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睿】两汉之际的节士

栏目:钩沉考据
发布时间:2018-12-18 22:16:28
标签:节士

两汉之际的节士

作者:曲柄睿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一月十一日癸未

      耶稣2018年12月17日

 

关注两汉之际的历史,不能不注意到“节士”群体。

 

当时所谓“节士”,指那些不依附于王莽政权,而参与东汉或其他刘氏政权的士人。他们的言行举止,在当时有很大感召力。所以王莽政权要拉拢他们,拉拢不成就要打击他们;东汉及其他刘氏政权要团结他们,依靠他们。

 

节士群体,是观察两汉之际历史的一个有效切入点。

 

王莽政权与节士

 

西汉末当轴的王莽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子。少年时代,父亲早死,王莽生活孤贫,索性就过上与其他兄弟不同的俭朴生活。《汉书·王莽传》记载他“勤身博学”“行甚敕备”,还能“外交英俊,内事诸父”,在西汉末贵游子弟中无疑是一股清流。

 

少年英锐的王莽得到了叔父王凤的赏识。朝廷中的诸多大臣,如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也都肯为王莽说好话。汉成帝由是大为欣赏王莽。此后,王莽平步青云,即便位高权重也轻财好士,交接人物,史称“虚誉隆洽”。

 

可是这些毕竟都是表面文章。王莽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给自己攫取更大权力铺路。等到他试图染指汉朝最高权力时,笼络人心的小伎俩,就不怎么管用了。

 

王莽篡汉以后,要征用原来在汉哀帝时做过光禄大夫的龚胜。第一次使命传来时,龚胜以有病为由回绝了。两年以后,王莽又派使者来宣召龚胜。这次排场极大,使者和郡太守、县长吏、三老官属、行义诸生千人以上,涌入龚胜居住的闾里。龚胜干脆说自己命不久矣,连房门都不出了。使者屈尊入门宣诏,并将龚胜大大夸赞了一番,所谓“圣朝未尝亡君,制作未定,待君为政,思闻所欲施行,以安海内”。也就是说王莽期盼龚胜前来,设计新朝的礼乐制度。

 

龚胜不为所动,还是推辞身体不好,无法前往长安。使者只能建议王莽批准秋凉以后再征龚胜上路。此后,使者和郡太守每五天来龚胜家里一次,问候起居,并劝说龚胜两子及门人,希望他们游说龚胜把握这次机会。听了门人的建议,龚胜自认大限已到,说道:“吾受汉家厚恩,无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于是从容绝食而死。

 

与龚胜相似的还有薛方、郭钦、蒋诩、禽庆、苏章、曹径等人,不应王莽征辟,或隐居山林,或托病不出,无负士节。

 

也有投靠王莽者,比如当时名士纪逡、唐林、唐尊就是例子。他们在王莽政权中封侯贵重,历位公卿,但还是逃不过史家之笔的无情批判。《汉书》中记录龚胜等人传记的末尾,有班固的评论。班固以为龚胜这些人能“守死善道”,郭钦、蒋诩“好遁不污”,他们的所作所为“绝纪、唐矣”!这种评价切中要害,千载之后读来仍有生气。龚胜等节士与纪逡等人的区别,归根结底是能否在历史转折的关头站稳脚跟,能否以士人气节守护心中的浩然之气。也正因为如此,王莽笼络人心的那些小把戏,就一下子不管用了。

 

刘秀推重节士

 

相比王莽,刘秀在吸纳节士一事上有优势,但与其他刘姓反莽政权相比,刘秀的优势又不那么明显了。

 

比如,当时最具正统性的更始政权,就很能团结在野之士。更始政权的丞相曹竟,就是不仕莽朝的节士。更始政权希望通过曹竟招来更多人才。此后取代更始政权的赤眉政权,也试图收编曹竟,同样是看到了节士的重大作用。

 

与占据西汉古都长安的更始、赤眉政权相比,仅仅占据河北的刘秀,就没有多少号召力了。刘秀因此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表明自己对人才的渴求。

 

刘秀辟除曾在更始政权中效力的节士卓茂做太傅。太傅地位尊崇,并没有实际职权,象征意义很明显。当时卓茂已经七十多岁了,没有为刘秀建立功勋,为什么刘秀如此看重卓茂呢?范晔说此举和“周、燕之君表闾立馆”有相同目的。

