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伦理道德论——中华传统道德精髓与人工智能

作者：张立文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正月廿八日庚子

          耶稣2019年3月4日

作者简介：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和文化。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人类创造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初心是为人类谋福祉，想不到却研制了对付自己的敌对者——杀人机器人，使人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和挑战。人类必须摆脱生命危机的恐惧，维护生命存在的尊严。因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伦理道德问题，就成为突出的核心课题，有良知的人都为其忧虑。人工智能机器人研制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考量，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殊伦理道德上的善恶、对错的关节点。和合伦理学是指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内在秩序以及什么是道德关系标准的原则与规范的和合。和合道德学是指和谐、协调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共生、共处、共立、共达、和爱的原则与规范的和合。伦理与道德不离，或以伦理学为道德社会化与共识化，或以伦理学的同义语是道德哲学，两者相得益彰。

关键词：伦理道德/中华传统/价值引导/改恶从善/安全建设

标题注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18xnl006)。

在当前互联网、物联网、智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交互运用的大智能时代，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它在各个领域颠覆了原有的各种规定、界定、原理、原则、观念、方式、方法，人类必须钩深致远地重新思考，必须唯变所适地重新规划。不仅要对来自外在的自然、社会、他人、文明的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作出和合学的厘定，还要对来自自我的心灵、精神、信仰以及心性修养、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作出和合学的界说。

一、人工智能机器人

自从人与动物揖别，人就跨进了追求进步的漫漫之路。今天，人成为这个地球上作为人的“存在者”之一，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与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的衣、食、住、行、用与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互相交往活动和冲突；与人生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军事、法律等领域的物质、资源、信息、能量的互动中相互冲突；与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他人、他国、他民族、他宗教发生各种需要、利益、权力、财产、土地等的交互冲突；与人自身心灵、心理、心志、心愿、心髓、心性、心情的修养以及伦理道德原则与行为规范发生冲突；与文明之间产生信仰、观念、价值、思维的冲突。冲突是人类与自然生态平衡的打破，社会秩序的失序，人际和谐的破坏，心灵协调的失常，文明和平的缺和。

在大智能时代，形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作为人已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存在者”，而出现了一种新的“生命”形式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接受美国《连线》月刊采访时说：“有人会创造不断自我完善、直到最终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其结果将是一种新的生命形式。”①这样人类便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存在者”，而是与超级人工智能机器人同为“存在者”，人类以其卓越的、超前的智慧智能创造了一种新“生命”形式的机器人，而这种人工智能机器人反过来取代人类，并战胜人类，如“阿尔法狗”已毫无费力地战胜人类围棋世界冠军。霍金认为：“一个超级人工智能在完成目标方面非常出色，而如果这些目标与我们的目标有差异，我们就会陷入困境。”②所谓与我们的目标有差异，就是指他早在2015年，就曾担心人工智能迟早会强大到最终可能在无意中杀死人类的地步。③人类以其大智慧创造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初心是为人类带来福祉，想不到却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敌对者”，杀死自己的“恶魔”。什么是“杀人机器人”？尽管目前还没有普遍有效的定义，但联合国与国际红十字会解释说：“它无需人类的帮助就可以确定目标，发动攻击并清除目标。换句话说，一旦编好程序，这些武器可以独立分析数据，导航至作战地区并使用机关炮或火箭等武器。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大进步构成了杀人机器人发展的基础。”④描绘了人工智能机器人杀人的功能、独立作战的状况。他们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完全自主行动的杀人机器人将在战场上决定人们的生死，这是多么可怕的状况。无独有偶，乌克兰军队领导人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骄傲地展示了他们的“幻影”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尚处于试验阶段，据报导最早可能于明年投入乌克兰境内的战场。“幻影”机器人可以自主根据地形运作，它装备有反坦克武器、榴弹发射器、机枪，配备了备用微波通讯线路。⑤英国设菲尔德大学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荣誉教授诺埃尔·沙尔基对《明星日报》网站记者说：“一场军备竞赛已经拉开序幕。”他担心“杀人机器人”的研发可能也有着如此惊人的速度进行军备竞赛，“如果这些东西登场，那么它们随时可能意外地触发战争”⑥。“杀人机器人”的军备竞赛若越演越烈的话，那可能就是人类的末日。“自从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写了小说《弗兰肯斯坦》之后，人们就开始担心有一天会死在自己创造的‘人造人’手下。”随着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的不断发展，这种担心在21世纪的今天进一步加剧了。LAWS的另一名字就是“战争机器人”。它能自动识别并锁定目标，然后对目标采取相应措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称，“战争机器人”可以发展多种能力：在指定空间内的活动能力，自我系统的修复能力，与其他装备或人类的协同能力，储存与分析战略数据能力，还有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和使用武器能力。⑦这种战争机器人的能力，甚至超越人的能力。人工智能武器的竞赛中美国成功测试了X-47B舰载无人机，能自动空中加油，并在航母甲板上自动降落；英国“塔粒尼斯”武装无人机能对敌方目标进行自动搜索，识别和锁定，并对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研发超级坦克，如“天王星-9”无人战车，能完成侦察、战场火力支援等任务；以色列研制出“哈比”反雷达无人机；韩国三星集团子公司三星Techwin研发了SGR-A1型武装机器人，其识别系统能帮助分辨武装人员和平民，并根据识别结果采取相应措施，能在超过3000米的距离击中目标。各国竞相研发各种类型“杀人机器人”武器。俄罗斯军人和技术人员以危险的创造性方式使用无人机，不仅用于侦察，也用于电子战。一种被称为“利尔-3”的系统能使手机网络瘫痪、有选择性地干扰某些手机或发送用于欺骗和打击士气的短信。人们担心俄罗斯如今已经拥有无线电干扰无人机。⑧这种无奇不有的军备竞赛从地球延伸到太空，“在太空部署武器提供了摧毁敌人的无限可能，且在太空作战的技术已经存在。把装备电磁武器的飞船送入近地轨道被认为极有前景。电磁脉冲能使敌人的电网和指挥自动化C41SR系统瘫痪。从近地轨道发射的电磁导弹更难拦截。在卫星上安装定向武器来拦截已发射的弹道导弹也颇有前景。事实上一些国家已在测试的机动飞行器是目前的太空武器”⑨。这就是说，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可避难的，人类向何处去？人类未来的命运将怎样？

