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在拙著《论语新识》互联网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刘  强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一月十二日甲申

  耶稣2018年12月18日

全球未来论坛群的师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徐治道先生为拙著《论语新识》费心筹办这么一个网络研讨会！感谢本书责编、岳麓书社资深编辑饶毅女史的倾情付出！记得2016年底《论语新识》出版不久，徐治道先生就曾提议做一个网络新书发布会，我当时因为对这样的线上研讨不太了解，心存疑虑，也就没有积极响应（我一直是个对“新生事物”“慢半拍”的人）。上个月应邀为鲍鹏山教授的新书做了一个网络研讨，算是身临其境，对这一“新生事物”有了切身体会，这才“重续前缘”，有了今晚的这个活动。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我素所尊敬的前辈师长郭齐勇先生、张新民先生、林安梧先生、崔茂新先生以及相知甚深的好友鲍鹏山教授、宋立林教授接到邀请后，第一时间即慨然应允出席研讨会，担任评议人，并在百忙之中或撰文或发声，给我予以极大的支持和提携、鼓励和提点，此时此刻，如果我说我有点抑制不住这份感动和感激，还真不是客套话。今生今世，我能有缘与众多师友相识、相交、相知、相契，真是莫大的荣幸和福报！在此，我要向各位师长同道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上算是一个简单的开场白。下面我就我所理解的孔子、《论语》和儒学这三个方面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我分享三个话题：一、重新发现孔子；二、激活《论语》慧命；三、守住儒学根脉。

一、重新发现孔子

所以说“重新发现”，是因为“耳熟能详”，自以为不用发现——我们都自以为认识了孔子，看清了孔子，理解了孔子。其实呢，哪怕天天读《论语》的人，也有可能完全不认识孔子，不知孔子是谁。他们所理解的孔子，常常是被遮蔽、被侮辱、被平庸化、被污名化了的孔子，简言之，那不过是他们心中臆想的“假孔子”！有人就是靠着对“假孔子”的图解和抹黑，出了书，当了教授，成了所谓文化名人的。对于孔子，大多数人停留在中小学教科书或百度百科的认识水准上，即所谓“三家一人”说：“三家”是说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一人”呢？——儒家学派创始人。这样的理解不能说全错，但却毫无温度和情感，全无“了解之同情”，更无“温情与敬意”。这样的贴标签式的理解完全属于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只是一个“事实判断”，却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其结果是，不仅无法拉近我们和孔子的距离，反而会渐行渐远。

去年9月28日，我应山东卫视的邀请，担任全球祭孔大典直播现场的学术嘉宾。当时在曲阜孔庙的万仞宫墙上，主持人问我“心目中的孔子”是怎样的。我的回答也用了三个“人”字：圣人、恩人、亲人。

首先，孔子是中华民族的“圣人”。如果要加个限定，“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圣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孔子之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为圣王，唯有孔子，乃一布衣，而通过自身的努力，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达到了“以人合天”“天人合一”的圣者境界，并建构了儒家圣学的“道统”。

孔子晚年尝说：“吾道一以贯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朝闻道，夕死可矣”。可知，孔子心中，确乎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大道在焉。此道者，即人所当行之道，仁义之道、中庸之道、君子之道、圣贤之道也！然而，正所谓“知德者鲜矣”，真正能明此道的人，多乎哉？不多也！故孔子又尝自叹：“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从这话也可以看出，颜回去世之后，孔子举目四顾，天下之大，弟子之众，竟再无一个知音。那就只有寄希望于“天”了！

换言之，真正理解孔子，明白其何以为圣人，绝非易事，不仅需要知识，需要情感，需要生命体验，更需要智慧！仅靠聪明和学问还真不足以知孔子！所以，子贡、宰我、有子、子张诸弟子，虽然没有一个不聪明，但他们差不多都是在孔子去世之后，才仿佛经历一场“精神地震”，恍然意识到孔子的伟大，并纷纷感叹：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其实，孔子不仅把希望寄托给了“天”，也把道统的一线命脉传递给了“后人”——也即“后死者”。而“后死者”中，第一个全面认识到孔子圣德的不是别人，正是孟子。孟子没有得到过孔子亲炙，完全是从经典和传说中感知孔子，但他最终得出了结论：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的这一推断证明了，圣学之“道统”确实存在。孟子之后，历朝历代真有智慧和觉悟的读书人，无不确信并证成了此一道统的存在。这些人，都有一个感动人心的“共名”——“圣人之徒”，简称“圣徒”。

所以，孔子是不是圣人，这问题在你追问时便有了答案。“圣人”这顶桂冠，绝不是孔子自封的（孔子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也不是哪个帝王颁发的，而是“后死者”或者说是历朝历代那些认识了“真孔子”的读书人和士大夫们公认并且追认的！那些诋毁孔子，说孔子的圣人称号乃是其弟子哄抬出来的人，怎么不想一想：为什么是孔子而不是其他人被弟子誉为圣人？为什么你的学生不把你“哄抬”成“圣人”呢？

