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论宗教精神与宗教和谐

作者：李卓（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十三日丙辰

           耶稣2018年11月20日

正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言，“宗教在伦理的意义上始终是个谜”，“在具体表现中，宗教成了人们之间最深的纠纷和激烈的斗争之源”。当今世界的主要冲突，几乎都有宗教信仰差异方面的根源，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主要就在于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世界伦理宣言》的发起人孔汉思（Hans Kung）更是明确指出，“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唐君毅可谓中文世界探索宗教间伦理问题的先驱，他很早就意识到，随着文明交流日益深化，如何成就各大宗教之间的宽容、融通与尊敬，将是人类文化发展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唐君毅相信，东方文化宗教所蕴含的“道并行而不相悖”精神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注重宗教精神

“宗教精神”既是唐君毅思考宗教问题的核心，也是他讨论宗教宽容的前提和基础。他所谓的“宗教精神”，又称为“真正的宗教精神”，区别于世俗流行的宗教精神，是指本诸道德心灵的超越信仰，从事道德文化实践的谦卑精神。唐君毅明确表示，“吾人论宗教，自始不重自宗教之具体的信仰内容着眼，而唯自人依于其超越性而生之宗教的精神要求上着眼”。也就是说，宗教的价值并不在具体的信仰内容（外部形式），而是体现在宗教精神（内在精神）的充分发展。

在唐君毅看来，宗教信仰的具体内容只是宗教精神发展过程中所涌现的观念与意象，而且包含了“宗教中之神话之成分”，各大宗教信仰的具体内容不同，相互之间多有冲突。“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些信仰内容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他认为无法诤辩，也无须诤辩。因为观察和试验的手段并不适用于超验的领域，所以任何证明的努力都注定徒劳无功。而且，宗教信仰由宗教精神而来，信仰内容只是宗教精神所寄托的形式，宗教精神才是关键所在，诤辩信仰内容并无必要。

注重宗教精神的唐君毅在宗教学界不乏同调，如当代宗教哲学家史密斯（W. C. Smith）提出“宗教性”（religiousness）的概念，强调宗教的实质在其精神气质而非外在形式；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主张宗教最大的目的是给人提供一种意义，导引人不断向前，而不限于组织形式。此外，蒂利希（Paul Tillich）、希克（John Hick）等人也有相近之论。精通印度哲学的徐梵澄提出，宗教蕴藏了许多精神真理，但是宗教已被层层外附（如仪法、迷信等）封裹，使它的光明透不出来。可见，超越外在形式而重视宗教精神是众多中西方学者不谋而合的共识。

由注重宗教精神出发，唐君毅主张，一种宗教的价值与地位要以其蕴含的宗教精神是否纯净、是否能充量发展为标准。真正的宗教精神“可以提升人的精神，使我们不致只以物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为托命之所，可以平衡我们精神的物化、自然化和背离人文的趋向，自觉了解人文的价值意义”。宗教精神的纯化和发展，有助于切实推进宗教间的交流、理解与尊重。

以道德精神融摄宗教精神

在唐君毅看来，对于协调和融汇各大宗教，化解宗教之间的矛盾和纷争，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可资借鉴。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人文精神突出，宗教融摄于人文，而这一人文精神正可以弥补西方宗教的不足。

唐君毅认为，中华民族最具有宗教宽容精神，这种精神源自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他指出，“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人不二分全合一，所以没有超越的天的观念。因为没有超越的天的观念，所以也没有与人隔绝高高在上有绝对权力的神的观念。于是，把神视作人一般，逐渐成重人伦关联过于神人关系，因而产生祖先崇拜圣贤崇拜之宗教；因而以人与人间交往之态度对神，而产生现世主义的宗教观。现世主义的宗教观注重宗教的实际性，遂使人不再褊狭的迷信独断的教义Dogma，因而产生宗教上的宽容精神”。天人合一既是中国宗教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这种“内在超越”的精神旨趣，与西亚一神教（亚伯拉罕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亚伯拉罕传统信仰唯一的人格神，神是外在的超越存在者，人、神彼此对待悬殊，其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既表明主客体在存有论上具有连续性，更能以人的道德精神来融摄宗教精神。

