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张会讲”实质上是“张朱会讲”

作者：蔡方鹿

来源：凤凰网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一月十三日乙酉

         耶稣2018年12月19日

【导语】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2018年12月16日上午，“张栻诞辰88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举办，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张栻的学术思想及影响展开研讨。

张栻（1133-1180）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与当时著名思想家朱熹、吕祖谦讲学为友，史称“东南三贤”。他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南宋乾道元年（1165）开始主教岳麓、城南二大书院，达八年之久。南宋乾道三年（1167），37岁的朱熹与34岁的张栻相会岳麓书院，两位大V同台论道两月有余，吸引四方士子围观，“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留下了史称“朱张会讲”的千古佳话。

800多年以后，我们为何要纪念张栻？他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800多年前的这场“朱张会讲”，在当代又有何现实意义？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凤凰网国学频道在会议期间独家专访了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方鹿先生。

蔡方鹿教授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专访（黄沅玲/摄）

以下是采访实录：

凤凰网国学频道：张栻是南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主教岳麓书院八年之久，研究理学、著书立说，推动湖湘文化的发展，在岳麓书院的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您认为张栻最突出的贡献何在？

蔡方鹿：张栻所从事的教育主要是在岳麓、城南这两个书院讲学教徒、传道授业。除湖湘弟子外，张栻讲学于湖南，蜀人多从之，不少蜀中弟子从学于张栻后又回到四川讲学，传播了张栻的思想。由此促进了湖南、四川等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其最突出的贡献是把书院理学教育置于整个教育之先的地位，以明人伦作为教育目的，取代以考上科举，获取功名利禄为目的的教育。他说：“其所以学者，何也？明人伦也。”（《孟子说》卷三）批评“朝夕所讲，不过缀缉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南轩集·邵州复旧学记》）的学风。指出：“学道爱人岂其利禄之是慕” （《南轩集·答新及第启》），劝慰那些科举及第而取得功名的学子要“扩昔贤之志”（同上），明人伦而不为功名利禄所累。此外，张栻对教育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在岳麓书院开创了自由讲学，相互辩难，独立评政议政之风气，这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栻（资料图）

凤凰网国学频道：张栻与朱熹在851年前的那场“朱张会讲”，开创了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具有划时代意义。您认为“朱张会讲”在当代有何现实意义？

蔡方鹿：“朱张会讲”的意义在于：通过会讲和辩论，促进了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发展，使得若干心性哲学的范畴在意义和相互关系上更加明确。纠正了胡宏“性体心用，已发为心”的观点，刺激和启发朱熹提出“性体情用，心统性情”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朱熹哲学的重要内容和他心性之学的纲领。而张栻在放弃胡宏性体心用之说的基础上，先于朱熹提出了“心主性情”的思想，这对朱熹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辩论中，使得双方都修正了胡宏“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先察识后涵养的思想，最后认识到察识与涵养可以相兼并进，交相互助，强调平时的道德修养与临事按道德原则办事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这对于理学心性修养论的丰富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张会讲（资料图）

通过“朱张会讲”得出的“心统性情”论，强调用人的理智之心来控制和把握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使之不离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代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贪污腐败是国家之大害。治理腐败，一是要依照法律、依靠制度，另是要依靠道德的力量。要建设当代法制社会，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必须变革传统的人治观念，把道德建设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脱节和互相排斥。从另一方面讲，法治也不能取代道德的作用。道德是教育人们从内心消除不好的念头和犯罪的动机，是人们内化于心的一种自我约束力量。道德之伦理约束与法律之人身约束相比，其作用是不同的，也是不能被互相替代的。

即使在当今社会，张栻和朱熹所提倡的道德自律和德治也有它的合理因素和存在价值，可以防止一旦法律管束不严或管束不到，而产生违法犯罪的动机和行为。所以在当前深入开展当代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应将弘扬张栻和朱熹思想中的传统美德，与推进民主、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为当今社会文明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尤其是上述“张朱会讲”中提出并论证的“心统性情”说，强调以人的理智之心来控制和把握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使之按道德原则办事，这不仅对推动当时文化、教育以及理学自身的发展十分有益，而且对于当代社会的伦理建设也有着积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凤凰网国学频道：有学者提出，严格意义上讲，“朱张会讲”应该是“张朱会讲”。对此，您怎么看？

蔡方鹿：我认为，尽管人们经常讲“朱张会讲”，但还原历史的真实，应该是“张朱会讲”为好。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从形式上讲，此次会讲是张栻为主，朱熹为客，是朱熹于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专程从福建崇安出发，不远千里，来到（潭州）长沙拜访张栻，向张栻请教学问，而张栻是施教者，比求教者朱熹更为重要，所以张栻应放在朱熹之前。

二是从内容上讲，张栻、朱熹二人会讲，主要讨论了“未发与已发”，“察识与涵养”等有关“中和之义”的问题。在会讲中，张栻针对朱熹的提问，把他所理解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观点以及先察识后涵养的持论告诉朱熹。朱熹在和张栻的讨论中，虽“三日夜而不能合”，但经过一番思索，最终还是接受了张栻的观点。

可见，此次会讲从思想内容上看，是张栻影响了朱熹（尽管以后二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栻思想比朱熹更重要。所以，应该把张栻放在朱熹之前。

凤凰网国学频道：能否请您谈一谈张栻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蔡方鹿：在理学史上，张栻是与朱熹齐名的著名理学家。张栻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主要表现在：

