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尼采的一篇文章套用来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德国人缺少什么》。遗憾的是，尼采讲这样的题目用不着做譬如说德国与东方或者德国与英国之类的比较，他只是把德国的现状与他心目中的标准做一个比较，然后直截了当说出他的批评意见来。而一个中国人讲《中国人缺少什么》这样的题目，似乎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所谓中西文化比较的题目。事实上，中国人也的确是在西方的冲击下才开始反省自己的弱点的。我们本来是一个没有反省习惯的民族，从来以世界的中央自居，不把夷狄放在眼里。【理论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最知反省的民族。犯错误会强调“再一再二不能再三”。老子有道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不知上，不知知病”；曾子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中庸》有言：“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孔孟及历代儒家哲人教人反省自己，不断进步的教导比比皆是。只是客观上，汉文化的发展比周边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成熟得早些。但是也正是因为其成熟，而对这些文化主动地采取了包容、感化的态度，而从来不曾像西方人对新发现的美洲原驻民那样惨无人道地以武力征服。而少数民族以武力征服了汉文化的“礼仪之邦”后，在文化上也总是会皈依这种“礼仪文化”。实际上少数民族在军事上胜是胜了，可实际上先进的文化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提升到汉文化或儒家文化的高度，在文化上将其溶化或战胜了。】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挨打，我们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反省。【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在发展水平上，或在成熟程度上，与中华文化难分伯仲，但是在思维方式，在对世界的看法，在价值取向上，却和中华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许多东西是西有中无，还有些东西是西好中劣，当然也有些东西是中好西劣、中有西无的。这两位文化巨人碰到一起，确实应当引起，也已经引起了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劣势、弱点、甚至错误一面的深刻反省。】不过，挨打之后，我们也真着急了，反省得特别用力，以至于以中西比较为背景的文化反省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说得最多的话题。该说的话好像都说过了，再说就不免老调重弹，所以我从来不参加这类讨论。【这个话题至今没有说透，各种片面偏激的观点各执一端。包括此文作者的观点，都有偏激之处。】

 

也许由于我始终与这个话题保持着一个距离，因此，当我现在来面对它的时候，我就获得了一个与身在其中的人不同的角度。我在想：百年来的文化反省本身是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对象呢？我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已经说过，我们是因为挨打而开始反省的，反省是为了寻找挨打的原因，改变挨打的状态。之所以挨打，明摆着的原因是中国贫弱，西方国家富强。所以，必须使中国富强起来。于是，富强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主题。为了富强，中国的先进分子便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所谓寻求真理，就是寻求西方国家富强的秘诀，寻求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法宝。这种秘诀和法宝，在洋务派看来是先进的技术和武器，所谓“西洋奇器”和“坚船利炮”，在维新派和革命派看来是西方的政治制度，即君主立宪或共和，在新文化运动看来是科学和民主。当然，你可以说认识是在一步步深入，但是，基本的出发点未变，就是把所要寻求的真理仅仅看做实现国家富强之目标的工具，与此相应，反省也只局限在那些会妨碍我们富强的弱点上。我不能说这样的出发点完全不对，不妨说是形势逼人，不得不然。可是，在这样的寻求真理和这样的反省中，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不但逃脱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动摇的前提，这个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非也，中华文化传统，特别是其核心或灵魂的哲学重实用价值不假，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本不轻精神文化。】

 

 

我以严复为例来说明我的看法。严复是一个适当的例子，他是百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和杰出代表，其影响覆盖了世纪初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首先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是凭空建立的，而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应该把这些哲学也引进来。但是，即使是他，或者说，特别是他，亦是用实用眼光去寻求真理的。

 

大家知道，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严复翻译了八部西方名著。关于他的翻译，我想提示两点。第一，他引进的主要是英国的社会哲学，之所以引进，除了他在英国留学这个经历上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社会关切，在他看来，斯宾塞的进化论社会哲学是警醒国人起来求富强的合适的思想武器。第二，他翻译的方式是意译和节译，通过这个方式，他舍弃乃至歪曲了他理解不了的或不符合他的需要的内容，更加鲜明地贯彻了求富强这个意图。

