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祭天礼与五代十国的正统意识

作者：王美华（历史学博士,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正月廿七日己亥

          耶稣2019年3月3日

【摘要】

五代十国时期建国称帝的诸政权纷纷举行皇帝祭天礼，但因为礼仪传统的差异，北方五代政权的祭天仪式多严谨周备，而南方诸国的祭天仪式则多草率简略。皇帝祭天礼的举行与乱世之中各政权极力宣示自身统治的正统性的意识直接相关，然五代十国后期随着正统纷争的减弱，新建国称帝的诸政权对皇帝祭天礼仪的关注程度相比前期诸政权而言明显有所降低。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战乱频仍，北方地区五代相继，南方地区诸国各据一方。纷乱的政治格局之中，标识“王者所由受命也”的郊祀祭天礼却备受重视，被视为昭示政权统治正统性、合法性的重要方式。梳理五代十国时期的皇帝祭天之礼，审视皇帝祭天礼所呈现的不同状态，探究南北政权对于皇帝祭天礼仪的共识，分析皇帝祭天礼的举行与分裂格局下正统意识演进的关联，无疑对今人更趋准确地理解和界定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一、皇帝祭天礼之南北差异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五代政权与南方诸国中称帝建国的各政权皆纷纷举行皇帝祭天礼仪，然仔细考察却可发现，南北祭天礼仪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差异。从文献记载来看，朝代更迭频繁、国祚较短甚至争战不断的五代王朝的皇帝祭天礼仪，恰是较为严谨详备的。

唐天祐四年(907)，朱温称帝建国，改元开平，追尊祖考建立宗庙。开平二年(908)正月，即命有司“择日备仪”，欲祭天于南郊，同时郊祀大礼之“仪仗车辂，卤簿法物，祭器乐悬”等各令所司修饰，并以河南尹张宗奭充都点集诸司法物使。[1]卷193《闰位部·崇祀》开平三年(909)正月，梁太祖朱温先于朔日御殿受贺之后，“奉遣太庙四室神主赴西京”，“太常仪仗鼓吹导引斋车，文武百官奉辞于开明门外”;其后，銮驾发东都，百官扈从;“备法驾六军仪仗”入西都，“御文明殿受朝贺”;庚寅，亲享太庙，辛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毕，御五凤楼，宣制大赦天下;其后，御文思殿宴群臣，赐金帛有差。[2]卷4《梁太祖本纪四》群臣上尊号曰睿文圣武广孝皇帝。细观后梁首次皇帝祭天之礼，无论是择日卜郊[3]卷2《梁太祖本纪下》、检详礼文[4]卷2《亲拜郊杂录》，还是告祭各方岳渎山川灵迹神祠[1]卷193《闰位部·崇祀》，抑或是仪仗车辂、卤簿法物、祭器乐悬筹备修饰到南郊诸使的设置，还是宿斋、飨庙再亲祀昊天、御楼大赦、宴群臣、上尊号等的礼仪程序，皆可看出此次皇帝祭天礼准备充分，程序严谨，周详备礼。尽管其中也存在着诸如大礼使充任不循唐制[4]卷2《亲拜郊杂录》、特奉太庙四室神主赴西京祭享等明显不按李唐“故事”行事的情况，但其大体是按照唐代皇帝亲郊祭天的仪制程序而行，这一点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此次南郊祭天之后，朱温还于当年十一月冬至日举行了南郊告谢之礼。[3]卷2《梁太祖本纪下》与正月的郊祀祭天相比，告谢之礼虽显简略，依然是斋戒、仪仗、法驾、卤簿及护从皆具，文武百官列班，皇帝登坛行礼，[1]卷193《闰位部·崇祀》整个仪式也是庄严隆重、严谨周备的。

