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从《明实录》序文看明代政治文化"

作者：李谷悦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载《原道》第34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五月十六日壬辰

         耶稣2018年6月29日

内容摘要：《明实录》是明朝历代实录的合称，在明代具有“国史”的地位。《明实录》序文作为《明实录》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地位，又历数代沿袭，自成一套文献风格，是研究明代政治文化的切入点之一。通过对《明实录》序文的梳理与文本解读，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天命观、德政观、圣王崇拜和对历史鉴戒作用的重视，反映着明代一系列的政治观念、政治诉求和话语情态等政治文化元素。《明实录》序文在有限的篇幅之内，除少数几篇外，均要强调对历史鉴戒作用的重视，反映着明代政治文化的“史鉴”特点。通过《明实录》序文来解读明代政治文化，仍有许多可挖掘之处，《明实录》序文中反映着一系列的政治观念、政治诉求和话语情态，其文本的进一步解读仍值得学术界重视，而且结合其它史料的进一步研究，将会使明代政治文化的研究更加立体和深入。

关键词：《明实录》；政治文化；天命观；德政观；圣王崇拜

一、引  言

《明实录》是明朝历代实录的合称，是以历代皇帝与朝廷大事为中心编纂的史料，内容涉及到国家运行的方方面面，其在明代具有“国史”的地位。

《明实录》的编修在明代国家政治活动中具有很大影响力，也是今人研究明史的最重要的史料系统之一。

关于《明实录》的研究，谢贵安先生有很多的建树，其大作《明实录研究》是目前学术界关于《明实录》研究最为系统的成果之一。

但是可能限于篇幅与研究侧重，谢先生关于《明实录》序文的论述相对于其他问题较少，仅在《明实录研究》第六章第五节中有部分论述。[1]

而其他学者关于《明实录》的研究成果，基本没有将《明实录》序文作为研究主体的，其进一步解读、研究仍有待开展。

而《明实录》序文作为《明实录》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地位，又数代沿袭，自成一套文献风格，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些元素。

明代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深远的研究前景，赵轶峰先生在《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一文中有非常精当的论述，[2]

本文即试图对《明实录》序文进行政治文化视角的解读，希望可以为明代政治文化研究提供实证性的分析成果。

二、编篡过程、版本情况与行文结构

《明实录》序文即指目前传世可见的12朝实录的序文，包括《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明英宗实录》《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

《明武宗实录》《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明神宗实录》《明光宗实录》，此外还包括嘉靖帝为生父所修的《献皇帝实录》序文，共13篇序文。

《明熹宗实录》序文佚失不见，崇祯帝和南明诸帝的实录由于明朝覆亡而未成，现存之《明□宗实录》和《崇祯实录》也不能列入严格意义的明实录序列，在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校勘的《明实录》中以附录形式通行于世。

《明实录》的序文，根据谢贵安先生的研究，是在实录本体即将编修完毕之时进行修撰的，“序文之作已标志实录修纂接近尾声”。[3]也正因为如此，崇祯帝和南明诸帝没有实录主体，自然也没有修撰序文。

《明实录》序文均以第一人称撰写，有些是出自皇帝自己的手笔，如《献皇帝实录》序文，“嘉靖四年三月甲戌，命修献皇帝实录……为实录五十卷、宝训十卷，上皆亲序之。”[4]

有些则是皇帝命大臣撰写，皇帝审阅批准，如《光宗贞皇帝实录序》，“戊子，上视朝。

先是，大学士叶向高等以《光宗贞皇帝实录》《宝训》将完，恭请御制序文以冠篇首。得旨：‘著撰拟来看。’至是，拟序文二篇进呈。上览之，嘉其恭述详慎。”[5]

此外，据张四维的《条麓堂集》卷四收录有《恭拟世宗实录序文》，可知《世宗肃皇帝实录序文》是由张四维草拟而成的。[6]

