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孤独的探索——专访范必萱先生

采访者：温玉

受访者：范必萱

采访时间：西历2018年9月26日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崇儒学会”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正月十六日戊子

          耶稣2019年2月20日

受访人简介：范必萱，字守静，女，西历1950年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系计算机专业，续读经济法与经济管理专业和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专业。多年从事文字工作，以萱草、山草、愚人等笔名在各报刊、杂志和有关论坛发表散文、随笔、专访、论文等数十万字。

曾任科研单位技术员、行政机关正处级公务员、杂志社编辑，为高级审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1998年与儒家书院阳明精舍结缘，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协助蒋庆先生管理阳明精舍。曾任蒋庆先生学术助理，为蒋先生记录整理有关学术文论数十万字。

2005年主编出版《四书五经精华读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散文《在声音之外》（收入2010年《全国散文作家精品集》）；论文《朱熹女教观与当代女性素质教育》（收入《朱子学及其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安庆研讨会论文集》）；论文《浅议孔子眼中的管子》（载于《管子研究》期刊），等等。现为安徽省朱子研究会理事、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民间学者、自由撰稿人。

采访人：温玉

【采访者按】随着传统文化的逐渐复兴，关于女性在当今社会如何安身立命的话题也越来越多。近代以来形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通过事业来巩固家庭地位，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幸福感这一主流思想，因不断涌现的来自社会、家庭及女性自身的矛盾，已然受到极大冲击；而被当作封建糟粕一度推翻，而今又重新提起的传统女德观念，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却似乎常常水土不服。当代女性的幸福，究竟从何处寻？

值此《儒钟》创刊之际，我们有幸约访到了民间学者，儒家女教发起人范必萱先生，讲述她不凡的探索之路。

温玉：范先生是理工科班出身，又在机关单位身居要职，是如何与儒家结缘，又是何信念让您提前退休，并走上文化复兴之路？

守静：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是的，我在大学本科学的是“计算机设计与制造”专业，后来到机关工作后，根据工作需要，又续读了“经济法与经济管理”，这些专业都与儒家文化没有关联。但是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主流地位，儒家思想已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或多或少渗透着儒家文化的影响，血液中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后来随着时代变迁，西式教育渐渐占了上风，中国人失去了自己民族的精神家园，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心中的痛。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下，物质财富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金钱成了能够与权利进行等价交换的条件，道德滑坡、信仰崩塌，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评判标准出现了混乱甚至颠倒。面对这些现象，稍有一点社会良知的人都会感到困惑和焦虑。那时我总在思考，圣贤的教育难道真的过时了吗？我们生命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中国人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苦苦寻觅，却不得其终。

1998年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贵阳遇到了蒋先生。得知蒋先生在龙场镇办书院的情况，便跟随他和几位朋友在阳明精舍小住了几日。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儒家文化。蒋先生为我们介绍阳明文化，介绍孔孟之道，介绍中国历史上的儒者忧国忧民的感人事迹，对我们讲解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现实意义。在回答我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时，蒋先生特别强调个体生命只有与国家、民族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充分体现它的价值和意义。

我被儒家先圣先贤们的人格精神深深打动，有志对自己的人生方向作一番调整。那年恰逢政府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因为心中有了方向，我毅然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到阳明精舍协助蒋先生管理书院，帮他整理学术文稿，同时参与一些学术活动，涵泳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

温玉：对于您的这种转折，您的家人是什么态度？

守静：几年后，我深感自己生命的质量有所提升，渐渐意识到生命的价值所在。但那时儒家文化正处于花果飘零的时期，我选择走继承弘扬儒家文化的路，自然有许多人不理解，不可能一帆风顺。家里的亲人、朋友们担心、提醒、劝阻，在所难免。开始我还尽力解释，后来发现语言的力量是微弱的，远不如实际行动有说服力。随着时间推移，文化大环境不断改善，自己不说，周围的亲人和朋友都看到了你精神面貌发生的变化，从你身上看到儒家文化的感染力，以后也就慢慢理解支持了。