后唐建国的祭天礼虽显仓促简陋，但是灭后梁统一北方以后的祭天礼仪则是周详备礼、严谨庄重的。同光元年(923)三月，李存勖“筑即位坛于魏州牙城之南”，四月升坛“祭告昊天上帝”遂即皇帝位，宣制改元，大赦天下。[2]卷29《唐庄宗本纪三》升坛祭天是为宣示承天之命称帝建国，只是事出仓促，筹备时短，仪节程序法物祭器当然颇不周备。及十一月已灭后梁，庄宗李存勖立即下诏于洛阳举行正式隆重的南郊祭天之礼。此次祭天筹备充分，既有祖宗配享的议定[2]卷30《唐庄宗本纪四》，又有登歌酌献乐舞名的奏进[2]卷31《唐庄宗本纪五》，还有亲王充亚献及终献的确定。[4]卷2《亲拜郊杂录》按《旧五代史·唐庄宗本纪五》所载：同光二年(924)正月丙寅，亲赴明堂殿致斋;丁卯，朝飨于太微宫;戊辰，飨太庙，是日赴南郊;二月己巳朔，亲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毕，宰臣率百官就次称贺;还五凤楼，宣制大赦。[2]卷31《唐庄宗本纪五》其后臣僚上尊号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史载，唐玄宗时期将长安的玄元庙改为太清宫，洛阳的玄元庙改为太微宫。天宝以后，逐渐形成了先朝献太清宫、次朝飨太庙、又次至南郊祭天以及御楼肆赦的亲郊祭天的一套礼仪程序。从上段记述来看，庄宗李存勖亲郊祭天，致斋、朝献太微宫、飨太庙、南郊祀天、御楼肆赦等这一系列程序显然完全是遵循或者说照搬李唐皇帝祭天惯制而来，仪制庄重严谨，礼文周备。同光二年祭天礼的仪制模式奠定了此后明宗祭天的基调。长兴元年(930)二月，明宗李嗣源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其礼仪程序为：二月壬子，宿斋于明堂殿;癸丑，朝献太微宫;是日，宿斋于太庙，“诘旦请行飨礼”;甲寅，赴南郊斋宫;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柴燎礼毕，郊宫受贺”;是日，御五凤楼，宣制改元，大赦天下。[2]卷41《唐明宗本纪六》明宗祭天，无论是大礼诸使的设置，还是郊坛、仪仗、车辂、祭器等的筹备，亦或是斋戒、朝献太微宫、飨太庙、南郊祀天、受贺、御楼肆赦等诸程序，甚至于按循以亲王为亚献的礼例，显然遵循了庄宗祭天的模式。换言之，依然遵循着唐代延续下来的祭天规制，仪式隆重、繁琐，颇有李唐国礼之象。

后周广顺三年(953)将皇帝南郊祭天之事提上日程，礼仪筹备涉及内容繁多：按照洛阳郊坛规制于开封新修郊坛[4]卷2《亲拜郊杂录》、议定珪璧、祝文、祝板等制[1]卷594《掌礼部·奏议二二》，明确南郊五使的设置，并确定“以晋王荣为亚献，通摄终献行事”[2]卷113《周太祖本纪四》，等等。据《旧五代史·周太祖本纪四》记载：十二月癸酉，“帝宿斋于崇元殿”，甲戌，宿于太庙;乙亥质明，“帝亲飨太庙，自斋宫乘步辇至庙庭，被衮冕，令近臣翼侍升阶，止及一室行礼，俛首而退，余命晋王率有司终其礼”;是日，车驾赴郊宫;次年正月丙子朔，“帝亲祀圜丘”，礼毕，诣郊宫受贺;车驾还宫，御明德楼，宣制大赦，改元;宣赦毕，“帝御崇元殿受册尊号”，群臣称贺。行礼途中，虽因周太祖郭威“不豫”之故，郊祀及御楼受册时“有司多略其礼”[2]卷113《周太祖本纪四》，但这并不妨碍整个礼仪程序的庄重繁琐、周备严谨。总体而论，无论是后梁还是后唐抑或后周，其皇帝祭天礼基本程序是大体一致的，皆有宿斋、飨庙、郊祀、受贺、御楼肆赦、改元、受尊号等步骤程序。当然，后唐为了彰显嗣兴唐祚于享庙之前还设有朝献太微宫的仪式，使其祭天仪式完全照搬了唐代仪规惯例。除了基本步骤程序遵循唐制而来，五代皇帝祭天礼中的郊坛设置、仪仗卤簿、郊祀诸使、乐舞祭器、车辂法物等，亦皆在遵循唐制的基础上详细议定，周备建制。

