来，许多学者论及汉儒家法，近年论者对此多所注意，并续有阐释。[1]但是关于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目前仍缺少深入系统的梳理，其源流、内容和思想实质仍模糊不清，甚至以讹传讹。

一 、家法的本源

乾嘉汉学兴盛之时，一些著名经师都对汉学家法有所论述。晚清汉学相对衰落，而家法仍然是士大夫的学术话语。清代好谈家法者既有古文经学家如王鸣盛、钱大昕、孙星衍、江藩，也有今文家陈寿祺、戴望、皮锡瑞，还有一些经学倾向不明者如章学诚、蒋湘南等。因学术基础和语境不同，其家法内涵多有差异，关于汉儒家法的阐释也是如此。这里追本溯源，以相关问题为中心，首先对清人关于汉儒家法的言论略加梳理，以为剖析清代家法观念的参照。

清人注意到古代师法、家法与王官的关系，有的认为其起源于先秦学官。嘉道年间的蒋湘南云：“师法、家法皆本于古之官法……儒生之师法仍本在官之师法。”[2]但后来研究者认为，师法的提出和确立，不会早于设置博士弟子员之前。[3]师法起源于西汉经学博士，仍与官学相关。清人胡秉虔说，西汉初年设立博士，“不过取通古今、备顾问而已。自武帝罢黜百家，专置五经，于是博士之选严，而博士之品日益尊……盖博士之设，所以崇师法也”[4]。胡氏所说大体不差。西汉经师的著述只能书之竹帛，士子得之甚难，训诂句读均由经师口授，文字不敢稍有出入，遂有师法之说。

检索《史记》和前后《汉书》正文可见，《史记》没有师法、家法的记载。班固《汉书》也没有提到家法，却有9处记载了师法，[5]相关人物皆为昭、宣、元、成四帝时的经师，但其师法的内容也涉及天文、历法。元帝以后，士大夫可以经术得公卿之位，朝廷则以是否守师法来评骘经师。从《汉书》可见，师法经朝廷认可，并被提倡。正如汉初经学一样，西汉末年流行的师法也带有官方色彩。与此同时，《后汉书》正文（不包括后人注释），除《律历志》有2处提到历学师法外，有关经学师法、家法的记载12处，其中师法仅3处，家法则有9处。[6]《汉书》《后汉书》均为一代正史，其用词频率反映出语言的流播情形。故王鸣盛云：“汉人说经重师法……又称家法，谓守其一家之法，即师法也……盖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不改师法，则能修家法矣。”[7]阮元也说：“夫汉人治经，首重家法，家法亦称师法，前汉多言师法，后汉多言家法。”[8]他们认为师法、家法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前、后汉的说法不同。

光武中兴后，经学大盛，经学博士增至14人。博士弟子则由汉武帝时50人增至东汉数千、甚至几万人。一位经师授徒常达数百，甚至更多。东汉初年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纷歧，于是，家法之说流行起来。故乾嘉士人认为：“大抵前汉多言师法，而后汉多言家法，有所师乃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9]他们视家法为原有师法繁衍而成的新师法。至清末，皮锡瑞引申云：“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10]皮氏不仅注意师法、家法的源流关系，而且提示其内涵仍有区别，蕴含前后汉经师的观念差异。

清代以来，关于汉儒家法内涵的认识不一，各有侧重。阮元在诂经精舍的门生胡缙总结云：“汉儒家法，大略有三：一曰守师说。”“一曰通小学。”“一曰明天人之理。《易》家天学，则如孟喜明卦气，京房言纳甲飞伏，郑君阐爻辰，虞翻推消息……贾、郑、何、郑诸家，尤精是学”。[11]这是胡缙的理解，虽不无道理，却不够准确。守师说固然是汉儒家法，但通小学、明天人之理则未必完全适用于两汉经师。明天人之理的汉儒只是少数，而通小学则反映了清代学者的自身长处，并非汉儒治学的必然特征。钱穆强调：“家法即章句也。”“有章句即有家学矣。《易》有施、孟、梁丘三家章句，故云有三家之学。费、高两家治《易》，皆无章句。两家亦未尝立于学官。”[12]章句之学涉及儒经的文本、注疏，自然是汉儒家法的重要内容。但汉儒家法不限于此，还包括篇卷、经说的异同。在古文经学盛行后，家法异同隐含了今、古文之别。故周予同认为：“他们对经今古文的信仰虽各持一端，但是他们都非常注重家法。所以今文学家守今文学的门户，古文学家守古文学的门户。”直到郑玄兼治今、古文，“混乱一切古、今文的家法，而自创一家之言”[13]。

在经说纷歧的局面中，厘定章句，提倡家法，便于经学传授，建立学术规范和文化秩序。西汉石渠阁会议，东汉白虎观会议，都体现了朝廷重视师法、倡导家法的取向。不过，汉朝对不守家法者未予追究，而学者自为家法的情形已不可避免。东汉末年，何休已不讲章句，并且讥贬好讲章句者。与何休对垒的郑玄更是汇集今、古文经说，超越前人家法。清代誉之者如孙星衍等人称，“汉儒传经之功，惟郑康成尤集其大成”，“十二经注，康成独综其全，不止身通六艺”[14]。但批评者如今文家李兆洛、皮锡瑞等人则谓其不守家法。平心而论，经学繁衍之后，严守家法无疑会增加经学的封闭性。东汉以后，家法日益繁杂，其实不利于经学发展。而郑玄超越家法，兼治今、古文，适应了经学发展的需要。

清代汉学复兴，家法一词随之流行起来。清代汉学不同于两汉经学，清儒所谓家法也与汉儒家法不尽相同。首先，汉代家法是在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纷繁局面中，朝野士大夫用以确定儒家经、传、章句及师说的异同，带有学术规范性，而清代家法意识是学者在究心经学、推尊汉学趋向中的学术自觉。其次，清代家法只是清儒主张的治学宗旨、途径和方法，不像汉代家法直接关涉官学，并作为经师任职的依据，故清代家法没有直接的利益牵连，主要是经学观念。清儒关于家法的具体说法多有出入，就其主流来看，仍可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流派来分析。

