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乡绅的朱熹

作者：衷鑫恣（哲学博士）

来源：《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1卷第4期，2018年10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一月初一日癸酉

      耶稣2018年12月7日

【提要】

朱子在外做“官”短，在乡做“绅”长。他扎根福建农村，蛰居武夷山中，是一名杰出的乡绅。从18岁举建州乡贡算起，朱子做了45年的乡绅，并可划为四期。乡居时光带来思想学术活动的爆发：第一乡绅期达二十年，已奠定朱子六子之学与四书之学的规模；后三期除对前期思考不断润色提升，又拓展到蒙学、礼学等领域。直接面向乡民的典型的乡绅活动，显著的是在乡里示范、提倡礼教，以及五夫社仓事件：关于前者，他恭敬持身，躬行“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乡约信条；关于后者，他以开创性的魄力普惠民生，是乡绅慈善事业的千古佳话。

【正文】

朱子一代儒宗，后人眼里，他是泽被天下万世的思想文化巨人。这是一个最宏观的视角。然而微观地看，他也是造福乡里的优秀乡绅，这个少有人注意。实际上，深入朱子的生活史，可知他生前众多身份之中，乡绅身份占了他大半辈子。这是朱子在其生活舞台上着实扮演过的角色，而非只后人的追认。

所谓绅，或曰绅士，或曰士绅，费孝通先生定义说，“就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他们在野，可是朝内有人。”（费孝通：《论绅士》，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页9）费氏定义中的“退任”二字并不准确，容易被理解成必须是官僚退休。殊不知，古代官员离朝在野，可能是因老致仕（退休），也可能是待阙（等待岗位空缺）、持服（居家服丧）以及奉祠（担任官方寺庙之官）等，它们都可以导致官员经年在家乡不出。待阙、持服的故事历代有之，人所熟知。至于奉祠，是宋朝特有。《宋史•职官》：“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宋史》卷170）这种领祠禄的官，“管理”某一公家道观寺庙，其实都是挂名，可以“任便居住”，因此一般情况下人都会回乡。朱子乡居福建的大部分时间便是祠官身份，可领微薄的薪俸，所谓祠禄。此时他名为官，实为绅。

漫长的乡绅生涯，对于朱子的人格成长和学问塑造，关系甚重。简单说，乡绅之位，介于官民之间，一则是朱子身份下沉的结果，保障其廉让恬退之风、曾点渊明之乐、弘道授业之志、深思高蹈之趣等等，一一拥有施展之地——这是个体灵性施展的一面；再则是其亲近平民、体察民隐的最佳角度站位，保证其美政美俗、入世求治之言，不是纸上谈兵——这是化个体入世情的一面。合而言之，儒可为道，可为术，朱子做乡绅，一举而两得之。

一、做乡绅的时间和地点

朱子门人黄榦总结，朱子“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黄榦《朱子行状》）换句话说，从22岁当同安主簿，到71岁去世，朱子这50年间，有9年左右是须离家就任的有实职的官吏，其余41年则以士人身份乡居福建。此外，他22岁以前，18岁举建州乡贡，19岁登进士，其实已经跻身士阶层。若加上这4年，朱子在乡做绅士达到45年。朱子18岁以前，由于父亲朱松、义父刘子羽皆仕宦，也称得上“官僚的亲亲戚戚”，但毕竟未成年，故忽略不计。

两宋职官制度复杂，朱子有过的官衔也极多。《宋史•职官》说朝廷任命：“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宋史》卷161）（1）“官”，在朱子时期为“阶官”，只在文官系统中定出级别，一般须以年历逐级晋升，如从迪功郎升修职郎，修职郎升从政郎；（2）“职”，即“馆职”，以中央政府特设某馆某阁某殿命名，又称“职名”，地位高而清闲，如直宝文阁、焕章阁待制；（3）唯有“差遣”，才是具体的事务性官任，凡地方官皆是。阶官、职名、差遣，只有差遣须实际赴任，决定朱子在“官”与“绅”之间的转换；而且只有差遣与祠秩互斥，领祠禄、做乡绅，必在无差遣之时。当然，阶官、职名也不是无关痛痒，曾经或现在的阶官级别、职名有无对士人而言，意味着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譬如朱子中进士后获得的第一个阶官是“迪功郎”，死前的阶官是“朝奉大夫”，这如同现代官场的科级、处级、厅级、部级系列，所代表的官员正式级别是时人所看重的，特别是普通百姓，他们对道德、文章、事功之类懵懵懂懂，往往需要借明确划分的政治级别来得到对他人的恭敬等次。最后，朱子任经筵官（侍讲）期间，还曾获封“开国男”爵位，实为其生前政治地位最显耀的时刻。