 

《史记·殷本纪》记载,周武王灭商后,为了争取商人支持,着实做了几件得民心的事,其中之一就是“表商容之闾”。商容是纣王之臣,为商人所爱戴。周武王请他出山相佐,就给其他处于观望态度的人作了表率。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昭王初即位,国力衰微,他卑身厚币招揽贤者。有隐士郭隗,为燕昭王师,以此为榜样,更多的贤人如乐毅等辈,纷纷前来,燕国由此强盛。

 

历史经验提示,人才是国家强大的根本动力之一。刘秀发现了节士群体对新政权的意义,并尝试通过任用卓茂,吸引更多的在野之士。此后,刘秀还不断表彰节士,从官方角度肯定他们的功绩。比如《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平蜀后,表当地节士李业门闾。郡国书《益部纪》还图画李业形象。更晚的《华阳国志》,称这次行为是“旌表忠义,搜求隐逸”。刘秀拉拢节士为己所用的意图,一目了然。

 

陈苏镇先生在《〈春秋〉与“汉道”》一书中指出,更始政权失败后,百姓对汉室复兴的期望丧失殆尽。为收拾人心计,刘秀不得不加大对在野节士的拉拢推重,当然也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后汉书》中记载了诸如刘昆、洼丹、牟长、许杨、周党之流,纷纷加入光武政权,成为新国家的建设者。

 

节士在地方上的影响

 

如果只将节士看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恐怕会对两汉之际的历史产生误解。许多节士在地方上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组织力,他们往往组织了实际的反莽力量。

 

《后汉书》中有许多儒生身份的节士,他们多数聚集成百上千的弟子讲学。战乱之中,弦歌不辍,自然清雅异常,不过其中的政治意味也很明显。

 

比如刘昆组织徒众,于春秋飨射之际施礼用典,以至县令长率属吏观摩学习。王莽得知此事大为警惕,找了个“私行大礼,有僭上心”的借口中止了刘昆的讲学活动。实际上,礼仪是否僭上或容讨论,王莽真正恐惧的是刘昆的组织能力和影响力。

 

很多节士在乱世中拉起了一杆队伍。他们以宗族、乡里关系为纽带,训练士伍,聚保山泽。东汉初年做了三公的第五伦,在王莽末年天下大乱之际,组织宗族闾里,“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

 

光武帝刘秀自然看到了这批在野节士的力量,不能不拉拢倚重。可是,也有节士不买账,其中最有名的非严光莫属。

 

严光字子陵,是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东汉建立之后,刘秀希望老同学出山辅佐,严光反而变易姓名,隐身不见。几经查访,刘秀终于在齐国找到严光,大张旗鼓地将他征聘至洛阳。

 

严光到洛阳后,刘秀亲自到下榻处迎接。严光开始装睡不理,过了许久,严光对刘秀说:过去尧的时代,还有隐士巢父不愿意参与世务。士人自有志节,何必相逼呢?刘秀只得作罢。

 

在野之人不仕于东汉,固然有像严光等高洁不好荣宠之辈,也要看到其背后的现实因素。士人们多数在乡里积累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一旦脱离乡里,就等于脱离了这些社会力量,丧失了在地方上的号召力。这种情况是多数在野士人不愿见到的。于是他们往往不应征聘,或一至洛阳即称病而返。光武帝自然知晓其中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们返回乡里,成为东汉政权在地方上的代言人。此举保证了东汉初政局的稳定,但也为东汉末豪族势力的崛起,以及诸侯割据埋下伏笔。

 

进一步讲,东汉政权是一个通过与豪族妥协而建立起来的政权。刘秀在统一战争中,不断地收编支持自己的豪族,打击反对自己的豪族。东汉初年的多数政策,出发点都是抑制豪族对新政权的干扰。成效虽大,副作用同样明显。特别是东汉皇室的外戚多出身豪族,皇室与豪族联姻,自然有相互利用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东汉政权对豪族的限制很难彻底实施。

 

顾炎武《日知录》中写道,光武帝“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两汉之际的节士是代表古人气节的突出群体,的确如顾炎武所论。但是如果不从道德评价的角度考虑,转而深入到当时的实际政治活动中,又可以发现节士们是一股甚至能够左右政局走向的强大政治力量。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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