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门径 治学良师——《四库全书总目》的价值及其总纂纪昀

作者：陈晓华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十六日戊午

          耶稣2019年1月21日

古人读书，讲“法、相、品”。法即方式方法，相就是读书之状貌精神，品即感悟书之五味，但无论哪种，其实都在讲如何读。不过，如何读很重要，但如何才能入读书之门，更为重要，此乃读之筦钥，即读书首先要明白按需应读哪些书，要会按目索书。不然，纵有万般法相品，或不得要领，或终是乱读。

四库总目

对于读书治学门径，中国清人是最谙习的。他们不但作出了理论总结，也进行了实践。他们实践的最高成就即《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是18世纪，尤其是明代以前典籍的汇总，以分类体系，书目著录的取舍，简练严密的序论和提要阐述了古代学术源流、各书作者的事迹、内容正误、价值高低，辨汉宋儒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斟酌古今等，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乾嘉之后辈出的通儒、近代以来如陈垣、余嘉锡等不少大学问家，都无不得益于它。此外，它的分类体系和编撰体例达到了古代目录书的最高水平，集中展示了中国传统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影响了后来许多目录书的编纂。当今整理古籍，四部分类法仍是最好的编纂方法。

当然，读它，我们不仅可以见到它对读书治学引领门径之功，还可见到其对学术文化，甚至思想的领航。《四库全书总目》每书先列作者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详为订辨；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就不仅仅是目录之书，还蕴涵着时代，以及时代中闪动的人物，展示了岁月的悲欢，尽显历史的厚重。

《四库全书总目》的时代是乾隆时代，也囊括了此前诸时代。是乾隆时代的四库馆臣们立足本时代，感知品尝各代，点评各代江山、人物风情、学术文化、国策大政，赋予各代意义和悲欢离合的集大成之作。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关的人物，既是它所著录的书中人物，也是用自己的笔书写这些人物的馆臣们。而《四库全书总目》是纪昀一手裁定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也可视为纪昀的作品。孟子道，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我们要先看看《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人物——纪昀。

纪昀其人

与他的亲家卢见曾、门生洪亮吉相比，纪昀无疑是非常幸运的。他们三人都被谪戍过，但纪昀的谪戍，总共不到2年。这其实犹如出了一趟远差，这趟公差是为天子刻意安排的一次锤炼。以此为界点，纪昀从此一帆风顺，仕途通达。经历这次谪戍，纪昀更懂得变通、承领圣意。对他而言，这次谪戍，更大的收获是，他的视野得以开阔，心胸得以开拓。对他自己而言，这次谪戍是他日后发达必备的前课。就四库修书而言，这次谪戍酝酿了修书所需要的包容百家、整齐各派的雄心，成就了与四库修书相始终、却不至于落得如他的四库馆同事陆费墀那样惨局的智慧。并且他所任几乎都是清贵显要之职，且多扈从皇帝，备皇帝顾问，是乾隆身边随身带的文词经学之士。乾隆对他确实恩宠有加，巡视也多带着他。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伴驾热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伴驾南巡，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伴驾热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伴驾第五次南巡，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伴驾第六次南巡。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纪昀因次子犯罪被牵连，处以降职调任，乾隆知道后改判为降三级留任。乾隆五十年（1785年），他还参加了乾隆在乾清宫摆设的千叟宴。四库修书期间，虽然多次记过赔写罚款，但都无恙。

所以四库修书期间，纪昀对乾隆感激之至的一些言语，如“臣惟有勉竭驽骀”“恩荷高深，冀仰酬于万一”等，虽不免阿谀之嫌，但实有感而发，确存真心。毕竟乾隆对他知遇甚隆。历代士人梦寐以求的君臣相和，“致君尧舜上”，他纪昀得到了。为报知遇之恩，纪昀一生精力尽瘁其中，恪尽职守完成了四库修书。

四库馆中的几个总纂，唯有纪昀始终参与了四库修书，其升迁职位也最高。也只有他既能完成官办学术任务，又能全身。不过，纪昀虽以其非凡才气成为乾隆身边文词经学之士，是乾隆得心应手的助手，但在政事上，乾隆却称其为腐儒。但就是纪昀这样的腐儒，方能把四库修成而不披祸。

对于四库修书，乾隆倾注了高度热情，从征书修书体例到成书，无不亲览，馆臣宠辱因此不定，四库馆因之也成为时人向往的终南捷径。修书历来为中国士人的最高荣誉，但要在四库修书中保住这份荣誉实属不易。这需要技巧。纪昀就很好把握了这个度。他一方面站在当时的国家立场，弃所谓鄙诞小说不纳入四库，一方面却私自抄存甚至创作小说。在君王亲自督查把控下，不以完全的正统观念对待书籍，能做到一定的学术公正，不愧为大儒。当然，这种公正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公正，一旦涉及政治，大儒也只能折中。他在提要中大谈兼容并包，但实际上却偏好汉学，把四库馆建设成了汉学家的大本营。这也正是乾隆所需要的。亦即，四库修书成功完成了乾隆所需的学术思想导向。

纪昀不阿附和珅，这令他在嘉庆朝，再获荣升，升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管国子监。纪昀能有此圆满收官，当然还得归功于他自己的躬谨、豁达、宽厚。他每次赴任，必有诗传示同僚，以躬谨相勉。并且他不惮余力，奖掖后学。与当时的在野文坛盟主袁枚，一朝堂一民间，大力提携人才，有“北纪南袁”之称，既学问淹通，又人情练达。所以嘉庆赞之曰“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看似与乾隆“腐儒”的评价相矛盾，其实是一致的。

四库的复杂性

纪昀一手裁定的《四库全书总目》，呈现给时人后人以颇多复杂性。一方面，纪昀要体现圣朝的宏阔与包容，要整齐百家，奖纳万方，不得偏私任何学术；另一方面，纪昀受制于官修，受制于自己的学术好恶。纪昀虽名义上要调和汉宋，但实际上是汉学家；此外，纪昀喜好汉学的笃实谨严、征实不诬，但却不喜它过于拘琐，思维发散不够，局于文献难以自拔。所以，对宋学，纪昀也有肯定之处。并且纪昀对于正统，只要从根本上不违背乾隆大政方针，纪昀并不执着之。他会为了己好，收存抄录四库馆弃之不顾的街谈巷语稗官之流书籍，甚至偷偷带回家据为己有。这些思想和文化气质，都通过纪昀裁定提要内容时，反映在《四库全书总目》之中。《四库全书总目》也就见知了时代及其人物，隐含岁月的悲欢，承载了历史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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