兹据王懋竑《朱子年谱》及束景南《朱子大传》，制作以下图表，列明朱子有过的全部政治（官绅）身份。通过这种形式，朱子一生的进退出处、官绅久暂，庶几能够一目了然。

履历表注释： 

1. 朱子的官阶：据《宋史•职官》，朱子所在的南宋中期，阶官分37级，从高到低依次为：1开府仪同三司，2特进，3金紫光禄大夫，4银青光禄大夫，5光禄大夫，6宣奉大夫，7正奉大夫，8正议大夫，9通奉大夫，10通议大夫，11太中大夫，12中大夫，13中奉大夫，14中散大夫，15朝议大夫，16奉直大夫，17朝请大夫，18朝散大夫，19 朝奉大夫，20朝请郎，21朝散郎，22朝奉郎，23承议郎，24奉议郎 25通直郎，26宣德郎，27宣义郎，28承事郎，29承奉郎，30承务郎，31承直郎，32儒林郎，33文林郎，34从事郎，35从政郎，36修职郎，37迪功郎。朱子从37级迪功郎起步，做到19级朝奉大夫。

2. 朱子的爵位：据《宋史•职官》，宋朝爵分12等，从高到低依次为：1王，2嗣王，3郡王，4国公，5郡公，6开国公，7开国郡公，8开国县公，9开国侯，10开国伯，11开国子，12开国男。朱子获得的是最低一级爵位。

3. 朱子临终的官方身份：朱子65岁封爵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此恩典持续到何时，是否在后来的党案中（67岁时）或致仕时（70岁）被追夺，一向无人提及。按朱子《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落款，“庆元五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熹状”，时朱子已致仕，可见其爵位此前未被追夺。朱子于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日辞世，他实以“朝奉大夫婺源县开国男”身份及终。

朱子享年71岁，所以这张图把朱子一生等分为70目，每目代表一年。如果某一官职持续数年，则此数目合而为一，所占的长度便长。只有一处例外，朱子65岁那年发生了太多事，屡屡改官、加官、夺官，故65岁这一目被拉长，以填入更多内容。

这张图中，18岁以后凡住址为崇安或建阳的，便都是士人朱子的乡居岁月。由于他居乡时并未在当地担任一官半职，其身份只能是绅。据此统计出朱子做乡绅45年，当然不完全精确，因为期间他还有外出会友、入都奏事等活动，短则数日，长则数月。不过古代的宦游，接受某任命后也未必能够即刻启程离家，等于是增加了居乡之日。一减一增，说朱子作乡绅45年，偏差有限。

乡绅之“乡”，指乡里，如今日之言“地方”、“基层”，未必即是乡村。据梁庚尧研究，南宋城居的官绅已有相当比例（梁庚尧：《南宋官户与士人的城居》，载氏著《宋代经济社会史论集》下册（台北：允晨文化，1997），页165-218）乡绅可以住农村，也可以住城市，而根据上图可知，朱子是很彻底的农村乡绅。居住大半生的崇安五夫里，距县城约50公里；居住约8年的建阳考亭，距县城约4公里；只有62岁在建阳同繇桥的一年时间，属于城居，——当时已决定卜居考亭，因房子未完工，故暂时寓居同繇桥友人家。考亭地属“三桂里”，其溪山为乃父朱松所爱。考《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朱子早年应进士科考试，填报的籍贯是“建州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又清代朱玉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所附《题名录》，朱子籍贯作“建州崇安县五夫里开跃乡”，不论哪一种是真，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农村生源”。朱子就是这样一个立足农村的乡绅。

二、居乡讲学著述活动

短暂宦游外地，长期赋闲在乡，为朱子带来的重要收获之一，是有大量精力用于著述和讲学，而非处理公务和应酬。今日之有“朱学”或曰“闽学”，那些系统的理论、精深的思辨，便主要得益于此。王子之学简易，而朱子之学博大，此学问形态之殊，与二人生活模式之迥异（阳明生前军政繁忙），绝有关系。或许可以说，朱子之为朱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了他的乡居模式。