中国人注重能信的主体，而不重所信的客体。任何信仰都有“主体能信”与“客体所信”两方面，西方人偏于“所”，中国人侧重“能”。中国人重视主体，所以注目于宗教徒的道德实践，而相对忽略各宗教信仰内容的分歧。从前士大夫与佛道人物的交往，多是将信仰不同搁置一旁，只看宗教徒的道德人格如何，从行为和品格等方面对其作出总揽性的道德评价，由敬爱其道德人格，进而形成精神的交流与契合。譬如强烈排佛的韩愈与大颠和尚为友，正是因为大颠其人可敬可爱。再如，宋代周敦颐与妙喜禅师、朱熹与道士都有交游，也是喜爱宗教徒的道德人格使然。“虽反对其学，亦敬其为人”，可谓中国古人普遍的立场。

中华文化以道德实践为中心，不重视与之无关的信仰。宗教信仰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种直接与道德实践相关，另一种则不然（如独断的教条、生活的禁戒、宗教的仪式等），中国传统信仰只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如果对任何宗教中“非必然直接关联于道德的实践之信仰”都存而不论，各宗教之间的纷争可由此消弭。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宗教徒从来不曾用残杀或流放的手段对付异教徒。“道并行而不悖”“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自始便是中国一切宗教或非宗教徒共同的信仰。中国人很早就有三教同源的看法，唐君毅举例说，“张融死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乃一最富象征意义的事实”。

从宗教宽容到宗教会通

唐君毅对宗教精神的提揭，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发掘，意在发展宗教精神，转化传统资源，以真实成就宗教宽容，实现各宗教精神的融通，在学理上解决由信仰分歧造成的对峙和冲突。他的根本理念是“一切真正的宗教之间必能相通。宗教之间的差异，仅是达致同一目标的不同进路。故应礼敬一切宗教的一切圣人，而无须断言某一宗教的圣人最伟大、达到的精神性最高。于此当存而不论，保持沉默，将精力专注于修养我们的人格”。

首先，肯定各宗教之间有融会的基础。唐君毅主张，在宗教的道德实践与精神修养方面，各大宗教多有相通相同之处。这些共因并不专属于任何宗教，而是全人类的精神遗产，构成了一切宗教自然融合的基础。而且各大宗教都根源于人的善心，此心千古同然，必能相喻。所谓“人之善良的心，能互相照面，则一切不同之宗教信仰，即有相互了解、相互并存之可能”。

其次，要充分运用宗教的良知。良知是人一切判断的自生之原，是判断各宗教信仰的最终标准。唐君毅主张宗教徒要“自己依宗教的良知，去其偏执之观念”，或修正信仰中有违良知的方面，或存而不论，只发挥其中合乎良知的部分。中华文化“以良知判断和反求诸己的精神，不会走入宗教战争、宗教对抗、宗教迷狂和盲目崇拜”。良知是无执、无限的道德心量，只有运用良知，才能超拔于一切执着的具体事物，以超越的道德裁决并协调宗教冲突。

最后，要发扬真正的宗教精神。面对宗教间的伦理关系，宗教精神只要求人反躬在己，自求心安理得，而不需外求。在唐君毅看来，真正的宗教精神必然蕴含宗教间的宽容与和谐。只要致力于“宗教信仰内容之复位于宗教之精神”，世上一切宗教纷争可就此根绝。真正具有宗教精神的人，各信其所信，而不必非其所非。宗教精神倘若能充实于各自宗教的形式（信仰内容），而相应如如不动，即使在一室之内，不同宗教信仰仍可相容不碍、和谐共处。近代中国家庭，父信儒，母信佛，子女信基督，而又能不失一家之亲，原因正在于此。

当然，唐君毅也承认，即便宗教之间能相容相通，但“一直追溯上去，总有不能相喻之处”。不过他还是相信，“在遥远的地方，一切虔诚终当相遇”。他赞同刘宗周“莫悬虚勘三教异同，且当下辨人禽两路”的说法，认为重要的不是空谈宗教异同，而是挺立人文精神，提升个人道德。由发扬宗教精神开始，各宗教之间必将日渐涵容、日渐贯通。在社会伦理层面，宗教信徒应当与不信教者在道德提升、敦风化俗、社会救助等方面积极合作，共同促进社会和谐、加强民族团结，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才是更有价值的要务，也是各宗教和谐发展的社会基础。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