二 、古文家之家法

在清中期今文经学兴起之前，好谈家法的经师有惠栋、王鸣盛、钱大昕等人，论者谓其“好博尊古，两京壁垒；笃守家法，罔或越轨；清学全盛，此其嚆矢”[15]。后来江藩云：“汉儒解经皆有师法，如郑之笺《诗》则宗毛为主，许著《说文解字》则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即其中今人所视为极迂且曲之义亦必确有所授，不同臆造。宋儒不然，凡事皆决于理，理有不合，即舍古训而妄出以己意。”[16]他立足于汉学，重视由训诂而求义理，认为汉儒治经有师承，言而有据，故有家法；宋儒则反是，讲义理而舍古训，故无家法。江藩的看法未必符合宋学实情，却代表了清代古文经学家的基本认识。对于汉、宋两大经学系统，他们推崇汉学，贬抑宋学，在家法上独尊汉儒经说和解经方法，旨在针对宋学而建立汉学壁垒，但尚未凸显今、古文经学的差异。

就彰显汉学家法的重要性而言，吴县惠氏可谓典型。惠有声、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四世治经，成就卓著。康熙末年，惠氏家学已受朝廷注意，敕命称惠周惕“令德践修，义方夙著。诗书启后，用彰式榖之风；弓冶传家，克作教忠之则”[17]。惠士奇中年沉浮官场，兼治经史，晚年尤邃经学，著述丰富。其《易》学杂释卦爻，专宗汉学，以象为主。说《春秋》以礼为纲，而纬以史事，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惠士奇生有七子，而以惠栋最能发扬家学。惠栋“夙承门风，笃志稽古……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则尤在考订经义。于两汉撰著诸家，确然有所折衷，必疏通证明而后已”[18]。惠栋沉潜经学数十年，为复兴汉学之关键。他认为：“孔子殁后，至东汉末，其间八百年，经师授受，咸有家法。故两汉诸儒，多识古音。传至魏、晋，俗师失读，人用其私。”[19]其独尊汉学的倾向已有鲜明体现。当时钱大昕指出：“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绪论。”[20]近人章太炎概论清学云：清初汉学尚未成立，阎若璩考证《尚书》，“为渐成汉学之始，然尚无汉学之名”，惠“士奇《礼说》已近汉学，至栋则纯为汉学，凡属汉人语尽采之，非汉人语则尽不采，故汉学实起于苏州惠氏”[21]。在楬橥汉学，固守家法方面，惠栋确实与清初学者迥然不同。梁启超称其“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22]。

惠氏的学术中心在于《易》，而惠栋《易》学意在接续先秦孔儒，虽重视辑考汉儒《易》说，但不限于考稽、编排汉儒旧说，故不能仅以辑佚家视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惠著《易例》云：“栋于诸经深窥古义，其所据摭，大抵老师宿儒专门授受之微旨，一字一句具有渊源。”[23]显然，惠栋领悟的家法不限于文字训诂，并且试图探索先秦儒经“微旨”。张尔田论云：

  有考据学，有汉学。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此考据学也。守师说，明家法，实事求是，以蕲契夫先圣之微言，七十子后学之大义，此汉学也……而求其真有符夫汉学之实者，则吾必首推定宇惠先生……何也？则以汉儒之师说，汉儒治学之家法，至先生而始明也。[24]

他认为考据学与汉学不同，后者既重考据，又讲求义理和家法。惠栋汉学不止于考据文字、辨别章句，并且主观上追求先圣“微言大义”，而其内涵与排斥宋儒《易》学等后世经说分不开。其《易汉学》《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等书阐明汉儒经说，贯穿了尊汉抑宋的观念。刘逢禄则认为，乾嘉学者“竞守汉师家法，若元和惠栋氏之于《易》，歙金榜氏之于《礼》，其善学者也”[25]。这里所谓汉师家法，大致是遵循汉儒经解，而排斥宋儒注释。

惠栋重视厘清汉儒的经义训诂，排斥宋学，却非皈依一家经说，其融通汉儒经说的路径与郑玄并无根本不同。如《易汉学》，书凡八卷，所考汉儒孟喜、虞翻、京房、郑玄、荀爽等人《易》注，疏通汉、魏、晋诸家《易》说，末一卷则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宋儒《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说。其《周易述》以荀爽、虞翻的《易》学为主，融会郑玄、干宝诸说，阐明象数《易》学。显然，惠栋既重汉儒《易》学家法，又基于此而融会诸说，自为注疏。

综上，惠栋家法观念的基本特点，一是独尊两汉经学；二是考据儒经文字异同，而又兼及义理；三是不囿一家经说，而融通汉儒诸说。惠栋倡导汉学，也期望惠氏家法相传不断，他说：“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守专室，呻稿简，日有省也，月有得也，岁有记也。顾念诸儿尚幼，日久失其读，有不殖将落之忧。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吾子孙其世传之，毋隳名家韵也。”[26]惠栋重视家法，担心其家传的经学不能传之后代。实际上，惠氏学术传人多具有明显的家法意识。臧庸曾称誉惠氏弟子江声：“如先生笃信好古、墨守汉儒家法者，盖仅见也。”[27]在惠栋学术圈中，好谈家法者还有王鸣盛、钱大昕、江藩等人。

传衍惠栋汉学的王鸣盛被后世看作“精研经学，一以汉人为师，许、郑尤所墨守”的学者。[28]王鸣盛“为诸生，事长洲沈德潜受诗，后又从惠栋问经义，遂通古学”[29]。他少入词馆，擅长诗文，而沉潜于经学之后，极重家法。检索王氏所撰《尚书后案》《蛾术编》《西庄始存稿》和《十七史商搉》四书，其中“家法”一词竟有81处之多，除了个别几处不涉及学术外，绝大多数都是谈论汉学家法。他所谓汉学家法，首先是经学宗汉儒，而排斥魏晋以后经说，尤其是宋学。王鸣盛“尝言汉人说经，必守家法，亦云师法。自唐贞观撰诸经义疏，而家法亡，宋元丰以新经义取士，而汉学殆绝。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诗》《三礼》及《公羊传》犹是汉人家法，它经注疏则出于魏晋人，未为醇备。故所撰《尚书后案》专宗郑康成，郑注亡逸者，采马、王补之……经营二十余年，自谓存古之功与惠氏《周易述》相埒”[30]。他否定唐以后的儒经注疏，而独尊汉学。他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具体言之：“学问之道，首识字，次穷经……文字宜宗许叔重，经义宜宗郑康成。此金科玉条，断然不可改移者也……夫说经之必有所专主，此汉经师之所谓家法。予撰《十七史商榷》暨《蛾术编》已备著其说矣。”[31]王鸣盛楬橥汉学家法，尤其重视以许、郑为象征的经学方法和经说。他断言：“古者舍五经之外无所谓学，不违失师道谓家法也。”[32]而“许氏引师说，尊之如经……其重家法如此”[33]。他视许慎为守师说、也是守家法的典范，对郑玄更是推崇备至，自称“余说经以先师汉郑氏为宗”[34]。《蛾术编》也以二卷篇幅考证郑玄的事迹、著述、世系、师友、学术传授、轶事、碑碣、崇祀等，郑玄是其学术偶像。

