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朱子诗经学的构建

作者：陈才（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廿五日丁卯

          耶稣2019年1月30日

宋代时期，文化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诗经学研究逐渐突破汉代诗经学束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南宋中期的朱子是在诗经学理论和注解《诗经》两个方面皆有所创获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于《诗经》演进历程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在审视历代诗经学者长处与不足的基础上自成一派，既上承汉代诗经学，又下启清代诗经学，还影响着现代诗经学。

朱子在诗经学研究方面较之前宋儒走得更远，真正突破了汉代诗经学的束缚。他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对汉代诗经和宋代诗经学中合理的部分加以吸收、为己所用；对不足之处则加以批评、为己镜鉴。这与他格物穷理的认识论正相契合：汉儒长于训诂，于格物有助；宋儒长于义理，于穷理有益。同时，他亦能不断反思自己旧说之弊，最终去《小序》以言《诗经》，撰成今本《诗集传》并不断加以修正。正是在这个扬弃过程中，朱子在义理的统摄下兼重训诂，合汉、宋之长加以综合而弥补其不足，使其自己的诗经学得以形成。

朱子以绍承孔孟道统为己任，以格物穷理为方法论原则来构建诗经学，重点体现在诗经学理论和治《诗》实践两个方面。

朱子在诗经学理论方面所获尤多，这与其治《诗》理念息息相关。他的治《诗》宗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破除汉代诗经权威，试图回归圣贤本意；二是遍采群言，加以熔铸综合后成为新篇，以揭明圣贤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三是指导为人为学，以便于学者切己体察。朱子的治《诗》，首先以《诗》为“经”，其次才兼顾其中的文学特色。朱子的治《诗》原则，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严别经传，以《诗》言《诗》；二是由训诂以求义理，二者并重，不可偏废；三是简洁；四是多闻阙疑。

对于诗经学的一些核心命题，比如“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朱子认为它们有助于“穷理”，所以对其加以改造，以成为自己诗经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六义”说源自《周礼》，反映的是周公的《诗》学思想；“二南”说、“淫诗”说与孔子相关，反映了孔子的《诗》学观。朱子的重新解读，意图就在于将其中所蕴含的周公、孔子的本意阐发出来。

朱子《诗》学观中最为瞩目的就是《诗序》观。朱子对汉代诗经学最大的突破就是从学理上力辨《小序》之非，同时撰《诗序辨说》辨明《小序》之误，力图将《诗经》与《毛诗》区别开来。在《诗序》问题上，朱子对大小《序》的起讫、作者、价值，以及《小序》的位置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诗序》对于《毛诗》有着重要价值，几乎可以与经处于同等地位，而若不彻底地将《诗经》从《诗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宋代的诗经学在本质上也只能是汉代诗经学的遗续，并不能跳出固有的汉代诗经学的理论预设和话语体系。朱子沿袭了前人去除《小序》的做法，而走得更远。“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故而不能与“经”等而视之，只能属于“传”。这样去除《小序》以言《诗》，也就有了理论基础。由此亦可见，朱子去《小序》以言《诗》的目的是为了回归原典，从《诗经》文本入手来理解《诗》意，不“先自立说”，以确保从中发掘出来的圣贤本意的可信性与有效性。而朱子在“去《序》”后，能最终完成创新诗经学的任务，这也使得他与之前的废《序》者，如欧阳修、郑樵等，有着本质区别。

此外，学界一般认为，朱子之涵泳、玩味《诗经》，是为了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在对《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等文献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朱子所说的涵泳、玩味《诗经》，并不是独指要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主要是指仔细阅读《诗经》文本，并借以体会其中所蕴含的圣贤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又，通过全面考察朱子诗经学，我们可以知道，朱子的诗经学并非为“疑经”，而只是怀疑前儒附加在经上的一些不合理的内容和经解。也就是说，朱子疑的是汉儒的《毛诗》文本和后儒的《毛诗》传本，并没有质疑《诗经》本身；朱子疑的是汉唐诸儒的经解，即《毛传》《郑笺》和《孔疏》等，并不是《诗经》的经典本身。

除了在诗经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外，朱子在治《诗》实践中，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治《诗》的最终成果，就是今本《诗集传》。朱子之所以能够完成诗经学的构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治《诗》方法的合理。朱子在治《诗》时，重校勘和训诂，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义理，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确保义理阐发的信度和效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宋代诗经学游谈无根的局面。

南宋时期，先秦时期的《诗经》古本早已不见，西汉初年的《三家诗》传本在当时也已亡佚，朱子所见到的完整《诗经》文本只有《毛诗》。朱子力图突破《毛诗》以治《诗经》，因此他对《毛诗》进行了系统的校勘。其校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校勘《毛诗》异文，二是勘正《毛诗》文本错讹，三是对《毛诗》分章断句重新认定，四是调整《毛诗》篇次。这也是朱子诗经学并非“《毛诗》学”的明证，他欲突破《毛诗》学以创新诗经学的苦心孤诣，于此也可窥见一斑。

朱子治《诗》，重其音韵。这主要反映在《诗集传》中用“叶音”的方式给韵脚字注音。受宋代古音学发展的影响，朱子发展了“叶音”说。尽管朱子对于音韵理论认识尚有不足，但是对《诗经》韵例的考察颇有成就。无论是在用韵方式上还是在韵脚位置上的考察认定，今人王力、王显、郭晋稀等先生的归纳在很大程度上与朱子的结论相同或相近，这是我们在研究朱子诗经学和古音学中不能忽视的。《诗集传》作为诗经学史上第一部对《诗经》韵例作出全面探索的专著，其开创之功更值得表出。

《诗集传》在训诂上亦有很大创获。朱子不问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门户，亦不管是汉唐诸儒还是宋代学者，凡认为前儒训诂是合理的，即加以采择。同时，又据上下文义，随文解义，自立新训，有不少训诂精确不移。即使是一些专主《毛诗》的清儒，比如清中期的“《毛诗》三大家”，亦不同程度采用过朱子之训。不过，《诗集传》中亦有一些训诂是错误的，需要辨明。其训诂失误之处，主要表现在盲从毛郑、以今绳古、不明语法、预设诗旨、不明通假、望文生训、“文献不足”等方面。

朱子的知行观是以知先行后为前提的知行合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子的诗经学构建工作，他对前儒及自己的旧说中理论不足的认识属于“知”，是理论层面的；其《诗集传》《诗序辨说》等解《诗》实践属于“行”，是实践层面的。朱子之所以能够成功创新诗经学，是因为他结合时代需要，回应现实诉求，在义理的统摄下改造旧理论以形成新理论，并积极施用到解《诗》实践中。朱子构建诗经学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当下推动学术创新工作提供积极有效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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