 

举一个例子。在他的译著中，有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他译做《群己权界论》。这部著作的主旨是要确定社会对于个人的合法权力的限度，为个人自由辩护。在书中，穆勒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是：个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使得人类的生活丰富多样，生气勃勃。书中有一句话准确表达了他的出发点：“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

 

事实上，肯定个人本身就是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论点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洛克、约翰•穆勒以及严复最信服的斯宾塞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以罗尔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都是把个人自由看做独立的善。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原则就是自由优先，他认为较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不能构成接受较小的自由的充足理由。他还强调，自尊即个人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是最重要的基本善。哈耶克则反复阐明，个人自由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由，不能用诸如政治自由、内在自由、作为能力的自由等具体的自由权利来混淆它的含义。可是，在严复的译著里，这个核心不见了。在他所转述的英国自由主义理论（见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和斯宾塞《群学肄言》）中，个人自由成了一种手段，其价值仅仅在于，通过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竞争，可以使进化过程得以实现，从而导致国家富强。

 

与德国哲学相比，英国哲学本来就偏于功利性，而严复在引进的时候，又把本来也具有的精神性割除了，结果只剩下了功利性。只要把真理仅仅当作求富强的工具，而不同时和首先也当作目的本身，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必定会对人家理论中与求富强的目的无关的那些内容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即使看见了，也会硬把它们塞进求富强这个套路中去。

 

这个例子十分典型，很能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倾向。究其原因，只能从我们重实用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去找。由于重实用，所以一接触西方哲学，就急于从里面找思想武器，而不是首先把人家的理论弄清楚。中国人是很少有纯粹的理论兴趣的，对于任何理论，都是看它能否尽快派上用场而决定取舍。在世纪初的这班人里，严复算是好的，他毕竟读了一些西方原著，其他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辈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只看日本人的第二手材料），然后信口开河（将听来的个别词句随意发挥，与佛学、中国哲学、西方其他哲学片断熔于一炉），为我所用。也由于重实用，所以对于西方哲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涉及形而上学和精神关切的内容，就读不懂也接受不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般没有精神价值的地位。无论什么精神价值，包括自由、公正、知识、科学、宗教、真、善、美、爱情等等，非要找出它们的实用价值，非要把它们归结为实用价值不可，否则就不承认它们是价值。【所举之例可以说是完全不当。在那样一种亡国灭种的紧迫现实问题的压力下，在那样一种亡国灭种成了时代的主题的情况下，是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侵略的道义根据的英国帝国主义的鸦片加大炮使中国人开始省悟到自己文化有严重缺点和不足，挨打受欺的事实逼迫中国人承认西方文化与所有先前遭遇的少数民族文化都不同，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这种胸怀这种气魄已经不是小家子气。就比如，两个人打架，不讲理的把讲理的打倒了，被打的一方，被打的鼻青脸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失理性，想弄明白对手的打人之法强在哪里，怎么理解并学来他的打人之法，才能让自己强到不再被他欺负的程度。有什么错吗？面对一个从来不曾遭遇过的，打着“弱肉强食”的“正义”之旗，持着火枪火炮的热兵器来抢劫，来欺负你的强盗，急切地寻找怎么才能强到不被欺负的对症之方，难道不是最合乎历史逻辑也符合思想发展的逻辑的吗？这个刚刚让中国人刮目相看的西方，他们还没有进步到把他们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平等地推及所有其他民族呀！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到那些珍贵的西方文化的精神价值，完全是正常的。就像有人平白无故地给你一耳光，你能想到要学习他内在的什么美好精神吗？】

 