但是，无论是皇帝亲撰还是大臣撰写皇帝批准，均被视为“御制序文”，《明实录》序文某种程度上是皇帝与大臣集体创作的成果，是国家最高层修纂的文本。

由于存在多个版本，或存或佚，序文也有一些文字上的出入，史语所对诸版本的《明实录》进行了校勘整理，也整理出了诸篇序文，

以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本（简称馆本）之晒蓝本为底本，其版本情况如下：

（1）太祖高皇帝实录序，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

（2）太宗文皇帝实录序，据抱经楼本补；

（3）仁宗昭皇帝实录序，馆本御制序首行有误，据中央图书馆藏旧钞本誊录影印北平图书馆本；

（4）宣宗章皇帝实录序，据礼王府本补；

（5）英宗睿皇帝实录序，据广方言馆本补，用葛思德东方书库本校；

（6）宪宗纯皇帝实录序，馆本缺御制序，承日本市古尚三教授影摄东京图书馆藏本惠赠，据以影印补；

（7）孝宗敬皇帝实录序，馆本；

（8）武宗毅皇帝实录序，据广方言馆本补；

（9）世宗肃皇帝实录序，馆本；

（10）穆宗庄皇帝实录序，馆本御制序讹脱颇多，据嘉业堂本誊录影印；

（11）神宗显皇帝实录序，馆本缺御制序，据内阁大库旧藏明内阁红丝阑精写本补；

（12）光宗贞皇帝实录序，馆本缺御制序，据广方言馆本补；

（13）献皇帝实录序，《明世宗宝训》卷2“嘉靖四年三月甲戌条”收有全文。

以上版本信息除《献皇帝实录》序文以外，均出自史语所编写的《明实录校勘记》，《献皇帝实录》序文则在《明世宗宝训》中保留全文，此为一篇特殊的《明实录》序文，是“大礼议”的产物。

世宗为藩王父亲编修实录，其内容基本围绕兴献王在府邸的活动，并不涉及国家层面，不能算是“国史”，史语所校勘《明实录》中并没有作为实录收录，目前只在天津图书馆藏有一部残本。[7]

此13篇序文，便是目前可见之《明实录》序文的全部，本文即以史语所校勘之《明实录》序文展开讨论。

关于序文之结构，纵观13篇《明实录》序文，大体相类，是结构较为固定的一种文体。今以《明太祖实录》序文为例，其文如下：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其言行、政治必有史臣纪载，以垂鉴戒，此古今之盛典，朝廷之先务也。

朕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统承天命，龙飞濠梁，扫灭群雄，除暴救民，拨乱反正，不十余年而成帝业。其间战攻讨伐、指麾号令，动如神明，无往不克。

及功成治定，制礼作乐、立法创制，纤悉备具，靡有所遗，诚卓冠于（嘉本无于字）古今者也。于乎！天生我皇考，圣智聪明，为启运创业之君，夫岂偶然！

数十余年为治之迹，诒谋之道，光辉显著，昭如日月。朕命史臣修纂实录，垂宪万世，使子孙臣庶仰而承之，尊而守之，（以上六字据嘉本补）可以维持天下于悠久。

自古兴国之时，皆由勤俭而得之，衰弱之季，皆由奢纵而败之。后世子孙臣庶，仰观于我皇考创立之艰难，栉风沐雨，劳心焦思，辛勤万状，得之不易，自不容于奢纵矣。

于乎，所以垂宪万世者此欤！苟惟求之于言，而不深究其实，甚非皇考之心，亦非朕之意也。后之览者，其钦承之！  永乐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这篇序文，首先是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申明史学的鉴戒作用，认为整理典籍是治国的首要大事。之后是叙述先皇帝的主要事迹与成就，亦多有溢美之词和隐晦之词。

接着是在位皇帝表达对于先皇帝的仰慕之情与继承基业的决心。最后是告诫后世皇帝、子孙继承先皇帝的德行，谨慎地守住天下。这就是《明实录》序文的大致结构，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的序文就没有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直接对先皇帝事迹进行总结。

三、《明实录》序文的文本解读

《明实录》序文的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最能反映出历代皇帝各自特色的部分，就是叙述先皇帝的主要事迹与成就。其中多有溢美之词和曲笔，对于先皇帝的成就大书特书。

上文所引《太祖武皇帝实录序》中盛赞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的丰功伟业，

“统承天命，龙飞濠梁，扫灭群雄，除暴救民，拨乱反正，不十余年而成帝业。其间战攻讨伐、指麾号令，动如神明，无往不克。及功成治定，制礼作乐、立法创制，纤悉备具，靡有所遗。”

同时强调了大明建立是“天命”昭然，全篇序文彰显了明初国家上层对开国之君的崇敬与政治自信。

《太宗文皇帝实录序》中总结成祖：

“皇祖太宗文皇帝，以至仁大圣，奠安宗社，君主华夷，覃霈恩泽，一视同仁。礼乐文明之化，弘被远迩，乾坤之内，日月之所照临，四裔君长，悉臣悉顺。

朝觐贡献之使，接踵道路，稽颡阙下者无虚日。建官府，授封爵，踰数十万里之外。德威广被，古所未有，何其盛也！”