正如郑玄一样，王鸣盛虽然讲家法，但却不固守师说，而是兼采众家，折衷一是。他说:“汉儒说经，各有家法。一人专一经，一经专一师。郑则兼通众经，会合众师，择善而从，不守家法。”[35]郑玄“《毛诗笺》既参用《鲁诗》，则于他经亦皆会通众家，不拘一师。大儒而必守家法,则学散；末流而妄效大儒，则学乱”[36]。他认为“大儒”与“末流”的治学门径不同，“大儒”不必拘泥前人家法，而“末流”不能不守家法。换言之，士人最初治经时，必先守家法，宗主一家之说。一旦成为大儒，则当注重学术创新。这大概是王鸣盛所谓家法的夫子自道。他师从惠栋，却未沿袭惠氏经学。虽肯定惠栋阐述汉《易》之功，但说：“《周易述》增改经字颇多……（履卦）增‘利贞’二字……惠误据而增。《系辞》‘作《易》者其知盗乎’？‘作’改‘为’，‘死期将至’，‘期’改‘其’。此二条《集解》石经元板皆与今本同，惠改亦非”[37]。他并非一味认同惠栋经解，并且也没有囿于郑学。褚寅亮的《仪礼管见》宗主郑学，而其他经解则博采汉儒之说。王鸣盛评论：褚氏“公听并观，其墨守家法与择善而从，仍两不相悖也。凡此数者，余皆与先生有同志。若《尚书》《毛诗》，则余惟力遵郑义，而先生亦许可之。德不孤，必有邻”[38]。王氏《尚书》学也是既讲家法，又不囿于一家经说。阮元称其“守古之法无守古之迹，寖寖乎周、秦、汉、魏之间”[39]。王鸣盛由文人而转为经师，以汉学家法倡导学界，却无泥古之迹，虽未必能规范后人，但对乾嘉经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钱大昕肯定“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训诂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而批评宋儒“师心自用”，不守家法。[40]他推重顾炎武、阎若璩、惠士奇、臧琳等人以训诂之学治经，并以此谈汉学家法：“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而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益晦。”[41]钱大昕所谓训诂，当然不限于文字考证。然而，较之惠栋、王鸣盛谈论家法时广涉章句、经解，力排唐、宋经学略有不同，钱大昕强调从文字、音韵来解经，尊崇汉儒训诂。这反映了汉学壁垒建立之后，一些学者的家法观念由经说转重小学。戴震及其弟子段玉裁、高邮王氏则为代表这一趋向之翘楚。

江藩曾从余萧客、江声受业，为惠栋的再传弟子，被称为“学有师法”[42]。他说：“治经首重家法，家法不明即为俗学，故《汉书·儒林传》诸经师必详所出，不明者不录。国朝诸老亦然，余所以有《汉学师承》之作，初学切宜确守。”[43]他梳理清代汉学师承，彰显了家法的重要性，但对家法的理解比较狭窄。在他看来，“家法，即《左雄传》注所谓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法是也。其大旨在守师说，如《易》有施、孟、梁丘、费、高是也；《书》有伏、孔，伏之传下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毛与齐、鲁、韩；《礼》有二戴、庆氏；《春秋》有左、公、榖，其间文字异同，章句互错，各守师传，不相沿袭”[44]。长于考史的沈钦韩也主要从“一家之学”及经文异同来谈家法。他述汪喜孙的“受经图”云：“有专经则有家法，后焉者以授某，则先焉者受于某，故五经之道殊塗同归。其通儒大师，缀于著籍，区别于九野，徽帜如六军，要以严同异之辨，极好乐之专而已。”[45]故他认为，汪氏家世传业，如同汉之经学传衍。他们重视传承师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家法的丰富内涵。

综观之，乾嘉古文家谈汉学家法，本质上是通过诠释汉代经学而重新确立经学宗旨和学术途径，其言论重心或意在与宋儒立异，自建学术壁垒，或侧重小学方法，或注重经说师承，而汉儒许、郑是其学术典范。臧庸致函王鸣盛云：“研究经学必以汉儒为宗，汉儒之中尤必折中于郑氏。”[46]江藩也说：“何谓汉学？许、郑诸儒之学也。何谓宋学？程、朱诸儒之学也。”[47]这类言论在惠栋、王鸣盛的学术圈中每每可见。一些学者认为许、郑“精研六籍，集百家之成，而又各自守其师法，不为苟同”。许、郑说经虽异，“此正师说相承，汉经师之家法”[48]。他们将许、郑视为经学家法的典范，而郑玄兼采众家、自创经说的学术门径也得到肯定。

事实上，有思想的汉学家并不以拘泥师说为家法。戴震曾言：“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49]章太炎就此指出：“盖前者依师以为墙壁，后者勤于自求故也。然东原之门，即有王、段、孔三子，所得乃似过其师者。盖东原但开门径，未遽以美富示人。”[50]戴氏之意，或许因弟子们碍于名师的权威和师法尊严，难有学术创造，故并不要求弟子严守师说。而章太炎认为，“大国手”戴震门下仍有著名学者，而经学精深程度甚至青胜于蓝。朱珪则称戴震、段玉裁“二人竟如古之师弟子，得孔门汉代之家法也”[51]。总之，他们所谓师法、家法侧重于以小学为基础的治经方法和朴实学风，而不像江藩、沈钦韩等人重视拘守师说。随着嘉道今文经学的兴起，家法观念又有所更新。

