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扫墓与祭孔之意义

作者：戴季陶（遗著）

整理者：林桂榛

来源：整理者 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正月十六日戊子

          耶稣2019年2月20日

【整理者按】本文系戴季陶（戴传贤、戴天仇）著作之单行本，全文为戴季陶手迹，线装19页，有虫蛀之损。作者自署时间是1934年作，实际印制年份不详。本文单行本封面题“民族扫墓与祭孔之意义孝园先生命题陈天锡敬署”并有“陈天锡印”红色钤印一方，另文末作者署名后有“戴传贤印”、“季陶”红色钤印二方。原稿无标点，点读整理时录为简化字，凡校正处标以方扩号［］，凡补字处标以圆扩号（），凡校注处标以①②③。另，本文暂未见收录于整理者所藏之台版《戴季陶先生文存》（1959，四册）、《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1967，一册）、《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1968，二册）、《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1971，一册），未详是否属于未曾排印过的戴季陶重要佚文。

戴季陶（1891—1949）系国民党元老及国民党理论家，也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清末时留学日本、流亡南洋并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孙中山秘书、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等。据说戴季陶曾挽孙中山曰“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赞胡适曰“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国内名士，多出其门”，又题联中山大学曰“对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把中华民族，从根救上来”，题联中央图书馆曰“作人当立大志，彻始彻终，有为有守；求学须定宗旨，知本知末，通古通今”，此可略知戴季陶的文化观念或文化精神。

——林桂榛识2019年2月15日

今年有两件大事，一件是清明节关中举行的民族扫墓，一件是八月二十七日先师圣诞节中央特遣专使赴曲阜致祭。祭孔是民国建国以来空前的盛举，民族扫墓更是中国民众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美事。

开物以孝为先，成务以忠为首。没有文武周公，中国无统一的礼乐冠裳；没有孔子，不能将大一统的中国文明弘之世界、传之永久。汉武帝的功绩，后人颇有不满的批评，或许尚不止毁誉参半，然而平心来说，内则定文明之系统于一尊，外则扬中国之文明于绝域。

今日中国之尚为中国者，其功实不在小民族扫墓节的实情①。当大众到文武陵时，至多不过千人，除政府人员及少数学者外，几无参加之平民；及至茂陵，乃人山人海，民团、学校、杂乐、百戏、男女、老少无不毕集，至诚参加者之多，不下三五七万。此一现象，固然可以说明中国教育之不普及，一般民众对于历史文化认识不清，见不到文武周公是国民文化之祖，以至冷淡若此。然而亦可以见得汉武帝的功绩至今尚为妇孺之所不忘，又可知今日中国民族之所需者不独是文治亦必须重武功，不仅要兴教化亦必须要重国防。无学无识的众民，他的一举一动，都足以表现出真正的民族意识、国家利害。

文武周公的陵墓上，除了蓬蒿而外，几于别无所有。比起曲阜的庄严来，令人起无穷的感慨。假令先师复生，见此情形，我想也必然栖皇［恓惶］涕泪。要知孔子的教化所以不能真实行于中国的原故，就此已足说明无余。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之所以为大者，只在他能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制度文物、至德要道组织成一贯的系统留赠后人。因为有了孔子，然后秦皇的火烧不绝中国的文明，七雄六国破不了中国的统一。可是文明的本身，到底是祖功宗德累积而成的产业，若无文武周公，不独没有孔子，就有孔子也就无可集之大成了。

后人缺乏这真识的见解，只为了要应制才读书，要读书才尊孔，于是把中国文明一贯的历史忘却。听他文武周公陵墓上长满了蓬蒿，甚至于到底陵在何处，还要后代的考古家像议大礼一样的争辩方才决定得下来，岂不是可叹得很？可知今人颇有知尊总理，而不知尊总理所继承之先师，并不是当今独有的新现象，中国人的健忘病实在已经害得很长久了。

今年这几件空前的盛举，的确非比寻常，并不仅是一种思古的幽情，也不仅是慎终追远、崇德报功的行动，乃是中国民族本身发生出一个横绝世界、纵贯古今的觉悟来。有了这样的觉悟，才可以负起无始以来的人类生命在无尽的世界当中前进继往开来的大事，革故鼎新的伟业才可以建设得起来。所以民国二十三年民族扫墓和祭孔两件大事，真可以值得播之乐歌，永远给国民纪念，供世界万国的人一个认识中国的标本。

因此，我想发起请全国爱国、爱民族、爱历史、爱文化的诗家和音乐家，鼓起热烈的至诚，运用高明博厚、充满了真实力量的本领，著为国民的诗歌，谱为国民的曲调，替几万万的中国国民，把几千年从祖宗的血管里真流到如今，潜伏在一切人人生命当中的一片光明洁净的心情，发为共同的声音，突破全国国民失望的悲哀所造成的沉寂，令一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一个共同的希望和自然而严肃的共同韵律之下，万众一心、百工同志的［地］努力前进②，完成列祖列宗“天下为公”的弘愿，把“人皆可以为尧舜”——一个先圣的大志，从“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上，名实俱符地实现起来。