从当今人工智能机器人研发一日千里的速度和高涨的热情来看，到21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的绝大部分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所代替，这不是危言耸听。那么，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所代替的人还有什么工作可从事，找不到工作的人做什么，到哪里去？因为人工智能机器人所替代人的工作，可能做得更精准、更完善，当前从事手术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就已如此。人类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这是关系人类命运生死存亡的大课题，这也是考验人类智慧的大课题，如何防止人工智能毁灭人类，这更是严峻的挑战，人类也必须作出卓智的回应。

人类需要从恐惧中摆脱出来，维护生命存在的尊严。“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天地万物中，唯有人的生命最宝贵，其所以宝贵是因天地的精气所生，遵循四时生长收藏的规律而生存着。人生而有形体，离不开阴阳的变化，天地二气的融合。因此，一切扼杀人类生命存在，都是对天地的大不敬。“每个人，不论其年龄、性别、种族、肤色、生理或心理能力、语言、宗教、政治观点、民族或社会背景如何，都拥有不可让渡的和不可侵犯的尊严。”⑩每一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但是人工智能“杀人机器人”，不会分辨敌人和平民。造成导致对平民的大屠杀。人类必须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

人类不仅是工具理性的存在者，更重要的是价值理性的存在者。人的生命之所以可贵，生命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人有道德、有伦理。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这就是说仁义比人的生命更可贵。因此孟子主张“舍生取义”，荀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天地万物的水火、草木、禽兽，就在于有义，唯人有义，即价值理性，所以人最可贵。墨子亦主张“万事莫于义”(《墨子·贵义》)。之所以贵义，是因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上》)。义决定人的生死和贫富，掌握国家的治乱和安危。“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吕氏春秋·论威》)义是万事的纪纲，是伦理道德的起始，国家治乱安危的所在，为义可牺牲宝贵的生命。“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吕氏春秋·士节》)“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东汉高诱注：“理，义也。杀身成义，何难之避也。”(11)这是说生命诚可贵，仁义价更高。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精髓中，更注重伦理道德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当今人工智能“杀人机器人”正卷入一场军备竞赛的情境下，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一场伦理道德的讨论。扬·迪尔克·赫贝曼和弗兰克·黑罗尔德认为，“与‘杀人机器人’密不可分的一个根本性的伦理问题，合乎伦理和道义的行为，善与恶，对与错的区分，对后果的评估，对自身行为责任的承担，所有这些在未来战争中都不存在。机器人虽然有人的智能，但都没有怜悯或悔恨等情感，它没有任何的愧疚感”(12)。这种没有怜悯、悔恨心，没有恻隐、道义感的不知疲倦的战争杀人机器，将会使冲突、动乱变成无休止的战争。因而，人工智能机器人设计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的考量，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殊伦理道德上的善恶、对错的关节点。

二、何谓传统伦理

何谓伦理？何谓道德？两者亦同亦异，由于各家理解的差分，而见仁见智。或谓伦理学(ethes)是以道德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科学；或谓“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什么是道德上的善与恶、是与非。伦理学的同义语是道德哲学。它的任务是分析、评价并发展规范的道德标准，以处理各种道德问题”(13)；或谓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关于道德的科学。伦理是中国古代用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14)这些规定均以伦理学为哲学的分支，是关于道德的科学，或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关于人与人之间道德规范和善恶、是非的道德标准等话题。

所谓道德，是指“行为原则及其具体运用的总称”(15)；或谓“道德则重个人意志的选择”，“可视为社会伦理的个体化与人格化”(16)；或谓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规定人们的共同生活和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原则、规范的总称”(17)。虽有关伦理与道德理解与诠释有异，但都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在大智能时代，人类共同面临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严峻挑战、冲突的当下，仅将伦理道德规定为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规范和善恶、是非的道德标准，而忽略人与自然，人自身心灵和文明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已显偏颇。

和合学视阈下的和合伦理学是指研究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内在秩序以及什么是道德关系标准的原则和规范的和合。和合道德学是指和谐、协调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共生、共处、共立、共达、和爱的原则和规范的和合。“伦理”两字均不见于甲骨、金文。《说文》：“伦，辈也。从人，仑声。一曰道也。”段玉裁注：“军发车百两为辈，引申之，同类之次曰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伦常次序的关系，《说文·人部》：“伦，道也。”指人伦道理。

伦的内涵意义和价值，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社会的变化而化。从哲学思维而观，呈现为以下几方面：

伦次与伦理。事物的条理顺序，而不超越人物的次序。《尚书·舜典》载：“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孔安国传：“伦，理也，八音能谐，理不错夺，则神人咸和。”孔颖达疏：“八音皆能和谐，无令相夺，道理如此，则神人以此和矣。”(18)，八音相应和谐，各自守分，不相夺，理不错乱，故能不相剥夺，如此，神人和合。若不守本分，逾越伦次，错夺伦理，神人不和。白居易在《为宰相让官表》：“臣有何功德，有何才能，越次超伦。”表明不能超越伦次。然亦深有越伦次者，《北齐书·冯子琮传》载：冯子琮为武成帝高湛皇后胡氏的妹夫，高湛死后，后主高纬继位，胡氏为太后，冯子琮位望转隆，遂“擢引非类，以为深交；纵其子弟，官位不依伦次”。提拔一些行为不端的人，与其深交，放纵其子弟，提升任用的官位不依照伦次。《礼记》载：“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类也，理，分也。”孔颖达疏：“比音为乐，有金石丝竹干戚羽旄，乐得则阴阳和，乐失则群物乱，是乐能经通伦理也，阴阳万物各有伦类分理者也。”(《礼记·乐记》)乐是声音的所由生，音乐本于人心，人心感觉事物不同，其声音也不同。譬如怒心感觉的声音粗以厉，敬心感觉的声音直以廉，爱心感觉的声音和以柔，这都感于事物而后动心。由此，乐得阴阳和谐，乐失群物混乱，阴阳万物都有条理顺序。后来以安排部署有条理秩序为伦理。

伦常与伦道。中华传统文化中按礼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以及人所行之行的共同道德规范。《孟子·滕文公上》载：“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朱熹注：“伦，序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三代指夏商周，设立庠序学校教化百姓，三代都以明人伦为教育的宗旨，此五伦是人的大伦，是不敢违背的。《红楼梦》载：“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19)这种伦理次序的道德行为规范，是不能不顺从和怠慢的，并延续很久。《说文》以伦为道。《诗经》载：“维号斯言，有伦有脊。”毛亨传：“伦，道；脊，理也。”孔颖达疏：“维我号呼而发此言，实有道理。言王政实可畏，此辞非虚也。”(20)周幽王无道，国政腐败，为宠褒姒，以烽火戏诸侯。大夫刺幽王，故有此号呼。《论语·微子》载：“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朱熹注：“伦，义理之次第也。虑，思虑也。中虑，言有意义合人心。”(21)柳下惠、少连放弃自己的意志，降低自己的身份，他的言语合乎伦理，行为经过思虑，合乎人心。《中庸》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孔颖达疏：“行同伦。伦，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22)行同伦，指信奉同样的价值标准，遵循同样的道德规范。伦道，即所以伦常道德行为的道理。