我不否认，中国有一些思想家对于人的精神问题也相当重视，例如严复提出要增进“民德”，梁启超鼓吹要培育“新民”，鲁迅更是孜孜不倦地呼吁要改造“国民性”。但是，第一，在他们那里，个人不是被看做个人，而是被看做“国民”，个人精神素质之受到重视只因为它是造成民族和国家素质的材料。第二，他们对于精神层面的重视往往集中于甚至局限于道德，而关注道德的出发点仍是社会的改造。因此，在我看来，其基本思路仍不脱社会功利，个人精神的独立价值始终落在视野外面。【恰恰是作者本人的眼光太“急功近利”了，所以只看到严、梁、鲁这样的中国人在面对当时中华民族的民族危亡时眼中的“精神问题”。中国历代先哲所关注的“精神问题”何止于此呢？信仰问题的解决，天人问题，德道问题，圣凡问题，知行问题，形神问题，理欲问题，理情问题，身心和谐，人际和谐问题等等，这些中国人非常关注的问题，哪一个不是精神问题呢？哪一个的解决离得了形上之思呢？】

 

 

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而且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正因为此，他不是一个幸运的例外，而是一个不幸的例外，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外，而是一个失败的例外。在世纪初的学者中，只有这一个人为精神本身的神圣和独立价值辩护，并立足于此而尖锐批评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实用品格。但是，在当时举国求富强的呐喊声中，他的声音被完全淹没了。

 

我想从一件与北大多少有点关系的往事说起。两年前，北大热闹非凡地庆祝了它的百年大典。当时，纯种的北大人或者与北大沾亲带故的不纯种的北大人纷纷著书立说，登台演讲，慷慨陈词，为北大传统正名。一时间，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李大钊、蒋梦麟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人们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正宗的北大传统。可是，北大历史上的这件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的往事却好像没有人提起，我相信这肯定不是偶然的。

 

北大的历史从一八九八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一九○三年，清政府批准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就成了办学的指导方针。章程刚出台，就有一个小人物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这个小人物名叫王国维，现在我们倒是把他封做了国学大师，但那时侯他只是上海一家小刊物《教育世界》杂志的一个青年编辑，而且搞的不是国学，而是德国哲学。当时，他在自己编辑的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张之洞拟定的章程虽然大致取法日本，却惟独于大学文科中削除了哲学一科。青年王国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文科必须设立哲学专科和哲学公共课。他所说的哲学是指西方哲学，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才是纯粹的哲学，而中国最缺少、因此最需要从西方引进的正是纯粹的哲学。【学习人有我无的好东西，这是非常正确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本身就具有这种包容性和见贤思齐的传统。王国维可能是最先深入到哲学形上层面看到了人有我无的东西，这是他的贡献。】

 

王国维是通过钻研德国哲学获得关于纯粹的哲学的概念的。在本世纪初，整个中国思想界都热中于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唯有他一人醉心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重功利、重经验知识，德国哲学重思辩、重形而上学，这里面已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精神取向。他对德国哲学经典原著真正下了苦功，把康德、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都读了。《辨证理性批判》【疑是《纯粹理性批判》？萨特倒是有一本《辨证理性批判》】那么难懂的书，他花几年时间读了四遍，终于读懂了。在我看来，他研究德国哲学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某些枝节问题上，诸如把叔本华美学思想应用于《红楼梦》研究之类，许多评论者把眼光集中于此，实在是舍本求末。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德国哲学的研究，他真正进入了西方哲学的问题之思路，领悟了原本意义上的哲学即他所说的纯粹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他由哲学的这个性质得出了两个极重要的推论。其一，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精神价值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其作用也要久远得多。其二，也正因此，坚持哲学的独立品格便是哲学家的天职，决不可把哲学当作政治和道德的手段。推而广之，一切学术都如此，唯以求真为使命，不可用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手段，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发达”。

 

用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我教过的学生去北大听了一次演讲，回来对我说，“北大的老师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哲学”。这是何其荒谬浅薄？哲学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订出一个“纯粹”之标来吗？《老子》、《易传》中的哲学形上之思是多么地深刻博大？西哲和中哲都是以理性求道的学问，但在其求道的方法、路径和形式上各有千秋。】