当然，朱子的僻处武夷，称乡居也好，山居也好，多半是他自己“求仁得仁”而来。他总是在辞官，迫不得已才出山上任；一旦为官，则不计上司、同僚喜好，但求尽己之心，大不了“归去来兮”。进则为官，退则为绅，于朱子，时人常称其“难进而易退”。朱子的奏表、书信中有大量这方面内容，学者所熟知，不必赘述。

如上图亮橙色部分所示，朱子初仕同安归来（28岁）后的乡居岁月，构成四个区间，各区间之间以几次短暂的外任为界。现在我们依次称之为第一乡绅期、第二乡绅期、第三乡绅期、第四乡绅期。四大乡绅期各所成就，描画出朱子道学的成长轨迹。现就朱子著述、讲学活动中的标志成果，制表如下。

显而易见，朱子的思想体系基本是在乡绅期完成的，尤其是长达二十多年的第一乡绅期，已经奠定了朱子思想的规模（即北宋六子之学与四书之学）。后三期是朱子对前期思考不断予以润色提升的过程。不过也没忘记拓展新领域，如第二期对蒙学的热情、第四期对礼学的关心，隐约存在一个从个体维度向社会维度的转向。朱子固然精力旺盛、毅力过人，可如果没有集中的专注期，他的这些学术成果一定要打折扣。总的规律是，进入乡绅期，朱子的著述讲学便爆发；进入仕宦期，便收敛，精力转向政治，经世类活动及文字相应增多（内容从略）。因为出仕，朱子的学术活动数次被打断，呈现有趣的阶段性特征，酷似今日大学教授被调去做管理，后又当回教授。朱子把出处进退看得重于生命，是他主动选择了大段大段的山居时光，专意于“教学科研”工作。相伴而生的，是拥有了武夷山水之乐，其《九曲棹歌》《精舍杂咏十二首》《云谷二十六咏》等诗，都创作于居闽的乡绅期。其《云谷记》曰：“耕山、钓水、养性、读书、弹琴、鼓缶，以咏先王之风，亦足以乐而忘死矣。”（《朱文公文集》卷78）是夫子自道其山水田园之志。朱子在世的生命轨迹，或者通俗地讲，他本人的时间安排，直接决定了千年朱子学的基本样态。

朱子之著述与讲学，意在天下万世，尚非典型的乡绅活动。典型的乡绅活动有其特点：要么直接目的即在本乡，要么沾溉本乡特甚。以书院为例，朱子在崇安、建阳创立四所书院，而本地就学人员的比例并未格外高。民国《崇安县新志•儒林传》载崇安籍朱子门人，只有翁易（黄柏里人）、吴楫之子（吴屯里人）、祝穆（曾祖确歙人）、祝洙（五夫里人）、詹体仁（崇安人，徙居浦城）、江默（丰阳里人）、熊以宁（丰阳里人）、欧阳光祖（节和里人）、丁尧（上梅里人，陈荣捷《朱子新探索》认为应作“丁克”）9人。哪怕把“乡绅”之“乡”的范围放宽到福建一整路，据陈荣捷先生统计，福建门人的比例也只有164/467，约等于35%（陈荣捷：《朱子门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9）。便拿今日各省诸多大学的生源分布情况来比较，朱子的书院，特别是规模较大、延续较久的武夷精舍、竹林精舍，仍然称得上是全国性而非地方性的学府。两宋福建文教繁荣，士子如林，考取进士数量居全国第一，参考这个大背景，35%这个比例更不见其高。换言之，在接纳生徒问题上，朱子并未给同乡特殊照顾。

三、其他乡绅活动

依照上述“直接目的即在本乡”、“沾溉本乡特甚”两条标准，朱子的乡绅活动最值得说的是两方面：一在风教，以礼教为主；一在民生，以社仓法为著。需要再次提醒的是，朱子以道为求，志在天下，即使地方活动，也不意味着视界囿于一乡一地，别无鸿猷。福建乃至外省，许多地方的方志皆称“朱子过化”，正可理解为朱子遗泽此地，但不限此地，此地特为朱子深造圣域之偶寄耳。可以这么说，我们所定义的朱子“乡绅”之举，要么是求大道之落地为实用，要么是以家乡为经世事务之试验场；用逻辑术语表示，前者是朱子道学“演绎”开展的过程，后者是朱子道学“归纳”开展的过程。这是大哲人异于地方性士人之处。

