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经筵讲义》中的帝学主体意识

作者：王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来源：《原道》第34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初八日辛亥

          耶稣2018年11月15日

内容摘要：朱熹《经筵讲义》因其“帝王之学”的性质，特别强调“大学之道不在于书而在于我”，将“我”视为帝王之学成就的关键。

这不仅是因为“天命在我”“知之在我”“其机在我”“至善在我”，还与帝王的特殊身份与朱熹的经典诠释宗旨有关，体现了朱熹帝王之学的人文理性与儒学的实践品格。

在内圣修德与外王事功成就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天命”之性的察识扩充，格物致知的豁然贯通、心与理一，还是诚意正心于善恶“几微”处做工夫，以至于明明德于天下的“至善”之境的实现，

都有赖于“我”之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道德践履的自觉，这不仅与帝王的特殊身份与朱熹经典诠释宗旨有关，而且与个体从知到行的道德自觉与践履密切相关。

“我”是联通物我、人己、天地、社会与自然的中介，不仅具有天赋“明德”，而且具有认识自身与天地万物、参赞化育的能力。

关键词：《大学》；经筵讲义；帝王之学；主体意识

一、引言

在朱熹《四书》学的新经典体系中，《大学》是其平生用力最多的一本书，他曾经自言：

“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1]

并且将《大学》作为《四书》之首，认为“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朱子语类》卷14，第249页），“然后及乎《六经》”。[2]

为此，他不仅重新编定《大学》文本，多次修改《大学章句》，而且在绍熙五年入侍经筵之际，发挥《大学》经义，撰写《经筵讲义》，进呈宋宁宗，

力图以《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为框架，建构以“道德性命”为特征的帝王之学，以儒家的价值理念影响君主，

感格君心，致君尧舜，成就君德帝业，重构政治社会生活秩序，实现天下有道的王道理想。

如果说朱熹的《大学章句》是为国家塑造与培养合格的士大夫而进行的经典诠释，强调的是“初学入德之门”，“学者必由是而学焉”；[3]

那么《经筵讲义》则是以培养合格的帝王为指向的“帝王之学”的经典文本，其重点在于“后之君子欲修己治人而及于天下国家者，岂可舍是而他求哉”（《经筵讲义》，第692页）。

将《大学》中的“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作为帝王应该要掌握的修身治国之要道（《经筵讲义》，第691页）。

然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对《大学》经旨的义理发挥，《经筵讲义》与《大学章句》相较而言，特别强调“大学之道不在于书而在于我”，

要求在学习《大学》时，“必先读经文，使之习熟，而纲领条目罗列胸中，如指诸掌，然后博考传文，随事体察而实致其力，

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无不止于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见其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经筵讲义》，第699页）

将文本的熟读与日用常行的察识践履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做身体力行的工夫，从而实现内圣外王的“大学之道”。

这种将“书”与“我”对举，对“我”之主体性的重视与高扬是《大学章句》中所没有的。

朱熹为什么会如此高扬“我”之主体性与自觉性呢？这不仅与《经筵讲义》所教育的对象为帝王的特殊身份有关系，

而且还与个体由“知”到“行”的道德认知与实践过程密切相关，还与朱熹的经典诠释宗旨有联系。

二、道德自觉性与主体性：

圣王理想实现的关键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大权主要集中的皇帝一人手中，

“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乙酉拟上封事》，第618页）。

因而人主之学与不学，学之正与不正，天下治与不治全在乎其喜怒哀乐、频笑念虑、视听言动之间；

在乎其是从国家社会发展的整体公义与百姓的幸福安康出发，还是从个人的穷奢极欲、权力富贵等私欲出发；

是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还是人心流荡、物欲横流？

作为经筵讲官的朱熹及其他百官大臣，对待君主无限膨胀的权力与私欲，均无法从根本上或制度上予以限制或解决。

虽然朱熹利用经筵进讲的机会，树立了“天理”的最高权威与本体原则，将君主也纳入了儒家之道规范的范围，

要求其按照理学的要求修身立德，治国理政，从而“正君心”限君权，但是其力量毕竟有限。

对此，朱熹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他一面运用理、气、心、性等哲学命题与逻辑体系建构帝王之学，力图从理论上说服、打动、影响君主，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将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君主自身的道德自觉性与主体性上，所以朱熹说：“此事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则在陛下。”（《乞进德劄子》，第675页）

朱熹作为经筵侍讲，其所能做的也就是将帝王之学的原理、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为人处事的原则，应事接物的方法等讲清楚、讲透彻，