与五代王朝皇帝祭天礼的严谨详备、繁琐庄重状态相比，南方诸国的皇帝祭天礼则是截然相反：简略草率、贵重“诚意”而已。南方诸国中称帝六国除闽以外皆有皇帝祭天礼。天复七年(907)王建建国，以次年为蜀武成元年(908)，并于春正月辛巳“郊祀天地”。祭天仪节程序史籍记载不详，仅于王建称帝敕文中有“郊丘备礼，严配式遵”之语，此外还有对“应南郊行事亚献终献摄事行礼官吏等”改转优赐并候绩敕处分，以及对“应飞龙闲厩内作器仗诸杂工巧，黄衣三卫四色细仗，掌扇黄钟典彭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当议优赏”的举措。[5]卷36《前蜀高祖本纪下》礼后行赏涉及亚献、终献摄事行礼之官吏，还有诸杂工巧、仪卫人员等等，大致可知其礼仪举行的参与人员情况，显然较为简略，不及五代王朝皇帝祭天的繁琐隆重。此后，天汉元年(917)十一月，王建再次亲郊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仪制如何亦无法悉知。史称，前蜀王建立国，对唐之故族“礼而用之”，礼乐建制俨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然众所周知，唐代朝廷礼仪典制自有礼司礼官掌管，其他官僚士族即使有熟悉礼仪者，亦是无法与掌管朝廷典制礼仪的专门司礼官员相比的，况且仪仗卤簿、车辂法物等又岂是非礼司人员所能掌握和建置的。由此而言，王建祭天可能只是大体模仿唐制简略行事而已，具体仪节程序、礼器法物不能详究了。南汉建国于乾亨元年(917)八月，刘龑即皇帝位，于次年(918)年冬十一月祀南郊，其后南汉中宗与后主亦曾亲郊祭天。南汉皇帝祭天礼仪制细节不见于记载，但从偶然的相关记载中可推知其礼仪的情况。据《资治通鉴》卷294记载：南汉后主大宝二年(959)将祀圜丘，前三日，尚书右丞、参知政事钟允章“帅礼官登坛，四顾指挥设神位”，内侍监许彦真望之曰：“此谋反也!”即带剑登坛，钟允章叱之。许彦真驰入宫，“告允章欲于郊祀日作乱”。南汉后主即位之后亲行祭天，已是南汉第三次举行皇帝祭天之礼了，然无论是钟允章帅礼官登坛指导陈设神位，还是宦官持剑登坛责其“谋反”，皆表明其皇帝祭天礼草率简略而无严谨章法。