温玉：您是儒家女教倡导者，是什么机缘，让您注意到女教的重要？

守静：关注女性问题的第一个动因，因为我是一名女性啊！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曾有过迷茫、困惑和焦虑。自从接触了儒家文化之后，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关注的已不再是个人的忧患，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向社会广大女性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我曾经担任过安徽一个女子文学社社长，做过女性杂志社编辑，耳闻目睹了社会上许多女子的遭遇，了解到她们的幸与不幸。现代女性面临的问题很多，在思想文化方面，遇到的矛盾和冲突是多方面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价值标准混乱了，传统女德的意识被颠倒了，西方女性文化的思潮冲击着她们，使她们内心感到彷徨，感到纠结和不安。面对现实社会人际关系中的种种矛盾，面对家庭、婚姻和情感方面的问题，她们往往不知所措，找不到理念上的依凭，找不到心灵安顿之处。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我希望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中找到智慧，找到解答的方案。于是，我开始了对儒家女性观的探寻。

记得2008年7月，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阅读和调研后，向蒋庆先生请益。

蒋先生对我说：“你所研究的问题，在佛、道两家寻不到答案，是正常的。因为佛教已经抽掉了男女性别，他们是说有情众生；道教则抽掉了人的社会性别，只留下自然性别。如果不通过历史、文化、宗教、道德等来看性别，那样谈的性别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出入佛、道两家后，你的失望是正常的。”

他又说：“‘五四’对儒家妇女观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是站在西方的立场来歪曲儒家的诬蔑不适之词。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儒家也没有回应西方关于女性观方面的攻击，只有零星的感想式的文章，没有系统、严格、完整的妇女观方面的回应。辜鸿铭在《中国人精神》中谈到中国妇女，也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了。儒家在此没有话语权，是儒家自己放弃了话语权。现在你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发心做这件事，非常不容易。这个问题缺位将近一百年了，现在研究，一点依凭也没有，你要一个人去挖战壕、一个人去找制高点，难度很大。但是正是因为有难度，才有意义。现在是孤军作战。‘五四’提出批判的都是男性，现在女性出来回应，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而且很紧迫……”

听蒋先生说这个问题的研究很紧迫，我感到压力很大。确实是孤军作战，举步维艰。由于古代女性的社会角色缺位，女子受教育的文字记载更是屈指可数。虽然孔子曾经提出过“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观，但是儒家的女教思想仅见于《曲礼》等少数典籍之中，而诸如《女诫》、《内训》之类专门针对女性“三从四德”的教条，也只能在家庭教育的言传身教中有所体现。传统的妇德、妇道教育，历史上对中国妇女曾有过广泛长久的影响，但由于其内容的局限、失衡或偏颇，在遭到近代人诟病的同时，其中的正面价值也被全盘否定了。

今天我们应如何客观地评价传统女教的社会影响？如何以开放的心态理解儒家女教的价值立场？如何探寻出一条以儒家义理为依凭、适合现代女性认知的教育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是在十几年前，这里似乎是一片荒芜之地。我在大量阅读相关资料的同时，也进行多方面的实地调查。我想从佛、道两家寻找资源，曾去过道教基地和佛家寺院，向道长和法师了解他们对女子教育的观点；我想了解母系社会女性生活的状态，曾独自到被称为“母系社会活化石”的泸沽湖，深入采访摩梭人的老祖母和那里的年轻人。

其间，我也系统地研究了朱熹的女子教育观，以及中国女子教育的史料，撰写了《朱熹女教观与现代女性素质教育》及《探寻传统女学的时代价值》等文章。我了解到朱子对女性的教育十分重视，晚年他曾想编写一本关于女子教育的教材，并且拟定了八个篇目，即正静，卑弱，孝爱，和睦，勤谨，俭质，宽惠，讲学。朱子的这个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对我的启发很大。之后，我开始在女性群体中讲学。我的初衷，是想与当代女性分享自己学习研究儒家女性观的收获，告诉她们一个真实的道理：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还有一种更适合中国女性的生活，这就是儒家倡导的“乾坤有序，阴阳合和”的生活，是一种以“厚德载物”的理念指导下的生活，这种理念可以帮助她们减轻现实中的困惑与焦虑，找到人生的自信与自在。

温玉：您提倡儒家女教与中国传统女德教育有何异同？

守静：你问到的儒门女教与中国传统女德教育有何异同？经过几年的探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儒门女教是一种涵养自身、培养美好人格的学问。它的理论依凭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核心价值。目前选用的教材以《女四书》为蓝本，以及四书五经内容节选。以儒家义理为指导，解读《女四书》文字背后的文化精神，辨析传统习俗与经典义理的区别，澄清后人对儒家女性观的歪曲与诟病，从而找到女子完善人生的基本原则；