说孔子是圣人，不仅因为其集智、仁、勇“三达德”于一身，实现了“即凡而圣”“参赞天地”的“内圣”境界，还因为其立德、立言，还立了功，他在精神和文化的世界中实现了真正的“外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孔子是中华道统的奠基者，建构了仁礼并重的价值体系、内圣外王的治理之道、中和兼美的道德文明。有人说孔子是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他周游列国、干谒诸侯，就是为了“找工作”！这真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胡说”！要知道，孔子立的不是一时一代之功，而是千秋万代之功！所以司马迁才要说：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其次，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恩人。“恩”从何来呢？我以为，主要在于孔子是中华“学统”的开创者，他晚年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中华学术文化全体大用，悉在六经中开出。故民国学者柳诒徴说：

“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以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

孔子，就好比中国文化长河的上游的一个蓄水池，他把上游的河水蓄积存放，然后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下游，使这条文化的长河滔滔滚滚，永不干涸！这不是恩人是什么？

孔子不仅奠定了“道统”和“学统”，还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有教无类，让更多贫寒人家的子弟享受了教育的“机会平等”，改变了教育为官方垄断的历史，孔门三千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教育成就古今中外鲜有其匹。这样的伟大贡献，一个“教育家”的称号岂能了得？！

今天，一些受百年西化思潮影响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常常喜老庄、贬孔孟；或者崇佛老，斥儒家（以为体制认同儒家，那么反儒家就是一种进步和革命，甚至是一种时髦）。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了解文化。我以为，文化不仅是知识系统，还是价值系统，同时还是信仰系统。知识人不等于文化人——只有被文所化、并能以文化人的人，才配称作文化人。一个文化人并不在于他“知道”了多少知识，而在于他对滋养自己的文化有一种信念，并能把这种信念转化为行动，从而去传承并更新这种文化，为其不绝如缕地存续于天地之间，略尽绵薄之力。我不反对有些人以“知识人”自居，并对研究对象怀有一种类似“科学主义”的求真态度，但我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价值人”和“信仰人”。陈寅恪说得好：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当年王国维投湖自尽，其实正是他所信仰的文化开始衰落，也可以说是他的信仰破灭，很多人以为他的死是“殉清”，我却以为是“殉道”。这一种带有哲学甚至宗教意义的死亡，不是一般“知识人”所能了解的。

第三，孔子是中华百姓的亲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孔子标举和弘扬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等价值，深入人心，泽被后世，影响到世世代代，千家万户，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大道。孔子对“孝道”的伦理设计，以及诗教、礼教、乐教等一整套教化体系，追本溯源，皆奠基于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始基的“人禽之辨”。最近我写了一篇论文，题为《人禽之辨：中华传统文化之始基》，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有别于西方，就在于两种文化价值起点不同，西方文化主张“神人之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奠基于“人禽之辨”。有了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系统，才使“淡于神教”的中国人，有了朴素而又坚实的自我确信，也使得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即是经历再大劫难，也能自我修复、浴火重生！我常常想，父母给了我们肉体的生命，把我们抚养成人，我们知道“亲”；像孔子这样的圣人，给了我们文化的慧命，让我们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亲”呢？

第四，这还不算，孔子还和他最喜爱的高徒颜回，共同奠定了“师道尊严”，为一个注重“血缘”的民族，开启了尊崇“学缘”的崭新时代。那是颜回死后，围绕颜回的丧事应该怎么办理，孔子和弟子以及颜回的父亲颜路有过多次博弈，最终是将师徒关系与父子关系做了一个非常精妙的“等价代换”。从此以后，“学缘不亚血缘亲”，“师徒情深赛父子”，师者作为一个人智慧的启蒙者，得以和“天地君亲”并列，进入中国人的价值系统和祭祀活动。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孔子不是中华百姓的亲人又是什么？

有人问：当代中国需不需要孔子？我的回答：不是需要，是太需要了！而且，不仅在中国，甚至再扩大一点，在整个“汉字文化圈”，论文化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没有一位文化人物能真正超越和替代孔子！我们看看梁启超在他未完成的《世界伟人》中如此评价孔子：

吾将以教主尊孔子。夫孔子诚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尽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而孔子则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举中国人，虽未尝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吾将以教育家尊孔子。夫孔子诚教育家也，而教育家不足以尽孔子。教育家之主义及方法，只能适用于一时代、一社会，而孔子之教育，则措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也。吾将以学问家尊孔子。夫孔子诚学问家也，而学问家不足以尽孔子。学问家以学问故而成家，而孔子则学问之所出也。吾将以政治家尊孔子。夫孔子诚政治家也，而政治家不足以尽孔子。食政治家之赐者，不过一国……不过百年，而孔子之因时的政治，可以善当时之中国，可以善2000年迄今之中国。（《世界伟人》）

