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朱熹书翰文稿》展现一代大儒风范

来源：《辽宁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十九日辛酉

耶稣2019年1月24日

文徵明的跋文。

省博展出的朱熹《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

这张画像位于《朱熹书翰文稿》卷首，应该是宋元时期所作。画中人物丰满，神态逼真。史料记载，左侧清瘦、白须者为朱熹，右侧可能是其表弟程洵，二位都是当时的大儒。

作为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一生著述甚多，代表作首推《四书章句集注》。这部凝结了他毕生心血的巨著，被后世推崇为治国之本和行为规范，成为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和标准答案。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朱熹书翰文稿》，让我们感知一代大儒的治学风范：尽管晚年眼疾严重、看字辛苦，但仍忘我修订书稿，笔耕不辍。其治学态度被康熙皇帝赞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史记

十一位名士题跋

《朱熹书翰文稿》有元明清三个朝代的11位名士题跋，通过跋文可以了解到，800多年来，这卷书卷历经磨难。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告诉记者，朱熹的信是写给表弟程洵的。因此，文稿最初留在程家。朱熹死后约70年，蒙古大军南下，程洵的子孙躲避战乱，祖先遗物也流离四散。

元朝中期，留在江西婺源的程家后人是程洵的六世孙程彦达。程彦达的姐夫韩濂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诗人和画家。他在卷末题跋中记载：“曩于故人金氏书斋，获睹晦庵先生遗墨数纸”。说的是在金姓老朋友家，他发现了朱熹的几张手稿，其中包括朱熹当年写给程洵的信，于是推断这是程家战乱时流落的祖传遗物。他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程彦达。两人一起买回了三幅字——朱熹写给程洵的信；朱熹讲学手稿《大学或问·诚意章》；朱熹写的《独游宝应寺诗》。

随后，程彦达请韩濂出面，把其中《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拿到鄱阳，请当地著名学者、前科进士朱公迁题写了跋语。之后他们又把它送到安徽休宁，请当地一位名士赵汸题字。赵汸多病，又患上手疮，怕写不好，将书卷留了一年没敢动笔。后来，赵汸托人将文稿带回，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此后，程彦达将三幅朱熹遗墨，加上请画师绘的朱熹和程洵的画像，以及朱公迁的跋和赵汸的信，都裱在一起，又请当时在京城的多位翰林学士，如在皇宫内奎章阁任职的虞集、李祁等，还有学者汪泽民、董朝宗等人鉴赏并在卷后题字。

明朝嘉靖年间，这卷文稿被江西布政司参政孙存收藏。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正月，孙存将此卷寄到苏州，请当时的大名士文徵明写跋文。文徵明在题跋中说，朱熹《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较今刊本，一字不异，盖定本也……夫朱公著述，如日星在天，何容刻画”，又提到朱公迁、赵汸、韩濂三公，“皆元季国初名流，其题此卷，皆郑重不苟。”而赵汸竟然留卷一年不敢动笔，文徵明感叹：“不著语而还之。徵明何人，乃敢妄议。”

清朝初年，著名收藏家张笃行、孙承泽、卞永誉先后收藏此卷，并在文稿后留下鉴藏印章。孙承泽是明末进士，清初官至吏部右侍郎。他精于鉴赏，据他自述，在明朝灭亡，兵荒马乱之时，北京城到处都是被乱兵抄掠丢弃的名家书画，他就在这个时候，收藏了大量的历代精品，成为大收藏家。孙承泽记载这卷文稿：“文公墨迹一卷，前画文公小像，后书独游宝应寺诗。又与程允夫帖，又或问诚意章手稿。小行书极精工。”可见，此卷在孙承泽处时，还有朱熹写的《独游宝应寺诗》，后来此卷经重新装裱，该诗被人拆下拿走，从此下落不明。

《朱熹书翰文稿》于康熙年间被收入清宫，卷后留下皇帝的印章。后被末代皇帝溥仪藏入长春伪皇宫，最终辗转成为辽宁省博物馆的珍贵藏品。

写给表弟的家书透露：眼疾严重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朱熹书翰文稿》是此稿历史上展览最全的一次。记者注意到，长卷由四部分组成，包括画像、信札、文稿及元朝朱公迁、明朝文徵明等共11人的题跋。

“看文稿卷首，是一幅二人画像。”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告诉记者，“左边站立的这位清瘦、白胡须的老人是朱熹，右边站立的有可能是程洵。看这幅小画画法生动、细腻传神，可能出自宋元人之笔。”