南方诸国皇帝祭天礼的草率简略在杨吴祭天礼中表现的尤为充分。天祐十六年(919)三月，杨吴正式建国改元。杨溥即吴王之位后，于顺义元年(921)冬十一月“祀天于南郊”[3]卷61《吴世家》。关于此次祭天唯可知配以太祖、御楼宣赦而已，至于斋戒、仪仗、卤簿、法物、享庙等行礼步骤或仪制细节如何皆无从得知。史载，徐温劝行南郊祭天之礼，有臣僚曾言及：“礼乐未备，且唐祀南郊，其费巨万，今未能办。”徐温则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闻事天贵诚，多费何为?唐每郊祀，启南门，灌其枢，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5]卷3《吴睿帝本纪》徐温掌控朝政，其意见即是此次祭天礼的主要基调。在这种“贵诚”而不必尽法唐制的基调下，杨吴南郊祭天的简略草率是可想而知的。这种重贵诚意的原则基调甚至亦影响到南唐皇帝祭天礼仪的举行。昇元三年(939)二月，徐知诰改国号曰大唐，“复姓李氏”。三月始“作南郊行宫千间，诏公卿以下议定郊祀”，确定以神尧配天于圜丘[5]卷15《南唐烈祖本纪》。四月即行祭天：庚辰，先朝享于太庙;辛巳，祭天于南郊圜丘，以高祖神尧皇帝配;癸未，大赦境内，百官进位，将士劳赐有差。[5]卷15《南唐烈祖本纪》南唐兴祚，立大唐宗庙，号称唐室苗裔，然其皇帝祭天既未能按循或照搬唐制行事，又是在不足一月的议礼筹备后便仓促行事，可知其仪节程序、仪仗卤簿、车辂法物诸端缺略必多，显然亦正在于强调祭天“贵诚”而非“奢泰”仪节旧规也。

综上所述，南方诸国皇帝祭天礼多简略草率，与北方政权皇帝祭天的严谨周备、隆重肃穆无法比拟。当然南方诸国皇帝祭天礼的简略草率，或许会有文献记述缺略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在于其行礼之际确是仓促行事，强调重贵“诚意”而非仪节器物详备、步骤程序周到。与五代政权相比，礼仪典制传统底蕴与专职司礼人员的缺乏恰是南方诸国皇帝祭天礼乃至其他礼仪典制亦无法详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地域风格迥异的皇帝祭天礼的出现，其实表明乱世之中各政权统治者对于皇帝祭天仪式的政治影响力有着清晰认知和充分重视。

二、皇帝祭天礼的共同认知

在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中，王朝统治者最为重视的就是郊天与祭祖。所谓天者“王者所由受命也”，皇帝祭天代表天授其权。历来改朝换代、建国立朝之际君主皆注重亲行祭天之礼，就是为了凸显其统治的正统性和神圣性。五代十国时期，“安有王者不事天乎”的共同认知促使各建国称帝者纷纷亲行祭天礼仪，严谨备礼也好，重贵诚意也罢，对于皇帝祭天宣示正统的用意却无疑是一致的。

五代十国各政权建国称帝之初往往要举行皇帝祭天之礼，着意宣示其政权统治承天受命的正统地位。例如，开平元年(907)四月朱温建国称帝后，次年正月即命有司“择日备仪”，欲亲行祭天之礼，只是因西都宫内修造尚未毕功，遂又推迟。[1]遂于开平三年正月于西都洛阳举行了声势浩大、庄严隆重的祭天之礼，意在宣示后梁承天受命、替代李唐国祚的正统形象。同年十一月，朱温再次举行南郊告谢之礼。一年间两次亲赴洛阳南郊行礼，可见篡唐国祚而建的后梁政权对亲郊祭天以宣示自身正统的重视程度。后唐以“嗣唐帝位”为主旨，以接续李唐王朝而自命，以天下正统自居，遂更为重视可以宣示正统的皇帝祭天之礼。朱温篡唐称帝改元开平之时，李克用父子拒绝承认其正统而犹自奉唐正朔，称天祐年号。及李存勖建国，先行升坛祭天然后即皇帝位，行礼可能仓促草率，着意突出其承天授命、嗣续李唐的正统地位和合法性的政治用意却显露无疑。及同光元年十一月，灭掉朱梁大体统一北方以后，李存勖又立即下诏次月就要于洛阳郊坛亲行祭天之礼，其后可能因为过于仓促才推迟“改取来年二月一日行郊礼”。[2]卷30《唐庄宗本纪四》此次祭天仪式严谨，朝献太微宫、享太庙、南郊祀天、御楼肆赦，完全照搬唐代皇帝祭天礼仪惯制而来，极力向天下渲染其已为李唐复仇并承续唐统的正统形象。或许也正是因此，时人对此礼赞许有加，史载：“是日，风景和畅，人胥悦服。议者云，五十年来无此盛礼。”[2]卷31《唐庄宗本纪五》与其说是对礼仪盛况的赞许，不如说是对其极力塑造的嗣兴唐朝的正统形象的接受和认可。