第二，儒门女教是一门关于女子如何立身处世、如何自我保护的学问。它主张女性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复归女子的自然属性，爱护自己的自然属性，自觉担负起在家庭中应尽的天然职责。目前教学的基本架构有明德、明伦、知礼、复性等几个方面，其目的是在儒家义理的指导下，结合现实生活，让女性明白自己在社会人伦关系中的自然定位，并发挥好在这个自然定位中的作用，比如对家庭和孩子的守护作用；

第三，儒门女教是一门具有开阔视野的积极入世的学问。儒门女教置身于现代多元文化并存的大格局中，面对世界各种文化思想的影响，坚持以中国文化为主导、兼容其他先进文化的教育方式，即坚持“一统之下的多元”。通过教学，使现代女性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热爱中国文化，自觉守护儒家文化中“坤德”之根本；

第四，儒门女教的教学内容是丰富多彩的。遵循孔子推崇的“温柔敦厚”教育方法，儒门女教既有义理讲解，又有礼乐诗文，还辅以才艺女工等多种形式。这样的安排，可以避免枯燥的说教，比较适合女性的特质。在保护女子灵动活泼的特点时，培养其明德知礼、贞静端庄的性情，动静有度，相得益彰。

总之，可以这样说，儒门女教是一门以“厚德”为宗旨，以“载物”为实践的切实可行的学问。

温玉：当今时代，提倡男女平等，自幼儿园起，男女生便要接受完全一样的教育，在这种环境下，女子教育如何开展？是否只能依靠民间私塾？如果种种原因，无法接受系统的女德教育，那么，有哪些最基本的品质，或者是功课，是女子的必修课？

守静：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很广，不仅涉及到管理者对“男女有别”观念的认知，还涉及到对“男女平等”立法宗旨的理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先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关于“男女平等”，有必要回顾一下社会发展的历史。国际社会在争取“男女平等”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努力。这里要说明的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是世界性的，绝非中国仅有，更不能把对女性歧视的根源归结于中国的儒家。

在启蒙运动和宗教革命时期，虽然西方社会打出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但这是抽掉了性别意识的平等，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平等。世界妇女运动在各国的诉求基本相同，一是享有受教育权，二是享有劳动权，三是具有在法律上的完全能力（包括在公法方面，具有参政权），四是承认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的价值。

在几种基本诉求中，接受教育权比参政权更为重要。“男女平等”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的共同理想。理想社会的两性关系应该是公正的、愉快的，男女之间应是相依、平等、互补的关系。国际上，许多国家将“性别意识”纳入主流，在公共管理领域提出“男女平等”在政治主张。

在中国，“男女平等”已成为基本国策，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五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国的法律还针对妇女的特殊问题规定了特殊的权益。即便如此，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只是人格权利上的平等，不能等同于男女自然属性的一致。如果抹杀了男女性别差异，在教育过程中错过了对青春期女子应该传授的常理常道，给女孩留下的缺憾将是终身难以弥补的，严重者甚至会导致意识中的性别错位。现在有的女学生追求性格男性化（也有男孩追求性格女性化），都是这方面教育缺失的结果。古代华夏民族对孩子举行的“成人礼”，男孩的冠礼和女孩的笄礼，并不是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而是要请有学问的师长向孩子传授成人必修的课程。

儒家主张的“男女有别”是乾坤有序、阴阳合和之下的男女有别，是互敬互补的男女有别，而不是西方女权主义提出的“二元对立”之下的男女有别。西方女权主义站在完全与男性对立的立场，甚至带着性别仇视来讨论女性问题，这样的偏激情绪无疑会引发性别的对立，甚至造成社会矛盾。这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女性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区别。

《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彰显儒家所倡导的中国人的君子人格。乾坤两卦，既体现阴阳合和、刚柔相济的夫妇之道，又体现了儒家“男女有别，各正其位”的理念，这是天道和人道中最合理的安排。

我认为，如果只强调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而抹杀了自然性别上的男女差异，如果对女性自然属性的认知缺失了，如果女性的天然职责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消失了，那么，这将是人类的悲剧。抹杀了“男女有别，各正其位”的观念，法律意义上男女平等不仅不能真正落实，反而会对女性的身心造成隐性伤害。近代人类学家和政治家们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强调：人类把生育子女的任务交给了妇女，妇女的责任不可忽略。所以，儒门女教办学的目的旨在唤起女性的文化自觉，使其在伦常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履行好自己的天然职责。

