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梦解析

作者：王泽应（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一月廿十日辛丑

         耶稣2019月1月5日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船山祠。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明清之际的王船山是一个在苦难和困厄的现实人生中始终追寻梦想并不断调动起全身心的动能去为梦想而奋斗的思想巨匠和哲学大师。船山一生经历了一个由“晓梦”而“续梦”而“噩梦”而“筑梦”的心路历程，“梦”成为他人生与时偕行的精神寄托和价值引领。尽管现实生活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他的梦想，可他还是能够一次次从梦中醒来又一次次如同“精卫填海”一样继续构筑自己的梦想，并始终不渝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的一生是为梦想而矢志奋斗的一生，船山魂与船山梦交融激荡，彰显出船山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和文明复兴冀望。

晓梦：轻舟犹未渡江南

船山的“晓梦”萌生于他的少年时期并成为他青年时期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此即是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实现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将“明明德”与“新民”辩证地统一起来，为国家和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晓梦”是在受其父兄和家学影响下通过自己的读书明理逐步形成的青春之梦。“晓梦”之“晓”既属于拂晓和青春的时序之意，也是其渴望建功立业的心志所系。尽管他十五岁开始到武昌考举人三次受挫落第，但科举梦的敦勉砥砺却使其不因落第而灰心，而是愈加勤奋研读，二十四岁时终于以《春秋》第一考中第五名，受到督学高世泰、考官欧阳霖、章旷等的器重。正当船山尊父命与长兄取道水路赶赴北京参加会试之时，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已经席卷河南，横扫安徽，船山晓梦因“中原多故”而未能如愿。他在《元日泊章江用东坡润州韵》诗中写道：“闲心欲向野鸥参，更听鱼龙血战酣。何事春寒欺晓梦，轻舟犹未渡江南。”诗中描述的“鱼龙血战酣”显然是指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与明官军展开的血战，“何事春寒欺晓梦”是说船山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科举梦将被这种料峭春寒所毁灭。于是兄弟二人相商只好放弃北上的“晓梦”，遂由吉安转云阳，下洣水返回故里。

续梦：力与天吴争横流

1644年初冬，船山一家迁居南岳双髻峰下，在黑沙潭畔筑一茅屋，名曰“续梦庵”，以期“残梦续新诗”（《忆得·土门望师子峰用旧作韵》）。

面对清军入关后制造的“扬州十日”“血洗江阴”“嘉定三屠”等骇人听闻的历史惨剧，船山萌生了“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清顺治三年（1646）夏，船山只身赴湘阴，以一介书生上书时任湖北巡抚的司马监军章旷，提出协调南明督臣何腾蛟、抚臣堵胤锡之间的矛盾（“南北不协调”，“南”指湖南巡抚，北指湖广总督）和联合农民军一道抗清之方略，但是章旷不以为然，船山只能失望而归。船山《盛夏奉寄章峨山先生湘阴军中》诗云：“戎车六月正闲闲，救日朱弓向月弯。铜马已闻心匪石，巴蛇敢恃骨成山。中原冠带壶浆待，闵海丝纶启戟颁。师克在和公自省，丹忱专在念时艰。”此诗表白自己的耿耿忠心即在于如何想办法攻克“时艰”。顺治三年十月，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拥立明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未几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船山准备投奔永历政权，以求有所作为。顺治四年四月，船山获悉永历帝至湖南武冈，便与好友夏汝弼由湘乡间道奔赴，行至湘乡西南九十里的车架山时遇淫雨弥月被困于山中，故未能遂愿。船山后来写有《放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的诗篇，披露自己“我与从之道阻修”的痛苦心境，以及“力与天吴争横流”的复国之志。顺治五年（1648）十月，在大江南北出现抗清高潮形势的鼓舞下，船山与好友管嗣裘、夏汝弼等人在南岳方广寺举兵抗清。这次起兵因湘潭人尹长民引清军袭击而招致失败，管嗣裘一家老小遭到杀害，被株连而死达数十人。衡山起兵虽然失败了，但是船山并未消沉，而是继续怀揣着反清复明的梦想投奔南明朝廷，几经周折，终于到达肇庆，官授行人司行人之职。船山的“续梦”是一个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断砥砺意志，不屈不挠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主义意识提升并不断内化为生命动能的过程。

噩梦：精卫欲填填不得

“噩梦”是船山写的一部著作的书名，系船山反清复明的梦想破灭之后，由对明朝的眷恋转向对汉民族自取其辱的深刻反思的一部著作，以警醒世人，寄希望于后来者。“呜呼！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间。谁为授此者？故曰《噩梦》。”（《噩梦》，《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版，第549页）“噩梦”更是船山在永历政权忠心为国却被权臣陷害，深陷大狱，险至死地，获救后为避清廷缉害，隐居祁、邵、衡三县之界的耶姜山，后因清兵搜捕，流亡于零陵、郴州、耒阳、常宁一带，曾变姓名为瑶人，寄居荒山破庙中等痛苦生涯的真实写照。