三、今文家之家法

彰显家法的江藩好说师承，云：“古者传经多以口相授，故异者滋多。东汉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后，许慎著《五经异义》，郑康成有《驳异义》，此即辨异同之所自始也。习经者当知其同，尤不可不辨其异。约举其例，厥有数端：曰文异，曰义异，曰篇异。”[52]师承授受不同，必然产生文字、义理和篇章的差异。无论经师们对此是否看重，它们都是客观事实。乾隆年间，一些古文家推崇许、郑之学，推重小学方法，大体也认同郑玄兼治今、古文经的路向。但嘉道今文家需要重释家法，从而确立今文经学的正统性。针对古文家的小学嗜好和专长，今文家宋翔凤认为：“汉之经师，咸有家法。唯有小学，义在博通。”[53]在他看来，小学偏重博通，与经学家法不同。与此同时，他还彰显今、古文经的差异，指出：“西京之世，自朝廷至乡党，文章议论罔不为今文家说。惟司马迁作《史记》，用孔安国《书古文》说及《春秋左氏传》，然其大体，一依今文家法。”至西汉末年，刘歆始“尊古文，独至王莾柄政，遂用其说”[54]。经学家法的正统性，于此不言而喻。随着今文经学流播渐广，不治今文者也谈今、古文之分。校勘名家顾广圻好谈师法，在其师江声卒后，颇感困顿荒落，“自惧师法之失”[55]。他所云“师法”主要是今、古文经之分，今文家李兆洛撰顾氏墓志云：君“尝论经学云：汉人治经最重师法，古文、今文，其说各异，混而一之，则轇轕不胜矣！”[56]以区分今、古文经学为“师法”，这不仅是顾广圻的看法，而且是李兆洛的主张。

嘉道以降，今文学者对兼治今、古文的郑玄不乏批评。李兆洛指出：“今之所谓汉学者，独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汉学之大贼也。西汉经师，大抵各为一说，不能相通。就其不相通，而各适于道也。此正圣人微言大义，殊途同归之所存也。康成兼治众家，而必求通之。于是望文穿凿，惟凭私臆，以为两全，徒成两败。此正徐防所谓轻侮道术者也。”[57]这与前述吴中学者的家法观念形成对照，旗帜鲜明地否定了古文学家法。

道光进士迮鹤寿曾在诂经精舍师事王鸣盛，却有志发挥今文家的微言大义，著《齐诗翼氏学》4卷。他对王氏盲崇郑学不以为然，认为“专门家法，盖指专守一家之说而言，若康成之会通《三传》，即非家法。乃先生云专门家法，则当《三传》并存，窃所不解”[58]。他作《蛾术编》案语云：

郑氏之学，人人师之，其有以为不然者，盖亦罕矣。先生生平专守郑氏一家之言，可谓能得所师。所著《尚书后案》三十卷，搜罗宏富，辨证详明，洵为郑氏功臣。然先生往往自称独守郑氏家法，于古今一切训诂，一切议论，与郑合者则然之，略有异同则黜之，必欲强天下之人悉归于郑学而后可……先生辄谓恪守家法。夫郑学之的确不磨者，固宜守之。若其支离未当者，而亦守之，亦安贵此家法哉！[59]

迮鹤寿认为，士人不必尽守郑氏家法，实则对古文家的家法主张提出了挑战。后来皮锡瑞、廖平也持相似看法，对郑学有所批评。

今文家并非完全排斥郑学，或者专守西汉一家之学。上述言论主要表明，一些经师家法观念的重心已由区分汉、宋及侧重小学方法转向区分今、古文经，这是今文家别开生面的捷径。刘逢禄说：“汉人治经，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丘，《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师说今皆散佚，十亡二三。世之言经者，于先汉则古《诗》毛氏、于后汉则今《易》虞氏，文辞稍为完具。然毛公详训诂而略微言，虞翻精象变而罕大义。求其知类通达，微显阐幽，则公羊氏在先汉有董仲舒氏，后汉有何劭公氏，子夏传有郑康成氏而已。”[60]他认为，汉儒师说散佚不存，而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较好地传承了家法，自然是经学正宗。他彰显今文学家法，从而为走出偏重考据的古文经学，构建适应社会需要的经学系统寻找理论依据。

侧重今文经的陈寿祺肯定“汉代经师，恪守家法，专门命氏，显于儒林”[61]。他认为汉代今、古文家法殊途同归，但他谈论家法的主旨仍是区分今、古文，故云：“汉儒传注，有古学、今学之分，必先考其家法，然后异同可辨。”[62]这里所谓“先考其家法”，即区分今、古文经学。故清末今文家廖平认为：“陈氏父子《诗、书遗说》，虽未经排纂，颇伤繁冗，然独取‘今文’，力追西汉，魏晋以来，无此识力。”[63]廖平重视区别今、古，其《今古学考》专论两汉今、古文经学之异，赞同“独取今文”。以至批评廖平的钱穆认为：“晚清言两汉经学，每好分别今古家法，张皇过甚，流衍多失。”[64]其实陈氏父子侧重今文，却不是“独取今文”，对古文经也有涉猎。不过，知“古学、今学之分”确实是清代今文家的家法观念。

他们研究今文经的具体途径不尽相同。陈寿祺认为：汉代以后，“去古日远，师法日微，训诂不明。而九经之文字意旨浸以不得其解……依注家所释，按之本文，往往有前后不能相通，彼此不能相应者。”[65]他自叹不能写出《经传释词》一类著作，却有志于校释经传的文字异同。他辑考汉、唐以降有关伏胜《尚书大传》的文字，辨别真伪，以复原书之旧，并重定传文，成《尚书大传定本》3卷。又辑考齐、鲁、韩《三家诗》佚文遗说，却未成书，去世前托付其子乔枞云：“吾四十归田，生平无他嗜，惟以书为性命，疲于文字之役，纂述匆匆未尽就，尔好汉学，治经知师法，他日能成吾志，九原无憾矣！”[66]他所谓“知师法”的基本内涵是区分今、古文经，侧重辑校经传遗文，考稽文字异同。陈乔枞继承父志，续成父业《三家诗遗说考》，于汉代以降（尤其是两汉和清代学者）有关《三家诗》遗说的文字异同、渊源和归属详加考辨。道光末年，陈乔枞自序《齐诗翼氏学疏证》云：“汉儒说经，最重家学”。文景之际，言《诗》者有鲁、齐、韩三家，并立学官。三家之学，“皆家世传业，守其师法”[67]。然而，流传后世者仅有《毛诗》，《三家诗》反而衰绝。他辑考《三家诗》的遗文佚说，梳理汉代经学的授受源流，也彰显了今文经学的家法。与陈氏类似的今文家还有褚寅亮、凌曙、陈立、柳兴恩等人，他们注重考证今、古文经传的文字，疏证其源流。他们讲家法，而与偏重微言大义的常州庄氏及龚自珍、魏源等人路径不同。

