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春秋》的经学建构问题探论

作者：王刚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十六日戊午

          耶稣2019年1月21日

摘要：孟子是对《春秋》进行经学建构的关键人物，时间为孟子晚年的齐宣王时代。孟子在稷下的文化刺激及禅让政治破产的情形下，赋予了《春秋》较为完整的经学品质。从此，《春秋》由“事”而“义”，作为孔子传道之书，成为经学专名，此后挖掘其内在的“笔法”及微言大义，成为主流诠释方法。

关键词：孟子；《春秋》；经学；史学

作者简介：王刚（1971-），男，江西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在《春秋》学史上，孟子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从特定视角来看，正是以他的系列论述为起点，《春秋》开始具备了较为完整的经学品质[1]。由此，研讨《春秋》经学的建构，就不能不论及孟子。那么，孟子为什么要建构《春秋》经学呢？具体情形如何？笔者以传世文献为主，在出土文献的比照下，以知识社会学的理路，通过考察文本的演进和内外动因，复原孟子时代的历史事实，对此问题略述管见，以就正于方家[2]。

一、孟子建构了《春秋》经学

我们认为，在早期经学中，以孟子时代为分水岭，经孟子之手，《春秋》的性质发生了质变，经学性格由此成立。

1.从经学特性来看，孟子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

一般来说，经学应该具备的特性是：由孔子制作或整理，赋予了微妙的义理，从而垂宪万世。就《春秋》而言，这样的特性在孟子之前并不具备，至少是不充分的，即便有其“实”，但其“形”——完整的学术形态还未出现。翻检《论语》，可以发现，孔子对于《诗》《书》、礼、乐多所提及，对于《春秋》，却未置一言。而到了战国早期，在与反儒最为坚决的墨子进行辩论时，儒生对于孔子在《诗》《书》、礼、乐方面的贡献推崇备至，但对于《春秋》，同样不置一言[3]。简言之，《春秋》的经学品质并不明朗。只有到了孟子时代，《春秋》充满了义法，孔子作《春秋》才得以坐实，这也就是《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2.在《春秋》经学化的历程中，孟子使得《春秋》发生了由“事”向“义”的转化，其内涵得以深化与延展

据现有资料，经学形态在孟子之前已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郭店楚简中有了六经的名目，李学勤指出：“郭店简的时代绝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比《孟子》七篇成书要早，所以这些是孟子可以读到的，六经早就有了。”[1]翻检郭店楚简，《诗》《书》、礼、乐、《易》《春秋》同时出现，的确是很值得重视的事实。就此可以推定，在孟子之前，六经文本已日渐成为一个系统。然而，另一面的事实是，与后世严密的经学诠释相较，它们还有些粗糙，反映出经学形态尚未最后定型。其中，就本论题而言，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简文对于《春秋》的阐释：“所以会古今之事。”[2]

众所周知，在成为经籍之前，《春秋》本为史籍之名。作为鲁史专名，同时又是史籍统称[4]，虽有惩戒劝导的意义[5]，但它的取向无疑是史学，而非经学性质。具体说来，作为史学的《春秋》，突出的是历史事实，即所谓“事”，以及“事”的古今融汇。而经学的《春秋》则突出其“义”，史实不过为载体，这一点由《孟子·离娄下》加以点明：“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也就是说，《春秋》经由《鲁春秋》改造而来，它本与晋之《乘》、楚之《梼杌》为同一类型，记载的是各国史事，然而，经过孔子改造之后，它以春秋时代的齐桓、晋文霸业为历史依托，而真正要展现的却是字面后的微言大义。可以看到的是，孟子之后，《春秋》所凸显或特别强调的，为“道名分”（《庄子·天下》）、“言是其微”（《荀子·儒效》）、“正是非”（《春秋繁露·玉杯》），而历史事实，则不过是“载道”之工具，不是主题所在。

然而，郭店简在论述《春秋》时，不仅突出其“事”，而且是“古今之事”。这说明了什么呢？它证明此时的《春秋》在性质上很可能还停留于“史”之上，“经”的意味并不浓重。所以，这里所指称的《春秋》，应该不是孔子所述作，而是前孔子时代的史书《春秋》。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理由，除了它偏于“事”而不是“义”，由其“会古今”一句也能看出，它已超越了“齐桓、晋文之事”的时间范围，故而只能是史书《春秋》，而不是后来意义上的《春秋》经。因为在战国时代，所谓的“今”，其时间上限在春秋，也就是说，春秋以来为“今”，春秋以上则为“古”。如《韩非子·五蠹》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并引春秋时代的子贡、徐偃王为例，来说明“当今”的价值取向。所以，《春秋》经所载明显属于“今事”，而不可能入于“古事”之中，那么，“会古今之事”的《春秋》就只能是广义上的，它属于史书性质。

