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哲学史何以研究？这“三个来”犹为关键

作者：吴洁

来源：凤凰网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十六日己未

        耶稣2018年11月23日

2018年11月16日—18日，“中国哲学的本来、外来与未来”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哲学史学会2018年年会在杭州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哲学史学会、浙江大学哲学系主办，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承办。会议以“中国哲学的本来、外来与未来”为主题，旨在通过重新审视并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思想资源及时代价值，以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本次会议共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80余位学者参会。

17日上午，大会开幕式由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杨立华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王俊教授致欢迎词，向与会学者介绍了浙江大学哲学系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现状，突出了浙江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展望了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浙江籍学者在现当代中国哲学学科建设中的贡献。他以冯友兰先生北大求学时期的授业老师陈黼宸为例，指出其在早期中国哲学学科中的奠基作用；并对改革开放以来，沈善洪等前辈学者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研究领域中所做出的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陈来教授指出，浙江学者在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最后，他热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学者，并对浙江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会议筹备工作表示由衷感谢。

大会首场主题发言，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何俊教授主持。他介绍了本次年会的选题缘由，既是响应十九大报告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主张，也深刻符合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面貌及其精神内涵的实际诉求。

今年是朱子诞辰888周年，陈来教授就《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一题，作了精彩的主题发言。他指出，朱子在乾道乙丑（1169）春中和之悟后，就立即开始了他的哲学建构。《太极解义》正是他的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这一建构不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正式作为哲学建构的主要依据和资源，开发了《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把太极动静阴阳论引向了理气哲学的开展；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太极与人性的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的内涵，从而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哲学体系。这不仅使他自己在后期思想发展中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更为宏大的发展，也使得北宋以来的道学在理论上和体系上更加完整和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存山研究员在《中国哲学研究40年》的主题发言中，总结了中国哲学研究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他指出，文革结束以后，人的解放必然带来思想解放，中国哲学研究摆脱了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枷锁，逐渐突破“两个对子”的阶级分析法的教条，日益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意象思维以及直觉体证等自身特色。他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探讨，最终还是要正确认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并揭示了中国哲学在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经学热中发挥的重要推动和引导作用，最后指出中国哲学的“照着讲”与“接着讲”两种形式的结合正蔚然成风，中国哲学的综合创新将日益展现出光辉灿烂的前景。

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在《超越非对称：中西哲学互动的历史走向》的主题发言中，勾勒了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过程。明清之际，传教士把中国典籍介绍到欧洲，欧洲主流思想界表示出相当大的关注，而中国哲学家除了对西方科学和器技表现出兴趣外，却没有给予西方主流思想文化以实质性关注。近代以后，中国思想家热忱地了解西方思想，并将其作为普遍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而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却不再把中国哲学作为真正的哲学来看待。他认为，中西哲学唯有基于彼此承认，各美其美，它们之间才能超越这种非对称性，真正走向合理的互动。

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在《将方法收归内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哲学作为一种对人的存在及周围世界的形上思考，总是要通过自身充分的个性化方式来呈显其普遍性的理念。哲学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哲学的方法必须是内在于其思想内容的方法。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方法与内容的分离；与之相应，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亦在于将这方法收归于其自身的内容，即现代中国哲学的方法须于中国思想学术传统中整体性和创造性地转出，由此找到属于中国哲学自身的方法，建立真正属于中国文化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

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在《儒家伦理与人性的未来》的主题发言中，以现代高科技对人类的影响为背景，关注人是否会改变自己本性的问题。他认为，儒家人性论是可供参照的一个视角，但需要对性善与性恶两种观点的意义作进一步的澄清。从根本上讲，人性变化与否的判断标准，主要是自我认同的能力，包括自我意识以及欲望的感知与表现，还有由此派生的与同类相处的社会态度，即儒家理解的善恶观。他特别关注体外生殖与寿命延长这两种现象可能带来的道德困境。面对这一挑战的不只是儒家伦理，也包括整个人类文明既有的基本价值准则。

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在《六经与禅宗知论简析——简论熊十力的量论》的主题发言中，揭示了六经在中国古代知识形式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各经典形成了不同的思维特点并且统合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理性。禅宗以机语、玄言、公案、偈颂、话头等，打破俗情所遵循的日常格套，直接针对参究者当下的心境，向着更加个体性、生动性、甚至有些神秘性的中国式交流的适应。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将哲学分为境论和量论两部分虽然没有写出量论，但他晚年在《原儒》中对量论的设想有大略说明。他认为只有将知识论和本体论结合，才能摆脱西方传统知识论的窠臼，发展出中国独特的量论。其知识论仍然属于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路数，取于陆王者甚多。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与会学者分为三个小组，围绕儒释道的经典诠释、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中西哲学比较等方面，同时展开了五场有关“中国哲学的本来、外来与未来”的多维度的交流讨论。学者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达到了良好的互动效果。