第一，在乡里示范、提倡礼。朱子居乡间，既不同于豪强之绅，傲慢甚至霸陵乡党，也不同于纯隐逸之士，不与乡党往来。《论语•乡党》说：“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朱子对乡党是否也低声下气，不得而知，但孔子对乡党的那份恭敬，朱子绝对遵照而行。黄榦《行状》说朱子：“宾客往来，无不延遇，乘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至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缺。”短短几句话，很好地刻画出了朱子的长者风范。看得出来，朱子乐于交往乡人，而交往的精神核心是自己的“仁民”哲学与“持敬”哲学，不是专爱、敬于有财有势者，而是及于每个微细之人。来看看他的着装细节。朱子《休致後客位咨目》说道，他很赞赏北宋京都致仕官与人相接，以穿闲居野服（又称便服）为礼。他早年乡居觉得自己不是“老大野逸”，尚不敢穿野服，接待访客大抵仍穿正式的官服，而一旦致仕，加上病痛致使行动不便，便马上穿起闲适的野服来。他的深意是，野服质朴无华，更能融入平民环境，——此即“仁民”之意。同时，野服上衣下裳，有大带，束带足以成礼，不至于像“凉衫”之类过于随便，——此即“持敬”之意。知俗而不忘劝俗，即使穿着小事，朱子也如此留心，这就是他自己说的，“使穷乡下邑，得以复见祖宗盛时京都旧俗，其美如此，亦补助风教之一端也。”（《朱文公文集》卷78）

说起当时的庶民之礼，最容易想到的是朱子制《家礼》和增损《吕氏乡约》，一家礼，一乡礼，覆盖了平民百姓的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如上引黄榦述朱子乡居，重点内容便是《吕氏乡约》中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两条。《家礼》《增损吕氏乡约》均成书于第一乡绅期的淳熙三年（47岁）前后（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页307），它们与第四乡绅期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中的家—乡礼部分根本不同，后者是士大夫之礼。淳熙二年，朱子致信吕祖谦，谈他的写作计划：“熹……又欲修《吕氏乡约》《乡仪》，及约冠婚丧祭之仪，削去书过、刑罚之类，为贫富可通行者。”（《朱文公文集》卷32）贫富可通行，其中关键是贫者可行。

《家礼》《吕氏乡约》出，影响极大。可惜的是，这种大影响发生在朱子身后的明清时期。《家礼》书成后随即失窃，朱子既殁，其书始出。对于《吕氏乡约》，朱子明确对张栻说过其难以实行：“乡约之书，偶家有藏本，且欲流行，其实恐亦难行如所喻也。”（《朱文公文集》卷31）研究者普遍认为，宋代吕氏乡约的应用完全不成气候（参阅杨开道《乡约制度的研究》、常建华《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等书）。南宋试行吕氏乡约，人们只知朱子门下有几例：胡泳（沧洲精舍生徒），行乡约于家乡南康军建昌（约1215）；程永奇（1151-1221，沧洲精舍生徒），行乡约、朱子家礼于家乡徽州休宁；潘柄（武夷精舍生徒），行吕氏乡约于家乡福州怀安；阳枋（1187-1267，朱子再传），行吕氏乡约于合州巴川（1243）、渝州（1257）（周扬波：《宋代乡约的推行状况》，《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纵是如此，反而提示我们，尽管吕氏乡约难行，朱子平时一定向一干门人认真推介过它，导致上述朱门弟子独有的现象。朱子与弟子既如此，与乡人交往时，只要有机会，也难免主动向他们灌输《家礼》《增损吕氏乡约》中的一些节目，而非仅仅让它们停留在纸面，更何况它们乃特为平民设计。由于朱子处在从贵族之礼向庶民之礼的准备阶段，该礼的每一步施行，例如立家庙、建乡约组织，都有可能严重冲撞原有制度和秩序。朱子生前未能在一乡一里落实《家礼》《乡约》，自是因缘不到。他晚年理论成熟，声望巨大，算是有了较好的推行条件，无奈陷入党锢，更不敢在制度改作层面轻举妄动。他制订文件并予以一定限度的宣传，并（以士的身份）躬亲示范，馀下的只能留给他人去做。