从文献记载来看，南方称帝诸国在建国称帝之初也纷纷举行皇帝祭天之礼。例如，南方诸国中称帝最早的前蜀王建，在改元之年初即郊祀祭天。唐末，王建占据四川，天祐四年朱温称帝，王建拒绝承认后梁的正统地位。当年九月，王建建国称帝，改定次年为蜀武成元年，并于春正月辛巳即“郊祀天地”[5]卷36《前蜀高祖本纪下》。前蜀比后梁更早举行皇帝祭天礼，其宣示承天受命、对抗朱温政权正统地位的意图非常明显。地处岭南的南汉立国虽然晚于前蜀，但同样重视立国之初皇帝祭天的政治意义。乾亨元年八月，刘龑正式即皇帝位，国号大越，次年冬十一月即南郊祭天，改国号曰汉。正是源于对皇帝祭天宣示自为正统的重视，杨吴在建国称王之时即已举行祭天之礼了。朱温篡唐，占据淮南的杨氏犹奉天祐年号，天祐十六年三月，正式建国改元。武义二年(920)，杨溥即吴王位，于次年即顺义元年(921)冬即有郊祀之举。杨吴此时只是称吴王而已，并未明确称帝号，就急于祭天无疑在于宣示其建国立统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杨吴政治集团欲在乱世之诸家割据势力中树立对淮南地区统治权威的意图，由此不言而喻了。同样，以延续李唐国祚而自居的南唐因为急于宣示正统性，在改定国号之际即仓促举行皇帝祭天之礼。杨吴天祚三年(937)十月，杨溥禅位，徐知诰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昇元三年二月，改国号曰大唐，复姓李氏，表明“嗣兴唐祚”[5]卷15《南唐烈祖本纪》的政治意图。三月，始作南郊行宫、议定郊祀，夏四月即举行祭天仪式。即使有礼官明确提出：天子郊以冬至，今之四月并非天子“郊时”[5]卷15《南唐烈祖本纪》，依然坚持于四月举行亲祭之礼。表面看来是大司徒宋齐丘“固争”之故，其根本原因在于李昪君臣急于宣示其嗣兴唐祚的正统名号。

除了建国立朝之初积极举行祭天礼仪宣示正统之外，各称帝政权还明显注重继任者登基之后亲行祭天之礼，继续强调其统治的正统性。例如，后梁乾化二年(912)六月，朱友珪弑梁太祖朱温，登基为帝，次年(913)正月即“祀天于洛阳南郊”，改元凤历。[3]卷13《梁家人传》而末帝朱友贞即位之后，亦曾于贞明三年(917)十二月幸洛阳，“为来年有事于南郊也”。[2]卷9《梁末帝本纪中》后因“晋人陷杨刘城”，一时晋兵攻入传言颇盛，末帝与从官皆惧，“遂停郊礼，车驾急归东京”[2]卷9《梁末帝本纪中》。尽管此次祭天礼因战乱未能实际举行，但是末帝君臣对皇帝祭天的重视显然可见。再如，前蜀后主王衍于光天元年(918)六月即位，次年乾德元年(919)春正月辛巳即祀天于南郊，大赦国内。[5]卷37《前蜀后主本纪》又如，南汉中宗与后主即位之后(当年，或次年)亦皆举行祭天之礼。按《南汉纪》所载：应乾元年(943)三月中宗刘晟即位，十一月丁亥即祀南郊;大宝元年(958)八月后主刘鋹立，大宝二年冬十一月辛亥，亦亲祀天于圜丘。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皇帝祭天礼，除了在建国称帝之际以及新君继位之后举行之外，还有在国事稳定、政通人和之时举行的南郊告谢之仪，这其实是从另一角度宣示受命于天的正统性。例如，朱温在开平三年冬至举行南郊告谢之礼。又如，后唐明宗在位第5年即天成五年(930)二月亲行南郊祭天之礼，具有明显的感恩天助、告谢厚德之意。（[1]卷34《帝王部·崇祭祀三》）相比庄宗隆重祭天以宣告其绍继李唐帝位、延续李唐国祚为天下正统的做法，明宗在国事平顺竟呈小康之状时，南郊祭天告谢昊天厚德之举，无疑也是为了进一步彰显其统治承天受命的正统性。与此相似，史载南唐李璟拟定预期的祭天礼亦是具有告谢于天、凸显得天之助的意味。按《马氏南唐书·魏岑传》记曰：“元宗即位，锐意天下，有克复中原之志，岑请亲祀南郊。元宗曰：‘俟天下为一，然后告谢天地’。”

