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汉学师承记》纂著史实索隐”沙龙纪实

来源：“燕园礼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廿六日己巳

      耶稣2018年12月3日

2018年11月16日下午三点，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第二十二期“礼学沙龙”在北京大学静园二号院举办。在本次沙龙活动中，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陈鸿森作了题为“江藩《汉学师承记》纂著史实索隐”的报告，并与与会学者展开了深入讨论。沙龙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经学与子学教研室陈壁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华喆副教授出席沙龙活动。

在讲座的一开始，吴飞教授对陈鸿森教授作了简要介绍。陈鸿森教授毕业于台湾大学中文系，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任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馆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学史及清代学术史， 著有《汉唐经学研究》、《乾嘉名宿年谱汇编》、《清代学术史考证》等。此外，陈鸿森教授也是著名诗人，有诗集《期向》、《雕塑家的儿子》、《陈鸿森诗存》、《台湾诗人选集——陈鸿森集》四种。

陈鸿森教授首先介绍了报告的目的。陈教授指出，考据江藩《汉学师承记》之史实，一是为了考证《汉学师承记》的纂辑年代，并揭示江藩纂著 此书隐微的心曲；二是为了分析江藩此书的纂著意图和成书背景，并探讨其书与清修《儒林传》的关系；三是为了考证江氏将黄宗羲、顾炎武编列卷末的隐衷等数事，钩沈索隐，提出新的论述，并对流俗之说提出商榷，以备知人论世之义。

陈鸿森教授先从《汉学师承记》的纂辑年代，揭示出江 纂著着此书的驱动力。通过引用《师承记》附〈经师经义目录〉书后江藩嗣子江懋钧嘉庆十六年十月既望所撰跋文，陈教授证明，江懋钧嘉庆十六年冬撰此〈跋〉时，《汉学师承记》已经成稿。陈鸿森教授强调，江藩纂《汉学师承记》，可能并不是由于受到其师影响，从年轻时就开始谋划的产物，而是与老来无子和中年丧朋的哀伤有直接关联。

陈鸿森教授

陈鸿森教授注意到，《汉学师承记》中有不少关于诸人无子的特别记载，并指出这是长期隐藏在江藩心底某种隐痛的反射行为，著书本身也是生子之外的另一种传承方式。直接促成了《汉学师承记》编纂的事件，是江藩好友的去世。

陈鸿森教授进一步考证到，《师承记》创稿时的江藩不再做出游之想，只期以著述表见于世，并藉此追思旧友。因此，《汉学师承记》的主要内容，就是本朝汉学源流，以及江藩个人的师承交游。

陈鸿森教授通过细致绵密的考证向我们展示，江藩的意图是要将自己筛选和建构的汉学作为国朝学术的主轴，树立学术的正脉。在这一基础上，陈鸿森教授考证了江氏将黄宗羲、顾炎武编列卷末的隐衷。陈鸿森教授从皮锡瑞、江瀚等人对《汉学师承记》这一做法的批评出发入手，分析文字背后的隐微用意。陈鸿森教授引述从乾隆到道光年间的诸多序跋、书信材料，来说明其时舆论文化上的紧张压抑和文人的谨小慎微，从而论证当时政治因素对于江藩可能构成的影响。

陈鸿森教授指出，在<汪中传>中，江藩实际上借汪氏名义予以顾炎武“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沈沦之绪”的评价。江藩能够在《汉学师承记》中以隐微的方式予以顾炎武等较为恰当的评价是难能可贵的。因《汉学师承记》标举汉学大纛，江藩自知此举势必引起宋学者的大力抨击，黄、顾两传将成为江书最易遭受攻击、最为脆弱的“要害”。为避免被罗织罹祸，江藩特地以答客问形式委曲说出。江书以阎若璩居首的形式，实际上是转移反对者批评重心的成功策略。