伦类与伦绪。《荀子·劝学》说：“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梁启雄按：“《书·尧典传》：‘伦，理也。’类犹法也。”(23)事物的条理、道理不符合法度、原则、秩序，仁义道德不全面、深入、专一的理解，不能说是善于学习的。朱熹说：“两淮屯田，两年来措置，不知成伦绪否？议者纷纷，直以为不可，固不是议论。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其所措画，未必合义理、顺人心，此亦不可不早为之。”(24)屯田为寓兵，当时江淮荆汉戒严，朱熹担心将帅是否可依靠，因为近年来此辈皆以货赂而谋得兵权，而对于国家军律则满不在意，所以朱熹对屯田措置的关注，忧患措置能否有条理次序的进行，是否合乎义理顺人心，可见朱熹对抗金的态度是积极的。

伦的价值具有普遍性，或社会人际关系的同辈，或万物之间的同类，或事物的条理、次序，或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行为规范等。伦理的“理”的价值随社会发展不断丰富，理的本义是人生活活动的一种行为方式。《说文》：“理，治玉也。从玉，里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韩非子·和氏》)“应侯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战国策·秦策三》)璞是未经雕琢加工的玉。理是人的智能加于璞的一种治理方式，使其成为璧玉。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理：

理事与理财。《广雅·释诂三》载：“理，治也。”非指具体治理某一件事，而是指所有要治理的事物。《后汉书·卓茂传》载：卓茂从学于博士江翁，究极师法，称为通儒。后为儒术举为侍郎，任密县令(今洛州密县)。“初，茂到县，有所废置，吏人笑之，邻城闻者皆岂其不能。河南郡为置守令，茂不为嫌，理事自若。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卓茂照常办事，《东观记》曰：“守令与茂并居，久之，吏人不归往守令。”(《后汉书·卓茂传》)因为卓茂治县事劳心谆谆，性宽仁恭爱，视人如子，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的缘故。《礼记·月令》曰：“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志。”理，治理器物等事务。郑玄注：“于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时，工师则监之，日号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犹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时，逆之则不善时者。”(25)(《周易·系辞下》)在理财、投资、股市从事中，若采取非合理、不合法的手段及罪恶的行为，这都是违背圣人理财的训诫的。禁止这种犯法的行为，是正义的举措，是保护国家人民利益适应、合理的措施。在金融具有重要作用的今天，更应加强治理机制，以完善金融市场。

理化与理乱。《后汉书》载：樊宏父亲樊重，性格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教，常若公家。外孙何氏兄弟争财产，樊重以田二顷解其忿讼，乡里称美，推为三老。论曰：“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讼，其庶几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实廪以崇礼节，取诸理化，财亦可以施于政也。”(《后汉书·樊宏列传》)以天道之诚和崇尚礼节，教化百姓，使其自觉，恢复善性，而免于纷争，治国理政，亦可使国泰民安。“尧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纣之人，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管子·霸言》)人生来并没有治理和作乱的思想意识和理乱的动作行为，之所以有理与乱，是在掌权的统治者。尧舜等明王“以人为本”。君主英明百姓恭敬，政治环境太平，人民安居，“本理则国固”，亲爱人民就不会发生动乱。反之，“本乱则国危”，这是桀纣不以人为本、亲爱人民，不任贤使能，作恶多端的结果。这种理与乱对照的历史教训，应引以为鉴。

理学与理气。宋明新儒学，其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为理气心性。隋唐时期，试图兼容并蓄儒释道三教，但一直没有落实，北宋程颢把外来中国化佛教、本土道教和传统儒教融合，落实到天理上。他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其实天理两个字在《庄子》《礼记·乐记》中已有，之所以讲为“自家体贴出来”，是因为他构建理学哲学理论思维体系。理学是一次思维解放运动，它超越汉唐以来训诂考据之学，及其疏不破注的“师法”“家法”，而发挥经典的义理，重建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理气是理学的核心概念范畴。朱熹说：“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26)理是先天地而存在者，“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27)理是天地、人物之所以存有的根据和本根。“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28)构建理体论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宋明理学应包括陆九渊、王守仁的心体学理论思维体系、张载、王夫之的气体学哲学理论思维体系以及湖湘学派的性体学哲学理论思维体系。

理义与理性。《孟子·告子上》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显，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吕氏春秋·劝学》)高诱注：“不知理义，在君父则不仁不慈，在臣子则不忠不孝，不忠不孝，故君父不得其所欲也。不仁不慈，故臣子不得其所显也。”(29)忠孝显荣是君父和臣子所期望和追求的，为什么得不到，是因为不知道理和正义。不知理义，是出于不学习，老师通达其义，言行遵照圣人的言行，以圣人为人生标的。言圣人之言，行圣人之行就须臾不离修养品德本性。《后汉书·党锢列传》曰：“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志不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由于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的影响，人的本性发生变化而各不相同，要限制人的行为的放纵，不为物欲所引诱而丧失意志。圣人教导人要修身养性，培养品德与正义。裁抑其只图安逸，谨慎其交往关系与接触环境，节制其偏颇，虽然情品与质文千差万别，通过加强教化，犹烧制陶器和冶炼金属的工夫，使其恢复道德理性和正义品德。

三、道德精髓

伦理与道德不可分，无论以伦理学为道德的社会化与共识化，还是伦理学的同义语是道德哲学，因此伦理与道德分而不二，研究探讨伦理学问题必讲道德话题。道与德的内涵和价值，与人们日常息息相关，它遍及生活的各个领域，伦理道德与自然环境、社会活动、人与人关系、心灵生活、文明交往，都紧紧地与伦理道德相关联。在古代，道有见于金文《散盘》《貉子卣》《曾伯簠》。德有见于甲骨《殷契粹编》864，《殷墟文字甲编》2304；金文“德”有见于《辛鼎》《毛公鼎》《墙盘》。

