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思想文化领域的三大标志性变动

作者：王学典    

来源：“山东头条”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十九日壬戌

 耶稣2018年11月26日

【编者按】五年前的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视察并在中国孔子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

这一举动意义何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意味着什么？学界曾给出过许多解读，中新社山东头条news微信公众号今天推出的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教授的文章，相信能够给读者更清晰的把握。

王学典教授在文章中把中共最高领导人曲阜视察和重要讲话这一举动放到二十世纪以来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变迁全局视角上予以把握，能使世人更清晰地感受到五年前的这一天对中国文化、对儒学像征着什么。

2013年11月26日，这一天注定会被永远载入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中国儒学编年史中。因为五年前的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曲阜。

短短五年间，我们党和国家的文化政策发生了深度调整，推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规划、新举措，其中最核心的变化，是中国从此摆脱了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自卑”情结，提出并坚定了“文化自信”。

历史将会继续证明，习总书记的曲阜之行，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变迁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是一个重大的文化史、思想史、儒学史事件，影响十分深远。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一、是一个世纪以来占主流地位的反传统倾向已告终结的标志。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图片来源央广网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经历了由分离而接纳，进而相互融合的曲折历程。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而这场新文化运动是以激进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即所谓“南陈北李”，都曾是抨击旧道德旧文化、“打倒孔家店”的健将，他们同时几乎无条件地拥抱西方文化，认为这一文化代表人类的未来。

五四时代的毛泽东同志，也是一名勇于向传统造反的热血青年。这决定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但这一态度在抗战爆发后有了较大改变。这时，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已开始趋向缓和与包容，明确主张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文化遗产。从此，“世界的”与“民族的”得到统一，全盘西化论者所谓以“世界的”贬低、排斥“民族的”的论调于无形中被否定。

1939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不但依据马恩列斯立论，还频繁引用孔子、孟子、曾子等古代思想家的语句阐述共产党人加强人格修养的必要性。这种“古为今用”的做法使得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初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然而，“文革”爆发后，一度降温的反传统倾向被再度激活，在“破四旧立四新”和“评法批儒”的口号之下，传统文化遭遇了又一场厄难。

改革开放推动八十年代进入一个思想文化上的所谓“新启蒙”的时代，向西方学习、与西方接轨成为当时的最强音，传统文化这时仍被视为现代化的障碍，继续成为人们批判与反思的对象。事实上，五四以来，“传统”与“传统文化”一直被等同为“封建落后”的代名词。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下，我们从根本上丧失了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热爱和信任。

这一局面直到2013年11月习总书记到访曲阜才发生根本改观。尽管在此之前，传统文化复兴的进程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已经开启，譬如，著名的“中国孔子基金会”就是1984年成立的，以宏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著名的“中国文化书院”也成立于1984年。应该说，“复兴传统”与“反传统”在这时是齐头并进的，但“反传统”的势头更为强劲，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占压倒性优势。“全盘西化”思潮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传统文化、儒学通常处在边缘位置上。

而习近平总书记的曲阜之行，从根本上扭转了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这一力量对比。这是20世纪之后，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曲阜发出弘扬传统文化的号召。习总书记到访曲阜这一举动本身带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总书记在曲阜考察时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他对孔子儒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密切关系作了深入阐发。他强调，“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判断和定性可被看作是文化领域的一次“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地位得到了正式恢复，其意义之重大堪称思想文化领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此后，习总书记对传统文化还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阐发，这些论述的要义，是打通当代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壁垒和隔阂，把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贯通起来，把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根基奠定在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二、是中国已经或正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标志。

11月24日，纪念习近平视察曲阜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李鹏程 摄

“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为神圣”，唯西方的马首是瞻，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流倾向。清末民初许多士人主张：“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有人甚至提出：把孔孟老墨等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丢进茅厕里30年，“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

直至八十年代末，有的电视政论片仍秉持这一主张，鼓动放弃黄河文明，认为黄河文明是落后甚至腐朽的，应该奔向大海，奔向蓝色文明，也就是奔向全盘西化。而九十年代恰恰正是西化最深入的一个年代，表面上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定地位，但这时不但理工科，连部分文科即政、经、法诸学科，都提倡采用西方原版教科书，而所有这些教科书的基本预设全都来自西方经验，几乎没有中国案例。

不但思想文化领域如此，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术、人文社会科学几乎都是西方范式和模型占主流。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即我们现在的学术分类和学科设置，从一开始都来自西方，比如中文、历史、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我们现在的学科框架、学科分类体系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这就导致我们的学术界完全处于西方话语的笼罩之下。我们的学术创造和创新只能模仿西方、沿着西方的路径行进，实际上都不过是西方学术的投影、西学的光辉的反射而已。

现在，这一进程终于终止了，而总书记的曲阜之行则是一个标志。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倡导推动，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掌控。西方中心论目前可以说已经遭到根本性的颠覆。拒绝西方中心主义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为包括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整个知识界的共同底线。铺天盖地的国学热、读经班的另一面，昭示的是广大的民间社会对西方中心论的拒绝。

我们虽不能说西方中心主义已完全淡出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界，但至少可以说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已经可以与西方平起平坐，而不再是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了。西方已不再是中国的模板，“拿来主义”、“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时代已成历史。

三、是一场更高阶段上的思想文化本土化或中国化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

11月24日，纪念习近平视察曲阜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李鹏程 摄

本土化或中国化是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内涵的“中国梦”的本质。“十八大”之后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曲阜之后，一个全面的、立体化的本土化时代已经到来。中医、中药、汉服、汉语、汉字等等，已都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提倡范围之内，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这些问题都受到格外的强调。总之，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本土化或更加“中国化”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

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是上个世纪初以西方特别以欧美为蓝本建立起来的，所有的研究范型、理论工具、方法路径、为学旨趣均来自西方，基本上是一种全盘性的横向移植。因此，当前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或最大任务，是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而锻造与大国崛起相匹配的思想学术文化软实力。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政策研究界，无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都将致力于解释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理论化。

四十年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在哪里？中国经验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哪些西方没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如何被概念化，或者提炼成带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原则？我们所说的中国崛起、中国道路的特征在哪里？回答这些问题就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修改、修订被我们视为一般法则的那些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预设。这也就是要“把中国中国化”，创造一种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鹄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而且有别于自由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

总之，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学术，一切打上中国标签、带有中国印记的事物，已经具有了深刻的合法性和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成为一种更高的思想追求，得到国人和世界上有识之士的尊重。本土化或中国化为当前思想文化学术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引擎，展示了新的前景。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到访曲阜所引发的巨大学术变革。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