也许正是源于对王者祭天宣示正统的共识，接续后唐的后晋政权恰是没有皇帝祭天礼的。因为石敬瑭称帝，乃“北朝所立”而非“中国自册”，[3]卷29《景延广传》实为契丹之臣也。石敬瑭奉契丹而平北方的做法，使其无法举行祭天之礼宣告自身承天受命的正统地位。也正因此，后晋出帝即位之后，才有“致书称孙而已”，“可以为孙，而不可为臣”之抗争。[3]卷29《景延广传》后晋历2主，有国11年，在承继尤为重视皇帝祭天礼的正统意义的后梁、后唐王朝之后，不举行皇帝祭天之礼，不能忽视乱世之中王者受命于天、王者祭天宣示正统的观念的深刻影响。开国称帝时祭天，或者是新君继位后郊祀，抑或是国家昌盛时升坛告谢，行礼时是严谨周备、庄重肃穆，还是简略草率、强调诚意而已，并不是关键，皇帝郊祀祭天仪式所彰显的政治意义才是五代十国乱世之中各个政权重视其礼的关键。

三、分裂格局中正统意识的演进轨迹

皇帝祭天是五代十国时期建国称帝的各政权宣示正统性的重要方式，然仔细审视皇帝祭天礼的实例，却可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五代十国前期立国称帝的政权尤为重视皇帝祭天礼仪，五代十国后期立国称帝的政权对皇帝祭天礼仪的重视程度则明显降低。而此现象恰恰揭示出五代十国时期正统意识的演进轨迹。

唐末藩镇势力林立，朝廷其实已经失去对地方的实际掌控权。及李唐亡国，朱温称帝，天下分裂，正统纷争局面出现。朱温自认为承继李唐王朝的天下正统，但各方势力态度不一。如吴越钱氏、楚地马氏、荆南高氏、闽地王氏等奉之为正统，臣服入贡，受其封爵;而蜀地王建、河东李克用父子及淮南杨氏等则拒绝承认后梁的正统地位，仍奉唐正朔，用唐年号，继而纷纷建国称帝，自立正统。简言之，朱温篡唐，打破了李唐王朝天下一统的格局，引发了正统之争。彰显“王者受命于天”的祭天礼仪被高度重视起来，无论是篡唐而立的朱梁政权，还是拒绝承认朱梁正统而后建国称帝的前蜀、后唐及杨吴等政权，皆以南郊祭天作为宣示自身正统性的重要方式。也正因此，可以看到，五代十国前期建国称帝的诸政权对皇帝祭天礼尤为重视，不仅开国称帝之际要祭天行礼，后任新君继位亦要亲祀南郊。后梁历3主，朱温祭天两次，朱友珪郊祀1次，末帝朱友贞亦欲亲赴洛阳祭天，只是因战事未能成行而已。对照后梁对皇帝祭天宣示正统的重视，前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建建国虽晚于朱温，但郊祀祭天却比朱温更早。前蜀历2主，皆有祭天行礼之举。王建祭天两次，后主王衍继位即亲行郊祀之礼。南汉建国于后梁贞明三年，其先承认后梁接续唐朝的正统地位，至刘龑在位建国称帝，自立正统。南汉自刘龑立国称帝共历4主，除了在位不及1年的殇帝刘玢之外，3任君主皆亲行郊祀祭天，且其行礼有固定惯制：皆于冬十一月。而杨吴在尚未称帝之时就已急于举行祭天之礼了。与唐亡以后纷纷祭天立统的南方诸国相比，占据河东地区与朱温势力长期对峙的李克用父子，对郊祀祭天、宣示正统的认知更为深刻。所以，李存勖先升坛祭天后即皇帝位，又在灭后梁之后于洛阳举行声势浩大的祭天礼仪。继庄宗两次祭天之后，明宗治理内政数年有成亦行祭天之礼。