《明太宗实录》修成于宣德年间，所以该序文以皇孙的口吻纂修。

“奠安宗社”即指“靖难之役”，隐去成祖朱棣起兵夺权的真相；盛赞永乐年间的文治武功，声扬大明国威，“四裔君长，悉臣悉顺。

朝觐贡献之使，接踵道路，稽颡阙下者无虚日。”尽管文笔中有溢美和曲笔，但也基本勾勒出了朱棣一生的主要事迹与成就，文武开拓之君的气象跃然纸上。

明仁宗在位不及一年，在皇帝位上没有太多作为，《仁宗昭皇帝实录序》则强调其即位前的诸多事迹：

“越自太祖高皇帝时历试之，而君人之度肇矣。皇祖太宗文皇帝举大义，安宗社，数年提兵转战，无内顾之忧者，居守之重有属也。

于时抚百姓，奖励士卒，咸得其心，经画国用，曲当其宜，国家大勋之集，盖亦根本之固也。

既正位东宫，益广圣学，默相皇化，而天下已想望风采。太宗皇帝时巡北京，及亲征叛虏，皆受命监国，裁决庶政，务从仁厚，而泽之所及已广。”

在“靖难之役”中防守北平城，并在朱棣攻打南京时安定后方，在成为太子以后担任监国，这些都是仁宗的主要功绩。

而对于他的早逝，序文称“曾未浃岁，而义声仁泽已孚洽于四海”，虽有些溢美，但结合仁宗自太子监国起便广施蠲免、赈济的善政，

以及赦免诸多建文帝殉难忠臣眷属的史事，可知此说法的合理性，序文颇有惋惜之情。

关于明代一些藩王叛乱，序文自然也言及，作为皇帝功业的一部分，

如《宣宗章皇帝实录序》中“布昭英武，以平僣乱；笃亲亲之意，以睦宗藩；得四海之心，以隆孝养。”总结了宣宗平定朱高煦叛乱和进一步怀柔、削弱各藩王的事迹。

《武宗毅皇帝实录序》中“群盗四起，其势盖甚炽矣，而旋就京观之封；叛逆一再觊觎，其形益以成矣，而皆不能逃甸师之辟。”

既总结了正德时社会动荡民变四起的情况，也叙述了朱宸濠等藩王叛乱的失败。

序文中也有大量曲笔，比如英宗遭遇“土木之变”，《英宗睿皇帝实录序》隐去了事变的原因和过程，而特别强调英宗因为性情仁厚而逢凶化吉，得上天眷顾，乃至“夺门”功成，重登皇位。

“惟夫深仁厚泽，浃于人心也久，故虽历险处变，而泰然无虞。用能得华夷之归心，荷上天之申命，再履帝位，恢弘治理，以终惠于天下。”

再如武宗的出巡与扰乱政治秩序，在《武宗毅皇帝实录序》中多有回护：

“惟皇兄承重熙累洽之运，文武弛张之道，循虞周时巡四征之典，出入起居，号令赏罚，或不能尽协于旧章。

然天性英明，刚而能断，委任辅相，无所猜疑，托以腹心，动必咨访，未尝以自用为贤。权幸有怙宠政乱者，始虽暂为所蔽，既觉，即加诛戮，不少假借。”

武宗行事乖张，与明代许多制度相违，序文中将此表述为“不能尽协于旧章”，任用刘瑾等则不书其昏聩，而强调武宗识破奸佞，大权仍在手中，“不少假借”。

《武宗毅皇帝实录序》完成于嘉靖四年六月十二日，世宗为其弟，于是序文以皇弟身份撰写，正值“大礼议”之时，序文强调武宗不放权力于臣下，而且“天性英明，刚而能断”，结合此时代背景很耐人寻味。

《明实录》序文自《武宗毅皇帝实录序》之后，曲笔之处愈多，溢美之词愈盛，反映着政治风气的变化，比如《世宗肃皇帝实录序》盛赞世宗“大礼议”，书法十分夸张：

“洪惟皇祖，躬秉圣资，出抚兴运，刬奸剔蠹，丕举王纲，立极建中，肇修人纪，凡诸大政令之因革，大典礼之制作，咸稽谋于天。

会通古今，经画自心，毅然独断，一洗俗吏牵迹、经生守文之陋，执之不疑。用能廓清垢氛，兴建废坠，五礼式叙，百度惟贞，群工奔走以受成，万姓倾心而向化。

卒之幽明协顺，中外敉宁，声教暨于交南，威灵憺于穷朔。盖我举（疑应作举我）太祖、成祖丕造之光烈而觐扬之。巍巍乎盛矣！”

