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   


    9月28日是中国古代先贤孔子诞辰2561周年纪念日，中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首都北京也举行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祭孔大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四名国学学者日前联合发出倡议，希望将孔子的诞辰日，也就是每年的9月28日设定为“尊师日”。 

    这一天，除了北京，天津、曲阜、乌鲁木齐等大陆城市以及台北都举行了庄重肃穆的祭孔仪式。儒教中国网的诸多网友欢欣鼓舞，认为这代表着传统思想文化的伟大复兴。1990年代以来，民间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逐渐兴盛，这种思潮认为中国的传统文明，虽然在19世纪中叶以后面对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节节败退，但其精神层面的价值，自有其存在之意义，而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之下，传统文化如何为软实力缺乏所困扰的盛世中国，提供足够的文化资源和精神价值，更是进一步促发了为传统招魂的集体想象。这种思潮与倡导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左翼论述形成了精神上的共振和策略上的合作。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在二十世纪，儒教中国只能是博物馆里的被展览的文化碎片，而著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曾经撰文指出，王朝体制和士绅社会崩溃后，无所依附的儒家及其士大夫，只能成为现代社会杌陧漂移的游魂，这也正是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所戏谑的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 

    如今形势似乎在发生急剧的转化，儒学在被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疏离、排斥多年后，二者居然开始了蜜月之旅的迹象。和谐社会这个概念的提出，迅速地与传统儒家的“和而不同”的理念发生对接，而面向世界的中国，在与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大国交往时，突然发现传统儒家的论述的有效性似乎远远超过了具有革命性的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在已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发展主义之外，传统主义也成为论述政治合法性的强有力的资源，而这种传统主义更是整合两岸三地乃至世界性的华人社群的有益资源。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李景源说，国学热和儒学热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现象和文化现象，而是构成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直呼之欲出了。体制正在系统性地收编儒教中国的游魂，当然这种收编自有其逻辑与法则。或许，这就是1949年后第一次在北京孔庙举行盛大祭孔仪式的象征性意义之一？ 

    综观大陆各地的祭孔活动，我们会发现有关传统中国的论述都显得过于单薄、抽象甚至支离破碎，传统被过度简化为文明、和谐、伟大、古老等匮乏实质性内涵的名称。在这些既具有文化象征意味又有政治内涵的场合，被言说的传统居然像一条任人揉捏的空洞的死狗，无比庞大，而又无比空疏。传统在被政治权力尊崇的同时，似乎又被漫不经心地疏忽、漠视乃至利用。显而易见且毋庸讳言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各地对祭孔的重视，并非仅仅是因为在这样独特的日子，乡愁般地忆念起了中国伟大的先人孔子，回忆起他的思想、人生与未竟的政治抱负，而往往是因为地方政府试图通过祭孔、孔子文化节等形式来回应社会的复古思潮，来发展出一套传统文化的地方性论述，来扩充地方城市的文化软实力，说穿了，仍旧是孔夫子搭台，孔方兄唱戏。兰州地方官员就很坦率地说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是我们提升文化“软实力”取之不尽的源泉。 

    作为他者的台北祭孔，饶有意义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参加台北孔庙的祭孔释典活动时指出，儒学影响深远，而且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值得世人光大和引用，祭孔除了纪念孔子及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理念外，更重要的是要将其学说发扬光大。例如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藉以阐述从政的领导人，得自己先走正道，如此部属便不敢走歪道、邪道，即使不下令，部属也会依榜样而行；反之，如果不行正道，即便下令，部属也不会听从，讲的正是“身教”的重要性。他同时也提到，联合国1991年通过了禁止在北太平洋使用流刺网捕鱼的决议案，但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曾说过：“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可见其思想已与今人重视环保的观念几近相同，凸显儒家的思想和智慧放诸四海皆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生命力。在祭孔仪式上，作为政治家，这样的阐述，才能将一个有血有肉有道德操守的孔孟形象及其所代表的儒家，真正而完整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对于广大的公民，也才是一种有意义的传统的启蒙教育，反观大陆各地官员的祭孔话语，则大部分显得空洞无物，丝毫不能激发起受众对于传统更深邃的探索欲望，也无法将传统的政治思想资源与人格资源，更有效地整合到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之中。 

    从根本上而言，在传统文化这个公共议题上，台湾与大陆的区别就在于，在台湾，文化中国是日常性的、亲切可及的，传统生生不息于日常生活之中，传统的家族文化、语言、礼节、节制感、人情味、社群主义、宗教等，在在都内在地构成了人们的生活世界，而在中国大陆，传统是只有到了特殊的时间、空间，才会突然发迹似的被我们集体地想起、集体地温存然后又集体地遗忘的对象，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台湾，传统是触手可及温婉可亲的妻子，而在大陆，传统是偶尔触及高不可攀的情人。正因为前者是耳鬓厮磨的，所以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常常容光焕发细水长流，而后者是空闺独守，青春易碎，甚至经常会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变脸得面目全非。正因为如此，这些年很多大陆学者（如萧功秦、金观涛等）都对传统文化保存完好的台湾赞誉有加。 