11月18日下午的大会主题发言由浙江大学董平教授主持。他依次介绍四位主题发言的学者，感谢他们为与会学者分享其哲学智慧。

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在《见闻之知、德性之知与中国传统致知之道的嬗变》的主题发言中指出，知行之辩是宋明理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对于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讨论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最早出现“格物致知”的《大学》将其作为修身的重要环节，以为人既是认知主体，也是德性主体，认知外物的过程和德性养成的过程是统一的。先秦诸子以及后来包括儒道释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致知之道，始终以此为主旨，宋明理学特别把“德性之知”与“大其心”相联系，体现了对传统致知之道以融合认识活动和德性修养作为自身形态的理论自觉， 王夫之进一步把“大其心”看作是从无知到知（见闻之知）、从知识到智慧（德性之知）的过程，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致知之道的总结。

香港科技大学黄敏浩教授在《张载〈西铭〉“理一分殊”及“孝论”的意涵》的主题发言中，论述了《西铭》全体大用、理一分殊的要旨，并尝试釐清其所隐含的孝论的内容。他指出，所谓“全体大用”，“体”是乾坤天地之性，“用”是通为一体之万物，而二者不离。所谓“理一分殊”，“理一”者，一切道德行为皆为事天之一理；“分殊”者，推事天而行之，而呈现为分殊之差等。全体大用与理一分殊，义实相通，只是前者较重本体面，后者则较从工夫面立言而已。至于其论“孝”，实有一形而上之意涵，而可通于《孝经》论孝之义。然《西铭》论孝也有与《孝经》不同之处，即在《孝经》言天人感应，而《西铭》则进而言天人合一。

复旦大学吴震教授在《东亚朱子学与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展示》的主题发言中，提出“朱子学”有广狭两义，朱子理学属狭义朱子学，而朱子后学以及后世学者对朱子哲学的理论解释与创新发展则属于广义朱子学。13 世纪末，传入日本与朝鲜的朱子学经与本土文化的冲撞、吸收、传承与转化而发展出来的日韩朱子学应是广义朱子学的典型形态。如日本崎门派朱子学在“智藏”说等方面对朱子学有理论推进也有思想转化，韩国朱子学围绕“四端七情”的辩论对中国朱子学有重要的理论转进。总之，东亚朱子学已构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朱子学在东亚地域的传承发展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哲学的丰富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志强研究员在《近代佛学与“革命”》的主题发言中，以章太炎、支那内学院、蒙文通等为例，认为近代佛学对革命内涵的理论重构，实际上是阳明学发展的一个近代结果，同时也是近代今文经学的一个彻底化形态。革命从返本向转依的转换，就是近代佛学的理论贡献。近代以来的思想史上，以佛学为先导，从传统中所创造的革命，具有了与传统革命原理不同的面向和旨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传统中所创造的革命，也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的理论架构，而具有了鲜明的中国文明的色彩。

在随后的闭幕式环节，由北京大学杨立华教授主持。本届年会的三个分会场分别选派了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作为小组代表总结交流讨论情况。他们细致点评了本小组各个分会场学术争鸣的焦点关切，对本届年会的交流讨论情况做了很好的介绍。

最后，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陈来教授，以本届年会的提交的论文为例，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作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本次会议成果可谓中国哲学研究现状的一个抽样调查。从论文的断代分布看，先秦17篇，宋明14篇，近代12篇，这与一般所了解的中国哲学的学科研究重点相合。而随着学者们进入成熟的总结阶段，中国哲学总论方面的论文不断增加，本次会议有10篇，与前两届年会基本持平。

由上述现状，陈来会长紧扣本次会议主题中“本来”、“外来”和“未来”三个关键词，就其对中国哲学研究未来发展的观察，提示学科研究的几大生长点。首先，就“本来”而言，应扩大视野，关注不同学科对同一时代不同社会文化研究的成果。如浙江是阳明学的诞生地，也是阳明学研究、推广最重要的地方之一。但在阳明学今日文献、思想等方面得充分研究的同时，还应关注阳明学之外的明代儒学发展，特别是明代朱子学。其次，就“外来”而言，相对于以往侧重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哲学内部比较研究，如儒佛之间的对照理解值得进一步关注。最后，就“未来”而言，应当推进中国哲学、儒学对当代文化与当今时代发展的新思考。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扩大学科的影响，促进中国文化的实践。

最后，陈来会长还对中国哲学史学会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了今后大的工作方向：一、巩固已有学会的改革；二、适应管理形势的变化；三、坚持学术第一，学术本位；四、促进学科发展，配合“双一流”建设大局；五、服务广大学者，尤其是支持青年学者的成长。

在所有会议议程都顺利完成之后，主持人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杨立华教授宣布本届年会圆满闭幕！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