 

尤使王国维感到愤恨的是，当时的新学主流派不但不通过引进西方的精神文明来扭转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反而把引进西学也当成了实现政治目的或实利目的的工具，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发生改变的转机也丧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们混混然输入泰西的物质文明，而实际上，中国在精神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国无纯粹的哲学，无固有之宗教，无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如希腊之荷马、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者。【原来，自王国维就开始有这种文化偏激了？是的，我们猛然发现了过去不曾知道的西方文化的宝库，原该震惊，但是自己原本是坐在文化金山之上，却从此以为是坐在一堆干牛粪上。受过深厚中华文化熏陶的大学人，其实还并不完全理解中华文化的哲学智慧和信仰高度。一碰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读了四年康德就变得如此近视，也是有些离奇的了。故对名人――包括文化名人，千万不要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去抱人家的脚丫子。】精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精神文明原本就弱，培养起来又难，现在只顾引进西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忧了。【只学习物质文明的确远远不够，等于不学人家的头脑，只学人家的手脚。但是，也不可以只看到人家有头脑，就忘记了自己本来也有一个功能正常的头脑呀？把自己的脑袋砍下来扔掉，去换人家的脑袋，不是比邯郸学步更弱智吗？】

 

 

这么看来，对于“中国人缺少什么”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已经有两种相反的答案。一种是王国维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精神文明。另一种是除王国维以外几乎所有人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物质文明，即富强，以及为实现富强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于精神文明，他们或者还来不及去想，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已经充分具备。【西方的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可分吗？】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说西方是物质文明发达，中国是精神文明发达，甚至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宣布，中国的精神文明全世界第一，并且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云云。【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一种文化中原本是不可拆解的，笼统地可说是“体用关系”。单纯强调精神文明的王国维和单纯强调物质文明的“维新派”都有偏颇。把西方文化概括为“物质文明发达”，把中国文化概括为“精神文明发达”更是肤浅、片面之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文明有其优势和精华，也有其错劣和糟粕。其最厉害并有害的，就是那个礼治及德治的文化体系，支持着一种人在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上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制度。而政治专制这种黑暗的制度，又导致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化劣根性”的东西。使我们历代先哲所追求、所践行的圣人人格不得发扬光大。但是中国文化所承载的伟大精神：至广至大的文化包容性――天道信仰下可包容不同的信仰共荣共美；即凡即圣的人文性――人对自己负起责来，在人的世界里自善自美，以身载道并非为了追求天国至福；身心幸福也并不止于对自然的物质占有和生理欲望的满足，而是寻求达到，于平凡的人世生活中活出与天同德的品位；随心所欲却不逾矩的圆融性――不走极端，行事处世力求做到老子所说的“事善能，动善时”，《易传》所讲的“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这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内容，或宝贵精神财富，真的是可以给当今世界文化的建设作很好的参照的！】

 

当然，在这两种不同答案中，对于精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国维看来，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对精神价值的尊敬，承认精神有物质不可比拟的神圣价值和不可用物质尺度来衡量的独立价值，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体现为它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说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学说，其成就体现为社会的稳定（或无进步性，学渊评）。【道德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能截然分开吗？是对立的吗？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如果没有道德性，还可谓是属人的吗？作者可能歪曲了王国维的意思，也未可知，得空也得看看王国维的原著。看看是王国维片面，还是周国平曲解。】

 