至于女子教育是否只能依靠民间私塾？我认为民间私塾在女子教育方面是体制内教育的最好补充。现行体制教育的课程设置忽略了性别差异，不可能对女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但是民间私塾不同，可以针对男女的性别差异进行不同的教化。比如崇儒学堂，我在校园里生活了几天，就看到他们在许多方面都遵循了“男女有别”的原则。对男女生活区分别设置，并保持一定距离；规定男不入女区，女不入男区；还规定男女生的日常用品不能混放，“男女不同椸枷”，等等。这些规定都依循了古礼的规范，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男女有别”的性别意识，女孩子也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在学堂的课程设置方面，他们也根据女子的特点进行安排，倡导淑女风范，使女孩子从小懂得应当“为子孝、为妇正、为母慈”的道理。这些民间私塾特有的功能，在体制内是难以实现的，而对当下的女子教育却十分重要。

当然，体制内教育也是可以进行这方面探索的。比如，民国时期，全国兴起女子教育热潮。当时有教育家提出以培养女性“为一家之贤妇贤母，为一国之完人”的教育目标。大学开放“女禁”，出现三种不同观点：一是“绝对同学”论；二是“男女不宜同学”论；三是“相对同学”论。第三种看法认为，在对男女进行教育时，既要看到男女的同一性，又要看到男女的差异性，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女子的聪明才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女子只学与男子一样的学科，对家政一类的知识完全不学，则与以前纯粹只学“贤妻良母”一样，同样是一种误区。这些观点都可以参考。不论是体制内教育还是私塾教育，都可以设置一些与涵养女性道德、培训女性持家技能的相关科目，以纠正忽视男女差异的教育误区。

温玉：诗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而如今的女子，又要打拼事业，尤其到三十多岁，像我这般年纪，父母年迈，孩子年幼，丈夫又要忙于事业，如此情况下，女子该如何取舍，又该如何做到宜室宜家，尽到自己各方面的责任，又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获得幸福？

守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几年我在外讲学，经常有学员提出这样的讨论。儒门女教的受众是新时代的女性，强调在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同时，不忘自己的自然属性，履行好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天然职责。许多职业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进行角色转换，感到压力很大。现代职业女性在职场上和男性员工一样打拼，业绩考核、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的标准上，并没有向女性倾斜，她们要想得到认可，必须和男性竞争，这是“男女平等”的规则在职场的体现，而女性付出的努力往往比男性更多；但是回到家中，她们又要变换成另一种角色：管教孩子、照顾老人、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等等，精力分配的矛盾冲突使她们感到身心疲惫。这种“角色”的转换，确实是对现代女性的严峻挑战。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也是儒门女教需要探讨的问题。

据了解，处理这一矛盾，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选择，不能一概而论。在一个家庭的不同时期，对待主要矛盾应视事情的轻重缓急进行理性取舍。我曾看到一些相关资料，比如在法国，妇女为了养育孩子，阶段性回归家庭。待孩子可以入学以后，自己又可以回到职场工作。在日本，则是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来引导女性进行选择，如果丈夫的工资收入较高，达到一定标准，妻子想出去工作，政府则提高对她的征税率，使其课税后的收入只能勉强支付保姆的工资。这样的家庭经过权衡，妇女往往选择自己在家带孩子。但是鼓励回归家庭的女性要积极参加社区的公益活动，使她们不与社会脱节。这是国外的情况，可以参考。

现代女性，或是阶段性回归家庭，或是选择适合的工种兼顾家庭，或是继续从事工作，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女性都要重视自身修养。即便是阶段性回归家庭，也不意味着做完全意义上的家庭妇女。回归只是因为孩子幼童时期的需要，是以家庭和孩子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的一种选择。但是只要条件许可，她们应当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不能与社会脱节。事实上，这一时期女性的任务并不轻松，她们不仅要践行日常生活中母亲义务，还要将自己所积累的教育理念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当好孩子第一任老师。在孩子成长的不同时期，她们要研究和探索适合自己的孩子养性、养正和养志的教育方法。这一阶段的年轻妈妈，也是在间接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母亲，比如孟母、陶母、欧母、岳母等圣贤之母，虽然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局限，只能在家中操持家务和养育子女，但是她们为社会培养出圣贤、君子之后，作为母亲的她们，同样受到社会的爱戴和敬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母亲也是间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很幸福的。古语说，有贤母方有贤士。妇正，则家正；家正，则国兴。这些贤母的懿德风范，为后人所景仰，也为后世的女性作出了榜样。