文稿卷的第二部分，即《七月六日帖》，作于1196年7月6日，是朱熹67岁时写给表弟程洵的一封信。董宝厚介绍，程洵字允夫，江西婺源人，经常和朱熹讨论学问和修养等问题，两人既是亲戚又是师友。程洵也是程朱学派的重要学者，曾任卢陵录参，后来受朱熹牵连，被免职。两人感情深厚，相互书信往来非常频繁。

在这封《七月六日帖》中，朱熹写信告诉表弟：自己“老拙衰病，幸未即死；但脾胃终是怯弱，饮食小失节，便觉不快。兼作脾泄挠人，目疾则尤害事，更看文字不得也”。其中提及自己多病，还有眼疾耽误事，看文字很辛苦。“吾弟虽亦有此疾，然来书尚能作小字，则亦未及此之什一也。”朱熹说自己的眼力，还不如表弟的十分之一呢。然而，即使如此，在其后几年里，他还是忘我地做学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记者注意到，这封信讲述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如谈到他身体如何、做学问的状态、给各位亲戚问安等。其中跟表弟的倾诉，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读这封信，能触碰到理学大家朱熹的个人情感，这是其他学术著作没有涉及的重要内容。

长卷第三部分是《大学或问·诚意章》手稿。据史料记载，朱熹在临终前仍在修订《大学或问》的注释，可见这份手稿是大儒在生命尽头绽放的最后“一朵花”。这两篇文稿，都是朱熹信手写来，运笔迅疾的作品，但前后呼应、姿态俊秀飘逸，将一代大儒的飞扬神采跃然呈现于纸上。

“从中也能够看出，朱熹善行草，尤善小字，书风沉着典雅。”董宝厚说。

重修白鹿洞书院，订立的学规成为后世教育准则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世称晦庵先生，江西婺源人，自幼聪颖好学，19岁便考中进士。他一生博览经史、治学严谨，著述甚丰，门徒众多，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讲学、注释儒家经籍等。

1179年，朱熹在江西南康军(今庐山市）任知军的时候，拨款重修了当地的白鹿洞书院。此处曾经是唐代名士李渤隐居讲学之处，当年李渤喜养白鹿，因此得名。朱熹遍搜江西诸郡书籍文字以充实书院藏书，并自任洞主。他聘请名师、筹措院田、招收学生，苦心经营，当时著名哲学家陆象山也曾到白鹿洞书院讲过学。

为了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国家栋梁，朱熹还精心制定了教育方针和学生守则，订立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又称《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内容简短，集儒家经典成语，便于学生记诵。其中明确了教育目的和基本要求，提出要对学生进行五方面伦理教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并指出学习的顺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做人修身应遵循的原则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还要谨记处世的原则：“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接物的原则要侧重要求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在学规最后，朱熹特别作了注释。他写道：“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他认为，古昔圣贤教人为学的目的，不是要人们仅仅学到杂乱的知识，写得出华丽的文章，借以沽名钓誉、谋取利禄，而是为了要人们明白义理，修己治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今求学的人，则把这些弄反了。

白鹿洞书院因此声名大噪。

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重整岳麓书院，将《白鹿洞书院学规》颁于该书院。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理宗诏颁《白鹿洞学规》于各州府县立石”，于是《白鹿洞书院学规》很快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并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办学的准则。白鹿洞书院也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更被评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

儒家大成《四书集注》，被元明清三朝定为科举教科书

“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研究‘四书’。”董宝厚告诉记者，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将这四部分编辑在一起，命名为“四书”，并花费大量心血为“四书”作注解，合称《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以及《孟子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四书章句集注》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

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集注》集中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包含了他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一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指导人生的重要著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取代了汉唐以后以“五经”为主体的国学体系，成为南宋末期和元、明、清4个朝代的主流文化形态。

董宝厚介绍，《四书集注》之外，朱熹还著有《四书或问》，其中包括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或问》和《孟子或问》，采用问答体形式，是《四书集注》的释疑注解，即“乃注脚之注脚”。此次省博物馆展出的《朱熹书翰文稿》中朱熹写的这段文稿，就是《四书或问》中《大学或问》中的《诚意章》，是他手写的定稿。

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历代王朝统治者垂青：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其《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被列入官学，作为法定的教科书；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恢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元明清三朝，《四书集注》被封建统治者定为治国之本和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三朝科举考试教科书和标准答案，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