道的初义为道路，《说文》：“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释名·释道》：“道，蹈也；路，露也，言人之所践蹈而露见也。”本没有道路，经人的行走践蹈，地上露出一条线路来，成为往来交通的路。道路有一定指向，通达一定的地点或目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文字的变迁而不断引申，道的涵义越来越丰富。“道”的涵义和价值可以从以下六点来认识：

道德与道揆。《庄子·天下》载：“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成玄英疏：“息虑弃知，忘身去己，机不得已；感而后应，揀练是非，据法断决，慎到守此，用为道理。”(30)停止思虑，抛弃知识，缘自不得已，排除事物，精选是非，依据刑法断决，这是慎到所遵守的道理。杜恕上疏极陈：“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三国志·魏书·杜恕传》)纠正和抛弃奸臣和坏人，是忠于国家，憎恨小人不顾道德义理以求进，如果不加考核审查，以为那些违众忤世的坏人为奉公，使天下都背道而趋利，国家将有危机。因此必须以义理、道德来衡量人物，以分忠奸。《孟子·离娄上》曰：“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朱熹注：“道揆，谓以义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谓以法度自守。”(31)君主无道揆，朝廷不信道义而君子违反义理，百姓没有法度以遵守，其国必亡，不亡国乃是侥幸。

道技与道法。《周礼》载：“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郑玄注：“道，多才艺者，德，能躬行者。”(32)中华民族古代乐教具有人文理性和道德理性，乐以技道、技艺的方式、方法，教化人的心性。“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郑玄注：“中，犹忠也；和，刚柔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日孝；善兄弟曰友。”(33)这是乐的六德，如此，必须是有道有德的老师来教育。《论语》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发财作官是人的欲望，不以正当的方法、方式得到它，不能安心处之；贫困下贱是人所厌恶的，不以合道理的方法、方式去抛掉它，不去逃避。孔子的弟子子张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虽然是小技艺，必有可取的地方。但恐怕有碍大事，所以君子不去做。《孙膑兵法》载：“威王曰：‘以一击十，有道乎？’孙子曰：‘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膑兵法·成王问》)孙膑与齐威王讨论作战用兵的方法。齐威王问，以少胜多，以一攻击敌人的十，有什么方法？孙膑说：攻其没有防备，出其意料之外。“田忌曰：‘敌众且武，必战有道乎？’孙子曰：‘有，埤垒广志，严正辑众，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田忌说：敌军众多而又凶猛，又必须与之交战，有什么方法、道法？孙膑答：有道法，要增强壁垒，集思广益，严明军纪，团结士兵，避开敌人的锐气，使其骄傲，引诱调动敌军，使其疲惫。然后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坚持不懈地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便能取胜。

道心与道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孔颖达疏：“道者，经也，物所从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惟万虑之主，道心为众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则难安，安民必须明道。道心微则难明，将欲明道，必须精心。将欲安民，必须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当信执其中，然后可得明道以安民耳。”(34)尽管以《大禹谟》为伪古文《尚书》，然后以其为尧舜等圣王的“十六字心传”，特别是宋明理学家，以其为儒家道统密传，特别推崇。道心人心话题成为他们哲学理论思维探讨的课题，亦成为朝鲜李朝朱子学家研究的问题。《左传》载：“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35)忠恕于民而诚信于神，对人民有利，这是忠，此忠非要民忠于君主，而是君主或统治者以忠恕之道于民。主持祭祀祈祷的祝史官不虚称君主的美德，这是诚信，现在人民饥饿而君主满足其私欲，祝史诈称功德，不忠于民，不诚于神，这怎么可以呢!《韩非子·五蠹》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梁启雄解：“上古以道德之高下作修德的竞赛，在中古以智谋之多寡来较量胜负，在今世以气力之强弱来较量胜负。”(36)“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孔颖达疏：“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称，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礼无由得成，故云非礼不成也。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故举此四者为用礼之主，则余行须礼可知也。”(37)道德仁义的价值，在于其万事万物的根本，不仅人自己要遵守道德行为规范，而且要以道德理性待事待物，这样道德才能通物得理，仁义为众多行为的大本，仁爱人物，合理合宜，唯有用礼才能成功。以礼教人，使人知道有别于禽兽。《孟子·公孙丑下》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道体与道根。严遵《老子指归》曰：“道无不有而不施与，故万物以存，无所不能而无所不为，故万物以然。何以明之？夫道体虚无而万物有形，无有状貌而万物方圆，寂然无音而万物有声。由此观之，道不施不与而万物以存，不为不宰而万物以然。然生于不然，存生于不存，亦明矣!”(《老子指归·方而不割》)作为万物终极根据的本体，是虚无的、无形状的、无音的，然而万物有形、有方圆、有声音。万物之所以如此，是虚无的道体使然，道体是度越万物的，由其度越，故能无所不能，又无所能，不施不与，不为不宰，而万物存有，有形、有方圆、有声音。这便是老子有生于无、存生于不存思想的诠释。荀悦《申鉴》载：“万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乱之本在左右，内正立而四表定矣……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术也，正者义之要也，至哉!此为道根，万化存焉尔。是谓不思而得，不为而成，执之胸心之间，而功覆天下也。”(《申鉴·政体》)恕是推己及物，恕道以仁及物，以仁民爱物之心赋予人的日常的行为活动；正是正义，是主体人经常履行道德规范，这是道的根本，万物的千变万化由道根而存有，这就是不思不为而得到和成功根源所在，虽在胸心之间，但功盖天下。《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25章)有一个混然为一的物体，先于天地而存有，它无声无形。它独立而不停运行，是天地万物的根或母亲，它的名字为道或大，它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或本根。

道言与道行。《诗经》载：“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朱熹注：“中冓谓舍之交积材木也。道，言；丑，恶也。旧说以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顽熏于宣姜，故诗人作此诗以刺之，言其闺中之事，皆丑恶而不可言，理或然也。”(《鄘风·墙有茨》)朱熹的解与旧解不同，所谓“旧说”，系指郑玄笺和孔颖达疏而言(38)，然朱熹自己没有详解，却引旧说以明事实。道言是符合道德理性的言辞，而非淫言邪言，或丑恶的言辞。道言即非礼勿言的正言。道行，应为道德理性的行为、实行、实践。曰：“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王念孙注：“道训为行。”(《荀子·议兵》)孝成王和临武君问荀子：怎样做一个将领，荀子认为有六点战术原则，其中一点是遇敌决战，一定要依我们所了解的敌情而行动，而不要依我们所疑惑的情况去行动。《韩非子》：“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梁启雄注：“道犹行也。”舍弃必定不亡国的方法，而实行必亡国的政策，这是治国者的过错。道为行，在《礼记·射义》中曰：“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射箭是仁的思想的实践、实行。射不中不能怨胜自己的人，而应反求自己的不精。