第二，行社仓法。朱子最有名的乡绅活动，非五夫社仓莫属。此“先儒经济盛迹”，其设计精巧实用，类似今之农民小额低息贷款（张品端：《朱子社仓法的基本内容及其社会保障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3期），朱子生前便得到全国推广，泽被亿万。黄榦《行状》介绍：“先生所居之乡，每岁春夏之交，豪户闭粜牟利，细民发廪强夺，动相贼杀，几至挻变。先生尝帅乡人置社仓以赈贷之，米价不登，人得安乐。”朱子在五夫创社仓，同样是在第一乡绅期，后续经营则终其一生，仓米的赈贷对象主要就是五夫所在的开耀乡的平民。14年后，他回顾：“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朱文公文集》卷13）30年后，他总结：“始予居建之崇安，偿以民饥饿，……得米六百斛以贷，而因以为社仓。今几三十年矣，其积至五千斛，而岁敛散之里中，遂无凶年。”（《朱文公文集》卷80）

五夫社仓缘起于乾道三年（38岁）夏天的崇安大水，以迪功郎、监南岳庙身份居乡的朱子，当时即奉建宁府檄，行视水灾。次年春夏之交，果然发生饥荒。据朱子《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他与“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朱文公文集》卷77）刘如愚临危受命，两位乡绅在崇安知县委托下主持赈济。他们原计划劝当地豪民发粟，后转而从建宁府常平仓请粟。当年冬天，百姓主动还粟于官，而官府准许留粟于里中，以备将来。乾道五年夏，二人改救急性质的赈济法为常年可行的赈贷法，贷米年收息2分（20%），此法、此率借鉴自王安石的青苗法（梁庚尧：《南宋的社仓》，载氏著《宋代经济社会史论集》下册，页435-437），其利率相比当时的高利贷，已经很低。至此，“朱子社仓”的内核——贷米收息，持续运转——已具备。乾道七年，考虑到粟米分贮民家不方面，二人又借鉴隋唐社仓法（设于州县城），在里中建成仓库，统一粟米的存贷。当时工程的会计、董工人员是“贡士刘复、刘得舆、里人刘瑞”（《朱文公文集》卷77），注意这里有个没有任何功名的平民“刘瑞”。至此，官帮而民办的“五夫社仓”完成全部制度设计。此后，刘如愚出仕，与迪功郎朱子一同运营社仓的是刘家一批较年轻的士绅：贡士刘复、刘得舆、将仕郎刘琦、右修职郎刘玶。社仓运营十分成功，至14年后的淳熙八年（52岁），息米越积越多，仓库扩大了，来自官府的最初贷本也归还了，时在南康军知军任上的朱子照会建宁府，决定社仓从此不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3升（即3厘）（《朱文公文集》卷13）。朱子之意，无非是以利归民，更大程度地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语）。

五夫社仓能够成功，与主持者的高素质是分不开的。淳熙二年吕祖谦来五夫参观社仓之政，就表示：“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诸公之贤不易遭也。吾将归而嘱诸乡人士友，相与纠合而经营之，使闾里有赈蓄之储，而公家无龠合之费。” （《朱文公文集》卷79）社仓是民间慈善性质，管理者不从中牟利，朱子、刘氏等乡大夫全靠自觉的清廉与一片仁爱之心从事之，此正可见其不易也。

四、结语

1940年代出版的《皇权与绅权》有胡庆钧《论绅权》一文，总结当时对传统乡绅完全相反的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绅权是代表着地方人民说话的，它便是中国历史上的代议制；一派认为绅权是皇权的延伸，绅士与官僚站在同样的地方剥削人民。”（胡庆钧：《论绅权》，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页119）现在看来，这两派明显都有持其一端不及其馀的毛病。其实历代绅士都有好有坏，宋代也是，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册收录一文《豪横与长者：南宋士人与官户居乡的两种形象》，两类都搜集了诸多人物，可以为证。正确的表达是，有的乡绅是代表地方人民说话的，有的乡绅则剥削人民。毫无疑问，朱子属于前者，是良绅。

从上文可知，朱子的绅士身份是建立在他的学问、仁民爱物基础上的，他有此德行，然后自然在乡民心中获此较高威望和地位，而非有待于地主经济的威势之类，形成对他人予取予夺的霸权。实际上，朱子侨居崇安五夫，本是无产之人，早年依靠刘子羽家接济，后考取功名，以薪俸为主要生活来源，加上难进易退，故一向清贫。底层穷困，分毫利益可起争端，朱子置身其中，无宽裕之财而有官绅之势，正是检验其理欲观、义利观的极度敏感的试金石，当人欲为主、利字为先，即刻便是劣绅。朱子以道学的极高要求，不仅律人，更须律己。其数十年的良绅履历，是道学进入百姓生活的重要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