嘉道年间，一些今文家讲求微言大义，具体内容虽有差异，而“三统”“三世”说大抵是其家法的核心。孔广森的今文学之所以难得“微言大义派”认同，很大程度上也缘于此。他汲取戴震阐发情理关系的思想，讲“天道”“王法”“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内外之异例，远近之异辞，错综酌剂，相须成体”[68]。在后来今文家刘逢禄看来，孔广森不取“三世”说，乃不明“三科九旨”，而“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尚奚微言之与有！”[69]治《公羊》学的陈立也认为：孔广森“专治《公羊》，为汉学家专门之学。然三科九旨，语稍立异，非复劭公之家法矣！”[70]魏源、皮锡瑞等人均持类似看法。梁启超也说，“戴震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庄存与则为“今文学启蒙大师”，专求“微言大义”。[71]他们认为，庄氏的今文学才是正宗家法。

庄存与阐释《公羊传》及董氏之学，注重分析类例，以辞释义，其三篇《春秋》学论著阐明家法，而所涉范畴极广。其《春秋举例》从技术角度指出《春秋》属辞比事的十条规则，比如“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择其重者而讥焉”等。[72]这些“规则”有裨于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未必确凿有据，一般学者较难把握。其《春秋要指》又总结出22条《春秋》“书法”，实则更宽泛地阐明家法，指示今文经学的途径，使学者知今、古文经学之别。如云：“《春秋》详内略外，详尊略卑，详重略轻，详近略远，详大略小，详变略常，详正略否。” “《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73]此外，庄氏《春秋正辞》发掘的“微言大义”，包括“建五始”“宗文王”“大一统”“通三统”“备四时”“正日月”、“审天命废兴”“察五行祥异”“张三世”“俟后圣”等论题。在庄存与那里，这些内容均可视为《春秋》家法。其主旨既有维护王权和“大一统”的理论，又有蕴含变易、改革因素的“三统”“三世”说，但后来今文家并未一一继承，而是有所选择。

从刘逢禄、宋翔凤到魏源、戴望、康有为等人，他们主要以“三统”“三世”说阐明今文家法。如同庄存与，他们推重董仲舒、何休一脉的《公羊》学。刘逢禄称魏源“治经好求微言大义，由《董子书》以信《公羊春秋》，由《春秋》以信西汉今文家法……皆足干城大道，张皇幽眇，申先师败绩失据之谤，箴后汉好异矫诬之疾。”[74]这其实也描述了刘、宋等人的今文学轨迹。刘逢禄主要以公羊学来论今文家法，而不同于庄存无分轻重地罗列数十义例，其《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将“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列为首卷阐释，重心鲜明可见。他指出：“《春秋》缘礼义以致太平，用乾坤之义以述殷道，用夏时之等以观夏道。等之不著，义将安放？故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于所见微其词，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由是辨内外之治，明王化之渐，施详略之文。”[75]刘氏遵循以辞释义的公羊学路数，也汲取庄述祖研究《夏小正》的见解，将“三统”“三世”说蕴含的进化、变易观进行了更为贯通的阐述。《春秋》既然有微言大义，则其他儒经皆为孔子所作，当然也不例外，这几乎是今文家的学术信念。因之，刘逢禄的《论语述何》也是以今文家法阐发《论语》，注重发掘其“三统”“三世”说。

宋翔凤不仅阐明今文家法的正统性，而且也以公羊学阐释《论语》。其《论语说义》释孔子“言礼之本”云：“孔子于《春秋》张三世，至所见世而可致太平，于是明礼之本，使先王之礼乐可行于今。遂贬霸术以明其器小。”[76]这种近乎牵强的诠释体现了《春秋》家法与《论语》学的融合。他又撰《论语师法表》，将《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及马融、郑玄等人的注解比较编排，以明不同文本的源流，并云：“以上五家皆各自名家，《论语》不立博士，故诸家授受之次，不能详焉。”[77]他没有详述《论语》的授受传衍，却有其师法所在，“三统”“三世”说仍是其主旨之一。

宋翔凤的弟子戴望推衍刘、宋之绪，以《公羊》义例释《论语》，阐释“齐学所遗，邵公所传”，成《论语注》20卷，被晚清学者称为“通知西汉经师家法”。[78]其实，戴望的“家法”也主要是“三统”“三世”说。故释《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云：“多闻谓所传闻世、所闻世也。”“多见，谓所见世也”。[79]他释同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亦云：“此明通三统之义，故举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于三正皆书王是也。”[80]戴氏以公羊家法诠释《论语》，多有附会。同时，他传承宋翔凤的今文经学，却不像宋翔凤那样兼容宋学，而是力排宋学，立异于兼采宋学的今文学主流。尽管如此，后人也不难了解戴望的家法内涵。

清末今文家皮锡瑞极重家法，这是其1903年在湖南师范馆讲授经学的重点，乃至当代论者称其讲稿为“经学家法讲义”[81]。他稍后撰著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也贯穿了彰显今文学家法的主旨。他点明“汉人治经各守家法”，而首先强调：“治经必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82]显然，他所谓家法，重在区分今、古文经学，讲求今文家的微言大义。在皮锡瑞看来，“汉时传今文者，有师授，有家法；传古文者，无师授，无家法”[83]。区分今、古文是两汉经学的家法所在，“而郑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不可考，则亦不能无失。故经学至郑君一变”。“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84]。皮锡瑞并不完全排斥古文经，这方面与陈寿祺父子并无大异。他的《今文尚书考证》30卷为一生学术重心，与陈乔枞的《今文尚书经说考》疏证体例基本相同。但他不赞同陈氏将郑玄的《尚书注》完全纳入今文经，而重视经文歧异及授受源流，书中论师法云：“先汉经师，必由口授。文字多寡，不名参差。派别三家，经有异本。师法虽无大异，传习不必全符。”[85]与此同时，皮锡瑞较之陈氏父子更重通经致用，阐发儒经的微言大义。他指出：何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其说亦无大异，而三科之议，已见董子之书。”[86]可见，皮锡瑞像多数今文家一样，视“三统”“三世”说为《春秋》学家法，并基于此而融会汉、宋。因为他关心现实社会的“改立法制”，故尤其青睐“三世”说，认为“三科惟张三世之义，明见于《公羊传》”[87]。这些论述体现了皮锡瑞的经学家法及晚清今文学的传承。   

