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霖著《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出版暨乔秀岩序及引言

栏目:新书快递
发布时间:2019-03-06 18:33:24
标签:《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李霖

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出版暨乔秀岩序及引言

 

 

 

书名:《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

作者:李霖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内容简介

 

所谓“群经义疏”,是指唐代孔颖达、宋代邢昺等人为儒家经书所撰“正义”和“疏”;宋本义疏包括宋刊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三套丛刊;编校与刊印则涵盖了版本从孕育、诞生到面世的全过程。本书具体讨论群经义疏这三套丛刊,各自选择何种底本,如何编纂,怎样校勘,刊于何时何地,曾刻几种,在何时何地补版,文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大约到何时不再印刷。期待通过这些研究与思考,对义疏读者有所裨益,同时对“书”的生命历程获得更丰富的理解。

 

言】

 

文丨乔秀岩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4年新设二级学科历史文献学,刚好同一年我到该系任职,即属历史文献学专业,同时加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随后李霖进来,成爲我系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五年之后,也成爲了我们专业第一个博士。本书就是我们专业第一篇博士论文,有独特的历史意义,想到李霖在没有一个师兄师姐可以学习商量的情况下,独自摸索,披荆斩棘,最后冲出一条路来,我不能不有深沉的感慨。

 

李霖关心文化,爱读书,思辨能力很强,本科读历史系和哲学系双学位。上研究生到历史文献专业,他开始自己学《诗》,三百篇都背好了。经过一段时间,发表了一篇文章,揭示清人研究《三家诗》的理论基础,是《诗经》研究的重大突破。看到他成功开辟自己的路子,知道他能靠自己发展下去,我作爲不称职的导师感到轻松愉快。

 

当时我一直在翻译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曾给研究生开课,一边翻译一边讲课。李霖的兴趣主要在思想,却不认爲版本学玩物丧志,反而自己开始学习《版刻图录》。通过学习尾崎老师大作,我自然知道《版刻图录》的重要性,当初也可能是我建议李霖学《版刻图录》的。但我自己认真学过《版刻图录》,是在李霖毕业几年之后,给本科生上课时的事情。所以当时李霖也完全靠自己学版本。十分幸运的是,翻译工作得到尾崎老师的全面支持,不仅随时写信讨教,还请尾崎老师到北京来看书。尾崎老师也很关心李霖,李霖因此有机会直接请教尾崎老师。假设李霖心无旁骛,专心钻研思想问题,则无疑错过了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难得机会。

 

一方面攻读经书、经说,另一方面对宋元版本也有了解,后来李霖要写博士论文,以诸经义疏宋版爲题目,可以说是很自然的选择。如何评价本书成果,读者自然会有公论。只是因爲本书讨论的视角、分析的方法都很独特,有些读者会不习惯,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所以容我多说两句。

 

李霖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正是诸经义疏的版本学研究逐渐成熟的阶段,张丽娟老师的《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问世,已经做得非常全面。而李霖做的并不是版本学研究,他关心的焦点在文本,或许可谓不忘初衷吧。回顾以往,清代阮元《校勘记》、清末《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都关心宋元版异文,近代以来也有不少人校过宋元版经注疏,而历史意识普遍薄弱。他们的目标在恢复一种理想文本,“错误”文本只有被淘汰忽视。经过王国维、赵万里师徒的突出贡献,学界对宋元版本的认识变得非常丰富而且具有体系性。近代以来出现大量影印本,也扩大了关心宋元版本的学者队伍。于是有不少学者,包括张丽娟老师在内,在赵万里鉴定研究的基础上,又对文本进行校对,探索版本系统,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以前也调查《礼记注》的异文,发现十行本经注的劣质文本直接来源于余仁仲本,与南宋监本、八行本等形成两个系统。与这些以往的研究不同,李霖以异文本身爲研究目标。这里说异文,并不相对于标准文本,而是泛指所有不同文本。李霖要知道注疏文本(请注意是文本而不是版本)如何流传,各种异文究竟如何形成,所以研究在宋代编辑、刊行的过程中产生各种异文的情况。具体而言,北宋官方校定注疏,南宋编辑八行本、十行本注疏,注疏文本都经过较大变化。版刻定形之后,版片经过修补,文本又不断地变化。李霖对这些文本的变化进行微观分析,想要对刻版时代各种文本的幅度获得一种宏观的认识。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大胆尝试,因此他的讨论不得不带有开创性,不免让大家乍看感到有些怪异。尤其唐钞本与北宋本的文本对校,因为产生异文的因素很复杂,分析不得法很容易变成主观评论。李霖在分析方法上面下过很多功夫,总算提出自己的方案。这部分或许还不够完美,但他的尝试一定包含很多值得参考的内容,希望对读者有裨益。