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忽略男性对家庭应该担负的责任。当代的男子应如何做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也是必须重视的问题。传统的女教观念中，男人是天，是家庭的顶梁柱，说明男性对家庭担负主要责任。在过去的社会里，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男性。男子在外面劳碌奔波，女子在家操持家务，符合“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现在不同了，女性参加工作，分担了家庭的一部分经济负担，那么，作为丈夫的男性，也应该主动承担一部分家庭事务，应该主动关心体贴妻子、帮助妻子减轻心理压力。我认为，中国理想的夫妇之道，蕴含着“平衡互补”的原则，而这种原则正是“乾坤有序、阴阳合和”的体现。至于尺度的具体把握，可以因人而异，因家庭而异。

温玉：谈到女教，有一个无法绕开的群体，也是当前争议最多的一个群体，那就是女大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等接受过高学历教育的女生，对于目前女大学生频繁出现的各类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您有何看法？对他们，您有什么建议？

守静：这个问题很重要，也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女大学生这个群体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但是，这个群体的孩子们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期，不仅她们这一代，包括她们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一代，都曾经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期。他们对儒家文化有认知上的障碍，对传统文化有陌生感，有的孩子甚至说传统文化是“爷爷奶奶家中的客人”。这样的情况，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现在的女孩虽然在接受教育方面有了法律保障，但应试教育成为她们追求的唯一目标，使许多孩子虽然识了许多“字”，却不识一个真正的“自”，丢掉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学校教育注重知识技能的传授，缺乏道德人格的培养。教学的重心是带领孩子们去认识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却忘了告诉她们应该怎样认识自己、怎样保护自己。她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婚姻观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由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有些女性信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心甘情愿被人包做“二奶”，其中不乏女大学生；在审美观方面，由于缺乏健康审美意识的引导，有的女生不惜一切代价去整容。这与过去女子自愿缠足的性质又有何区别呢？如今整容现象已开始向中学生蔓延，这是校园里的危险信号，应当引起重视；在婚姻观方面，“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比较流行，有的女孩不论男方人品如何，只要物质上富有，便轻易委以其身，造成的悲剧不计其数；有媒体记者介绍，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笑贫不笑娼”的观念。据报道，如今从事色情服务的女性中，也出现了女大学生这个群体。这些女孩在金钱面前失去了女性可贵的贞操与廉耻，不仅有损于社会风化，有损于现代女性的尊严，更是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一部分年轻女孩的身心。令人堪忧！

因为这个群体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其教化还需要进一步调研。女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接受时尚新潮观点比较快，但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辨别能力，自我保护能力也比较薄弱，而对传统观念又比较排斥，所以，单纯空洞的理论说教对她们很难凑效。对她们的教化，可能还需要配以诗文礼乐、游学会讲之类的形式。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必要的实际调查了解。只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拟定方案，才能使教化的效果落到实处。总之，对于女大学生这个群体的教化，宜早不宜迟。

温玉：范先生生于1950年，确是与共和国同年岁，如今德名远播，又有贤师益友，切磋论道，在家想必也是含饴弄孙，其乐融融，这是否是您一直所追求的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守静：你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我向往的，但是我目前还达不到。因为历史的机缘使我近距离接触到儒家文化，并促使我有了探索儒门女教的发心，而儒门女教刚刚起步，我没法享受“一己之乐”。虽然我也想在家看看书，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或是和同龄人一起出去旅游，但是现在感到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到现在才有了当初蒋先生说的那种“紧迫感”。目前对传统女学认同的人在逐渐增加，而许多女性朋友却不知该怎样入门？这几年在外讲学的经历，使我确实看到了圣贤之教在女性身上起到的效果，很是令人欣慰！尤其是在职业女性身上发生的变化特别明显，她们有的改变了过去过于刚性化的气质，变得温婉柔和；有的放弃了过去的任性和偏执，变得豁达宽惠；有的改善了家庭关系，夫妻和好如初，等等。当看到她们的变化时，我感谢圣贤之教，内心也感到其乐融融，是一种别样的其乐融融！