四 、家法的学术余波

家法观念与学术流变密切相关。清代汉学兴起之时，在尊汉抑宋、自建壁垒的氛围中，古文家倡导的家法注重区分汉、宋，侧重小学方法或经说师承。而嘉道以降，今文家为了别开生面，重视区分今、古文，以“三统”“三世”说为今文学的核心，从而拉近经学与社会需要的距离。正如古文家楬橥家法以排斥宋学一样，今文家讲家法也蕴含排斥古文经学的意味。但其家法观念仍有相通之处。首先，古文家强调治经必通小学，重考据；今文家则注重区分今、古文章句，讲求微言大义。但有的古文家也讲求义理之学，一些今文家也不同程度地从事考据训诂，只是重心各异。其次，家法包括传承师说，但无论今文家，还是古文家，均非恪守师说，排斥其它学术资源。

继乾嘉古文家之后，晚清肯定郑玄家法者仍是主流。如调和、兼采汉宋的陈澧认为，何休“墨守之学，有宗主而无不同”。许慎“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惟郑氏家法，兼其所长，无偏无弊也”[88]。故他赞誉郑氏“家法至善，传之百世而无弊。又于纬候之书，历数律令之学，莫不贯综，是亦所谓集大成者也”[89]。孙诒让治《周礼》亦云：“今疏亦唯以寻绎经文、博稽众家为主。注有牾违，辄为匡纠，凡所发正数十百事。匪敢破坏家法，于康成不曲从杜、郑之意，或无悖尔。”[90]他认为不曲从前人注疏，正是康成家法。因此，江藩、张之洞等人总结清代学术时，认为汉学的开创者顾炎武、毛奇龄、朱彝尊、胡渭、阎若璩等人，乾嘉汉学世家如武进臧氏、吴县惠氏、武进庄氏、嘉定钱氏、曲阜孔氏、绩溪胡氏、高邮王氏、阳湖洪氏、闽县陈氏、甘泉焦氏、宝应刘氏、朱氏、仪征刘氏等，以及其他学者如秦蕙田、戴震、段玉裁、卢文弨、王鸣盛、王昶、程瑶田、邵晋涵、凌曙、龚自珍、张穆、魏源、陈立、邹汉勋、郑珍等人，均为“笃守汉人家法，实事求是，义据深通者”[91]。这份名单并非准确无遗，却可见其家法外延的宽泛性。

清代家法观念不囿于经学，而是广泛流播于其他学术领域。考据史学作为汉学的延伸，借用经学方法和观念也就顺理成章了。章学诚论校雠史籍，提出“家法宜辨。校雠之学，与著录相为表里。校雠类例不清，著录终无原委……家法分明，庶几条理可贯，而究史学者，可以溯流矣！他若编年故事、职官仪注之类，折衷历代艺文史部子目，以次区分可也”[92]。章氏所谓家法，是指校雠古籍、编纂史书的体例和方法，含义宽泛。家法也是章氏史论、史评的重要标准，如他认为通史有二长，“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93]。谱牒之学被汉学家纳入史学范畴，故钱大昕也称誉唐代诸臣奉敕修《氏族志》，“能修其家法”[94]。

与此同时，宗宋学者也不乏家法之说。仅以《清史稿》为例，书中虽无清晰的家法概念，但以家法一词记载了相关学者。其中除了提到阮元、褚寅亮、王鸣盛、金榜、汪家禧、王聘珍、马瑞辰、陈寿祺、刘逢禄、宋翔凤、戴望、林伯桐、包世臣等汉学家或倾向汉学者有家法、守家法之外，理学人物李光地、王安国、蔡新、曾国藩、朱一新、李颙、党成、童能灵均有相同记载。此外，辞赋文学家也有家法之说。如清初文人施闰章之“祖鸿猷，以儒学著。子姓传业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95]。曾国藩赏识门生张裕钊的文章，“益告以文事利病及唐、宋以来家法，学乃大进”[96]。鲁一同之子鲁蕡，诸生，“文有家法”[97]。有的书画世家，也讲求传承家法。一些子承父业的医家，也有家法观念。如著名医家陆懋修“先世以儒显，皆通医。懋修为诸生，世其学……后益博通汉以后书，恪守仲景家法，于有清一代医家，悉举其得失”[98]。显然，宋学人物以家法谈论儒学传承，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医家也借用该词，以彰显学术传承和规范。《清史稿》之外，相关记载在清代文集、诗词、传记作品中每每可见，不胜枚举。

宋学人物的家法虽然涉及经学，但主旨是阐发性理，辨明道统，与汉学家法差异较大。追本溯源，家法是治经的宗旨和方法，在清代也主要是汉学的基本理念。随着晚清学术调融、以及今文经学和经世思潮的发展，加之西学东渐的深入，注重学术畛域和传统的家法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光绪年间，著名经师俞樾的言论颇能折射出这种困境。他认为，诂经精舍的宗旨在于摒弃俗学，传承古诂，现在诸生“说经之文，多宗古训，即诗赋亦古体居多，非欲求异时流，盖不敢失许、郑两先师之家法”[99]。可见，在他的观念中，“时流”与许、郑家法其实多有矛盾。事实上，清末汉学家法的危机日趋明显。一方面，晚清一些人的家法内涵日益抽象而模糊。清末文士谭献既说臧琳的《经义杂记》，“治经以郑注、《释文》为宗，最得师法之正”；[100]又说陈寿祺“留心汉学，亦有志之士，而家法不正”[101]。实则谭氏崇奉庄存与一系的今文经学，于经学家法并无阐述。家法成为一些人论学品人的说词，而具体内容言人人殊。另一方面，一些谈论家法者未必真有家法。今文家廖平也谈家法，注重区分今、古文经，指出：“或以今、古为新派。曰：此两汉经师之旧法也。”他批评郑玄混乱今、古文经，而赞赏陈寿祺、陈立那样“以今古分别礼说”。又作《今古学考》，与郑玄混合今、古相反，创为今、古二派，“将其所误合处，悉为分出”，“以复西京之旧”[102]。但廖平并非严谨的考据家。至少，可谓知家法而不守家法的奇特人物。清末康有为“喜以经术作政论”，发展公羊家的“三统”“三世”说，彰显了今文经学的工具价值，而学术上多牵强附会。其弟子梁启超云：康有为治《公羊》、今文经，与廖平“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前人皆言“例”，康氏“则言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103]。康氏带有政治目的经学“家法”，与嘉道今文学的家法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此局面中，一些正统汉学家、尤其是古文家起而维护家法。吴中学者陈奂以研究《毛诗》著称，也重视家法。其及门弟子陈倬、张星鉴、戴望等均为同光学者，往来书信多谈经学家法。陈倬认为：“窃谓汉儒之学，至嘉道而大明，后贤恪守师承，自可宗风不坠。乃今之学者，辄思突过前人，于是驰骛渊博，取径遂流于杂。一倡百和，群然效之，岌乎殆哉！今之时又汉学将衰之候也。”[104]陈倬深感汉学将衰之势，且归咎于不守家法。这种看法虽然不无偏颇，却非空穴来风。清末章梫甚至认为，乾嘉时期“治汉学者，率以为务求其是，不守家法，所以似伏、孔而非伏、孔，似许、郑而非许、郑，总之可谓东京之学”。故他于学术，“欲以清源流，核名实，尚家法，黜游谈为先务”[105]。他们对清代汉学家法的估价各不相同，也未必准确，但维护家法的信念在晚清颇具代表性，只是其实效不能高估了。