《明世宗实录》修成于万历五年，神宗为世宗之孙，于是序文以皇孙身份撰写，认为世宗“大礼议”对于国家的意义可以与太祖、成祖的功业相提并论；“中外敉宁”，而隐晦“南倭北虏”的局面。

而《神宗显皇帝实录序》对于神宗的一生也是极尽褒美，

“惟天纯佑我明，奕叶重光，圣德神功，代垂信史。要以久道化成，享祚悠远，则肃皇为最著。

皇祖神宗显皇帝复起，而光大之，多历年所，眎肃皇尤溢焉，猗欤盛哉！凡四十八年之中，鸿谟骏烈，巍然焕然，不可殚述。”

开篇即强调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在位长久，超过了世宗，大书特书一番。

对于“万历三大征”则称颂为“恺泽涵濡，太和洋溢，九宇风动，万品春熙，声灵之所赫濯，歼哱播于一怒，造箕服于垂亡，洵非偶然之故已。”

其中，“哱”指宁夏哱拜，“播”指播州杨应龙，“箕服”指朝鲜，平定哱拜、播州的叛乱，援朝抗倭，就是所谓“万历三大征”，序文里认为是神宗德政之功，辞藻夸张浮华，

对于神宗的怠政、其与群臣关于继嗣问题的冲突及其派出矿监、税使攫取国家财富等事，则均回护不提。

明光宗只在位一个月，《光宗贞皇帝实录序》称：

“神皇厌代，宝位初登，凡前此未沛之屯膏，久郁之士气，一皆遵奉遗诏，涣发推行。德音始播，海内欣然，相庆为不世出之圣主也。

惟是天性笃孝，哀怛摧伤，万几丛于裁决，三礼瘁于躬亲，金縢无圭璧之祈，灵药寡瞑眩之效。才及匝月，而龙驭遽上昇矣。”

行文辞藻也十分华丽，隐去光宗贪淫伤身之事，而将其早亡归因于性情至孝，所以在神宗驾崩后未能节哀而伤身崩殂。

实际上，神宗由于皇位继嗣问题，与大臣关系紧张，引发诸多政争，光宗死亡也与政治阴谋有关，故有“红丸案”一说流传。

光宗在位时间短促，潜邸之时也少有作为，功绩着实不易表彰，于是《光宗贞皇帝实录序》抓住撤销神宗乱政的矿监税使与调和君臣矛盾等事迹，大书特书以为功德，“其他撤矿税、发内帑、起废臣、释重系，即如天好生，何以加兹。”

序文中最特殊的就是世宗亲撰的《献皇帝实录序》，因为兴献王并没有做过一天皇帝，但是为其上尊号和编修实录是“大礼议”最重要的一步，形成文献典籍，是“大礼议”成功标志之一，

所以此序文对于世宗也非常重要，为了处理兴献王不是皇帝的事实，在序文中采用了比附的方法，将兴献王比附为周文王：

“盖文王之治，虽止于岐，而其丕显之谟，克昌厥后，则实有帝王之德之功，何可泯也？！

……夫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帝王出治之本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帝王为治之要也。而我皇考以是二者，体之身心，发之言论，修之于宫阃之间，行之于封域之内。

……其识度高明，规模宏远，盖已具帝王之体。举而措之，于治天下也，特易易焉。……然即其所已书者观之，实无愧于文王之德之纯。”

周文王并未在天子位上，但是奠定了周灭商的基础，所以世宗将生父兴献王比附为周文王，也暗示着做皇帝的自己实乃天命攸归，与周武王相酹。

巩固自己的皇位正统性，正是世宗“大礼议”的首要目的，在此序文中表露无遗。

当然，序文中也有曲笔较少，相对中肯之篇。比如《孝宗敬皇帝实录序》中总结孝宗：

“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在位十有八年，事天法祖，以纲常为治，用人行政，御世理民之道，罔不具尽，是以人安物阜，海宇晏然。

虑夫越岁既久，文恬武嬉，则又励精洞察，欲大有所振兴革，而昊天弗吊，龙驭遽升。凡我臣民，攀号罔极，盖育是有遗恩焉。”

