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第二届经学与经学史工作坊”在岳麓书院召开

来源：“岳麓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月廿六日己巳

          耶稣2018年12月3日

2018年11月24-25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岳麓书院历史系承办的第二届经学与经学史工作坊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召开。浙江大学桑兵教授，中山大学关晓红教授，清华大学戚学民教授，四川大学王东杰教授、张循教授，中华书局欧阳红主任，东海大学陈以爱副教授，中国社科院彭春凌副研究员，北京大学陆胤副教授，中山大学於梅舫副教授，暨南大学李旭老师，华中师范大学吴柱老师，广东工业大学陈欣老师，岳麓书院姜广辉教授、肖永明教授、吴仰湘教授、杨代春副教授、青山大介副教授、余露老师、陈岘老师、许超杰老师、蒋鹏翔老师、马涛老师以及《学术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相关专业编审等三十余位学者、专家，以“国学与经学”为核心主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

开幕式上，吴仰湘老师代表主办方岳麓书院对各位学者、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也对本届工作坊深表期待。桑兵老师对“经学与经学史”工作坊缘起、本届主题作了简要介绍，并对未来十年“经学与经学史”工作坊作了殷切的展望。

简单的开幕式后，正式进入主旨报告。姜广辉老师首先作了以《春秋争霸与大国盛衰的历史启示》为题的主题发言。姜老师提出，中国古代的经学不单是书本上的学问，更重要的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历史资源。在当今国际局势与国家发展的现状中，读经、治经可以为国家发展出谋划策。姜老师以春秋时期为例，通过对春秋大国争霸、结盟的讨论，提出我们要研判当前世界形势，促进中国更好的发展。姜老师的研究对经学的经世致用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现实维度与案例。

桑兵老师以《国学形态下的经学》为题，对晚近以来传统经学解体而转为国学、中学的情况下，经学及其研究如何可能予以探讨。桑老师首先提出了国学形态下有无经学的问题。随着传统的四部之学转变为西学分科体制，中国传统学术转变为分科之学下的国学，如何安放经学，以及经学如何在分科体制下延续，都成为了必须面对的课题。而随着经学神圣性的消解，在国学形态下，经学地位不但下降，更是出现无处安放的问题。与之相应的是，在国学形态下，经学的治法也需要随之而变。而经学治法的变化，也指向了传统经学的消解，最终仍导向国学或者说西学分科体制下，经学如何存在的大课题。

桑老师的主旨发言从中西大背景下对经学的现代转型与存在可能作了深入的探讨，可谓本次工作坊讨论主旨之凝练。在晚近国学形态下，如何处理经学，是当前经学与经学史研究必须面对的课题，也是本次工作坊绝大部分论文的核心议题。

随着西学的进场，传统读书方法也随之而变。陆胤老师以《“数日可了”？：晚清今文经学与近代中国读书法的变革》为题，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中心，对晚近读书法的转变作了剖析。与传统读书模式不同，康、梁等人“专以速化诱新学”，更注重传统经史之外的“口说”，从而引起“经文”与“经义”之争。无论从读书法，还是所读书的内容，晚近都与传统之学有了非常大的区别，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旧学的解体与新学的开启。

陈以爱老师《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对1920年代以胡适为核心，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主体的“整理国故运动”作了深入的探讨，亦可看作是旧学的进一步解体。在西学分科进入中国、新文化与传统学术相对立的情况下，经史由“学”转而成为“国故”。在这场“整理国故”运动中，“经史之学”转而成为“国故之学”，传统的经史之学随之正式瓦解。

学者都无法超脱时代而存在，作为中西变局中的学术闻人，康有为、章太炎可以说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但都在探讨中西变局下的中国学术问题，也都对经学的近代转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面对西方与西学，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应对时局，但康氏二考与廖平《辟刘篇》《知圣篇》之纠葛却尚未解决。吴仰湘老师《重论廖平、康有为的“学术公案”》一文重新董理廖、康交往、著述源流，通过对一手史料的解读与梳理，指出康氏并未见到廖平二篇，所谓抄袭就更无从说起。从而厘清康、廖“交涉”的始末与真相，对这桩虚悬百年的“公案”作出了裁决，也为进一步研究康、廖的学术思想清理了迷障。

而彭春凌老师以章太炎《儒学真论》为核心，作了以《章太炎儒术新诠中的近代学术嬗变》为题的报告，对章太炎学术中的西学影响作了深入的探讨。她认为章太炎将真儒术的本质界定为“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而这是受西方进化论等西学影响，以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科学为知识基础的。就此而言，章太炎的儒术新诠，无疑体现了中西之局中近代中国学术嬗变的动态图景。