综上所述，李唐亡国，天下大乱，引发正统之争。篡唐而立的后梁政权以皇帝郊祀祭天宣示其正统地位，其他称帝建国者亦纷纷通过祭天礼仪宣布自己的正统性。恰因各方均要在乱世之中宣扬自身的正统，五代十国前期皇帝祭天礼仪备受重视。然至五代十国后期，情况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五代十国后期建国称帝的各政权对皇帝祭天礼的重视程度，与前期相比明显降低。就北方而言，天福元年(936)石敬瑭称帝，因其乃契丹所立而非本国自封，所以后晋政权无皇帝祭天礼仪。后汉立国历2主，虽是本国自封，却亦无皇帝祭天礼仪的记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后周建国之后。广顺元年(951)周太祖郭威在开封即皇帝之位，至广顺四年(954)正月始“亲祀圜丘”。（[2]卷113《周太祖本纪四》）从文献记载来看，此次祭天既非着意于强调王者受命于天以宣示正统，亦不在于告谢昊天之厚助，而是源于天象异常，君主为“避灾”驱禳而实行的“散财”之举。[2]甚至在“王者所都则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阳”[6]卷291《后周纪二》论调下，不同于后梁以来皆于洛阳郊祀的传统，在开封城外新筑郊坛以行礼。或许正是源于对于建国称帝必须祭告昊天宣示正统的政治意义并不十分看重，周世宗在位5年多，亦并未亲行郊祀祭天之礼。其注意力更多在于改革内政增强国家实力，而非争宣正统之名号。

这一时期南方地区新建政权对皇帝祭天礼的重视亦明显不能比拟前期建国称帝的诸政权。明德元年(934)后蜀孟知祥建国称帝，在位数月即卒，并未举行祭天之礼;后主孟昶即位十余年始有郊祀祭天之举。南唐昇元元年(937)建国，未急于郊祀祭天;昇元三年，改国号曰大唐并复姓李氏之后，始南郊祭天宣示其“嗣兴唐祚”为天下正统的名号。而李璟即位十五六年间未曾祭天，及至去帝号、称国主[5]卷16《南唐元宗本纪》，奉后周为正统时，亦就失去郊祀祭天的资格了。另外，同样是在五代十国后期建国称帝的闽，有国十余年，未有亲行祭天的记载。这与闽内部王位之争不断可能有关，但不能否认其亦与王氏趁中原内乱自立的“投机”心理，以及因“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以求境安的不自信状态有着直接关联。只是趁中原内乱暂时立国称帝，谨事四邻以偷安一方，并不关注和在意举行郊祀祭天宣示正统之名号。

总而言之，五代十国后期，新建国称帝之政权比前期政权重视皇帝祭天礼的程度明显降低，多不着意于凸显自身的正统地位。终其原因，自唐亡二十余年以来，中原、四川、淮南、吴越、荆南、两广、闽越等各方对峙的稳定格局已经形成，自立为王者不急于利用郊祀祭天礼宣示正统、加强自己的统治权威;另外，随着号称承续唐祚而盛极一时的后唐亡国，强势一时的前蜀政权亦不复存在，后期建国称帝者明显已经意识到，诸政权对峙的稳定局面维系或打破的关键是实力较量而非名号之正统与否。显然，至于此时王者祭天宣示正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明显下降了。

