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0-11-21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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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作者简介:钱穆,男,西历一八九五年生,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曾任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一九六六年,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一九九〇年在台北逝世。著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编按:此文题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是国学家钱穆写于96岁高龄,过身前最后的遗稿,由钱穆夫人胡美琦寄给香港中文大学《新亚月刊》,在12月号刊出。 钱穆先生卒于1990年,当年6月,他不满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指控他霸占政府建筑物,以高龄之身搬离外双溪“素书楼”寓所;两个月后,病逝于新居中。〕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顿,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逢中华书局建立八十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人生」同 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界界其它人类所少有。
 
    我常想,现代人如果要想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即是古代中国人生的一种宗教信仰,这同时也即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亦即是其天文观。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去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倘孔子一生全可由孔子自己一人作主宰,不关天命,则孔子的天命和他的便分为二。离开天命,专论孔子个人的私生活,则孔子一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减少了。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是天命,天命也即是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换言之,亦说说,人生离去了天命,便全无意义价值可言。但孔子的私生活可以这样讲,别人不能。这一观念,在中国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相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它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意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

    中华民国七十九年五月端午节钱穆在迁出素书楼之前三日
    完成于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六岁


    后记

    作者:胡美琦 

    这篇文稿是宾四生前最后的遗稿,初稿完成于我们搬家前的三天。原准备迁入新家安定后,再作修定。未料宾四骤然离我而去,我心中的悲痛,岂是笔墨所能形容。联合报为纪念宾四的逝世,向我索稿。此时此刻,我虽然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宾四的这篇文稿,记载了他生前最后想要向国人说的话,写作经过也值得怀念。我想,以宾四自己的文章,来纪念他自己,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这原是宾四为中华书局创办八十周年庆论文集而写,今中华书局孙时敏主编慨允在联副先发表,谨在此致上我衷心的感激。现遵联副编者嘱,由我在文后作一说明,以助读者对作者的瞭解。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是香港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五月间,新亚来信邀宾四写篇纪念文,同时请我们夫妇赴港与新亚师生同庆贺。当时宾四在养病中,他已有一段颇长时期,不肯起来散步。我未敢立刻作决定,应允到时看宾四健康情况而定。八月间,新亚又来电话诣问宾四赴港的可能性。我恐怕宾四难以应付繁剧,想婉谢,就商于宾四,他不以为然。我说:“你不能走路,怎么上飞机呢?就是用轮椅,也得自己要能走几步才行。”他立刻驳问我:“你没有送我去机场,怎么知道我自己走不上飞机呢?”于是我说:“如果你肯每天在廊上走几步,到时我一定陪你去香港。”过了两天,我忽然发现,宾四自己一人开始悄悄的在楼廊上散步了。于是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在香港停留五天,除新亚安排的三次聚会,我陪宾四到场应景一下外,其他时间,我们夫妇完全在旅店中休息。每天早上旅店工人来清理房间时,我就扶宾四到房门外过道上散步。有一天,我扶宾四正向房门走去,他忽然紧握我的手,笑着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明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等下我要讲给你听。”在过道上散步时,宾四告诉我,说:“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又说:“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他正说得高兴,我忽然冲口而出,说:“天人合一观不是你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我当时以为他记忆衰了,忘了从前已讲的话,而误以为是新发现。宾四对我的鲁莽,显得有些不开心。他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但也不再往下说了。那天下午,新亚研究所的几位老校友,来旅店看宾四。我有事下楼去了,回房时,正见宾四神采奕奕的在谈论。一位校友告诉我,宾四正在讲“天人合一观”,已讲了半小时之久。这几位校友,当时大概也和我一样,以为这些都是宾四的“老生常谈”。他们除了感染到宾四的好兴致,为他的健康高兴外,也未能瞭解到宾四的真意。到晚上,宾四自己仍兴奋不已。 

    十月一日,我们由港返台,在飞机上,宾四又提起他的“天人合一观”。并说:“这一趟去香港真好,想不到我竟在这趟旅行中,发明了我自己从来没想到的大理论。我已经九十五岁了,还能有此澈悟,此生也足以自慰。”我只漫应着,仍没有太瞭解。回到台北,休息了几天,我就开始投入在忙碌中。除了家务,又为搬家的种种伤神,不能像往常般在宾四身上投入太多关注。这其间,他虽再一次说到要写他那篇大文章,也始终没有真动笔。真到今年四月,中华书局孙主编来信邀稿,才再次引起他强烈的写作意愿。 