你们一定已经想到，我是赞成王国维的答案的。在我看来，中国人缺少对精神价值的尊敬，从而也缺少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这是明显的事实。我暂时先提一下这方面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在欧洲国家，任何一个城镇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经有某某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学者在那里生活过，或者居住过一些日子，他们必会精心保存其故居，挂上牌子注明某某何时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这个仅几万人口的小城，这样精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数十处。在巴黎先贤祠正厅里只安放了两座精美的墓，分别葬着伏尔泰和卢梭。如果不算建祠时葬在这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人，进入先贤祠的必是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总统之类是没有资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几处文化名人故居，想一想什么人有资格进入八宝山的主体部分，我们就可知道其间差别了。【中国这种对思想者的不敬重，是当今的专制主义的制度性必然，这个专制主义的理论支柱恰恰是西方人――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承认其哲学家地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始作俑者）做成的。而1949年后的60年，特别是前30年，这个专制主义制度在思想上的专制程度则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苛程度。中国文化的包容各种信仰，在直到民国时期的历朝历代中，从来都是一贯的，思想的专制是限于政治领域和社会伦理领域。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处于中世纪的一千年中，中华文化遥遥领先于世界的精神原因之一。我们的天道信仰不对知识的进步设置任何禁区，我们没有教义认可的“地心说”，“上帝在七天内完成了对世界的创造”等等理性不可探讨不可质疑的神学教条。想想我们民国之前家里摆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等等广为人知的箴言，就可知我们最尊敬的人恰恰不是君王，不是权力者，而是至圣先师孔子；就可知，以八宝山的例子说明中国人缺少对精神价值的尊敬，是多么地不恰当了。】

 

 

说我们不重视精神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婉转的说法。换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法，我要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说精神性相当弱。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所以，精神性之强弱，可以从头脑和灵魂两个层次来看。

 

精神性的一个层次是理性。通俗地说，有理性即有自己的头脑。所谓有自己的头脑，就是在知识的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是否真理，一种认识是否真知，一定要追问其根据。从总体上看，西方人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非常认真，而我们则比较马虎。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学家们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成了西方哲学的主题。如果要对人类知识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会发现其可靠性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如果说与对象符合的认识才是真知，可是对象本身又永远不能在我们意识中出现，一旦出现就成了我们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将二者比较而判断其是否符合？第二，我们承认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同时我们又相信在人类的知识中有一种必然的普遍的知识，它们不可能来自有限的经验，那么，它们从何而来？康德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之所以孜孜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就是想把人类的知识建立在一个完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对这类问题不甚关心，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即使讨论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宋明时期算是最重视知识论的，可是所讨论的知识也偏于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陆王的尽心穷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径。在哲学之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西方，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比较多，他们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他们中产生了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少这样的人。以效用为目的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就会停下来。同时，唯有层层深入地追问根据，才能使理论思维趋于严密，而由于中国人不喜追根究底，满足于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思维不发达。此外，本来意义上的热爱真理也源于在知识问题上的认真，因为认真，所以对于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须坚持，不肯向任何外来的压力（政府，教会，学术权威，舆论，时尚）屈服。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注重逻辑与注重实用原本是各有所长各有所偏。说中国哲学没有知识论或中国人不重知识论是历来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哲学误区或偏见。中国哲学达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高妙程度，被记载于《易经》、《尚书》、《老子》、《黄帝内经》的辩证理性思维或辩证认识方法被非常自觉地运用于医、食、农、居、艺等方方面面。四大发明、有机农业，建筑工程、水利工程、食文化，武术气功、中医保健、艺术领域中所凝聚的智慧，都渗透了非常自觉的哲学认识方法的娴熟运用。人类知识最可靠的基础恰恰并不是逻辑，而是生活。西方哲学家因为把生活置于哲学直接关注的视野之外，因此费了很多力气去证明人的知识何以可能？人的知识的主观基础和客观基础是什么？而其所做的哲学论证，解决的问题，又成了新问题，至今还是问题，每位哲学家的结论则总是被后续哲学家全部推翻或基本否定。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已经是一个现实，人的认识和行为本身就是人存在、人生活的基本内容。不错，中国哲学应当学习西方哲学的概念辨析、逻辑论证的长处，但是西方哲学也应当学习中国哲学的明心见性，直面生活的长处。】

 

 

精神性的另一个层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说，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好，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而一个人如果对人生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如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的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从总体上看，我们在生命的根据问题上也远不如西方人认真。【老子就说过：“死而不亡者寿”。“唯道之从”。都是自觉地超越生命的终极有限性的思考。】