 

本书重点在文本演变,也不意味着在版本学方面没有贡献。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有关八行本《周礼疏》的讨论。长泽规矩也以来,谈到八行本都要提到日人河又某的一篇文章,认爲从编排的不成熟看,八行本注疏应该是《周礼》最早。这是几十年来的定论,没有人怀疑过。李霖设身处地推想用单疏本编成八行本的编辑过程,发现八行本《周礼》看似独特的体例,实际上不过反映贾公彦与孔颖达不同的体例特点而已,不能因此推论《周礼》早于《周易》《尚书》。李霖又进而从行款、标题、分卷等特点,推论《尚书》《周易》在先,《周礼》在后,是阿部隆一、张丽娟老师等版本学专家都曾忽略的问题,不能不说很漂亮,尽管也未必是铁定结论。(李霖又顺便指出,在河又论文之前,张允亮曾经提出同样的观点。于是我们才知道河又不是剽窃就是贩卖,根本不是能够提出重大观点的学者,这就难怪除了这篇文章我们都看不到河又有任何学术活动的痕迹。)如上所述,李霖的版本学都靠自学,实际上也没有直接调查宋元版本的条件。能够在版本学方面有发明,主要靠他寻根问底的思考习惯。学界定论要先学习,但也要自己确认定论的根据。这样时常反思我们现在的认识,学术才会有进一步的深化。

 

博士毕业后,李霖到了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任教。博雅学院重点培养年轻人在中西古典学方面的教养。于是李霖被赋予重任,要讲《诗经》《史记》《汉书》,课时很多。曾经听他说备课得花很长时间,压力很大,没有其他时间好好做自己的研究。这确实是相当难受的情况。不过经过几年的教学磨练,李霖熟读《诗经》《史记》《汉书》,对《郑笺》有了更深的理解,又抓到了理解《毛传》的方法,对《史记》也有新的认识,这也是李霖兼具坚毅与随和的个性所赐。他开始拓展广阔的天地,作爲十多年的朋友,我感到十分高兴。

 

本书包含尝试性讨论,并不都是可以评论是非的观点。希望读者不要急着要结论,而要慢慢体会李霖要讨论什么问题。这样看的时候,本书应该值得反覆把玩。最近我在东京教书,有教学需要,接触较多日文翻译的西方著作。一九二〇年保罗瓦勒里在讨论马拉美《骰子一掷》的舞台演出问题的文章中,谈到马拉美诗作的艺术价值,说道:“这种荣耀并不是依赖无法明确辨别各个个人的群众数量,而是由互不相似的孤独的人们构成的荣耀。”我相信李霖这部书不会拥有大量读者,但应该会得到不少孤独的人们的支持。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引言

 

义疏是研治经学的津逮。细致阅读义疏,宜讲求版本。本书预期的读者,主要不是版本学家,而是义疏读者。本书的作者,也不是版本学家,而是一名义疏读者。

 

宋本义疏,是群经义疏最重要的版本,主要包括宋刊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三套丛刊。单疏本是纯粹的义疏版本,八行本是合编了经注的义疏版本,十行本给人的印象,则是经注、释音、义疏的合编。所谓《十三经注疏》,便是十行本的子孙。

 

编校与刊印,几乎囊括了版本从孕育、诞生到与读者初次见面的全过程。

 

编是编纂,针对书的体裁、体例。如何编连经、注、疏?如何分卷?各卷首尾如何标目?书籍问世前,必须考虑这些问题。而版本中的这些编纂因素,究竟来自作者,还是出版者的加工,这是读者需要留心的问题。