道学与道统。道的学问、学说、规律、原理、思想以及儒家传承的谱系为道统。“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庄子以庖丁解牛喻养生。庖丁认为，他喜好依据事物的原理，掌握其规律性，这已度越技艺。开始宰牛的时候，所见的是一条牛。3年之后，就未尝看见整头牛了。运用掌握其规律去解牛，而不用眼睛去看了。道学有三义，一是以老子开创的道家学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是指老庄之学，包括黄老之学。二指道教的学说，原于古代巫术，东汉楚王英祀黄老和浮屠，使黄老思想宗教化，而成黄老道，北魏寇谦之“清理道教，除去三张伪法”。元代南北天师道合并为正一道，金代王重阳兼融儒释为全真道，为正一、全真两大派。其学说以宇宙、阴阳、万物由道化生。崇拜道的化身为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老子)。三是宋明理学，又称道学，《宋史》特立《道学传》，故理学亦称道学。道统，儒家圣贤传承的谱系，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39)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宋明理学家以传承和弘扬道统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朱熹说：“自是以来，圣圣相传，若成汤、文、武之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40)到孟子以后，道统遂失其传，到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而使道统复明于世。

道的内涵和价值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开放性。道本指道路，引申为规律；或万物的本体、根本；或道德、道义；或技艺、方法；或道家、道教；或道言道行；或开导、教导、引导等。在中国哲学理论思维中道为无、为理、为太极、为心、为人道等(41)。“德”的价值和意义，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其内涵不断积聚丰富。“德”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从以下五方面来认识：

德行与德业。《篇海类编·人事类·彳部》：“德，德行。”《周易》载：“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业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颖达疏：“德谓德行，业谓功业。”(42)《节卦·象传》曰：“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孔颖达疏：“数度谓尊卑礼命之多少，德行谓人才堪任之优劣。君子象节以制其礼数等差，皆使有度，议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43)以礼数来制约、衡量尊卑等差，使其符合节度，评议人的德行、节操，任用人都能合适，恰如其分。德业，《后汉书》载：“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华峤书》曰：“东京杨氏，袁氏，累世宰相，为汉名族。”(《后汉书·杨震传》)杨震子秉、孙赐、曾孙彪、玄孙修。杨家之所以能累世宰相，与其家风有很重要关系。据载，杨震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杨震清廉、高洁，公以忘私，舍生取义的精神，家规家教的简朴、简素、恪勤，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精髓，具有现实价值和意义。

德施和德惠。《周易》载：“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孔颖达疏：“此以人事言之，用龙德在田，似圣人已出在世，道德恩施能普遍也。”(44)以龙德喻圣德，圣人以道德普遍恩施于下民。《秦始皇本纪》载：到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史记·秦始皇本纪》)刻石赞扬秦始皇的功绩，统一中华，德业完美，道德恩惠攸长不断。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病死在巡游途中，由于胡亥从秦始皇巡游。当秦始皇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成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赵高、胡亥、李斯阴谋，诈伪丞相李斯受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其死。赵高指鹿为马，秦政败，秦二世胡亥而亡国。奸佞当道，国将不国，亡国是为必然。

德政与德化。符合道德理性的政治，以德治国理政，与以道德理性教化人。《左传》载：“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郑庄公缺失政与刑。政为治国，刑为惩治邪人。既没有以德来治国理政，又没有刑罚来惩治犯法的人，邪恶已发生，再去诅咒，又有什么益处？后来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实行德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引之以法制禁令，齐一以刑罚，可免于犯罪，而无羞耻之心，引导其以道德，齐一以礼节，民有耻于不善以至于善。这是德政的价值和意义。孔子讲德礼，就是一种道德教化，他将政刑与德礼作了比较，说明德礼教化作用的效果。政刑是他律，德礼能教化，使其自律。韩非子引“孔子曰：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或问儒者曰：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45)。舜仁民爱物，亲身从事耕种、捕鱼、陶器等劳苦的事，这是圣人以身教化人。

德宇与德操。“今君之德宇，何不宽裕也。”(《国语·晋语四》)人的气度、器量要宽大。若以忠言为逆耳，不喜好忠言，反而厌恶，怎能久为君主呢!作为君主应该具有一定道德气度，宽容待人、待言。“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荀子·劝学》)郝懿行解：“德操，谓有德而能操持也。”(46)有道德理性而能够操持的人，活着遵循正确方向去做，死也坚持不变，有德操才能坚定不变，并能化解、应对各种各样事变，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德泽与德性。道德教化和恩泽，必由有道德品质及秉性的人才能做到。韩非子曰：“有道之君，外无怨仇于邻敌，而内有德泽于人民。夫外无怨仇于邻敌者，其遇诸侯也外有礼义。内有德泽于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务本。”(47)有道德君主与邻国讲究礼义，而无怨仇，对内以道德恩泽于人民，这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与诸侯国以礼相待，就不会发生战争，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就不会发生贪侈淫佚。无道的君主则相反。《淮南鸿烈》载：“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泽兼覆而不偏，群臣劝务而不怠；近者安其性，远者怀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淮南鸿烈·主术训》)人主以天下的目视、耳听、智虑来理政，以天下的胸怀，包容的态度，倾听天下人的思虑，群策群力，这样，德化和恩泽普施而不偏差，群臣尽心尽力做事而不懈怠，近者安生，远者怀感其德化而归附。能实现这个目标，必是具有道德秉性的人主才能实行。《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朱熹注：“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48)尊德性为恭敬奉持存心而极乎道体的大全，道问学而致知而尽乎道体的精微。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修养德性和妙凝道体的根本途径。

德，先秦曾训为“得”。“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之所得以然也。”(《管子·心术上》)讲得道的精华而然。《礼记》载：“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郑玄注：“得身者，谓成己令各免于刑罚也。”(49)得于身，是修养自己。若以管子得于外在的道，《礼记》为得于内在的自己。所以许慎《说文解字》依汉时德的古字为直心的重叠。解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从直心。”宋明理学家把外得与内得结合起来，将外在获得的道转化为内在自身的德。“德是行是道而实有得于吾心者，故谓之德。何谓行是道而实有得于吾心？如实能事亲，便是此心实得这孝。”(50)所以，道与德自古以来就紧密联系无间。“故道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管子·心术上》)道与德同体无别，而无间隔。两者内外兼容，道既是道路，外也；又是道心，与人心相对。德既是直心，内也；又是人行为活动，外也。内外联通交感，所以现代将道德作为一个关键词而不分。