而最终的成效如何则需要君主从格物致知、即事穷理中体会天理本性之善，充分发挥主体的道德自觉性与能动性，身体力行地扎扎实实做诚意正心的道德践履与修己治人的功夫。

“天下事，须是人主晓透了，自要去做，乃得。”（《朱子语类》卷108，第2679页）

明理体道（知）之后，则要做择善固执、惟精惟一的功夫（行），才会“圣德日新，圣治日起”而有“得”（德与业）。

如果帝王设置经筵讲官进讲，只是“徒为观听之美”而不“实下功夫”，将所学的要道义理不用之具体的身心实践与现实政治社会的治理之中，

再高明的道理与学问，也无法发挥“窒乎祸乱之原”的功能而有益于治道（《经筵讲义》，第712-713页）。

（朱熹）

所以“大学之道不在书而在我”，这既是朱熹对主体之“我”的道德自觉性与主体性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对实现帝王之学无可奈何的选择与一声叹息。

三、认知来源与过程：

天命在我、知之在我

朱熹如此高度重视帝王“大学之道不在书而在我”的主体意识，除了帝王的特殊身份外，还与认知产生的根源与过程密切相关。

首先，从认知的来源而言，“天命在我”。

人处天地之间，无不“受天地之中以生”，具有仁义礼智之性，这是天之所赋予我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也即所谓的命，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

“我”是“天命”之载体，“明德”在我而不在于人，“其全体大用盖无时不发见于日用之间，事亲事长、饮食起居，其所当然，各有明法”。

“明德”时时在日用伦常、待人接物处体现出来，但是“人”往往身处其中而“不察”，以至于其常为“气禀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

这种明德不能自明的根本原因不在他人，而在于我“自有以昏之”，而“又自陷于一物之小”，不能立定“大体”而为气禀物欲所夺，导致人性沉沦，明德昏昧，

所以明明德的实质就是就“己”身上做功夫，“自明己之明德也”，再推已及人以新民而臻于至善。

如果人“能自明其明德”，则可以“治天下国家而有以新民矣”（《经筵讲义》，第700页）

所以“天命在我”而不在于人，发现、扩充、恢复、彰显、光大“我”之“明德”不仅是天所“命”我之本然与义务，

而且“推吾之所自明以及之，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经筵讲义》，第694页）

一切的成就乃在于“己”之努力与向善。君主作为天下之根本，其言语动作、应事接物之际无不直接关系到天下的兴衰治乱，

如果君主能够“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无不新，则天命之新将不旋日而至矣”。

反之，如果“君之德昏蔽秽浊而无以自新，则民德随之，亦为昏蔽秽浊而日入于乱。

民俗既坏，则天命去之，而国势衰弊，无复光华”，最终导致“灭亡之将至”，国破家亡。（《经筵讲义》，第703页）

君德既是天命转移的依据，也是民心向背、风俗淳正、社会和谐、国家治理的依据，因此作为帝王而言，更应该奉天承命，充分发扬其天命之性，

端本正始、明善诚身，把握天命，身为表率，顺理因性，自新新民，最终明明德于天下，“得以与乎帝王之盛。”（《延和奏劄五》，第664页）

其次，从认知的过程而言，“知之在我”。

帝王欲成就尧舜圣王事业，当以讲学明理为先（《壬午应诏封事》，第578页），

而“学莫先于致知”（《大学或问》，第524页），

“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经筵讲义》，第697页）。

由于通天地万物无非一理，理又散在万物之中，物物各有其一定之理。理在物中，物不离理；理无形而物有体，通过即有形之物，可体无形之理。

因而格物致知，需要“我”广泛地接触万物，即事即物，“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

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于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经筵讲义》，第709页）

通过“学问思辨”的方法，体察事物之“理”，“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知道事物之所以然与所当然，

“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大学或问》，第528页）

从究一物之理到脱然贯通以至于达到对万物之理一的认识，中间都需要发挥“我”之心“具众理而妙万事”、虚灵应物的功能，

“推而致之”，反身而诚，“凡自家身上，皆须体验得一个是非”（《朱子语类》卷15，第284页），

体察彻悟到“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一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大学或问》，第528页。

理在物中，亦在心中，达致“物我一理，才明此即晓此”，以此“合内外之道”（《大学或问》，第525页），使其“内外照融，无所不尽”，

所以说“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矣。”（《经筵讲义》，第697页）

在格物致知的过程中，从“理之在物”到“知之在我”，从认识、发现、体认天理本然之“明德”，到推至其极而知致，

“我”之主体性与能动性，依然是沟通内外、连接物我的关键。

四、道德践履与成就：

其机在我、至善在我

在成就圣王理想的道路上，体会到天理之来源与所存，接下来就是要将之贯彻到身心道德实践中去，方可意诚心正、成己成物。

首先，从道德实践的关键点而言，“其机在我”。虽然通过格物致知洞悉了“天理”就是“人心之本然”，

然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道心、人心之别。如何在天理人欲、道心人心之间，确保心之所发皆一于善而意诚心正呢？其着力点何在？