 

有人说，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最大成就，中国哲学在这个方面非常丰富和深刻，为世界之最。从比重看，人生哲学的确是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而在西方哲学中则好像没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若论人生思考的丰富和深刻，我仍觉得中国不及西方。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追问的是生命的终极根据和意义。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活？或者说，怎样处世做人，应当用什么态度与别人相处？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它要寻求的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所以，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我推测，很可能是因为对死抱着不同的态度。对于西方人来说，死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生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使人生一切价值面临毁灭的威胁，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生其余问题便无从讨论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做预习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绝对的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就是为了使个人灵魂达于某种意义上的不死。至于在基督教那里，所谓上帝无非是灵魂不死的保证罢了。中国人却往往回避死的问题，认为既然死不可逃避，就不必讨论，讨论了也没有用处。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的态度和老百姓一样朴素，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以死生为一条”，抱的也是回避的态度。从死不可避免来说，对死的思考的确没有用处，但不等于没有意义，相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义。事实上，对死的思考不但不关闭、反而敞开了人生思考，把它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引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促使人为生命寻找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根据和意义。相反，排除了死，人生思考就只能局限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了。中国之缺少形而上学和宗教，原因在此。儒家哲学中的宇宙论远不具备形而上学的品格，仅是其道德学说的延伸，然后又回过头来用做其道德学说的论证。所谓“天人合一”，无非是说支配着宇宙和人伦的是同一种道德秩序罢了。【中国人的信仰需求是哲学地达成的。中国整个道德哲学体系都统一在天道信仰之下。中国文化中有神论的宗教不发达，但不可谓中国人不重信仰。人信仰神，终究是要在人世上作为人生活；人信仰天道也终究是要在人世上作为人生活。信仰天道和信仰神都可以帮助人的心灵达到更高境界。当代人文学者中的多数，对于中国文化以天道为信仰对象这一点恐怕都已经完全无知了。因此上来就是西方有宗教中国无宗教，或西方有信仰中国无信仰。哪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无信仰？只是60年来，我们被来自西方的那种无神论、或唯物主义的极其误导的伪信仰全体地精神地阉割了罢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见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人对自身的终极有限性的体验，中国人一点也不陌生：“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活，很少为纯粹精神性的问题而不安和痛苦，很少执著于乃至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张载之“为万世开太平”难道不是“超越性的信念”的表现？】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林昭、张志新、王佩英，冯元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圣徒，还有许多没有留下姓名就被群众大会批判过押赴刑场的“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缺乏精神圣徒的民族。】

 

总起来说，我们缺少头脑的认真和灵魂的认真，或者说，缺少广义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宗教精神。

【此节越发偏激离谱。广义的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中国人一点不缺；广义的宗教精神就是通过信仰一个代表无限的至善至大至美至慧的对象，而实现个体的精神境界的不断超越，中国人从来（严格些说是轴心时代时起）就有。】

 

 

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缺点往往可以在精神性之缺乏中找到根源，或至少找到根源之一。

 

例如，为什么我们不把个人自由本身看做价值和目的，而仅仅看做手段呢？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不觉得有必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思想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如果他不觉得有必要让自己的灵魂来给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对他就确实不重要。关于这一点，梁淑溟说得很传神：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的很，不懂得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另一面呢，“西方人来看中国人这般的不想要权利，这般的不把自由当回事，也大诧怪的”。因为他们一定会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哈耶克确实告诉我们：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独特性是每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而强制之所以可恶，正是因为它把人看成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灵魂的东西。奇怪的是，在当前的哈耶克热中，人们对他的这种价值立场很少关注，往往把他的理论归结成了经济自由主义。【中国历来缺乏对权利自由及相应的人格尊严平等的意识和争取，因此在外在自由方面，历来是制度性地受到了压抑。但是中国哲人对心灵自由的追求却非常自觉、鲜明而坚定。孟子提出的大丈夫之“三不能”：即坚持道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就是教给人自己做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等等都是教人坚持原则，独立自主。】