由此，笔者认为，在郭店时代，六经系列就文本虽已逐渐成形，但内在的经学建构尚未最后完成，尤其是《春秋》，还主要停留于“史”的意义上，范围远过于今传《春秋》经，为早期史书之泛称。只有孟子出现之后，《春秋》由“事”而“义”，作为孔子传道之书，成为经学专名，此后挖掘其内在的“笔法”及微言大义，成为主流诠释方法。从此，《春秋》经才得以真正建构。

二、孟子建构《春秋》经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孟子是在什么时间、地点建构了《春秋》学呢？笔者以为，是在齐宣王时代，在齐地时完成了这一任务，此时，孟子已步入晚年。

据《孟子·梁惠王上》，当孟子初见齐宣王时，宣王发问道：“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抗辩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然而，这种论述及情形，与孟子对《春秋》的阐释有着重要矛盾。由前已知，孟子在论及《春秋》时，认为它记载着齐桓、晋文之事，即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而此时却声明“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未之闻也”。倘在见宣王之前，孟子已对其推崇备至，是绝不可能说出这样的托词的。也就是说，《春秋》经学的建构必在见宣王之后。

那么，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此之前，孟子与《春秋》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在学界，一直以来就有孔子学生子夏传《春秋》的说法。并认为在战国初年，子夏因魏文侯的尊崇，在魏国创立了显赫一时的西河学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有学者将这些论述与《孟子》学中的“《春秋》悖论”相联系，进而认为：“子夏将孔子传授的《春秋》携往晋国，因此在孔子死后，鲁国的学者不知道孔子作《春秋》一事，我们从《论语》与《礼记》中，看不到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就说孟子吧，他也是到了晋国之后，才知道孔子作《春秋》的。在这之前,齐宣王问他：“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也无传焉，臣未之闻也。”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可知在孟子未至梁之前，不曾见到《春秋》，待到他到了三晋之后，才改说：“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显然他是到晋国后，才看到了子夏一派所传授的孔子的《春秋》。”[3]按照这样的理解，孟子在晚年由齐至魏，然后才知道与了解到子夏门派在此传授的《春秋》经，也所以，由不知“齐桓、晋文”，转而大肆宣扬《春秋》之道。然而，孟子为一代大儒，本有着极深的学术修养，怎么可能到晚年才得闻《春秋》，此前竟茫然无知呢？它不仅不合情理，仅就孟子行迹及《春秋》经的流布来看，以上所论也难以成立。

首先，孟子先见魏（梁）惠王，后见齐宣王，也就是说，在他见到宣王时，已在魏国停留了一段时间。如果按照以上所言，《春秋》最早因子夏的缘故，而只在晋（魏）国流传，则孟子见宣王时早已知道了《春秋》经，不存在“不曾见到《春秋》”这样的事实。当然，孟子先齐后梁的说法出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属于渊源有自，但它历来为学者所怀疑，钱穆更是考订出孟子至魏国，在惠王卒前一二年的事实[4]。尤为重要的是，魏惠王卒年与齐宣王即位之年为同一年，即公元前319年。由此，倘先齐后魏，则孟子只能在此年——惠王卒年赴魏，不可能有其他时间。而据《孟子》及其他各种材料，孟子与齐宣王相见后，相处的时间延续了好几年，有学者考订，孟子是在公元前312年离开齐国[5]。另外，据《孟子·梁惠王上》，在惠王去世后，孟子对继位的魏襄王大为不满，讥评为“望之不似人君”。更可以由此旁证，他应该在惠王离世后，即前319年之后离魏赴齐。由此，不仅先见齐宣王，后见魏惠王很不合情理，就本论题而言，再进一步推之，则根本不存在孟子见齐宣王时不知《春秋》经的事实。