 

校是校勘,针对文本。底本的选择,校勘的方法,都属于校勘。比起用后人的标准衡量文本的优劣,本书更重视版本中凝结的校勘因素。这些校勘因素,对书的文本造成了何种影响,是读者关心的问题。

 

刊是刊刻,是版本学的核心内容。除了传世版本刊于何时、何地,本书还试图猜想宋代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丛刊中,目前的传本还曾经拥有哪些同伴。

 

印是印刷。书版诞生之后,经过印刷,便可以与读者见面。从原汁原味的初印本,到读者见到的具体版本,书版曾历经怎样的修补,给版本内容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是读者关心的问题。此外,版本印数的多寡,是否需要补版乃至重刻,还与当时读者的需求息息相关。

 

本书讨论宋刊单疏本、南宋越刊八行本、南宋建刻十行本群经,各自选择何种底本,如何编纂,怎样校勘,刊于何时何地、曾刻几种,在何时何地补版、文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大约到何时不再印刷。

 

具体地说,本书上篇,由南宋覆刻单疏传本,推测北宋监刻单疏本的原貌,进而通过分析唐抄义疏残卷与宋本存在的大量异文,呈现宋刊单疏本所凝结的北宋国子监的校勘痕迹,并推想群经义疏从唐代作者到宋监勘官所发生的变化。涉及北宋监本的编、校、刊,南宋覆刻本的校、刊、印。

 

下篇八行本部分,一方面考察出版者在注、疏合刻时,对经注本、单疏本旧有的体裁、体例,作了哪些编纂加工,蕴涵了怎样的编纂原则;一方面考察以八行本为主的南宋官刊义疏,书版刊成后的四百年间,自南宋国子监、入元移置西湖书院、入明移置南雍的贮存、递修轨迹,兼及补版所凝结的宋、元校勘工作。主要涉及八行本的编、刊、印。

 

十行本部分,根据传本及翻刻本,管窥宋刻十行本整体的编纂、刊刻概况。涉及编、校、刊。

 

在版本编、校、刊、印的历程中,编、校均针对书的内容,刊刻偏重书的物质性,印则可能兼涉刊、校,也与内容有关。“校”对内容的影响最为直接,历来也最受读者重视。然而多数读者对异文的认识,尚停留在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层面,未能回到异文发生的现场剖判其源流。“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读者往往习焉不察。“印”的因素最为复杂,读者一般无力鉴别,令人爱恨交加。同时,对版本内容的探讨,也有助于认识“刊”。

 

本书尝试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希望能对义疏读者有所裨益。或许也可为版本学家和古写本研究者带来灵感。

 

目录

 

引言


上篇 单疏本考

 

第一章 宋人校刻单疏本考述


第一节 唐初《五经正义》成书始末

第二节 北宋校刻唐人义疏并刊刻新疏

第三节 南宋覆刻单疏本

第四节 宋刊单疏传本讨原

 

第二章 北宋官校《五经正义》管窥


第一节 从唐抄本到宋刊本

第二节 敦煌抄本《周易正义·贲卦》校议

第三节 日藏《毛诗正义·小戎》、《蒹葭》写本校议

第四节 敦煌抄本《毛诗正义·思齐》及《民劳》校议

第五节 日藏《毛诗·韩奕》、《江汉》正义抄本校议

第六节 敦煌抄本《春秋正义·哀公》校议

 

结论:《五经正义》的唐、宋差距

 

下篇 注疏合刻本考


第三章 南宋越刊八行本的编刊与递修


第一节 越刊八行本刊行考

第二节 八行本经、注、疏的编连

第三节 八行本的标目与分卷

第四节 南宋浙刊义疏官版的贮存与递修

第五节 南宋浙刊义疏官版的补版文本

 

第四章 南宋建刻十行本考略


第一节 宋元十行本版本说

第二节 宋刻十行本的文本

第三节 十行本的编纂体例

 

结语:从单疏本到八行本、十行本


征引文献

 

作者简介

 

 

 

李霖,1983年生,山西太原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致力于藉助文献学的方法研治中国经学史。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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