 

又例如，梁启超曾经提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中国人在精神的层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对社会的责任心。在我看来，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国人缺少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没有敬畏之心，没有绝对命令意义上的自律。我们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即某种决不可侵犯的东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义。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

 

我想再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说几句话。我常常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是缺乏社会承担和独立品格。据我看，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并不缺，真正缺的是独立品格，而之所以没有独立品格，正是因为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太多了，内在的精神关切太少了。【“表面上的社会承担太多了”？在所谓的“A类核心期刊”上发表一些应景文章恐怕算不得“社会承担”，承担了一个个可以报销出一笔笔不菲的经费的所谓的“科研项目”，恐怕也不能叫作“社会承担”。如果把朱厚泽、谢韬、李锐、杜光、辛子陵、铁流、严正学、谢朝平、直到刘晓波、崔卫平、徐友渔等人为了中国社会向宪政民主制度方向进步而做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事情称之为“表面上的社会承担”，我认为有这样承担的知识分子还是太缺太缺太缺了！信仰重建的第一个任务，恐怕现在不能逃避的是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之绝对主义的批判。这里是强调“绝对主义”的危害，而不是认定唯物主义和无神论非法。主张世界来源于原初物质，并不来源于神的创造，也不来源于天的妙道，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怕的是，把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定为至尊、定为真理、甚至定位为是非善恶的根本标准，凡与之不同者皆为大逆不道，歪理邪说，荒谬绝伦，――这就是思想专制了，而且是最粗俗最野蛮的思想专制，是远远坏于中国历代皇权专制和中世纪基督教专制的专制。】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有社会责任心，但这种责任心若没有精神关切为底蕴，就只能是一种功利心。我们不妨把中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做一个比较。俄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承担方面决不亚于我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们同时又极关注灵魂问题，这使得他们能够真正作为思想家来面对社会问题。只要想一想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们就会同意我的说法。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譬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也许不亚于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专制下或斯大林专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写出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哪怕能够勉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确实不是偶然的。中国专制的严苛，若有俄国那样的知识分子，连活都活不下来，比如林昭那样的。不过，当代中国的苦难，不须要任何文学修饰，只要如实记载下来，就已经具有与俄国文豪们倾心创作出的文学经典同样的甚至更大的感染力了。因为中国的当代专制实在是太极端了。《往事微痕》、《记忆》、《黑五类忆旧》这些不定期的网刊，还有廖亦武的《底层访谈录》这样的纪实作品，其中哪一篇记载的苦难淡于俄罗斯作家的描述？单少杰教授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当代中国是人文学者研究的最大宝库，有着人文研究的最原生态的丰富资源。学者的眼睛如果关注我们民族的苦难，新鲜的、人文领域从未为人挖掘的资料真的是多得不得了。”（非原话，但大意错不了。）是的，只有保有良知的人才能发现生活中良知的可贵；只有追求崇高的人，才会欣赏、歌颂崇高；只有人性不曾扭曲的人才会对人间的苦难充满怜悯同情；只有灵魂上有了自觉地超越的向度，才可能获得精神的深度和思想的广度。但是，中国人不但在人种上而且在文化传统上也并不比俄罗斯人和其他西方人差，这一点无可质疑。】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应该说，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头脑，都有理性的认识能力。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在此意义上，人人都有一个灵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义。这本来都属于共同的人性。事实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有人对于知识的根据问题和人生的根据问题持认真态度，而特别认真的也都是少数。那么，为什么在西方，人性中这些因素会进入民族性之核心，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在中国却不能呢？我承认，对这个问题，我尚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必是复杂的。不管怎样，作为综合的结果，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实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

 

