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作者简介:彭林,男,西元一九四九年生,江苏无锡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经学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等。 |
重建中国特色的经学学科
作者:彭林(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廿四日丁卯
耶稣2018年12月1日
孔子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删述“六经”,创立了以仁礼学说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将仁义礼智作为立德树人的基本要素,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走向天下大同作为立国的必由之路。儒学在汉代定于一尊,这绝非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私相授受,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六经”被尊为“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色。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六经”扩展为“十三经”,并且渐次出现为解经而起的传笺、注疏、正义之学,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等科目,它们彼此支持,相互烘托,成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学科——“经学”。经学是中华民族价值观体系的载体,是人生理念、国家制度、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与核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无可比肩。皮锡瑞说:“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梁启超说,宋元之后,《四书》成为全社会最基础的读物,故而成为大众“一般常识之基础,且为国民心理之总关键。”为此,从《七略》到《隋书·经籍志》,经过漫长的探索,确定以经、史、子、集为中国文献分类的总纲,而以经部文献为万籍之冠,学者奉若圭臬,“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之主要潮流”。
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大学学科体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西方人文社会学科的体系,是基于当地历史文化的产物,而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人文科学领域最具区域特色。引进西方学科体系,理应经过必要的消化,充分兼顾本国固有的学术特点。可惜前人削中国文化之足,适西方文化之履,用西方学科体系来“规范”中国既有的文化体系,仓促而粗暴地将最重要的经学逐出了大学。
值得注意的是,充分肯定孔子与经学的知识精英依然在在多有。梁启超《国民必读基本书目》的第一本即是《论语》,他说:“《论语》为两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六经》,“实为古书中之最见宝贵者”。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提倡国民读经教育,“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当年在清华,王国维亲自为学生讲授的课程是《尚书》《仪礼》《说文》,他的学术论文集《观堂集林》,开篇即研究“六艺”的“艺林”。马一浮更声言,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国学者,六艺之学也”“(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足见经典之学的是非,公道自在人心。2001年,饶宗颐发表关于“新经学”的演讲,旗帜鲜明地指出,“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论述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经书对推进现代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积极性的重大作用”。
近几年来,国家领导人在很多讲话中表彰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等,大多出自儒家经典,彰显了儒家经典的当代价值。
在举国倡导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今天,经学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而在当代的大学学科目录中,经学学科依然缺位,这不公平,亦不正常。反思百年以来盲目追随西方文科体系的迷悟,在大学中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学学科,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发展,该是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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