“有志竟成，后来俱上”，总理中山先生勉励民国国民的两句话是毫无疑义的定律。“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颂］也”③，是毫无疑义的定论。望诗人和音乐家，把这教育国民的大责重任，当仁不让地担在肩上！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戴传贤④

校注：

校注① 此“不在小民族扫墓节的实情”之“小”字，于上下文义似有可疑或不备，然手稿确系写作“小”字。

校注② 此“的”字或当读de不读dì。民国时，置于状语后作助词用“的”字多不写作“地”字，今习惯写作“地”字。

校注③ 此“性之欲也”在大量抄用古本《乐记》文字的《史记·乐书》里作“性之颂也”。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曰：“静性动颂为韵，颂者容也，今《礼》作‘欲’，此据《乐书》改。”吉联抗、吕骥、蔡仲德的《乐记》研究著作皆从郭沫若之见，甚是！“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系天生本静之义，“感于物而动”是物感而心动、情动之义（感本即咸字，咸本触动、震动义）。在“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的观念下，心动、情动或情感生当然是“性之颂”而非“性之欲”（孔颖达疏此“欲”为“贪欲”义），因为心动、情动或情感生是“性”的动态展现或动态发展，并非心动、情动或情感生是“性”本身的欲望或贪念，故今本《礼记·乐记》作“性之欲也”不仅于修辞上甚不通（即静性、动颂各自协韵），于文义上亦完全不通。

此句在汉代原始《乐记》里实当作“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颂也”，后采入《礼记》后讹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采入《史记》却无讹（《史记》先《礼记》采《乐记》）。而其讹因主要是“颂（頌）”同“�（容+頁）”且与“欲”字形近，以及《乐记》该句前后文“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灭天理而穷人欲”等大讲“欲”字。就形近易讹而言，“颂（頌）/�（容+頁）/欲”之“公—谷”部皆从“八”且“厶—口”形近，篆文、简牍文“頁—欠”部亦形近（頁指头，头即首）。俞樾《群经平议》曰：“‘颂’即‘容’之叚（假）字。”《说文》曰：“頌，皃也。从頁，公聲。�（容+頁），籒文。”“皃，頌仪也。从人，白象人面形。凡皃之属皆从皃。”（皃即貌）《说文系传》曰：“颂，古容字。白非黑白，字象人面。”《释名》曰：“颂，容也，序说其成功之形容也。”段玉裁注《说文》曰：“颂者，今之容字，必言仪者，谓颂之仪度可皃象也。”“容，盛也。今字叚借爲颂皃之颂。”“古作颂皃，今作容皃，古今字之异也。”故古本《乐记》“性之颂也”即“性之容也”之义，就是“性之表现”之义，即颂（頌）＝�（容+頁）＝容。

日本古学派代表伊藤仁斋（1627-1705）说今本《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句是汉代儒家学者借用先秦道家著作《文子》“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害也”句而成（《淮南子·原道训》衍作“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他认为道家该句表达的是“万物皆生于无，故人之性也其初真静；形既生矣，而欲动情胜、众恶交攻，故其道专注灭欲以复性，此复性复初等语所由而起也”，并说“儒者之学则不然……初无灭欲以复性之说。老庄之学与儒者之学，固有生死水火之别，其源实判定于此”。

道家思想主虚主静，故总体是克欲复性、克动复静思维，故以天性为本、以动欲为害，故《文子》曰“感物而动，性之害也……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淮南子》衍曰“感而后动，性之害也……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先秦儒家初不以虚静为天性或天理，更不以无知无欲为天性或天理，汉儒援引道家“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害也。物至而应，智之动也。智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句式句义及动前为静之哲理，改而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颂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此是《乐记》作者为了表达《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的“物感—心动—声形—音生”的歌唱原理以及主张心动情动、知物发欲导致“好恶无节，物至人化”之乱故须布以“制礼乐，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性”的王道之治。（“乐和民性”在《乐记》原作“乐和民声”，今据《说苑》及郭沫若等而改，另《乐记》“乐以和其声”亦当是“乐以和其性”，乃音近而讹。）

今本《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当从《史记·乐书》“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颂也”而校“性之欲也”为“性之颂也”且它们皆是化自为《文子》“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害也”以及《淮南子》又作“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的事实，更加证明了《汉书·艺文志》有关《乐记》成书真相实为“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的历史叙述。

关于《礼记·乐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当正作“感于物而动，性之颂也”，可参看笔者2014年完成的《乐记》研究一书“《乐记》重要文字校勘”章之第二节（该书待刊中）以及金辉《“颂”与“容”的前世今生》一文（《光明日报》2018年4月13日第16版）。

校注④ “中华”字样后似漏“民国”二字，且署名后有“戴传贤印”、“季陶”红色钤印二方。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