在女子教育的历史上，有不少伟大女性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例如东汉时期的班昭，儿子已是朝廷命官，她完全可以安度晚年了。但她因看到身边的女孩子缺乏教育，担心她们不懂妇道，出嫁后处理不好与丈夫、公婆及叔妹的关系，以至于婚后得不到应有的幸福，她带着重病写下了《女诫》。这是一位女性长者对晚辈门由衷的仁爱与关怀。《女诫》后来经世人传抄流布于社会，各个朝代都用它作为女子教材，直至民国时期。又如：唐代的宋若华、宋若昭姐妹，她们才华横溢，已深得朝廷重用。但是她们不忘对民间女子的关怀，依循《礼记·内则》的精神，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具体细化，撰写出《女论语》，指导已婚妇女如何持家处事。如此等等。古代女性尚有如此情怀，有如此的社会责任感，我辈又如何能苟且偷安，不为当代的女子教育尽一份力呢？由于儒门女教才刚刚起步，尚在探索研究之中，任重道远。我深感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常感到力不从心，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多播撒一些种子，培养出一些儒门女教的师资。希望能有更多的女性参与进来，共同担负起这项使命。

温玉：按照儒门女教，理想的女性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在现代社会如何践行？

守静：“一个民族的女性，正是该民族的文明之花，是该文明国家的国家之花。”这是一百多年前，辜鸿铭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国人的精神之“中国妇女”》中讲的话。我很赞赏这样的评价。辜鸿铭先生在肯定女性对国家、对民族的重要地位时，用“花”的比喻，为女性的整体形象注入了美丽的色彩，令人感到既厚重而又温馨。辜先生在文章中为中国伟大女性提出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标准，这是理想女性的标准：做一个好女儿、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母亲。这些标准的具体内容，在《古列女传》中则是以母仪、明贤、仁智、贞顺、节义、辨通等道德行为体现出来。正是因为这些道德行为的展现，使中国女性在国家文明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担负着重要角色，成为国家之花，民族之花。

女性的素质教育在现代文明建设中同样至关重要。首先，当代女性应重视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的教育，在自由与自律之间找到平衡的尺度；其次，女性应重视责任意识的培养。宇宙的自然法则规定了女性在人类繁衍过程中的天然职责，妇女对孩子负有义不容辞的养育义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女性的素质不仅关系到自身，更影响到孩子，影响到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第三，女性应重视独立人格的培养。女性对男子的依附性似乎出自天然，这是历史上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症结”之一。现代女性需要克服这种依附性的过分扩张，培养和完善独立的人格品质；第四，知识女性不仅要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还应拓宽视野，树立家国情怀，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君子，自己也要做新时代的“女君子”。

做一个好女儿、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好母亲，需要不断地提升道德修养。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女子理想人生的“三部曲”：从自觉到自信，从自信到自在。首先是自觉，在复性的基础上“明明德”，保持初心，保持与生俱来的美德不受污染或少受污染，做到知善知恶，扬善去恶，行善避恶；第二是自信，即在明白自身善德之后，使其发扬光大，帮助他人存善去恶。这就是效仿朱熹在“女教八篇目”中所说的“讲学”。要做到这一点，女性自己需要不断学习，提升学养，内涵外化。有了真正的文化自信，才能影响周围的人；第三是自在，即在心灵深处保持最大程度的自由，“从心所欲不逾矩”。保住了本心，不断完善自我，知行合一，止于至善。

儒门女教是因应时代需要而探索的一门学问，既是现代女性立身处世的需要，也是国家文明和社会教化的需要。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天下的太平安危看女人，家庭的盛衰看母亲。”好女人，不仅使家安，使国安，也使天下安。总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本民族成员的参与，现代女性在这个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绝不能缺位。

愿中国女性在新时代的新环境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民族之花，绽放出更加鲜活的国家文明之花！

【附记】范先生因身体欠佳，电话访谈恐有不便，故我只将提纲发于先生，全文洋洋洒洒万余字，皆先生伏案一字一句敲写，其中殷殷之意溢于言表。感谢先生不吝赐教，为我们讲述了别开生面的一课；感谢先生为女性安身立命殚精竭虑。“德不孤，必有邻”，起初您孤军奋战，而今，更多的儒门同道愿与您并肩同行，为儒门女教之兴起，为天下女性之幸福，为家国社会之安定而努力。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