其次，就《春秋》经及《春秋》类文献的流布来看，在齐宣王时代，此类书籍早已各国可见，根本不可能仅局限于晋（魏）国，而他国不知不晓。由前已知，早于孟子的墨子，早就宣称自己见过“百国《春秋》”，而墨子的主要活动点恰恰在晋国以外。而且由前可知，在郭店楚简的经籍排序中，就有《春秋》一书。这证明孟子之前，在儒家典籍系统中，《春秋》类文本已在楚国流布。当然，因材料有缺，现在还不能从文本上清晰地判定，郭店楚简中所言的《春秋》与今本具体差异何在。但是，孟子之前，《春秋》类文献作为儒家典籍，广泛流传于各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然连楚国这样一个一度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的地带，都有儒家学派的文献，并有关于《春秋》的论述，那么，孟子为一代大儒，齐又是当时的文化中心，焉有不知《春秋》之理？所以，在见宣王之时，《春秋》应该早已为士林所熟知，不存在孟子不知《春秋》的问题。

总之，在前孟子时代，《春秋》虽与《诗》《书》、礼、乐、《易》并称，但还没有聚焦于今传的孔子文本之上，“史”的性质依旧浓厚，它是作为一类，而不是一部典籍而加以呈现，“义”没有得到深入的挖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足以称之为经学。只有当孟子出现后，倾其心力，聚焦于“齐桓、晋文之事”的文本，并使得《春秋》性质由“史”而“经”，从而获得了新的文化生命。

三、孟子建构《春秋》经学的原因

笔者以为，在战国的政治及文化环境下，儒家理念及孟子思想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不得不加以必要的调整与反击。时势的催逼，使得孟子选择了以今本《春秋》来进行文化应对。

1.稷下争鸣背景下的刺激与回应

习文史者皆知，在战国时代，齐在稷下设立学宫，大批知识精英聚集于此，在学问上相互辩难，造就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6]。而孟子所在的齐宣王时代，学者最多，学风最盛。史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7]1895

由此可知，稷下学士因知识而拥有优厚的待遇，“不治而议论”，在齐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知识与思想见解。然而，他们的议论虽然极为广泛，并非漫无目标，核心所在，乃是政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新序·杂事二》则曰：“稷下先生喜议论政事。”要之，稷下之辩虽不对政治发挥直接的作用，但它从未远离政治，要在这种辩论中取得优势地位，就必须有鲜明的政治指向及预期效果。而在儒家所传经籍中，《春秋》与此种氛围及要求最为贴切。首先，稷下先生以讨论“政事”或“治乱之事”为核心，《春秋》所具有的“史”的特点，使其成为不二之选。其次，在政治讨论中，蹈空之论往往没有竞争力，那么，如何进行切实有效的政治论述呢？《春秋》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它以一桩桩史事为依托，有着“深切著明”的特点[6]。职是故，孟子开始对《春秋》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建构，并认定书写“齐桓、晋文之事”的文本为孔子作，使其成为强大的知识武器。

由前已知，孟子见齐宣王时，对于“齐桓、晋文之事”，托言“未之闻也”，实质上是一种因厌恶霸业、霸道，而不欲言之的托词，所以，他转而用“无以，则王乎”的说辞，来大肆宣扬儒家的“王道”理念，以抗衡“霸道”。然而，在那样一个崇尚暴力与功利的时代[7]2343，要完全不言“霸道”，不言“齐桓、晋文之事”，是做不到的。在那时，就国君来说，“王道”太遥远，在现实政治中，他们需要的是立竿见影的霸业。此等风尚之下，稷下之中对于齐桓、晋文，当然更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继续回避“齐桓、晋文之事”，二是直面挑战，孟子选择了后者。

可见的是，为了适应变化，孟子不得不对自己的理论主张进行调整，对于霸业与“霸道”给予了有限的肯定与承认，也开始言及“齐桓、晋文之事”了。如在《孟子·告子下》，孟子论及了齐桓与管仲的“葵丘之会”，指出：“五霸，桓公为盛。”然而，在肯定他们的同时，他更指出，“霸道”低于“王道”，所谓“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与当时颂扬“霸道”不同，孟子将“王道”精神贯注于“齐桓、晋文之事”中，宣扬今传《春秋》与孔子的联系，注重阐发其内在的“大义”。质言之，“齐桓、晋文之事”被纳入儒家价值体系之中，成为《春秋》精神的载体。