事实上，因治学路数和认识角度的差异，晚清学者关于家法的评论已难有共识。俞樾早年学宋翔凤治《公羊传》，中年读高邮王氏书，晚年侧重古文经学。他不无自谦地说：“仆于经学全无师法，于诗文亦未克成家，徒以不知妄作，岁久益多，流播人间，旁及海外。”[106]俞氏弟子章太炎亦谓乃师“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107]。不过，缪荃孙认为，俞樾治经“以高邮王氏为宗，其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由经以及诸子，皆循此法”。所著“谨守家法不苟如此”[108]。俞樾既传承高邮王氏的小学方法及经、子之学，又基于古文经学而兼采今文，学无常师。论者的着眼点不同，看法也有所不同。

既然家法变得如此复杂多元，那么其负面效果必然日益显露。至清末民初，一些言论的家法含义也逐渐由褒而贬了。无论是古文家章太炎，还是阐扬今文经学的梁启超，都不认同惠栋拘守的家法，甚至以“家法结习”来贬评他人的学术保守性。因之，清末学者的家法观念大体趋于多元和淡化。知家法而不拘于家法，这体现了清代汉学家的主流观念，也总结了清代学者践行家法的有效途径。                                             

注释

[1] 例如陈祖武等著《乾嘉学派研究》认为惠栋之所以复兴汉代易学，是因其“近于《周易》本来面貎，且有师法家法传承”（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2005年，第96页）；陈居渊《惠栋：标帜汉学的吴派宗师》认为惠栋的家法观念是“重新强调汉儒家法，亦重视贯通诸家家法”（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4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上册，第273—284页）。

[2] [清]蒋湘南：《经师家法说》，《七经楼文钞》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54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5－236页。

[3]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4][清]胡秉虔：《汉西京博士考·序》，《丛书集成新编》,第9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663页。

[5]这9处分别是《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卷七四《魏相传》（第3137页），卷七五《翼奉传》（第3170页）、《李寻传》（第3179页），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第1429页），卷八一《张禹传》（第3347页），卷八八《儒林传》3处（第3599、3605、3616页），卷九九下《王莾传》（第4170页）。

[6]《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提到师法的3处是卷二五《卓茂传》（第869页），《鲁丕传》（第884页），卷二七《吴良传》（第943页）；提到家法的9处是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281页），卷二五《鲁恭传》（第878页），卷三十上《杨统传》（第1047页），卷三五《郑玄传》（第1213页），卷四四《徐防传》（第1500页），卷六一《左雄传》（第2020页），卷七八《宦者列传》（第2513页），卷七九《儒林列传》（上、下）2处（第2545、2581页）。

[7] [清]王鸣盛：《师法》，《十七史商榷》卷二七，《续修四库全书》，第452册，第322－323页。

[8] [清]阮元：《王西庄先生全集序》，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第546页。

[9][清]赵春沂：《两汉经师家法考》，《诂经精舍文集》卷一一，《丛书集成新编》，第5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13页。

[10][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6页。

[11][清]胡缙：《两汉经师家法考》，《诂经精舍文集》卷一一，《丛书集成新编》，第59册，第213页。

[12]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90—191页。

[13]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14][清]孙星衍：《增立郑氏博士议》，《平津馆文稿》卷上，《孙渊如先生全集》，《四部丛刊初编》，第4页。

[15]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叙传》，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360页。

[16] [清]江藩：《汉宋门户异同第十五》，《经解入门》卷三，上海，文林书局，光绪二十年刊本，第5页。

[17] [清]惠善旌等纂修：《惠氏宗谱》卷首“恩纶”，光绪二十五年刊本，第2页。

[18] [清]彭启丰：《惠征士家传》，《惠氏宗谱》卷四，光绪二十五年刊本，第1—2页。

[19] [清]惠栋：《韵补序（代）》，《松崖文钞》卷一，刘世珩聚学轩刊本，光绪二十五年，第11页。

[20] [清] 钱大昕：《古文尚书考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四，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68—369页。

[21] 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第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27页。

[2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3页。

[23] [清]纪昀等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8页。

[24][清]张尔田：《松崖读书记序》，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19页。

[25] [清]刘逢禄：《自序》，《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续修四库全书》，第129册，第458页。

[26] [清]惠栋：《九经古义·九经古义述首》，《丛书集成新编》，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63页。

[27] [清]臧庸：《与江叔云处士书》，《拜经堂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第540页。

[28] [清]李元度：《王西庄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四，同治五年刊本，第31页。

[29] [清]钱林：《任启运附王鸣盛、曹仁虎、赵文哲、吴泰来》，《文献征存录》卷四，有嘉树轩刻本，咸丰八年，第56页。

[30] 王元增纂修《二十四世·鸣盛》，《续王氏世谱》卷五，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1925年铅印本，第1－2页。

[31] [清]王鸣盛：《序》，[清]褚寅亮：《仪礼管见》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88册，第373页。

[32] [清]王鸣盛：《三十而立》，《蛾术编》卷八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51册，第71页。

[33] [清]王鸣盛：《许氏引师说尊之如经》，《蛾术编》卷一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187页。

[34]  [清]王鸣盛：《郑康成》，《蛾术编》卷五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560页。

[35]  [清]王鸣盛：《光被》，《蛾术编》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71页。

[36]  [清]王鸣盛：《郑康成说经会通众家不拘一师》，《蛾术编》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79页。