朱熹认为“本心之善，其体至微”，常常会受到利欲的侵扰与攻击。如“一日之间，声色臭味游衍驰驱，土木之华、货利之殖杂尽于前”（《己酉拟上封事》，第618页），

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声色利害无时不在，以至于本然之善隐微不显，难以呈露（《己酉拟上封事》，第618页），

从而导致道心愈微，人心愈危，天理未纯，人欲未尽。因而要确保意诚心正，就必须“致谨于隐微之间”（《经筵讲义》，第712页），

在一念之间，深入体察何谓道心，何谓人心，何为天理，何为人欲，必信“其理在我而不可须臾离也”（《己酉拟上封事》，第618页）。

从而守其本心之正，做到“有主于中，有地可据”，其“隐微之间无非善之实者”。

私欲邪心没有可乘之机，可藏之处，道心主导人心，惟精惟一，克己复礼，“以此正吾心而应天下万事之本”（《戊申封事》，第591页）。

反之，如果“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是以虽以一念之倾，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几未尝不朋分角立而交战于其中”（《延和奏劄五》，第662页）。

作为身居深宫之中，不可得而窥的君主，“其心之邪正”的“符验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

念虑隐微之间，善恶得失之际，必然发见于外而不可掩，所以“其机在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戊申封事》，第591页）

诚意正心的用力之处就在于善恶得失隐微萌芽之处，需要“我”不时地深致省察，反身而诚，常存此心，于“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此为人欲耶？

果天理也，则敬而扩之，而不是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吾不以是裁之”（《延和奏劄五》，第664页）

日日克之，不以为难，持之以恒，自然可以做到“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也”。（《戊申封事》，第591页）

因此朱熹在诚意正心过程中特重慎独谨微的功夫，甚至将国家之治乱危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归之于心之公私邪正，

而心之公私邪正又源自于是循天理还是循人欲，需要我在善恶萌动的“几微”处用力，做慎独、精一、克复的工夫，这是从“知”到“行”的关转处。

其次，从道德的成就而言，“至善在我”。

如果格物致知是为了“求知至善之所在”，为“知”的工夫，需要我“因事推穷以至其极，而又推类以尽其余”，确立人生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那么，“自意诚以至于平天下”，则是“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经筵讲义》，第696页）

为“行”的实践，需要“我”涵养本原，“实致其功”，才能真正地“自得”而有“德”，得此道于身，达到“至善在我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境界。

至善既是天之所赋予“我”之本然之性，为“我”人生提供无穷的动力与方向，又是“我”通过后天的功夫修炼要达到的境界与目的。

纵观《大学》之文，所谓的“克明德”，就是“欲学者自强其志，”主动体认本有之明德，使天赋之正气正理“以胜其气禀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

所谓“顾諟天之明命”，就是“欲学者之于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以顷刻忘也”，以诚敬存心，念念在兹。

其言“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学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恶而迁善，则又如是日日加功而无间断”，持之以恒，择善固执。

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学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进其功”，日积月累，精益求精，“以求止于至善，亦日新之意也”。

以上所言，“其言虽殊，其意则一”，所用力之重点皆放在我之“实下功夫”，实致其功，以至于“至善在我”，知止得止，日新其德，优入圣域。

帝王如能至此，则“宋虽旧邦”，其命仍可“维新”，治理家国天下亦无难矣。（《经筵讲义》，第706页）

有鉴于此，朱熹在《经筵讲义》中时时不忘劝诫宁宗皇帝“深思猛省，痛自策励”，兼取孟子、程氏之言，居敬持志，求其放心，涵养本原，“

实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应故事而已也”，真知力行，内圣外王，成就君德帝业。（《经筵讲义》，第710页）

五、诠释宗旨：为学修身的

“第一义”与“第二义”

《经筵讲义》中将“书”与“我”对举，突出强调“大学之道”不在于“书”而在于“我”，表明了朱子所要诠释、建构的学问与思想体系，绝对不是字词训诂、雕章琢句，

“涉猎记诵而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而以华靡相胜”的俗儒书生之学，而是要与个体身心实践相结合，“

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几，而必反之身以践其实”，

有利于社会秩序重建、内圣外王理想实现的经世致用之“正学”。（《己酉拟上封事》，第619页）

其对《大学》经典的学习与诠释过程中，“必先读经文，使之习熟，而纲领条目罗列胸中，如指诸掌，”

然后“博考传文，随事体察而实致其力”（《经筵讲义》，第699页）的为学原则与方法的强调，体现了其“读书底已是第二义”（《朱子语类》卷10，第161页）

而只有落实于现实生活中的身心实践才是“第一义”的为学宗旨。[4]