而在这种改造之中，有两点最为重要：1）与其他各派不同，对于“齐桓、晋文之事”，乃至整个春秋时代，孟子引入了抗议或批判精神。《孟子·尽心下》曰：“春秋无义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自孟子以来，《春秋》正式成为一部谴责书。所以，由“未之闻”到论及“齐桓、晋文”，主要不是为了歌颂，而是为了反对。按照这样的理路，作为负面教材，“齐桓、晋文”因有所善，在假借仁义中，还有可肯定者，但由于他们的不纯正，与王者较之，只能降格视之[7]。至于等而下之者，则凸显其国破家灭，所谓“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或因他们所犯的“天下之大过”，遭后世唾弃，获所谓“首恶”“死罪”之名[7]3297-3298。《春秋》由此具备了使得“乱臣贼子惧”的精神力量。2）以“王道”来统摄整个《春秋》典籍。有学者指出：“王道理想就是经学哲学的核心。”[8]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有将“王道”理念灌注于斯，经学价值方可成立。但问题是，倘与《诗》《书》相较，《春秋》所撰多为反面典型，没有多少可正面学习的“先圣之道”。“王道”怎么体现？《孟子·滕文公下》对此做了详尽的阐释，归而言之，一是凸显孔子在其间的地位，说明他在代替圣王执行“天子之事”，既有不得已的苦衷，里面的义理微言，要自己去仔细体会，并引孔子之言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二是暗示与《诗》《书》正面引导不同，《春秋》通过抑制“邪说暴行”来达成疏通“王道”，于是孔子作《春秋》，就与“禹抑洪水”及“周公兼夷狄、驱猛兽”一样，成为控制“洪水猛兽”的必要手段，不同只在于，《春秋》所控制的乃是精神上的“洪水猛兽”罢了。

总之，从特定视角来看，稷下的文化刺激，促成了孟子对《春秋》的义理建构，关于这一点，他本人也是毫不讳言的。据《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对当时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深恶痛绝，并提出，这是他表彰《春秋》，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圣”事业的重要动因。

2.禅让政治的破产与《春秋》学建构的外在时势

今传《春秋》经有一重要主题，那就是君父大义。由经学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君父大义的错乱，造就了东周乱世，使得杀戮、霸道成为政治主潮。因而，建构健全的君父秩序就成为《春秋》经的核心关注。就本论题而言，这样的诠释路向与孟子关系甚密，而这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燕王哙的“禅让事件”。因为这一事件刺激了孟子敏感的神经，其中所呈现的乱象及带来的思考，成为孟子建构《春秋》经学的外在冲力。

据《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哙一反常规，效仿尧舜禅让，将王位给了国相子之，自此君臣易位，“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在长期家天下的体制下，这一事件无论如何都是充满了震撼力的。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这一事件的最终走向，不是什么期待中的圣王之治，而是国破家亡的惨剧。就内而言，子之在位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对外来说，则遭致各国的武力干涉，迈向了亡国的边缘。

从特定视角来看，“禅让事件”是战国时代对尧舜思潮的一种实践。我们注意到，春秋晚期至战国中前期，以孟子时代为下限，“霸道”固然是当时的政治思想主潮，然而，相反相成之下，因对这种现实的不满，不仅标举“王道”成为不可忽略的思想势力，更有甚者，将理想寄托推之于三王之前的尧舜时代，言禅让、称尧舜俨然成风。而当时对尧舜言之最甚者，在于儒、墨两大派。《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从儒、墨在战国以来并称为“显学”，以及“皆自谓真尧舜”的事实中，可见二者对尧、舜话语权有过激烈的争夺。在春秋晚至战国中前期，因这种争夺的发生，遂使得儒家思想轨迹有一种由“周”向“尧舜”的偏移。

在这一进程中，思孟学派颇为引人瞩目。在郭店楚简中，发现有《唐虞之道》，作为“现今仅见的早期儒家集中阐释其‘禅让’说的专论”[9]，体现了战国中前期的儒家对于禅让的推崇与重视，而至孟子，继承此种风气，“言必称尧舜”，更使得对尧舜政治的推崇，成为思孟学派的一大重要特色[8]。“禅让事件”发生时，孟子正在齐国。按照一般的理解，倘循其思想轨迹，孟子应该对这一事件欢欣鼓舞。然而，他的态度却是极力反对，并力劝宣王进行讨伐：“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就本论题出发，我们要问的是，作为鼓吹尧舜的思想人物，孟子何以要反对子之行“尧舜之事”？这些对于其转而建构与重视《春秋》有何关系呢？

首先，孟子认识到，尧舜乃是不世出的圣王，在东周那样的乱世，圣王再生只能是一种理想，《孟子·滕文公下》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在此背景下，要实行禅让，显然是愚蠢的不合时宜之举，它只能造就野心家与阴谋家。事实上，燕国的这一事件也确实是一场阴谋。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燕王哙）的良苦用心却被一帮别有居心的臣子利用，最终使得良好的出发点走向了邪恶的落脚点。”[10]