此段对孝宗的评价，结合明代史事，相对公允，而且还提到了孝宗后期政治“文恬武嬉”的局面，隐含批评之意，并表达了孝宗没能改革国政就不幸驾崩的遗憾。

《明孝宗实录》成于正德四年，武宗刚刚十八岁，这篇序文可能加入了很多大臣们的意见，他们期待武宗继承孝宗遗志，振兴国家，文中还以武宗口吻表达了“继述之志”。

“顾予冲人，向居储副，虽问安视膳之外，无所预知，而大政鸿号如雷霆日月之在天下，固有不言而喻者，继述之责实在。”

尽管序文中都有现任皇帝表达继承先代皇帝的内容，但是结合武宗即位初的明代史事，此序文对武宗“继述”的期待之情较其他篇序文更为强烈。

四、《明实录》序文与明代政治文化

通过对《明实录》序文进行文本解读，可以发现其承载的明代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探究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进行着，探求国家兴亡之缘由，分析政治成败的渊源，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周武王与周公旦总结商朝灭亡，

认为“敬天保民”比“事鬼神”更能有效地治理天下，这个故事在儒家经典中流传，很大程度上为宣传儒家的政治诉求服务。

但是这样的事迹反映着人主动地探求政治运作的奥秘，并且形成一种较成体系的政治观念。

与之相似的政治文化探究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但是首次将这种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在学术界系统的表述出来的，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Almond，1911—2002）。

他是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学者，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提出了“政治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政治文化研究的范式。

他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提出，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

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法律的反应。”[8]

尽管他是基于民族国家的角度阐述“政治文化”概念的，对于研究前近代的明代中国，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赵轶峰先生进一步阐述，“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从这4个基本维度透视出来的特定社会共同体公共权力设置和运作的精神倾向和生态格局就是政治文化。”[9]

从这个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并理解明代政治现象中许多通约的、预设的、互动的、共生的元素。

《明实录》序文很大程度是由皇帝和大臣集体创作的，但是都被题为“御制”，由现任皇帝为第一人称，列于实录卷首，对先皇帝进行盖棺定论式的评价，

家族后人为家族先人撰写总结其一生的文章，这个形式有些类似于皇帝的“家状”，只是这个“家”很特殊，是庞大的国家共同体的核心，所以可以从中解读出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些元素。

首先是天命的观念。

尽管天命的观念古已有之，肇于先秦，而至明代则成为了国家政治活动中最为重要的话语之一。

《明实录》序文处处充斥着天命观念，皇帝之所以会登上皇位，是由于天命所向，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大明拥有天下，也是天命使然，天命是权力来源和既定事实最高的解释。

《太祖武皇帝实录序》中表达的最为明显，“天生我皇考，圣智聪明，为启运创业之君，夫岂偶然？！”

天命观念既保证君主的正统性，同时也对君主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为了保有天命，就必须广施德政。

德政的观念是第二个元素。

德政观在《明实录》序文中表现为两种，

一是君主自身具备的德行，

如《宪宗纯皇帝实录序》中“孝敬隆于侍膳问安，宽仁见于存心待物”，《宣宗章皇帝实录序》中“天德夙成，圣学日熙等语。

二是君主实施一系列仁德的政策，如《宣宗章皇帝实录序》称赞宣宗，

“皇祖仁宗皇帝统御之初，正位东朝，参理庶政，天下被其泽。及登太宝，钦承祖宗成宪，图任贤良，恪存诚敬以典神天，躬行仁惠以育庶参（应作黎）”肯定宣宗的守成之功。

再如，《穆宗庄皇帝实录序》称赞穆宗，

“既即大位，承世祖精核之后，务在和宁寓内，宽赋省刑，以佐元元之急。故一时注措，往往先惇大、后操切、守画一、戒纷更，天下宴然。”

肯定穆宗修正世宗时期弊政并调和国内外矛盾的政策。

天命观与德政观相辅相成，在《明实录》序文中处处可见。尽管有颇多溢美之词，曲笔之处，但是反映着明代政治文化的话语特点。

此外，《明实录》本不能流传于世，理论上仅供皇帝参览、借鉴，所以《明实录》序文的溢美与曲笔也需得客观看待。

一方面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内在要求。先皇帝，既是政治上的尊者，又是家族血统的长者，

所以塑造、维护先皇帝的伟大形象，既是一种礼制和正统性的政治需要，又是孝敬长者的情感需要。

而另一方面，《明实录》序文必有现任皇帝立志继承祖宗、先皇帝德行善政的内容，表达着“继志绍述”的情感，

更兼序文编纂或有大臣参与，溢美和曲笔从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为现任皇帝树立学习、借鉴的榜样，体现着明代政治文化对于君主的政治诉求。