朱熹认为，《大学》等儒家经典承载了古帝明王、先圣前哲的“粲然之跡、必然之效”，是古圣先贤的人生智慧、社会阅历、治国理政等历史经验的结晶，

因而欲求道明理，需“即是而求之”（《行宫便殿奏劄二》，第669页），“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以圣人之意以求天地之理。”（《答石子重》，第1920页）

通过经典文本与语言文献的学习，探求到蕴含在经典背后的圣人之道，并进而达致对天地万物之理的认识，成就尧舜圣王的事业。

但是经典毕竟是过去的历史社会、人生经验的总结，要突破经典文本的历史性与局限性，真正体会圣人之意，

发挥其对现实的世道人心、社会秩序、伦理纲常的指导意义，就必须发挥“我”之主观能动性，“少看熟读，反复体验”（《朱子语类》卷10，第165页），

“读书究理，当体之于身”（《朱子语类》卷11，第176页），将古圣先贤为学修身、治国理政的原则与道理，身体力行地切己体察、实践践履，“须是经历过，方得”（《朱子语类》卷10，第161页），

体之于己，才能得之于己，使得经典所承载的圣人之意与天地之理，在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延续其生命力，“活”在当下，发挥其应有的指导意义与作用，

体现了朱熹帝王之学的人文理性与儒学实践品格，这也是朱熹的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想体系能够历久弥新的魅力之所在。

六、结语

总而言之，在内圣修德与外王事功成就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天命”之性的察识扩充，格物致知的豁然贯通、心与理一，

还是诚意正心于善恶“几微”处做工夫，以至于明明德于天下的“至善”之境的实现，都有赖于“我”之主体意识的觉醒与道德践履的自觉，“我”是成己成物，成就尧舜圣王之君的关键因素。

这不仅与帝王的特殊身份与朱熹经典诠释宗旨有关，而且与个体从知到行的道德自觉与践履密切相关。

“我”作为万物之灵，是联通物我、人己、天地、社会与自然的中介，不仅具有天所赋之“明德”，而且具有认识自身与天地万物、参赞化育的能力，“我”之主体性始终是帝王之学实现的关键。

为此，为突出帝王自身的自觉性与能动性在实现帝学，成就君德帝业中的关键作用，朱熹在《经筵讲义》中对《大学》的义理进行诠释与发挥时，总会在章旨要义的结尾处，

联系帝王的立身行事，拳拳劝诫其“深留圣意”“实下功夫”，做真知力行的功夫，将大学要道会之于心，体之于行，得之于己，成之于事，由圣而王。

如《大学》解题中，朱熹希望宁宗能够就《大学》要旨及其以“此篇进讲”的用意处“惟圣明之留意焉！”（《经筵讲义》，第692页）

在《大学》经文前章中，朱熹希望宁宗于明德与新民、知止与得止的本末先后之序，以及“天下国家之达道通义”上详加审查，“深留圣意，乞伏睿照”（《经筵讲义》，第697页）。

《大学》经文后章中，则要求宁宗将修身、齐家的功夫落实到小至日用饮食之余，大到发号施令黜陟之际，做到“身修亲悦”，“举而措诸天下”，成就王道事业（《经筵讲义》，第699页）。

对于《大学》传文四章的诠释中，朱熹希望宁宗能够深入把握“克明德”“顾諟天之明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间的关系与意旨，

持之以恒，“实致其功”，摒弃禀物欲，天理日明，臻于至善，以承天命（《经筵讲义》，第706-707页）。

在释“格物致知”章时，则要求宁宗以格物致知的功夫“涵养其本原，“深思猛省，痛自策励”，“实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

以应故事”，将所学之义理要到运用至实际中去，“禀本执要”、“正心术以立纪纲而治天下（《经筵讲义》，第709-710页）。

在释“诚意”章的结尾处，朱熹希望宁宗，于一念之微处“深加省察，实用功夫”，存天理灭人欲，立身修德，以补“治道”（《经筵讲义》，第712-713页）。

朱熹经筵进讲总计七次，而其对君主在修身立德过程中的“我”之主动力行、践履之功的强调则高达六次。

其所有的劝诫与苦心，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希望通过经筵讲学，劝导、影响君主接受儒家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并激发君主内在的道德自觉性与能动性，

将儒家之道的原则与方法，运用到身心实践与治国理政的实际中去，从而引导君主由内圣通向外王，确保儒家德政仁治理想的实现。

这就是朱熹为何在《经筵讲义》中特重“大学之道不在于书而在于我”主体意识发挥的根本原因。

注释

[1]《朱子语类》卷14，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8页。下引从简。

[2]《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2，《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895页。下引从简。

[3]《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页。

[4]朱汉民：《实践—体验：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4期。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