其次，这种禅让在当时不仅不会走向“王道”，反而是对其反面——“霸道”的一种实践。翻检《战国策·燕策一》，可以看到，燕王哙曾与人讨论当时强大的齐国及其国君——齐宣王，得出的结论是“必不霸”，原因则归于“不信其臣”，这一次对话的结果，是“燕王大信子之”，为此后的禅让迈开了第一步。燕王哙为何会有这样的举动并导致最终让位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富国强兵。君王能力有限，自己儿子也未必英勇神武，在当时的背景下，举国托付于有能力的臣子，实行所谓“尊贤”，遂可争霸天下。

再次，东周时代早已是“礼崩乐坏”，在此背景下奢谈所谓“尧舜之事”，在政治实践中，只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不仅给阴谋家的篡弑披上一层合理的理论外衣，更直接冲击着儒家所推崇的君父大义。据《中山王方壶铭文》[11]，针对燕王哙事件造成的恐慌与破坏，时人谴责其“不顾大宜（义）”（《殷周金文集成》9735.2b）。这种“大义”是什么？就是建立在君臣父子之位上的政治伦理，它们一旦遭到破坏，社会将彻底失范。为此，周天子也支持对燕的讨伐，从而恢复“君臣之位，上下之体”（《殷周金文集成》9735.3b）。

总之，在当时的形势下，就理性政治来说，最大的要务乃是对君父秩序的恢复与重建，而不是什么尧舜重生。《春秋繁露·玉杯》曰：“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春秋》）。”为此，孟子开始借用《春秋》资源，注意挖掘里面的君父大义，并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自己的学术重点从“言必称尧舜”位移至孔子作《春秋》。由于孟子鼓吹的所谓“乱臣贼子惧”，实质上就是要建立起政治道德律令的威慑力。所以，《孟子·滕文公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者有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从某种角度去看，与其说是孔子惧，莫若说是弑君弑父的内在恐惧感震撼了孟子，说孔子，那不过是以杯中之物浇胸中块垒而已。

四、结语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看到，孟子在《春秋》经学化过程中担负了重要角色，以孟子为分水岭，《春秋》性质迥乎不同，此前偏于史学性质，可能是一类史籍的统称，此后才聚焦于书写“齐桓晋文之事”的文本之上，经学特征日渐凸显，并使得《春秋》自此成为专名。而孟子之所以要建构《春秋》经学，主要在于时势所迫，是历史的产物。概言之，是稷下的文化境遇及禅让政治的破产刺激了他。前者是建构《春秋》学的文化内因；后者则是对孟子学术调整具有重大意义的外在时势。在这种建构和改造中，《春秋》不仅成为诠释及捍卫道统的学术利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春秋》学打上了孟子及那个时代的烙印。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2):5-12.

[2]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0.

[3]孔祥骅.子夏与《春秋》的传授[J].管子学刊,1997(2):73-74.

[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外一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89.

[5]杨泽波.孟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84.

[6]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严正.五经哲学及其文化学的阐释[M].济南:齐鲁书社,2001:383.

[9]彭邦本.楚简《唐虞之道》初探[G]//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261.

[10]彭华.燕国史稿[M].修订版.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89.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

注释：

[1]吕绍纲在《孟子论〈春秋〉》一文中指出:“（孟子）是两千多年《春秋》学的奠基人。”氏著《庚辰存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2]关于孟子与《春秋》之间的关系，重要论文有前揭吕绍纲的《孟子论〈春秋〉》。此外，骆扬《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马银琴《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魏衍华《〈春秋〉“天子之事”发微》（《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邓国光《〈春秋〉与“王道”——先秦学术观念的学术考察》（《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春之卷）都是有深度的研究。但是，限于主题等原因，以上成果对于孟子与《春秋》经学建构等问题，还缺乏专门系统的专题讨论，为本论题的展开，留下了研究空间。

[3]在《墨子·公孟》中，墨子的论敌提出:“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

[4]《孟子·离娄下》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此为专名；《史通·六家》引墨子之言:“吾见百国《春秋》。”此为通名。

[5]如《国语·楚语上》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

[6]《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7]《孟子·尽心上》说:“五霸，假之也。”《尽心下》则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8]《孟子·滕文公上》曰:“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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