    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办八十周年,中华书局计划出一本专讨论中国文化的学术论文集来纪念。孙主编来信向宾四邀稿,我因其规定每篇文长限两万字,又因当时宾四精神欠佳,所以没和宾四商量就婉拒了。不久孙主编连来电坚邀,说是宾四文章可长短不拘,他们希望在论文集中一定有宾四一文。我仍未敢应允,怕交不了卷。一次,孙主编来电话,正巧宾四在等我为他准备食物。电话谈得时间较长,引起宾四的注意。他问是谁的电话,说些什么?于是我告诉他中华书局邀稿事。他立刻不悦的说:“你为什么替我拒绝?我心里有重要的话要说。”于是又讲起他要写的那篇大文章。事隔半年之久,宾四还清楚的记得他的新发现,我再不能等闲视之。但要把他的发现见之于文字,公之于世,也非小事。尤其今天的社会,学术风气不求律己,但求责人。我恐怕他要惹来闲气,不得不再次扫他兴,又一次提醒他“天人合一观”是他早曾讲过的,我劝他写了不必发表,尽兴就好。 

    宾四对于我始终没能瞭解他,颇觉失望。他长叹一声说:“学术是不能乡愿的。我从前所讲,和现在所想讲,大不相同。我从前虽讲到“天人合一观”的重要性,我现在才澈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我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这一个观念上。两者怎能相提并论。这是我对学术的大贡献啊!你懂吗?”到此时,我算是体悟到他的意思了。那天早上,我们两人在素书楼廊上对谈的情景,此刻仍清清楚楚显现在我眼前。第二天是星期日,家中只有我们两人。早餐后,宾四命我为他准备纸笔。我提议,他说我写,以节省时间和精力。他终于同意了。宾四向不喜用录音或由人笔录方式写稿,他总是坚持自己写初稿。在我的记忆中,十几年来,这是第二篇,他口述我笔录的文稿。记得那年,索忍尼辛访台,中央日报为此来邀稿。宾四正在病中,体弱不能伏案,但对索氏来台事,兴致很高,竟立刻应允写稿。于是他躺在沙发上口述,由我笔录完成。那天,宾四居然一口气说了近两千字,他认为已经把他想说的交代清楚了。我征求他的同意,删除了些重复处。这段文字又曾作了三次修正,虽只是短短几百字,每次他都命我一再重复的念。宾四此时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反应的灵敏度也大退步,然而他对工作仍兴趣很高。以后又续作了两次增补。最后一次,是端午节上午增补的,正是我们要迁出素书楼的前三天。增稿来不及在搬家前修正,我们夫妇说好,待搬定家尽快修正交卷。我从来没有料到,搬一次家,会使人如此心力交瘁。在新居,我们虽曾工作两次,但太过疲累的心身,实在难以全神贯注,以至于仅是叙述孔子的一段文字,短短一百多字,也没能完成修定。更不用说,最后应有的一气呵成的全文修定了。 

    我曾表示文章太短,怕不合在论文集上发表。我又表示宾四自己未能多加阐释,怕读者也会和我当初一样,体悟不到作者的用心所在。宾四斥我为世俗之见。他说:“学术思想岂能以文字之长短来评价,又岂可求得人人能懂、个个赞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写一本书来说明,他还是不会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话,也可启发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发明,已属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所能及,只有待后来者之继续努力。我自信将来必有知我者,待他来再为我阐发吧!”我深受感动。 

    这虽是宾四生前一篇未完成稿,但其实也可算是他的已成稿。联副要我写的说明,我竟然写了几日夜,难以交卷。每一提笔,不能自主,心已飘向远方。往事如泉涌,悲难自抑。勉力成此,也可使并世关怀爱护宾四之读者,以见一位学者生前最后之心声。学人寂寞,自古皆然。深恨我未能在宾四生前对此多有体会,如今已追悔莫及。死者已矣,生者情何以堪?情何以堪!


    来源:《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