[37]  [清]王鸣盛：《惠氏易》，《蛾术编》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67页。

[38]  [清]王鸣盛：《序》，[清]褚寅亮《仪礼管见》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88册，第373页。

[39] [清]阮元：《王西庄先生全集序》，《揅经室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第546页。

[40] [清]钱大昕：《经籍籑诂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第377页。

[41] [清]钱大昕：《左氏传古注辑存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四，《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第371页。

[42] [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286页。

[43] [清]江藩：《经解入门凡例》，《经解入门》卷前，上海文林书局，光绪二十年刊本，第1页。

[44][清] 江藩：《说经必先明家法第二十七》，《经解入门》卷四，第18页。

[45] [清]沈钦韩：《受经图说》，《幼学堂文稿》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99册，第145页。

[46] [清]臧庸：《上王凤喈光禄书》，《拜经堂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第539页。

[47] [清]江藩：《汉宋门户异同第十五》，《经解入门》卷三，第5页。

[48] [清]陆尧春：《诂经精舍崇祀许郑两先师记》，《诂经精舍文集》卷三，《丛书集成新编》，第59册，第148页。

[49] [清]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第10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669页。

[50] 章太炎：《菿汉闲话》，《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

[51]  [清]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珍本年谱丛刊》第104册，第610页。

[52]  [清]江藩：《群经辨异第三》，《经解入门》卷一，第6页。

[53] [清]宋翔凤：《小尔雅训纂序》，《朴学斋文录》卷二，嘉庆二十五年刊本，第10页。

[54]  [清]宋翔凤：《汉学今文古文考》，《朴学斋文录》卷三，第9页。

[55] [清]顾广圻：《题江艮庭先师遗札册后》，《思适斋集》卷一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第128页。

[56] [清]李兆洛：《顾君墓志铭》，顾广圻:《思适斋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第3页。

[57] [清]李兆洛：《序》，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卷首，《丛书集成新编》，第30册，台北，新文丰 出版公司，1985年，第268页。

[58] [清] 王鸣盛：《左氏论断多谬》，《蛾术编》卷七“迮鹤寿案语”， 《续修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101页。

[59] [清]王鸣盛：《郑康成》，《蛾术编》卷五十八“迮鹤寿案语”， 《续修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560—561页。

[60] [清]刘逢禄：《春秋公羊解诂笺序》，《刘礼部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第62页。

[61] [清] 陈寿祺：《上仪征阮夫子请定经郛义例书》，《左海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第135页。

[62] [清]陈寿祺：《经郛条例》，《左海文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第141页。

[63] 廖平：《知圣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0页。

[64]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53页。

[65] 陈寿祺：《答王伯申侍郎书》，《左海文集》卷四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第166页。

[66] [清]谢章铤：《左海后人朴园陈先生墓志铭》，《赌棋山庄文集》卷七，光绪十年福州刊本，第5页。

[67] [清]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自叙》，《齐诗翼氏学疏证》卷前，《续修四库全书》，第75册，第39页。

[68] [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二，见《顨轩孔氏所著书》，嘉庆年间刊本，第1页，

[69]  [清]刘逢禄：《春秋论下》，《刘礼部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第58页。

[70] [清]陈立：《上刘孟瞻先生书》，刘师培：《跋陈卓人上刘孟瞻先生书》，《左盦题跋》，《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2册，宁武南氏，1936年刊本，第28页。

[7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4页。

[72]  [清]庄存与：《春秋举例》，道光年间味经斋遗书刊本，第1—4页。

[73]  [清]庄存与：《春秋要指》，道光年间味经斋遗书刊本，第1—2页。

[74]  [清]刘逢禄：《诗古微序》，《刘礼部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501册，第170页。

[75]  [清]刘逢禄：《张三世例弟一》，《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29册，第461页。

[76]  [清]宋翔凤：《论语说义》卷二，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刊本，第19页。

[77]  [清]宋翔凤：《论语师法表》，《丛书集成续编》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641页。

[78]  [清]刘师培：《戴望传》，见戴望：《谪麐堂遗集》卷首，宣统三年刊本，第1页。

[79] [清]戴望著，郭晓东校疏：《戴氏注论语小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页。

[80] [清]戴望著，郭晓东校疏：《戴氏注论语小疏》，第62页。

[81] 详见吴仰湘、姚茂军《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82]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89页。

[83] 皮锡瑞：《论以传附经始于费直》，《经学通论》（一），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6页。

[84]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49、155页。

[85] 皮锡瑞：《凡例》，《今文尚书考证》卷前，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86] 皮锡瑞：《论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经学通论》（四），第6页。

[87] 皮锡瑞：《论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经学通论》（四），第8页。

[88] [清] 陈澧：《郑学》，《东塾读书记》卷十五，光绪年刊本，第2页。

[89] [清]陈澧：《郑氏全书序》，《东塾集》卷三，光绪十八年菊坡精舍刊本，第9页。

[90]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凡例》，《周礼正义》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82册，第4页。

[91] [清] 张之洞：《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976－9978页。

[92] [清] 章学诚：《论修史籍考要略》，《校雠通义》卷四，《章氏遗书》，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第34－35页。

[93] [清]章学诚：《释通》，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75页。

[94] [清]钱大昕：《吴兴闵氏家乘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六，《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第428页。

[95] 《清史稿》卷四八四《施闰章传》，第4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328页。

[96] 《清史稿》卷四八六《张裕钊传》，第44册，第13442页。

[97] 《清史稿》卷四八六《鲁一同传》，第44册，第13432页。

[98] 《清史稿》卷五0二《陆懋修传》，第46册，第13881页。

[99] [清]俞樾：《诂经精舍四集序》，《春在堂杂文六编》卷七，光绪二十五年《春在堂全书》本，第2页。

[100] [清]谭献著，范旭仑，牟晓朋整理：《谭献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2页。

[101] 谭献：《谭献日记》，第192页。

[102] 廖平：《今古学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6、58页。

[10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9页。

[104] [清]陈倬：《陈倬致张星鉴》，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修订本）》下册，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818—819页。

[105] [清]章梫：《复王子庄先生书》，《一山文存》卷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33辑第32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22、324页。

[106]  [清]俞樾：《致金武祥》，《俞樾函札辑证》（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32页。

[107] 章太炎：《俞先生传》，《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7页。

[108] [清]缪荃孙：《俞先生行状》，《艺风堂文续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574册，第180页。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