也是在新学的影响下，新旧交替之际的汪鸣銮也在试图探讨一套沟通中西的教育模式。戚学民老师《汪鸣銮论经学与国学教育》从汪鸣銮手稿本入手，对汪鸣銮的经学与国学教育作了分析，对晚清到新中国新旧教育转型作了个案研究。

但并非所有晚近学者都在“趋新”，苏舆作为传统学人，就不能认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陈岘老师《试论苏舆对董、何“三正”说的批评与诠释》指出，苏舆从《公羊传》“通三统”与“存三正”入手，通过对董仲舒、何休对“以《春秋》当新王”的不同诠释，指出董、何之异，否定何休以降今文家的“黜周王鲁”说，进而批判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

与苏舆相似，曹元弼作为清遗民，亦可谓“守旧”之典型。许超杰老师《再造人伦：曹元弼<春秋>学中的传统与建构》一文从曹元弼对康有为“孔子改制说”的批判入手，提出晚近大变局的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学者破坏了中国的传统人伦。曹元弼认为要走出中西困境，就需要回到《春秋》，借由《春秋》以正人伦、再造人伦。

虽然身份不同，但与曹元弼相似，作为近代学者的钱穆，也对传统怀有极大的敬意。陈欣老师在《犹有可以兴国而保种之效乎？——<国学概论>与钱穆创新文化的路径及底蕴》中提出，钱穆认同“新文化运动”，但对“新文化运动”中惟“求一快以为快”不以为然，进而提出自己应对时代变局的答案，即“国学”张、“国性”扬，则斯人与斯国终将立足于斯世。《国学概论》即在张扬国学与国性，并最终归结于阳明学。

於梅舫老师《“经学”与“心学”：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宗尚、脉络及旨趣》一文可以说是接着陈欣文在谈钱穆的文化旨趣。於文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核心，提出钱穆此书之脉络与宗尚，即识宋学之真、辨清学之新局、揭“崇朱黜王”之心术，最后结穴于晚近“全盘西化”的时代变局，从常见书中抉发出新意。

曹元弼、钱穆或可谓旧派、或为新旧之间的学人，其所持守者或可谓之“传统文化”，但李旭老师却从新派学者之代表陈寅恪先生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抉发了所谓“新派学者”的“旧文化”。李旭老师指出，“三纲五常”在晚近已日渐难为时人所厌服。在此世局中，王国维从甲骨文入手，撰写《殷周制度论》，从而推原、论定周公制礼作乐的情势与用心，进而重新确立经学的新基础。而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为其所撰《挽词序》则接续王氏之说，并补充中古、近代的常与变，从史学层面揭示经学层面的核心，即将“三纲五常”归之于中国文化的恒定内核，并最终抽绎出“独立自由”之义。也就是说，王国维、陈寅恪是以旧文化开出新境界。

学术从来不是依据朝代割裂的，论晚近学术，有必要回溯此前的学术发展。时文作为明清科举文体，与经学息息相关，张循老师《明末清初的时文与“古学”》即对明末清初科举时文的研究。张老师从明末时文选家与时文风气、明末时文的“传统化”以及明末时文文化的整体性格等方面对明末时文作了整体探讨。

吴柱老师《<春秋>渊源论稿——古<春秋>二体论》更是追溯春秋战国时期《春秋》的两种体裁，追问孔子是否作《春秋》以及如何作《春秋》，将经学追溯到作为源头的孔子。

晚近的中西之变局，毋宁说是东西之变局。作为东亚传统文化圈的日本，也同样面临着东西之变的问题。青山大介老师《明治五年的经学教育的实例——以安井息轩<家塾明细表>为切入》即对晚近日本经学教育的转变所作的研究。根据《家塾明细表》的记载，阐明安井息轩经学教育的特点就是引入西学，将西学与中国思想整合，重新回到十三经，是为日本近代教育与文献考证学的前奏。

25日傍晚会议讨论正式结束，余露老师主持闭幕式。闭幕式上，吴仰湘老师对对本次工作坊主题明确、论题集中、讨论热烈的研讨模式予以充分肯定，也期待未来的研讨会能有更多学者参与、作出更为深入的讨论。桑兵老师提出下届工作坊的主题，并对下届工作坊召开表示期待，希望工作坊能一直延续下去，更趋成熟。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