在担任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一职期间，面对东阁大学士王化澄贪赃枉法，玩弄权柄以排斥异己，将当时志在振刷的金公堡、袁公彭年、丁公时魁、刘公湘客、蒙公正发指为“五虎”，廷杖下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严峻现实，船山抱着力挽狂澜“死生已尔”的决心，认为如此则君臣义绝而三纲斁，力图伸张正义，与管嗣裘同去恳请大学士严起恒“匍匐求贷”，以营救身陷囹圄的金堡等人，并三次上书弹劾王化澄一伙结奸误国，王化澄恼羞成怒，蓄意制造“百梅恶诗”案（王化澄利用攸县一狂人写了百梅恶诗，假冒王夫之名写了一篇序），“将构大狱”。后经大顺农民军领袖高一功仗义营救，才未遭毒手而得以逃往桂林依瞿式耜。逃往桂林时正值清兵攻克桂林，瞿式耜壮烈殉国，船山一家便随同难民逃往永福，并遇霖雨困于水岩，绝食四日，几乎死去。后与兄介之隐匿祁邵的耶姜山，开始了三年艰苦的流亡生活，“或在浯，或在郴，或在晋宁，或在涟邵”（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船山遗书》第15册，中国书店，第245页），借住在瑶民山洞中，“严寒一张麻衣，厨无隔夕之粟”，饱尝了人间颠沛流离之苦。

筑梦：残灯绝笔尚峥嵘

顺治十四年四月，船山带着妻子郑氏和未满周岁的幼子王敔返回南岳莲花峰下的续梦庵故居，结束了三年多的湘南流亡生活，开始了他在思想文化上艰辛筑梦的新征程。后由南岳续梦庵徙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筑茅屋，编篾为壁，名“败叶庐”。继又由败叶庐迁往新筑草屋“观生居”，并自题观生居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见《姜斋词集》所载《鼔棹初集·鹧鸪天注》）又由观生居迁于荒僻的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题堂联云：“芷香沅水三闾国，芜绿湘西一草堂。”船山在“败叶庐”“观生居”和“湘西草堂”隐居期间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学术文化的总结和精神价值的“破快起蒙”中，纵使“前心不践”，他还是要执着地去构筑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故国余魂常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他克服了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诸多困难，相继写出《周易内传》《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宋论》《楚辞通释》《思问录》等一系列哲学历史著作，“使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顶峰，并落足到天人、理欲等关系问题上的明确的人文主义思想，预示着新的哲学胎儿已躁动于母体而即将出世”（萧萐父：《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船山《诗广传·大雅》有一段论及学人之天职使命和担当意识的话，可以视为是船山自己的心志表白，意即有谁能够在上不遇明主、下不得民望的危乱之世仍然胸怀远大志向，主动自觉地去问鼎天下的治理之道和文明的精神建构呢？而且唯恐自己的求道不高深却丝毫不在意其道是否见容于世呢？有谁身居草莽仍然孜孜研求天下的治平之道，而且唯恐自己对道的体悟不深远却一点也不在乎深远而招致他人的忌恨呢？船山本人就是这一段话的真诚践履者。他在“败叶庐”“观生居”和“湘西草堂”的艰苦著述，并没有任何人要他这样做，历史和社会都没有赋予他这样的责任和使命，他之所以要去探寻中华文明未来的复兴之路及其内在机理，完全出于一种理性的自觉和个体对中华文明的担当意识和天职观念，是孔孟儒家“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责任伦理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信念伦理的双重激励使然。虽然“灯光半掩堆书卷，砚滴欲哭注药瓶”的著述生活是凄苦而又悲凉的，但是船山的心中始终怀抱着希望以及筑梦的精神快乐。“情知腊尽雪须消”，“鸡声历历曙光微”，他相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坚执地相信，我们民族的志士仁人一定能够在上下求索中超越历史的沟壑坎陷，形成振兴民族的价值共识，矫正“孤秦”“陋宋”的制度弊端，找到一条“奠三极，长中区、智周乎四皇，心尽乎来许”，“清气疏曜，血脉强固”（《黄书原极》）的复兴之路。他还以“梦未圆时莫浪猜”的理性致思自励，深刻地意识到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智慧揭橥中华文明复兴的内在机理、路径选择及其壮阔景象，一种源自文明深处的伦理精神自信和文化自强品质正给予他无穷无尽的力量并使苦难的物质生活、清瘦如柴的一己形体有了特别的伦理意义。

船山一生是在一次次梦境被粉碎又奇迹般地重建梦想和为梦想而不屈不挠地奋斗的一生，晓梦未圆之际开始续梦，续梦遭遇失败而不灰心，即便在噩梦中醒来还是依然孜孜去构筑新的梦想和为新的梦想而斗争。在船山的心灵深处和精神世界里，不怕梦碎和梦醒，就怕没有梦想作为人生的动原，就怕缺乏一种寻梦、追梦和筑梦的勇气、热情和毅力。而且他的梦想的深入、完善和臻美就是在一次次梦碎和梦醒之后的再出发、再构筑、再创造，体现出由己到群、由具象到抽象、由器至道的超迈和升华性。唯其如此，追梦、寻梦、筑梦彰显出的伦理意义愈发高远而清明，愈发成为他苦难人生和艰辛岁月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源泉。船山梦，究其实而言，就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及其所凝聚的志向气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在船山身上和心灵深处的内化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通过船山等许多志士仁人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获得了一种超越时空的神韵和魅力，也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续写中华民族新的辉煌提供新的动能和价值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