梁启超先生一生多变，但始终都抱持着一种真儒家的淑世情怀。他对传统文化，始而怀疑和批判，最终又肯认和回归。他对孔子的这种饱含情感的判断，还是慎思明辨后的结论，而且出自真心，故而令人动容。

而且，说孔子是圣人，并不是神化孔子，恰恰是为孔子正名和归位。因为孔子为所有人做了最好的榜样！正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所说：

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他谦虚地探索，让人不要迷失于世界，让精神被理性之光照亮，他只用智者的身份说话，而不是站在先知的角度，然而我们相信他，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这样的。”（《风俗伦》）

总之，孔子一生好学不倦，勇猛精进，自强不息，超凡入圣，为后世确立了圣贤可学而至的高标懿范，感召千秋万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之谓，良有以也！孔子不是神，而是圣，而圣人，首先是人。信神，是他信，是向外找力量；信圣，是自信，是确信人可以自带光芒、自我给力、是向内找自信！

那些批判孔子的人，不仅是“智不足以知圣人”，“学”也不足以知圣人。他们忘了，孔子代表的不是“势统”而是“道统”。真正的儒家思想，一向都有“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历代帝王尊孔，不管真也好，假也好，都是尊道，是为了给自己的打下来的江山建立合法性。所以，孔子被历代帝王所尊崇，不是孔子的错，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坏人也需要阳光，难道阳光被坏人利用了，就是阳光与坏人同流合污吗？这是什么逻辑呢？不是强盗逻辑，也是霸道逻辑！这种混淆是非的逻辑，被秦晖先生戏称为“荆轲刺孔子”，某些批判家，不敢向秦始皇开刀，只好拿孔子撒气，这已足见其可笑；而其不论多么诋毁孔子，都不能损孔子伟大之一分，这又足见其不知量了。

二、激活《论语》慧命

《论语》是一部什么书？其实也常常语焉不详，众说纷纭。或曰：《论语》是一部儒家经典；或曰：《论语》是一部道德说教的书；又或曰：“半部《论语》治天下”。更有趣的说法是：《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作品！这一种说法尤其让人失笑！

我的观点是：《论语》不是一般的书，而是“经”，或者干脆说，《论语》就是“中国人的圣经”。20世纪以来，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中国学术界经历了一场“去经学化”“去神圣化”的思想运动，将“经学”降格到文学，将孔子由圣人降格到诸子。这样的一种“降格”运动看似革命、进步，实则是颟顸无礼，本身是最没有文化的表现，因为这样一来，古代的经典便成了一堆可供“研究”的故纸堆和死材料，这就将经典的“慧命”拦腰斩断，甚至荡涤殆尽了！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乎“灵根倒悬”“花果飘零”。

前不久，我在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误读<论语>多少年？》，其中谈到理解《论语》的四个前提：

第一，当明《论语》实为吾国第一部私家撰述，开启了六经之后“述作并举”的一个崭新时代。换言之，《论语》不仅不是通常所说的教条，反而是对一切教条的疏离与反叛。

第二，当明《论语》绝非杂乱无章之大杂烩，而实为一纲举目张、首尾一贯、次第清晰、张弛有度的精心结撰之书，甚至是一“牵一发动全身”的“学术生命体”！

第三，还当明白《论语》非知识性文献，实乃吾国道统及价值体系建构之真实律动，充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贤智慧，既有隐而不显的本体论观照，又有“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的修养功夫论。可以说，《论语》从头到尾充满了生活阅历、情感经验和价值判断，绝不像有的人所说，是一堆可供学者研究的僵死的文献记载和历史材料！简言之，《论语》是一部生命之书、悦乐之书、自信之书、君子之书和实践之书。

第四，也是对现代读者至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读古代经典，切勿先入为主，以今律古，而失去读书人本该具有的“虚心切己”的态度和“转益多师”的美德。(《误读<论语>多少年？》,《名作欣赏》2018年第5期，收入拙编《论语的大智慧——首届两岸学者<论语>会讲文集》，岳麓书社2018年5月版）

基于上述判断，我在解读《论语》时，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追求在文本细读、吃透元典的基础上，尽量完成从体认到体悟、从体悟到体贴、从体贴到体证的一条诠释过程。