    一个社会共同体，在面对过往的历史时，总是避免不了选择性的记忆与选择性的遗忘，而这种选择性往往与政治合法性的论述、集体的创伤性记忆存在隐秘的关联。但是，集体记忆除了跟政治意识形态有关联外，还跟社会性的自我之成长息息相关。正因为此，一个社会应当审慎地面对其传统。而在19世纪中期以后至20世纪中国，在面对传统中国时，总是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变态地摇摆，从一开始的读书人强调的夷夏之辩，到后来将西方世界强加的文明VS野蛮的逻辑内在化，开始精神世界的集体性自我矮化，自认为东亚病夫，再到21世纪是中国文明的世纪的虚骄与自大，这种极端性的集体行为本身，就与孔子所倡导的道中庸极高明的思想南辕北辙。 

    我在想在这样的一个孔子诞辰纪念日，我们究竟应该把被政治话语省略掉的哪些儒家资源清理出来，让它们能够重新进入当代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之内呢？ 

    首先，孔子学说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的，而这一点经常被我们的祭孔话语所刻意遮蔽。他所主张的是一种从道不从君的政治理想，而这种政治理想在传统中国是由读书人群体来承担的。古人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决不仅仅是一种儒家的道德人格理想，它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理想，这种理想的核心之一是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坚持一种“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苍生意识和民本意识，换言之，孔子所发展出的政治意识强调道统与政统的分殊，政统或者象征政统的皇权，理应受到道统的制约与引导，事功之上更有义理，富强之外更有文明，正因为这个理由，孔子才会被称为素王。他的王道理想虽然很难实现，但却对霸道构成一种潜在的威慑与影响。孔子的政治设计虽然是以士大夫的精英意识为核心，但其最终落脚点却在教化斯民和化民成俗，有一种大悲悯和哀矜之心。到了后世，孔子的政治理想可以通过相权对皇权的约束、谏官和清议对朝政的引导、书院里的处士横议等种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方式来得以部分实现。他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于动辄“严打”来治理社会的中国大陆犹有警示意义，他所说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强调了读书人在治世与乱世所应该坚守的品格。而“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正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意涵一样，凸显了压制舆论和民意的不可能性。传统中国读书人在实现一个“有道世界”的目标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宋儒朱熹等人那样的“得君行道”，期待与明君合作治理天下，而另一种路径则是王阳明所推崇的“觉民行道”，走面向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的下层启蒙道路。不管哪样一种道路，读书人都不是将自己定位为权势的传声筒与应声虫，而是权势的引导者和批评者角色。 

    其次，孔子学说里说得最多的是读书做人的道理，他所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将学生培养成“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君子成为儒家文化里的一种理想型的人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等等，都在强调作为读书人的君子应该与普罗大众有着不一样的人格操守。这种人格操守除了体现在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苍生意识和政治责任外，还体现在其精神生活之中，尤其表现在对于财富的淡泊态度上。所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未足与议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都在说明在富贵与贫贱的社会区隔之上，更有一套超越世俗的人格理想标准，这种人格更注重人的内心世界的拓展与心灵生命的滋养，更注重精神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对于现世财富（尤其是来源不道德的或不合法的）有着一种疏离感甚至鄙薄心。君子更在意的是“道”，忧道不忧贫是其精神特征。孔子在这方面阐发的精义，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历经千万祀而不灭，共三光而永光。这些资源都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代中国人追求一个更加正义、自由和公道的平等社会的精神动力。 

    笔者大学时代因为偶然的机缘，可以经常与一帮朋友亲炙长沙岳麓书院的一草一木，碑刻楹联，在日常的亲近之中，虽然对于儒家义理并无太深切的知晓与理解，但因为日复一日接近这些儒家的器物与教训，潜移默化之中似乎也感受到了传统的精神魅力。比如书院一副对联中的一段话：“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对我们这些年少轻狂者就影响至深至远。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对精神生活的在意、对公共生活的责任意识等等都是在这种不经意的机缘之中习得。遗憾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居留的空间，如今往往需要支付高昂的门票才能亲近，它不再是日常的，而成为节日性的或假日性的奢侈享受，传统被绑架在博物馆里供人凭吊与玩味，这正是传统儒家文化最大的悲哀。而对照两岸的祭孔仪式亦可见这种差别。法新社说，北京孔庙举行的两岸师生联合祭孔大典保安森严，只对媒体开放，却禁止公众参与。而台北孔庙的祭孔释奠典礼结束后，孔庙准备了2560个寿桃、智慧糕及智慧毛笔，发送给民众。 对岸的孔子是旧时王谢堂前燕，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此岸的孔子则仍旧仿佛是“翩然一只云中雀，飞来飞去宰相家”式的不可亲近。 

    旅美学者林同奇教授在追述儒家传统对其家族影响的《林氏家风》一文里说，在前现代的中国，“读书”和“做人”基本上是同一件事。“读书”是指“读中国经典、诗词和作文”，特别是指读《论语》和《孟子》。而这些经典著作所教的，主要是如何成为“君子”。因此，“读书”本身也就是指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读书”和“做人”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即所谓“读书明理”。然而，作为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的专业化进程则把两者完全区隔开来。道德训练或曰性格塑造（即“做人”）与获得专业知识（即“读书”）完全分离。这种分离的可怕后果生动地体现在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日益加深的道德/精神危机。 
 
   如何面对这个时代的道德/精神危机？孔子的政治思想资源与道德资源，如何生生不息地构成我们的精神世界以抵抗弥漫性的虚无主义、物质主义与犬儒主义，从而演化成有着公共精神、敢于承担政治责任的现代积极公民的人格内涵之部分？如何从台湾的文化保存经验汲取更多的智慧与资源来重建我们的精神生活与文化世界？也许这才是我们在孔子诞辰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需要反复思索的议题。 
      

     文章来源：本文删节版刊于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