四、化解人类生命危机的方案

在当前的信息大智能时代，人类享受人工智能便利的同时，既要面对自己的工作被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所代替，又要面对被“杀人机器人”杀死的可能，人类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如果说人与自然、社会、人际、文明的冲突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社会人文、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危机，是人与外在对象所产生的冲突与危机，那么，在大智能时代“类人机器人”与人类作对，成为人类的对立面，使人类的生命存在直接受到严重威胁，这是人类自己与自己作对，它深深地颠覆着人的存在。

假如说人工智能机器人作为公民，就应该具有公民的道德，遵守作为一个公民必具的人格素质，德性伦理义务和责任。“沙特阿拉伯已成为首个赋予机器人公民权的国家……这个名为‘索菲娅’的机器人发表讲话，它说：我对这一殊荣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成为世界上首个被确认享有公民权的机器人，是历史性的”。沙特文化部发推文证实称：“请欢迎最新的沙特人‘索菲娅’。”(51)

作为“公民”的机器人，是享有比沙特阿拉伯女性更多权利的公民，那么，毫无疑问地要全面履行公民所应有的伦理道德。伦理以道德为对象，道德通过伦理而呈现。伦理是人与自然、社会、人际相互交感、交往中差分而有次序、秩序的道理、理则。就人与人关系而言，孟子说：“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是人际间基本的次序与辈分，是伦辈、“名分”之别，及其伦辈之间的关系、理则、道理或规范。这便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以及维系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道德理则和规范。

尽管以往将这种伦理道德限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然而在大智能时代，它将自然、社会以至文明间相互交感、交往中包括在内。因为各种伦辈之间的关系理则、道理等道德话题，起源于上古的礼仪形式。“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舜典》)这是较原始的巫术仪式，以各种动物为图腾崇拜对象的各种部落都参加这种与自然有关的活动，在有强烈节奏的音乐舞蹈中，凸显伦辈的差分和秩序。荀子说：“程以立数，礼以定伦，德以叙位，能以授官。”(《荀子·致士》)杨倞注：“程者，度量之总名。”“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52)确定数量标准，度量品德以确定其上下等级地位。伦辈名分关系是在礼仪的仪式中得以确定。“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物也。”颜师古注：“伦，理也。”(53)礼乐是确定伦辈名分关系的所以然的根据，也是其他三者的所以然的根据。从源头上讲，伦辈名分次序关系的伦理是与道德交感联通一起的，伦辈名分的次序关系是以道德高低为内涵和依据的。

中国古代思想家以伦理道德开启于原始礼仪仪式，有其内在逻辑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原始礼仪仪式是人赋予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它虽以群体意识为前提，但礼仪仪式的差分次序，就为自我意识的滋长提供了条件，也是人己区分的觉醒和伦理道德产生成为可能；伦理道德的产生，是人自身生命和繁衍生命活动的必需，以及为这种需要以改变生命存在和繁衍生命的环境、条件的需要。中国原始巫术活动仪式，就是为这种需要祈生消灾、部落昌盛的活动形式；上古人类为了存在，必须以群体的力量来抗拒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的威胁和扼杀，而构成部落共同体，为维护共同体的稳定、和谐，必须化成人与人之间有伦次、有道德的共同生活，因而，伦理道德应势而生。

如果说上古人类的生命存在受外在野兽的侵害和食物缺乏的严重威胁，当今人类的生命存在来自“杀人机器人”的严峻威胁。那么上古人类为自身生命存在和繁衍，由巫术的礼仪仪式而转生伦理道德，当今人类为自身生命存在和发育，亦需要使作为另一种生命存在形式的机器人“公民”，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伦理道德。如何使人工智能机器人“公民”具有公民伦理道德，如何教化人工智能机器人使之具有伦理道德？如何转变人工智能杀人机器人的恶性，使之成为保卫、维护人类生命存在的善良的公民？人们亟待采取措施，使其成为共治、共管、共控、共建、共安、共防、共享的对象。

其一，价值引导，道德教化。一切价值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并围绕人而展开，作为人类在生产、社会、科学、文化实践交往活动中构建的各种形式、发明、成果的总和，其内核的灵魂是价值，它是多维的融突和合。就中西而言，中国理论思维思想自古以来以求道为标的，求道为了求善，基于价值判断，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合；西方理论思维自古以来，以求知为标的，求知是为了求真，基于事实判断，以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分。这种融合与二分，导致两种价值导向。西方哲学理论思维以追求“一”为天地万物的价值本体，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费尔巴哈，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本体为理念、第一因、绝对精神等，犹如唯一的上帝创造天地人物。上帝犹如“一”，是绝对唯一的、至极形而上者、真善美化身者，与其相对、相反的便是假恶丑，把唯一与多元、形而上与形而下、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价值完全对立起来，从而导致非此即彼的思维偏颇和独断论、独裁论、斗争论、霸权论的流毒，散布全球，并以细微镜眼光到处寻找所谓假想敌，而挑起斗争、战争、动乱，在这种价值观的控制、支配下，就会扩充“杀人机器人”的军备，并投入战争，而制造毁灭人类、世界末日的前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主张“和实生物”，天地万物是由多样、多元的“土与金木水火杂而成百物”，“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是由相反甚至对立的形相、无形相矛盾、冲突，而以杂合、絪缊、构精等融合、结合等形式，和合而生万物。多元、多样的形相、无形相之间是“以他平他谓之和”，他与他者之间是平等的，而达到和合。在这种多元、多样的“和实生物”价值观支撑下，就导致以宽容、包容、开放、平等、合作、共赢为根本的理论思维，就会禁止、控管人工智能偏离以上六根本。

既然价值问题的根本是人的问题，所以要转变人的价值观，转“一”为多、转战为和、转霸为王、转乱为治、转斗为谐。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伦理道德为指导，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情怀，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核心，积极弘扬仁、义、礼、智、信、忠、孝、廉道德精髓，坚定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价值观。如此，人人就自觉摒弃、防止人工智能“杀人机器人”的研制和投入战争。在此基础上，人可以遵循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即上述八德)植入作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的机器人“公民”，对其进行基本的道德教化。“礼义教化，是齐之也。”(《荀子·议兵》)教是以礼义道德教育来感化它，化是转化其恶心为善心，并使之齐一。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以大数据为驱动，其核心是算法，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为的每一决策，都是通过算法设定的，数据的采集、标注和算法的设计往往负载着价值，数据解读中的价值取向和算法设计中的伦理道德考量，是决定人工智能分别道德上善与恶、对与错的关键。(54)人工智能道德教化的决策，一是将伦理原则或道德规范进行编码，植入智能机器人的制导系统，使其基于被嵌入道德教化程序做出道德选择，而不去杀人。二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只需要“观察”并深度学习分析大量的人类行为数据，就会自动做出道德决策，而勿需嵌入任何道德哲学或道德规则(55)。这两种方法目前都未完善。其先决条件是设计制造机器人必须有崇高的伦理道德素质，而避免人工智能算法被非道德的利益和价值所取代。