王国维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在他的个性中，有两点鲜明的特质。一是灵魂的认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并产生了困惑。二是头脑的认真，凡事不肯苟且马虎，必欲寻得可靠的根据。这两点特质结合起来，为灵魂的问题寻求理性的答案的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个具备哲学素质的人。因此，他与德国哲学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对哲学的这种具有强烈精神性的关注和研究在当时几乎无人理睬，与严复的实用性的译介之家喻户晓适成鲜明对照。他后来彻底钻进故纸堆，从此闭口不谈西方哲学乃至一切哲学，我认为应该从这里来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回避中，我们应能感觉到一种难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说，淘汰机制的作用迫使他从较强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较弱的精神性上来。【要做真学问，在短期内就会无人睬。大学问更是做着的时候无人知，做出来后无人解，可能死后数百年，其价值才能被学界和社会体会到。所以真做学问的人，知道这一点，也就根本不会介意众人之“如亨太牢，如春登台”的热闹。王国维对哲学的认真和执著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第一，他之自杀却绝对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真正超越的心灵，要努力地与天同德，以身载道，现世的精神世界越是黑暗，他越会选择点燃自己作活的火种或火把。他之自杀也不能归结为他对精神价值的追求，而要归因于他对时代变迁的不能理解，不能适应，对自己所追求的价值不能实现的一种绝望。第二，他的钻进故纸堆、沉默和回避的原因恐怕并不能理解为对“无人睬”的抗议，倒是可以理解为对“无人睬”或“有人睬”的不屑。痛则痛矣，然而一位哲人的痛苦比起一只猪的快乐来，毕竟前者会“痛着，然而有意义。”】

 

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精神性越被淘汰，实用品格就越牢固；实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惟有不要怕被淘汰！本来，怕被淘汰就是一种实用的计算。如果你真的有纯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应该坚持。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立志从事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学术的人，即以精神价值为目的本身的人。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整体素质和传统资源，肯定在很长时间里不能取得伟大成就，出不了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这没有关系。而且，如果你是为了成为海德格尔、卡夫卡、毕加索才去从事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价值当做目的而是当做手段了，你的确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事。我相信，坚持纯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许在几代人之后，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会有所改观，也许那时候我们中会产生出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和大诗人了。【精神性和实用性不应当截然地对立起来。海德格尔虽然对西方哲学给予了极大的影响，但是由他引导出的他后来的西方哲学却至今并未结出可有助于人精神地追求崇高、神圣与美善的果实。若说人格或精神的榜样，那还得说是苏格拉底。“纯X学”、“纯X术”如果意味着人文学者可以不屑于或无染于中国当今社会进步的主题，如果意味着可以不关心当今中国社会的人权状况，落后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关心每日我们身边发生着的权力腐败导致的种种生命的灾难――从毒牛奶到矿难，从呼吁改革的学者被判刑15年，到为人民申冤的作家人被抓书被禁――一概不闻不问，那我担心这种对“纯”的号召，可能会被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作一种人文学者逃避承担其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这样做“纯X学”、“纯X术”的人，最多只是做到不去助纣为虐而已，这样做出的人文学科方面的学问不但在当代没几个人理，而且也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学问根本不会承载任何真正的人文精神。中国要出大哲人，大诗人，大文学家，超越精神的培养必不可少，但是超越精神不是不爱不痛的灵魂，不是超然世外的散淡，而是大爱知大痛，大爱医大痛的情怀。它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我们今天落后的现实。如果连落后的现实都不想看，都不关心，都不想甚至也不敢去批判，去理论地探讨如何改变，那还超越个什么呢？还何谈什么精神性呢？研究形上问题，第一是因为它与经验问题，或与我们的人类生活有重要关系，一切经验问题要获得彻底的解决，都必须要以形上问题的解决为前提、为基础。第二是会比较寂寞的，特别是哲学家，耐得住寂寞是起码素质。第三，大哲学家和大诗人都应当是人性力量最强的人。具有平常人难有的敏感、深切、真挚而雄厚的爱，是中西古今所有堪称伟大的哲学家和诗人必有的精神素养。】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