其实关于皇帝祭天以宣示正统的问题是一直存有争议的。例如，后梁贞明三年，租庸使赵岩奏请末帝祭天时即云：“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犹未郊天，议者以为朝廷无异藩镇，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虽失，天下幸安，愿陛下力行之”[3]卷42《赵犨传》，明确提出王者必须郊天宣示正统，否则无法凸显自身异于藩镇、威重天下的正统地位。宰臣敬翔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今府库虚竭，箕敛供军，若行郊禋，则必赏赉;是取虚名而受实弊也”[3]卷42《赵犨传》。按此观点，皇帝郊天宣示正统是为取“虚名”，何必为取“虚名”而致府库虚竭、耗损实力呢?最终末帝朱友贞率臣僚亲赴洛阳拟行祭天之礼，恰恰表明此时更为重视宣示王者受命于天的正统“虚名”了。然至五代后期，不必在乎正统“虚名”而当重视强盛实力的论点则明显更被关注。例如，后汉杨邠为宰相，即常言：“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2]卷107《杨邠传》。与此相应的是，为天子依靠实力而非正统“虚名”的认知。例如，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便曰：“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3]卷51《安重荣传》其时怀有凭兵马实力自为天子“异志”者又岂只安重荣一人而已。

皇帝祭天礼从备受重视到有所轻忽、正统名号的影响力由强至弱，正统的纷争逐渐淡化，其实质是各方政权势力对峙的政治格局从稳定到打乱的转变。由此而言，亦就更能理解前、后蜀在五代政权那里得到的不同“礼遇”了。按《蜀梼杌》卷下记载：广政二十年(957)，周世宗既取秦凤，归后蜀秦凤之俘，后主孟昶遣使致谢自称“大蜀皇帝”，周世宗不答，孟昶怒曰：“朕郊祀天地称天子时，尔方鼠窃作贼，何得相薄耶?”在位十余年后始行祭天礼的孟昶，在此依旧将郊祀祭天视为其皇帝身份的重要标志。然自恃称帝祭天早于周世宗的孟昶，期许的“大蜀皇帝”对“大周皇帝”的“敌国之礼”的待遇没有出现。称帝较晚甚至未曾祭天的周世宗柴荣，怒以孟昶自称大蜀皇帝实乃“抗礼”[6]卷293《后周纪四》，并不是因为“正统”与否，很大意义上是在于战胜者对战败者的轻视。而此与当年后梁“用敌国礼”待前蜀、朱温以兄称王建的情形迥然有别了，甚至亦不同于后晋高祖石敬瑭“用敌国礼”待后蜀皇帝并与之叙姻旧好的情形了。皇帝祭天宣示正统的影响力降低，敌国之礼待遇不再，究其根本正在于时过境迁各政权之间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往割据对峙的稳定政治格局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国力强盛正欲开疆扩土一统南北的后周世宗而言，称帝祭天先后、正统名号有否并不重要，兵马实力的较量才是现时的关键。随着后周的强势崛起，新一轮的实力较量已经开始，正统意识的演变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王钦若.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2]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0.

[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注释

[1]耿元骊认为，西都宫内修造工程难以完成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此年春天亢阳少雨，七月又大雨泛滥，五月征潞州大败，政治、经济条件实在不允许，只好推至来年。参见耿元骊《五代礼仪制度考》，收入任爽主编《五代典制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页。

[2]按《旧五代史·周太祖本纪四》记曰：先是，有占者言：“镇星在氐、房，乃郑、宋之分，当京师之地;兼氐宿主帝王露寝。若散财以致福，迁幸以避灾，庶几可以驱禳矣”。帝以迁幸烦费，不可轻议，散财可矣，故有郊禋之命。洎岁暮，帝疾增剧，郊庙之礼盖勉而行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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