其二，自觉“公民”，改恶迁善。作为公民就必须遵守和履行公民的基本伦理道德的义务和职责，即使现在并非是公民，但作为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人”，亦应有其最底线的伦理道德责任。伦理道德是以规范、原则、理想的方式指导人的动机与行为的实践，他是自觉到自己为主体的活动，并由于主体的需要、情感、意志的冲突融合，构成主体内在尺度，以善恶范畴评价世界，将世界的事事物物以及人的行为分为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的与不应该的两方面，赞扬前者，贬斥后者，以完善世界(56)。这种善或恶的道德选择，是与“公民”的价值取向相联相应，要使行为选择符合善的道德原则、规范，必须自觉采取改恶迁善的工夫。无论是研制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人类，还是被人类研制的另一人的形式的公民“索菲娅”，都应该进行“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去恶从善的工夫。首先是研制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人，人类毕竟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明者，是其老师，老师要行为世范，其人品、行为、思想都是遵守、履行伦理道德的楷模，教育出来的学生也应该是道德善良的好“学生”。

其三，监管控制，安全建设。斯蒂芬·霍金等教授认为，超级智能机器人获得意识，并毁灭人类可能只是时间问题。科学家们在讨论什么是意识中，有的认为，意识包括接受新信息及题材、检索旧信息，通过对它们的认知过程形成概念和行动。这就意味着机器人能够存储的信息比人类或图书馆更多，并能够在毫秒内计算决策(57)。若如此，人类如何监管控制人工智能机器人，特别是杀人机器人，就成为非监控不可的重大课题。如何监控，如何建立安全体系？

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价值引导、道德教化和做自觉公民，改恶迁善是一种伦理道德的自律。尽管“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人工智能机器人会以杀人犯罪为耻的羞耻心的自律，但是面对“杀人机器人”，法律与刑罚仍是治理体系建设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方法，这是他律。前者是内在的自觉力，后者是外部强制力，两者兼备，才是相得益彰。要强化监控机制，建设安全体系须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其四，禁造、禁用“杀人机器人”。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由来自几乎每一种宗教的6500人参加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批准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由此产生了世界上大多数宗教认同的四项宽泛而古老的人类行为准则(金规则)：不要杀人，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不要偷盗，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不要撒谎，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不要奸淫，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58)。尊重生命，不要杀人为首条金规则，因而在2017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前两天，埃隆·马斯克等116名全球人工智能专家和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发布联名公开信，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禁止“杀人机器人”研发和使用以及扩散。公开信认为，“一旦研发成功，致命的自动化武器会引发空前规模的武装冲突，而且时间表也比人类所理解得快，这些自动化装备成为恐怖的武器，会成为暴君和恐怖分子针对无辜民众使用的武器，而且武器会以不受欢迎的方式工作”(59)。若如此，这将意味着人类的终结，“人权观察”组织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人权培训班联合推出报告呼吁，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之际，人类应保持对武器的控制，这份题为《注意：对杀人机器人缺乏问责》：“没有问责就意味着对未来的罪行没有威慑作用，没有对受害者的赔偿，也没有对责任方的社会谴责。”这不仅是纵容杀人机器人，而且将对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威胁。国际有良知人士团结起来反对使用“杀人机器人”武器，联合国应尽快做出维护、尊重人类生命的决议，禁止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杀人机器人。

其五，建立安全治理体系。当今时代，网络的安全治理关系着个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受侵犯，社会的稳定不受破坏，经济发展不受干扰，气候环境不受污染等重大课题。因此各方有智之士和组织、机构、集团、国家都非常关注网络安全治理建设大课题(60)。在首届中国军事网络媒体高峰论坛上，360集团创始人兼CEO周鸿祎认为，网络安全建设需关注五大新理念：新威胁的特点是网络攻击随时发生，并持续向基础设施领域蔓延；面对防御的艰巨性的大挑战，需要制定和实施大战略；它离不开强大的安全产业的支撑；网络安全防御从依靠各种检测引擎走向依靠大数据；这样网络安全要有跨企业、行业、部门、地域、国家间的大合作。如此必须转变以隔离、防御为主的思想，以便快速地发现、封堵、回溯、挽回损失(61)，使网络安全建设健康发展。在万物互联互通的同时，也是风险的互联之际。如何加强信息保护，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就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世界各国想方设法化解此类问题。网络安全威胁之所以成为如此突出的课题，是与诚信道德缺乏相关，也与私欲的膨胀相联。由于人与人、企业、集团、国家、民族、宗教之间不诚信，而互相猜疑、怀疑、误解、误判、误读，而发生黑客攻击、窃取、泄密等不道德恶性事件。诚是一种真实不欺的品德，既不欺人，也不自欺。真实无妄，便真心、真意、真言、真行，而不欺诈、虚伪，真实可靠。这就是说诚便是真诚于善。朱熹说：“实于为善，实于不为恶，便是诚。”(62)至于私欲横流，在网络上为非作歹，必须予以严厉打击，并依法惩罚。这样才能保障网络安全治理，以断绝人工智能“杀人机器人”。

其六，构建可认同的网络法律法规。在人工智能日益代替人类进行决策的大智能时代，设计出验证、知情同意、透明、可责、救济等方面机制，对于确保人工智能研发利用与人类社会的价值伦理道德相一致。人工智能伦理道德设计，要在算法设计中的伦理道德审计，考虑算法中公平、效率之间的关系，避免使其成为“黑箱”；人工智能涉及的数据的所有权、隐私权和应用开发权；人工智能开发中的伦理道德或政策限制方面的哪些可研发、禁止研发、优先研发等问题(63)。然而一些网站冒用大数据等非法交易方式，严重侵害用户的隐私权和国家安全。数据权作为一种新型人格权源自隐私权，是公民民事权利的重要客体，其所有权当然属于公民而非网站。我国已出台《网络安全法》，重申了公民数据信息权的自我控制权，包括知情权、选择权、退出权及网站对公民数据信息的安全保障义务、告知义务、预警义务、更改义务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7年6月正式实施了《关于办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了侵害公民隐私犯罪行为的具体标准和类型，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置于法律保护的最高位阶(64)。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作关于检查网络安全法及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要加快完善网络安全法配套法规制订，着力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65)要进一步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在世界各方网络交感联通在环境下，网络安全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世界各国、各地域、各企业、各军事、各集团、各宗教团体，必须真诚、公平、公正、平等地协商、共治、共建、共享，以便缔结全球网络安全公约，各方有关部门进行信息通报和务实合作，推动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网络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66)，这是符合正义伦理道德原则的，使各方有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以便各方遵守，并对违反者有所儆戒。