（1）在与朱熹的“相与博约”中发展了二程学说

朱熹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朱熹思想的成就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实与张栻有密切关系。张栻与朱熹不仅为友，而且在学术上相互辩难、互相影响、相得益彰。两人在密切交往的十几年中，对《中庸》的中和之义，以及太极、心性、仁说、儒家经学等重大学术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在往返辩论和诘难释疑中，两人互相启发，彼此刺激，各自在考虑对方观点的基础上，修正并完善了自己的观点，从而发展了二程学说。对此，朱熹本人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宋史·道学传一》亦称：“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这是对张栻与朱熹在相互博约中发展二程学说的肯定。（参见《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蔡方鹿，巴蜀书社，1991年，第194－195页）

（2）确立了理学之湖湘学派

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中的重要流派，这个学派，由胡安国、胡宏开创，而张栻集大成。张栻在继承师说的同时，对胡宏的思想有所修正和发展。黄宗羲指出：“南轩受教于五峰（胡宏）之日浅，然自一闻五峰之说，即默体实践，孜孜无释，……五峰之门，得南轩而有耀。”（《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胡宏开创的学派，得到张栻的发展，从而奠定了湖南学的基础。“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然大端发露，无从容不迫气象。自南轩出而与考亭（朱熹）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之过者，裁之，归于平正。”（《宋元学案·南轩学案》）湖湘学派在当时为最盛的一派，经过张栻的讲学和与朱熹的交流，“去短集长”，使得湖湘学派在理论上更加精致，也使张栻成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肯定了张栻之学出自胡宏，又超出胡宏的事实。他说：“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宋元学案·南轩学案》）张栻之所以继承并发展了胡宏的思想，取得更高的理论成就，是因为在与朱熹的交往中修正了胡宏的某些观点，使湖湘学派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而湖湘学派与巴蜀学术有着密切关系，这为朱子学在蜀地流传创造了条件。

《宋元学案》（资料图）  

（3）宣扬和表彰周敦颐在道统中的作用

张栻倡导儒家道统论，认为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传的儒家圣人之道在孟子之后失传，使得学者无所依归陷于异端。惟有北宋周敦颐出，才继不传之绝学，把孔孟圣人之道发扬光大。二程兄弟又继承周敦颐，把孔孟之旨推而极之。他说：“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孔孟之意，于以复明。至于二程先生则又推而极之。”（《南轩集·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周敦颐在北宋时社会影响不大，也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张栻为了宣扬周敦颐的理学，便极力表彰周敦颐，肯定他对理学理论建构的功绩，认为周敦颐以《太极图说》为代表的思想，是秦汉以来未曾达到的学术妙境。张栻对周敦颐宣扬和表彰，与朱熹的思想和行为极为相似，通过张栻和朱熹的共同宣扬表彰，周敦颐的学术地位被抬高，扩大了理学的社会影响。

（4）促进了宋代蜀学及四川理学的持续发展

张栻之学除盛行于湖南一带外，还回流四川，在蜀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栻讲学于湖湘，蜀人多从之。不少蜀中学者从学张栻后，又回到四川讲学，传播了张栻的理学思想。（参见拙著：《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巴蜀书社，1991年，第183页）另一些四川学者则私淑张栻，以求南轩之学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也传播和发展了张栻的思想，这就促进了宋代蜀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全祖望指出，张栻的四川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他说：“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杨浩斋、程沧洲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宋元学案·二江诸儒学案》）传张栻理学于四川的主要有张栻的蜀中门人宇文绍节、陈概、范仲黼等学者，以及张栻私淑弟子中的蜀籍学者虞刚简、魏了翁等人。通过他们，把张栻在湖南创造的学问传回了四川，沟通了湘蜀两地的学术联系。（参见《宋代四川理学研究》，蔡方鹿，线装书局，2003年，第190页）

此外，张栻著名弟子吴猎于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入蜀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在成都府学（今石室中学）西面建“三先生祠堂”，以祠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并配祠朱熹、张栻。（参见《鹤山集·成都府学三先生祠堂记》）可知在南宋时四川就已把两宋周程朱张五大著名理学家作为先贤供奉祭祀于祠堂，并将其遗像设立其中，供学人瞻仰。发挥“其嗣往圣，开来学，潜辅治理，以建万世太平之源”（同上注）的教化作用。后来“南轩之教，遂大行于蜀中”（黄宗羲：《宋元学案·两江诸儒学案》）。使包括张栻思想在内的理学在宋宁宗嘉定年间广泛流传于蜀，为提高巴蜀的文化教育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亦扩大了理学的影响。张栻对宋代蜀学的发展产生了客观影响，不仅促进了宋代蜀学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巴蜀文化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宋代蜀学和四川理学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整个宋代理学发展的表现。

【蔡方鹿教授简介】

1951年生于四川眉山，现任四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其个人著作主要有：《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台北：中华道统出版社，1996；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修订版，2003）、《朱熹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宋明理学心性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儒学—传统与现代化》（韩国首尔：曙光出版社，1999）、《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成都：巴蜀书社，1991）、《魏了翁评传》（成都：巴蜀书社，1993）、《华夏圣学——儒学与中国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等12部。

独著《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先后两次获四川省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另获省部级二等奖3项、三等奖5项。《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于2014年获首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出版学术专著20多部，在海内外发表论文380余篇，其中在CSSCI期刊发表10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47篇。现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道统思想研究”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