那么，怎样激活《论语》的慧命呢？我以为，仅靠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心灵史、精神史、生命史、思想史乃至人类学等的视角和方法以为奥援，方可触及和激活《论语》或者说一切经典的“慧命”。例子实在太多。比如，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理解，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解读，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发掘，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新说，等等，都有一管之见。尤其是对《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一句的理解，我觉得以前的理解都有问题，很多学者都把这句译作了“不做官是不对的”，我的新识亦作“不仕无义之邦国”，尽管稍稍推进了一步，但还是未尽如意。为此，在去年曲阜召开的首届论语学研讨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讨，认为“不仕无义”是“隐居废义”的意思，彰显的是儒学“君臣之义”既有仕进也有隐退的内涵，而并非只是有些人理解的“做官冲动”！（详参拙文《<论语·微子>篇“不仕无义”新诠—兼论儒学“君臣之义”的人学意涵与现代价值》，《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对儒学和孔子的误解，其实是百年以来反传统话语长期影响的结果，也是白话文运动带来的经典翻译通俗化的后果。这使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坐井观天不知天地之大。更何况有些人读书，不是为了吸取营养，就是为了“反思和批判”，“挑刺”和“显摆”，好像古代那么多一流人物都不如他，都是被孔子忽悠了欺骗了似的。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自信，更是对历代文化精英的智商的侮辱！

三、守住儒学根脉

说到儒学，我其实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因为我本来的专业是古代文学。也许是冥冥中有这么一种缘分，让我走进儒学的园地中，发现“风景这边独好”，这才有了这部浅薄的小书。《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有这么两句诗：“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以此来表达我与《论语》的缘分，可谓恰如其分。

与西方文化重哲学思辩与逻辑推演不同，中华文化更看重躬行践履与生命印证。可以说，中华文化念兹在兹的不过是一个“道”字：知道、闻道、悟道、体道、求道、行道、传道、弘道、达道，不一而足。而儒学的全部学问，总不离于一个“人”字，故儒道者，亦可谓人道也。儒学之最终目标，是要解决人生的种种问题，故“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成己成人”“爱人亲仁”，即理想人格的不断完善与现实人生的全幅实现，才是儒学最初、也是最高的终极理想。因此，儒学者，“人学”也，虽“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又“不可须臾离也”。儒学不是执着名相、概念和逻辑的纯粹知识论体系，而是一整套涵容天人、沟通彼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修养论、工夫论和实践论，故其特别强调躬行践履、身体力行，学问思辨之外，更落实在“笃行”上；“致良知”之外，更注重“展良能”。儒家的学问和工夫，最终指向的是一个人道德生命的圆满、人格精神的挺立、仁德智慧的涵融无碍。

我在《论语新识·自序》中引用了前辈学者徐梵澄先生在《孔学古微·序》中的一段话，他说：“过往的历史显示出中国人非常保守，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公元6世纪上半叶，曾经有人试图用佛教统治一个大帝国，但是失败了。除此之外，道家是这个民族思想中的巨大暗流，但从未显著地浮上过表面。”“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测量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和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

儒学，并非高头讲章，而是守先待后、躬行践履的生命学问。陆放翁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阳明亦云：“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儒学，更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需之学，其良知良能、全体大用，真可谓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儒学，又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盖此之谓也。

儒学的刚健与仁厚、理性与诚敬、通达与包容、变革与批判、精进与坚守，皆非一时、一地、一人、一家之所独有，而应该、也一定会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永垂不朽！（参《论语新识·自序》）

要深入理解儒学，梁漱溟在《孔子学说之重光》一文中所说可以参看。他说：“孔子的学问是最大的学问，最根本的学问。——明白他自己，对他自己有办法，是最大最根本的学问，我们想认识人类，人是怎么回事，一定要从认识自己入手。”梁先生甚至认为，孔子的学问就是“自己学”——有关自我的学问。最后他说：“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乡村建设》旬刊4卷第5期，1934年9月16日，收入氏著：《东方学术概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最后，我还想谈谈“儒学”与“学儒”的关系问题。今天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颇有“复兴”之势，很多人对儒学趋之若鹜。但我发现，“儒学”与“学儒”的张力日益明显。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只是“研儒”，即研究“儒学”，却并不“学儒”。其人与其文仿佛两张皮，知行脱节，这难免让人大跌眼镜。有的研究儒学者，固守一隅，排斥异见，背离了孔子“和而不同”之教；还有些学者，跟风自售，摇尾乞怜，也背离了儒者应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情景真实发生在周遭，以致引起大众对儒家群体的“莫名其妙”，然后“敬而远之”。

在“儒学”和“学儒”方面，民国出来的一批学者，如陈寅恪先生、吴宓先生、熊十力先生、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梁漱溟先生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他们的独立不移的精神，堪为后生的榜样。吴宓先生在日记中，写下这么一段自白：

“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只知研究“儒学”，却不知“学儒”为何物的专家学者，是很难做到陈寅恪、吴宓先生那样“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的！

我就拉拉杂杂汇报到此，限于学力，肯定有很多缺失孤陋之处，还请各位老师和朋友多多批评、赐教！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