其七，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天使粒子”的发现，中国用“墨子号”卫星，构建“墨子网络”之路，成功实现了从卫星到地面1200千米距离的量子秘钥分发，从地面到卫星的隐形传态以及进行量子保密视频通话实验。当代量子技术的基础是量子纠缠现象，这种现象在量子通信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量子态的不可复制性，量子通信系统保证了信息不可窃听和不可破解。(67)如果量子密码技术实现实用化，必将引发商务和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68)如此，人类不仅实现了全球一体化，而且与太空和合化。在全球与太空各方面、各层面一体和合化的态变。犹如量子纠缠现象和“天使粒子”的同体“太极图”现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交感联通的命运共同体。在网络世界天地万物一体和合化的时空中，网络攻击、窃密、欺诈、侵害公民信息，是世界各国人民、国家、民族、企业、集团、宗教的共同威胁和挑战，它深刻损害全球太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格局和利益，一个国家、民族、宗教已不可能依靠自己单打独斗能够化解如此错综复杂威胁和挑战，而必须通过积极有效全球交流、合作、互动，消除误解、猜疑和自私，增强互信互利、互商互谅、互建互治、互学互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共享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以构建和平、合作、发展、包容、开放、和爱、有序的网络命运共同体，为全球人类谋福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时代、新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富裕、幸福、快乐、美好的永久和平安全的新时代、新世界，杀人机器也就无用武之地，研制它也就毫无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参见《霍金担忧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参考消息》2017年11月5日，第7版。

②参见《霍金担忧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参考消息》2017年11月5日，第7版。

③参见《霍金担忧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参考消息》2017年11月5日，第7版。

④参见《联合国欲约束“杀人机器人”发展》，《参考消息》2017年11月16日，第6版。

⑤参见《乌“机器人战士”明年或上战场》，《参考消息》2017年10月14日，第6版。

⑥参见《杀人机器人军备竞赛后果堪忧》，《参考消息》2017年11月21日，第6版。

⑦参见《阻止“杀手机器人”能做到吗？》，《参考消息》2017年9月21日，第12版。

⑧参见《俄将占据无人机电子战制高点》，《参考消息》2017年10月10日，第6版。

⑨参见《未来战争哪些武器唱主角》，《参考消息》2017年11月22日，第6版。

⑩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11)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卷12，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684页。

(12)参见《联合国欲约束“杀人机器人”发展》，《参考消息》2017年11月16日，第6版。

(1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5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456页。

(1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515页。

(15)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页。

(16)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成中英序第2页。

(17)黄楠森、夏甄陶主编：《人学词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第423页。

(18)孔安国：《尚书正义》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页。

(19)曹雪芹：《红楼梦》第20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

(20)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43页。

(21)朱熹：《论语集注》卷9，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22)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53，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34页。

(23)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2页。

(24)朱熹：《答张敬夫》，载《朱文公文集》卷25，《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390页。

(25)《礼记·月令》载：“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于时，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理财，管理、料理事物。《广韵·止韵》：“理，料理。”《周易·系辞》：“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孔颖达疏：“《正义》曰：言圣人治理其财用之有节，正定号令之辞出之以理，禁约其民为非僻之事，勿使行恶，是谓之义。义宜也。言以此行之而得其宜也。”

(2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

(2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2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页。

(26)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卷4，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95页。

(30)郭庆藩：《庄子集释》卷10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88页。

(31)《孟子集注》卷7，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7页。

(32)贾公彦疏、郑玄注：《周礼注疏》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87页。

(33)贾公彦疏、郑玄注：《周礼注疏》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87页。

(34)孔安国：《尚书正义》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6页。

(3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1页。

(36)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71页。

(37)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31页。

(38)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13页。

(39)韩愈：《原道》，载《韩昌黎集》卷11，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62-63页。

(40)《中庸章句序》，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41)参见张立文主编：《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42)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页。

(43)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0页。

(44)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页。

(45)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48-349页。

(46)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3页。

(47)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4页。

(48)朱熹：《中庸章句集注》，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49)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6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3页。

(50)陈淳：《北溪字义》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2页。

(51)《沙特拥有全球首个机器人公民》，《参考消息》2017年10月29日，第7版。它是美国汉森机器人公司制造的。

(52)孔安国：《尚书正义》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页。

(53)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87页。

(54)龚亮、赵雯：《怎样提升人工智能的“道德水平”》，《光明日报》2017年9月11日，第8版。

(55)孙保学：《人工智能如何进行道德决策——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光明日报》2017年9月11日，第8版。

(56)参见姚新中：《道德活动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7-38页。

(57)参见《人工智能是否危及人类生存？》《参考消息》2017年12月17日，第7版。

(58)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25页。

(59)参见《联合国应禁用杀人机器人》，《参考消息》2017年8月22日，第8版。

(60)在中办、国办印发《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中提出“强化网络安全保障，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四点措施：升级安全系统，强化地址管理，加强安全防护，构筑新兴领域安全保障能力。《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7日，第1版。

(61)姚伟捷：《网络安全建设需要遵循“五大一新”理念》，《北京参考》2017年11月27日，第15版。

(6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40页。

(63)龚亮、赵雯：《怎样提升人工智能的“道德水平”》，《光明日报》2017年9月11日，第8版。

(64)朱巍：《尊重公民隐私权是信息时代的底线》，《光明日报》2017年11月30日，第12版。

(65)靳昊、刘华东：《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5日，第3版。

(66)参见《俄推动缔结全球网络安全公约》，《参考消息》2017年12月2日，第6版。

(67)参见《中国实现世界首次洲际量子通信》，《参考消息》2017年10月1日，第7版。

(68)参见《全球竞相开发量子密码技术》，《参考消息》2017年7月18日，第7版。

责任编辑：近复