精彩的报告结束后，沙龙进入互动环节。

一位同学对于《汉学师承记》中将张惠言置于洪亮吉之后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对此，陈鸿森教授回应道：“他要报仇”。他指出，江藩在《师承记》中的特别安排有很多，比如臧庸的祖父臧琳，所处年代很早，但是放在了常州学者的最后，这里体现出了所谓“史笔的与夺”。陈教授表示，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涉及诸多细节的考校，自己在《<汉学师承记>得失论》中会有详细的讨论。

吴飞教授就报告提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在《汉学师承记》的框架中看待宋学？第二，梁启超等学者认为汉学是为了躲避文字狱而产生的，但是陈教授恰恰认为汉学实际上是一种反抗的方式，对此应该如何看待？针对第一个问题，陈教授表示，我们今天会有一种错觉，即将历史上一些比较突出的、部分的范畴放大并掩盖了整体，例如“魏晋玄学”，只是魏晋时期一些特殊群体的特殊学风，“乾嘉汉学”最早实际上也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其中多是江南、山东学者，后因为经过历时的变化、历时的偶然等因素得到传播与发展。汉学的发展端绪可以追溯到明代后期各种训诂音韵的研究渐渐出现，中间的发展经过了很多变量，其图景是非常复杂的。江藩写《师承记》目的是要标榜汉学，而当时其实大部分还是属于宋学源流。汉学在兴起的时候表现出较强的排他性，目的是为了建构学派的身份认同意识。但实际上，学派间的分野未必有学者自己表述的那么大，互相之间其实会有交流和补充，例如吴派和皖派。这其中要考虑世代、地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针对第二个问题，陈教授指出，避祸和反抗其实并不矛盾，甚至很多时候是一体的。例如钱大昕，作为嘉定人，屠城这段历史记忆对于其而言应该有难以直言的、特别的意义，故而我们就可以考虑他修元史的隐微用意。文字狱之下，知识分子会用很多方式表达自己隐微的情感和态度，躲避恐惧和隐微的反抗，两者很多时候是并行的。

对于陈鸿森教授回应吴飞教授提问中提到吴派和皖派的问题，陈壁生教授指出，近代以来提到清代学术史，把吴皖分开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讲法，从章太炎到刘师培都是这样的方式看待清代学术史的，这样的区分是否存在问题？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问题。陈鸿森教授指出，今天我们总是误以为民国学人对于清代学术会有很深刻、很充分的了解，但事实上，受制于材料等因素，民国学人的了解也是非常有限的。方法论不同、出发的标准不同，学派的划分落实到具体的学人身上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差异，这是因为历史上所谓学派划分本身就受到世代、地域以及其他复杂、细小因素的交错影响，故而，对于学派划分，基于什么样的标准、参考什么因素，都是需要作出澄清的。陈教授表示，相比于学派，自己会更关注学者实际的师承关系和交游圈子。今天我们对于诸如吴派这样学派的了解其实还是很不充分的，由于这些学者的著述很多没有出版，我们对他们的认知也就有了断层，其脉络的延续与发展未必像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么简单。

吴飞教授接续地方学派的主题又提出了新的疑问。他表示，通常认为，吴派的代表性人物有惠栋，而皖派的代表性人物有戴震，那么相应地，在陈教授看来，浙江是否有与这两位地位相当的代表性学者？陈教授回应道，长期以来，自己的工作更多地关注那些所谓的“二流学者”，即那些与其时很重要，但是因为历史上的种种因素而被埋没于今的人。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很重要，但恰恰因为他们的重要性已然显明，自己更多做的是批判性的工作；而对于那些在我们今天视野边缘的学者，例如翟灏、朱文藻等人，自己有更多的同情和表彰。陈鸿森教授最后指出，对于学者著作的研究归根到底还是对人的研究，要去体会和理解著述者的心理要点。现在的很多研究往往急于通过书本上的文词字句建构一个人的思想体系，但其实思想是受到很多书本之外因素影响，处在变化之中的，读书更重要的是体会言外之意。

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礼学沙龙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