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任之著《心性与体知:从现象学到儒家》出版暨前言
书名:《心性与体知:从现象学到儒家》
作者:张任之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9-1-1
【内容简介】
本书是在跨文化的视域下的“心性现象学”研究。“心性”这个概念来自东方,主要出自儒学和佛学。就儒学而言,心性论发端于孟子,至宋明儒学而发扬光大,在近现代,随着西学思想的引入,心性论也在东西方思想的跨文化研究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本书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胡塞尔意识理论(或心性思想)的探究。东方传统借“体知”这一概念与现象学家舍勒借“道德感受”(morales Fühlen)所展开的问题相当契合。本书第二、第二部分主要关心的是舍勒的现象学和儒家传统(尤其是孟子一系的心性传统对于“体知”与“情感”问题的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思想传统对于伦理问题的思考。这三个部分在总体上都事关广义上的“心性”问题,它们或与人的“自知”有关,或与人的“知人”“体物”有关,或与人的“成人”有关。根本上,它们都关乎心性之学这个“做人”的“大宗纲”。
【作者简介】
张任之(张伟),1979年生,江苏南通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国际舍勒协会学术咨议委员会委员、国际Scheleriana丛书编委、《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执行编委等。出版著作有专著Prolegomena zu einer materialen Wertethik(Nordhausen:Traugott Bautz 2011)、《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台北:2013年;北京:2014年),译著《舍勒的心灵》等,编著《海德格尔:翻译、解释与理解》、《心有其理——舍勒现象学伦理学经典研究文集》、《从现象学到形而上学——舍勒哲学思想经典研究文集》、Scheler und asiatische Gedanken im Weltalter des Ausgleichs等。
【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一部分 人如何认识自己?——现象学的“自身意识”与“自我—反思”理论
一、传统自身意识理论“反思模式”的循环困境
二、可能的走出困局的模式:语义学的、现象学的
三、意识现象学的四种“意识”概念
五、“意识的自我极化”的两种形式
六、现象学“自身意识”理论的“反思模式”
结语:哲学的永恒使命——“自身思意”与“自身负责”
第二部分 人如何体知他人与万物?——对同情共感与一体感的心性现象学探究
一、他人如何被给予?
二、他人如何被“同情共感”?
三、舍勒与宋明儒者论同一感
四、寂静意识与万物一体
第三部分 人何以为人?——跨文化哲学视域下的羞感现象学与哲学人类学
一、舍勒和卡西尔对“人是什么?”的追问
二、舍勒论羞感与人之为人
三、羞感伦理与人格存在
结语
文献缩略
参考文献
名词索引
人名索引
后记
【前言】
本书题名为“心性与体知——从现象学到儒家”,它一方面标明了本书的研究主题,即心性与体知;另一方面也划定了本书涉及的研究论域,主要是现象学和儒家。
“心性”这个概念来自东方,主要出自儒学和佛学。就儒学而言,心性论发端于孟子,至宋明儒学而发扬光大,在近现代,随着西学思想的引入,心性论也在东西方思想的跨文化研究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大体而言,目前有关儒家心性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儒家心性论的总体或断代的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如蒙培元的《中国心性论》(台北:1990年)、杨祖汉的《儒家的心学传统》(台北:1992年)、李景林的《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北京:2009年新版)、蔡方鹿的《宋明理学心性论》(成都:2009年)等;另一方面则是对东西方心性哲学的比较研究。在这后一方面,迄今最富价值的开创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上:一为港台新儒家以德国观念论(特别是康德哲学)来会通中国哲学(包括儒家心性论)的尝试,主要著作有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台北:1968—1969年)、《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1979年)以及《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台北:1974年)等,李明辉的《儒家与康德》(台北:1990年)、《孟子重探》(台北:2001年)和《四端与七情》(台北:2005年)等;另一个方向则是在现象学与东方心性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主要成果有耿宁的《心的现象》(北京:2012年)、《人生第一等事》(北京:2014年)以及倪梁康的《心的秩序》(南京:2010年)、《面对意识实事:现象学、佛学和儒学》(Würzburg,2010年)等。后面这个方向的研究是从属于“心性现象学”的。
根据倪梁康先生的界定:
用现代西方哲学的范畴来表达:在“心性”组合词中,“心”是单数,“性”是复数,即本性(天性、生物的根基)与习性(文化的根基)。“本性(natures)”也是复数,“习性(nurtures)”更是复数。这里的“心性”,实际上也应当作单-复数解:Mind-Natures。
本书标题中另一个概念“体知”主要得益于杜维明先生的研究。近年来,杜维明先生将“体知”这个概念发展为儒学思想的一个核心性概念,主要是寄望用此概念标识儒家传统中与“见闻之知”相对的“德性之知”,并对之展开新的诠释。在笔者看来,这一概念与现象学家舍勒借“道德感受”(morales Fühlen)所展开的问题相当契合。笔者之所以在标题中予以标识和强调,更多的是出于对本书研究主题和论域进一步限定的需要。易言之,本书很大一部分篇幅(比如第二、第三部分)主要涉及的是现象学(尤其是舍勒的现象学)和儒家传统(尤其是孟子一系的心性传统)对于“体知”与“情感”问题的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思想传统对于伦理问题的思考。或者说,它们主要体现的是心性现象学中事关道德意识或道德情感的维度。
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传统学术主要分为两大纲:
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人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头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的“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映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
由此,心性之学就是“做人的大宗纲”,道德意识或道德情感的探究可以成为这一“心性之学”的核心部分。不宁唯是,钱穆先生同时也指出:
后人言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因分别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一分别亦非不是,然最能发挥心与理之异同分合及其相互间之密切关系者盖莫如朱子。故纵谓朱子之学彻头彻尾乃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亦无不可。
就此而言,“心性之学”所谓的“修心养性”当然不能被狭窄化为现代学术中的“人生哲学”,在根本上,“心性之学”是上联宇宙形上论、下开工夫实践论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想系统。诚如孟子所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郑开先生新近也将“心性论”标定为儒释道三家的核心理论和主要特征,进而将之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范式(paradigm)”,认为单就儒家而言,“所谓‘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理一分殊’、‘知行合一’等命题只能通过心性论哲学的脉络和特征予以了解和把握,舍此别无他途”。
这个意义上的“心性之学”不正是“心性现象学”所要关注的吗?差别或只在于“现象学之方法”。心性现象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就在于:
不是直向地面对世界,而是反思地回返人心——这是“心”的意思,也是胡塞尔通过超越论还原所要获得的东西。不是停留在人心的事实,而是努力地把握人心的本质—这是“性”的意思,也是胡塞尔通过本质还原所要获得的东西。在本质直观的横向与纵向目光中让“心性”显现出来——这是“现象学”的意思,也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主张与诉求。
本书大体上是基于上述的理解来展开的。全书分三个大的部分:
1)人如何认识自己?——现象学的“自身意识”与“自我—反思”理论;
2)人如何体知他人与万物?——对同情共感与一体感的心性现象学探究;
3)人何以为人?——跨文化哲学视域下的羞感现象学与哲学人类学。
这三个部分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说它们彼此独立,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有一个自成一体的主题,各部分问题的缘起和展开可以参看后面各部分的引语说明;说它们相互关联,是因为它们在总体上都事关广义上的“心性”问题,它们或与人的“自知”有关,或与人的“知人”“体物”有关,或与人的“成人”有关。根本上,它们都关乎心性之学这个“做人”的“大宗纲”。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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