当然，这种诉求对于皇帝有多大的约束作用，还需结合其他史料来进一步分析，但是《明实录》序文中的诉求却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序文首列实录，本身在形式上是非常重视的。

第三个元素是圣王崇拜，除了皇帝施行德政的诉求之外，《明实录》序文大量用典，尤其重视“三代圣王”的典故。先皇帝的言行往往比附“三代圣王”。

《献皇帝实录序》就是如此，将兴献王比附周文王，目的是将在位的世宗比作周武王，强调正统性。

而比附“三代圣王”以获得正统性的依据，恰恰反映着明代政治文化中，圣王崇拜对当时政治活动据有很大的影响力。

《世宗肃皇帝实录序》以神宗的口吻写道，“盖文王之后有武王缵绪，而受命日浅，至于成王，始克追扬盛美，纪于竹书。顾朕虽德弗类，而所乘之时与地亦有不得而辞者。”

《明世宗实录》成于万历五年，在序文中又将世宗比作文王，早逝的穆宗比作武王，现任的神宗则当为成王。

时值张居正秉政，前文已述序文乃张四维代撰，其中必然渗透着首辅帝师和大臣们的意思，对于神宗未来成为圣王的期许十分殷切。

第四，对实录编修的重视，体现着明代政治文化中对历史鉴戒作用的重视。《明实录》序文中均强调编修实录的重要性，强调现任皇帝对编修实录的重视程度与迫切心情。

一方面是由于上文所说的政治正统性需要与情感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国史”本身对于国家政治鉴戒意义的内在要求。

《明实录》在明代相当于“国史”，对《明实录》的重视也就体现着对大明天命、先皇帝、国家社稷的重视。

《太祖武皇帝实录序》开篇即言，“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其言行、政治必有史臣纪载，以垂鉴戒，此古今之盛典，朝廷之先务也。”

《太宗文皇帝实录序》则称，“古之为天下国家者，必建史官，左右史分记言动。

唐以来朝廷纪述祖宗时事有实录，则合左右史之所记。凡功德之大，政务之要，以及其臣之言行有关治体者，皆在焉。”

“左史记言，右史记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在明代被视为是一种事实，

也正基于此，在编修《实录》的同时，国家也编修了《宝训》，仿佛《实录》记动、《宝训》记言一般。

但是《宝训》的序文没有像《明实录》序文一样对先皇帝的事迹进行总结，相对而言《宝训》的历史鉴戒作用也不如《实录》生动直接。

《明实录》序文中关于历史的重视之处不胜枚举，其目的也很明确，一是昭示大明的统绪不绝，“朕尝庄诵累朝实录，而知祖宗列圣神功圣德之大矣”，

二是具体的鉴戒作用和政治宣传的需要，“朕惟国必有史，以记载一代为治之迹。

若唐虞之《典谟》，孔子之《春秋》，其体裁虽不同，而其义主于明君道、叙臣事、昭治制、示劝惩，则未尝或异也。

后世纪传拟《典谟》，编年拟《春秋》，而《实录》兼之。自唐以来相沿纂述，盖有莫之能废者矣。”

历史与政治结合，这是中国传统官方史学的特征之一，也是政治文化的特征之一。

《明实录》序文在有限的篇幅之内，除少数几篇外，均要强调对历史鉴戒作用的重视，反映着明代政治文化的“史鉴”特点。

五、结  语

综上，明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必须立足于明代甚至前代诸多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探讨其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诸多元素。

通过《明实录》序文来解读明代政治文化，仍有许多可挖掘之处，《明实录》序文中反映着一系列的政治观念、政治诉求和话语情态，

其文本的进一步解读仍值得学术界重视，而且结合其它史料的进一步研究，将会使明代政治文化的研究更加立体和深入。

注  释

[1] 参见谢贵安：《明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272页。

[2] 参见赵轶峰：《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

[3] 谢贵安：《明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页。

[4] 《明世宗宝训》卷2，嘉靖四年三月甲戌，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本，第76-77页。以下《明实录》及其附录皆用此版本，恕不赘注。

[5] 《明熹宗实录》卷35，天启三年六月戊子，第1835页。

[6] 张四维：《条麓堂集》卷4《序文》，《恭拟世宗实录序文》，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51册，影印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三年张泰征刻本，第282-283页。

[7] 参见：高艳林：《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史料价值》，《南开学报》1998年第3期。

[8]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9] 赵轶峰：《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古代文明》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